编辑出版学2019年十大研究热点
李建伟 林璐
【摘要】2019年的編辑出版学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四个层面：新技术、新环境、新业态和新内容。新技术驱动下，新的出版实践产生和发展、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新的编辑出版方式;新环境方面，全民阅读的不断推进使全民阅读的落实更进一步，国家鼓励出版业“走出去”，传播国内的优秀出版物和文化;新业态方面，媒介融合仍是出版业的总体趋势，知识服务为出版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新内容方面，主题出版“走出去”对讲好中国故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互联网背景下的教育出版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研究热点;媒介融合;人工智能;知识服务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我国的编辑出版学研究也随之有了发展和进步。为探析2019年编辑出版学研究的热点，笔者选取了2019年《编辑之友》《编辑学报》《出版发行研究》《科技与出版》《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出版科学》《中国出版》《现代出版》8种CSSCI来源期刊和《中国编辑》《编辑学刊》《出版广角》3种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所刊载的编辑出版学相关学术论文作为研究样本①，提取其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用SPSS软件对关键词进行频率描述统计，筛选高频关键词十个。通过对编辑出版学学术论文关键词词频分析，得出2019年编辑出版学研究热点，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年编辑出版学研究者所关心的话题和问题以及研究成果。
研究发现，2019年编辑出版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领域：一是新技术驱动下的出版实践，代表性关键词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二是新业态带来的出版业转型，代表性关键词是媒介融合;三是新内容推动下的出版变化;四是新环境背景下的出版发展。
一、新技术驱动下的出版实践
（一）人工智能
2017年，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规划中提到，要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升级，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业融合创新。[1]2020年1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 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社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培养人工智能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推动“双一流”建设高校着力构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抢占世界科技前沿，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提供更加充分的人才支撑。[2]在编辑出版领域，人工智能也得到了一定的应用，2019年编辑出版学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人工智能在出版领域的应用。人工智能在我国的出版业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应用，王炎龙和邱子昊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从价值链、需求链和空间链三方面重构了出版业的产业链。杨鸿瑞和万岩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正以智能化引领出版融合新生态，对采编模式，未来出版新形态、数字多媒体产品制作和知识服务方面产生影响。李媛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学术期刊传播，对深度开发文献、识别读者需求、优化内容分发、助力学者科研、提升传播效果、解析并反馈传播效果等有着积极作用，同时还有助于建设学术共同体，为学界提供良好的学术交流环境。也有部分学者对于其他国家人工智能在出版业的应用进行了梳理，苏磊和杨晓新对美国的出版业进行了考察，发现人工智能在把关人、服务质量、数据共享三个方面促进了美国出版业的发展。吴燕和韩玉浩对加拿大出版业进行了考察和调研，发现加拿大的出版业正积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推进出版业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转变。
二是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问题，集中于人工智能出版物的著作权问题。李扬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问题应从哲学角度去考虑，只有在主客体统一认识论和“人是目的”的哲学命题下，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方元和曾庆醒认为，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版权保护是具有可行性的，通过明确版权保护标准，明晰权利归属等方式规范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保护，保障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发展。沈思言和刘建对人工智能数据新闻作品的著作权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工智能数据新闻属于受著作权保护的新闻作品，然而，著作权人不应为直接“作者”机器人，而当为智力“源头”的间接作者人类，具体的著作权益应根据新闻作品类型和参与创作者的贡献度进行有机分派。冯刚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本质上仍然是人类利用技术设备创作完成的作品，在著作权法体系下实现对其法律保护是现有的最佳选择。武良军认为，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面对着“进退两难”的境地，应从著作权法中明确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属性与归属和在《刑法》中增设拒不履行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义务罪两方面来应对困境。
三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下的编辑出版人才转型。李林容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编辑人员需要转变思维，主要包括内容调控、算法干预、价值加权和法制思维。黄贵懿和牟芷认为，人工智能时代，对编辑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包括：智能技术的驾驭能力、智能产品的创新能力、智能服务的管理能力、智能时代的担当精神。张勇、王春燕和王希营认为，人工智能将会与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领域深度融合，期刊的编辑最终会向全流程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信息时代的学术期刊编辑必须是掌握多种技术的复合型跨界编辑人才。
（二）大数据
2014年，大数据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大数据逐渐成为国家关注的热点领域。2015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3]出版业也受大数据的影响有着一定的转型，2019年编辑出版学界对于大数据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数据技术环境下的出版业发展。程新晓认为，大数据技术在选题策划、内容生产、营销推广等出版环节都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张弛认为，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出版，既是一种技术应用，也是一种思想方法和哲学方法。只有充分理解精准出版的哲学思想方法，才能高屋建瓴地加快推进精准出版新业态建设。在学术出版方面，吴玲认为，学术期刊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工具来挖掘选题，精准定位约稿对象，从而在提高期刊组约稿效率的同时，提升期刊的学术质量、影响力与传播力。
二是大數据技术背景下的编辑理念重构。韩啸、赵莹莹、李琦、张洁和刘东亮认为，大数据时代，编辑的理念需要积极创新，职能也需要转型，以配合新的技术背景。除了编辑之外，编委会也受到了大数据技术的影响。单超、王淑华、胡悦、李根、姚戈和史冠中认为，大数据时代，充足的数据资源方便对编委会职能进行量化考核，从而优化编委会结构组成，并通过制度性建设，动态监管编委会职能发挥情况，可以显著提升编委的主观能动性。
三是大数据技术带来的信息安全问题。杨鸿瑞认为，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出版业面临着数据安全问题，为数据安全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从企业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从企业各部门、各环节予以统筹考虑。毛怡欣和赵华阳认为，大数据背景下信息安全和版权保护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可以通过以司法解释明确信息安全保护优先的原则、依托个案平衡确保司法实践中的结果公正，以及建立以有利于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作为协调标准等举措，构建大数据下信息安全和版权保护的冲突方面进行协调的机制。
二、新环境背景下的出版发展
（一）全民阅读
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了《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这是我国制订的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2017年6月，国务院法制办办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深入推进“全民阅读”规划。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倡导全民阅读”，201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2018年立法工作计划》，其中提及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起草制定《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我国“全民阅读”规划正有序推进。2019年编辑出版学针对全民阅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全民阅读的推广。周欢和任剑乔以“长尾理论”为视角，分析了阅读推广中面临的读者数量、阅读资源和读者需求三个“长尾”现象，提出了图书馆利用“长尾理论”中生产普及、传播普及和供需相连三种力量推广全民阅读的策略。刘银娣和姚琼提出要以读者为中心制定全民阅读推广策略，通过分级阅读，为不同阅读能力的读者设计合适的阅读计划，按照读者的阅读目标，分类设计文化阅读和实用阅读推广项目，置入阅读分享设计，促使阅读成为一种社会参与行为。
二是全民阅读的立法。谭小军和周安平对我国关于全民阅读的国家及地方立法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的全面阅读立法还存在着以下问题：较低法律层级影响立法体系完善;阅读权缺位导致政府责任虚化;教育行政力量参与度不高导致阅读教育弱化;促进型立法定位导致法律可执行性较差。周蔚华和邵士博从10个城市全民阅读法律与实践活动出发，对全民阅读的立法进行了考察，发现10个城市的全民阅读立法有着共性也有着各自的特点，并存在着诸如专门关于全民阅读的地方法规规章相对较少、法律效力级别相对较低、缺乏规范的财政资金支持渠道或标准等问题。
三是全民阅读背景下的出版业转型。皮江红认为，全民阅读中存在着一定的数字鸿沟，具体表现为资源鸿沟、技能鸿沟和能力鸿沟三种形态，要在社会各主体在阅读设施和资源保障、数字阅读认识和技能、阅读能力教育和引导等方面，共同协作，形成合力来应对。全民阅读时代，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数字化载体成了全民阅读的重要渠道，阅读微信公众号更是成了重要载体，周子恒提出应从窄众化+大众化内容组合、适当使用标题党标题、推进视听化多媒体组合等传播策略出发，推进阅读类微信公众号的发展。张华认为，在全民阅读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图书编辑人员也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包括提高全民阅读推广能力、分层分级生产更多优质内容、组织策划阅读推广活动。
（二）“走出去”
《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推动人文领域标准化合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4]。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出版业的“走出去”也有了新的发展。2019年编辑出版学针对全民阅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出版“走出去”。王璐璐和赵玉山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出版业带来了新发展，我国出版业在产品贸易、项目合作、合作办社、国际会展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随着范围拓展及合作程度日益深化，我国出版业的国际化道路也面临着新问题。“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学出版社成为“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左健和卢忆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走出去”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通过“借力国家政策”“打造版权精品”“建立海外分社”“跟着母体走出去”“搭建联盟平台”等方式打造了一条新的“走出去”之路。数字出版是出版业新的发展方向，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数字出版产业也开启了“走出去”进程，李京宇和何国民提出了数字出版产业“走出去”的发展路径，提出从整合优质数字出版资源、搭建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参与国际合作与并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四个方面，加快数字出版产业“走出去”的步伐。
二是各出版物类型的“走出去”情况。学术出版方面，张书卿认为，我国科技期刊“走出去”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着高质量科技类期刊数量偏少、国内期刊平台的数字传播拓展不足、英文期刊数量少并且出版成本高等问题，提出可以通过鼓励学者在国内期刊发表高水平文章、建立和利用我国科技期刊走出去平台、继续加大对英文期刊创刊和办刊的支持等路径推进科技期刊“走出去”进程。少儿出版方面，黄先蓉和马兰基于对九家专业少儿出版社的抽样调查与分析，探索了我国专业少儿出版社的国际传播能力，我国专业少儿出版社在利用新技术、新媒体进行海外营销创新方面、服务于海外读者需求的能力方面、人才资源储备方面都存在较大成长空间，但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方面表现较好，各家出版社的国际传播能力差异较大。文学出版方面，孙宜学和摆贵勤从三个维度探索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出版遭遇的困境及应对策略，据此提出构建新的海外出版机制，具体体现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出版要建立“抓铁有痕”“一体双翼、多点开花”出版机制、聚焦主题出版，构建“中外出版共同体”。
三、新業态带来的出版业转型
（一）媒介融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从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任务”到“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党中央已经多次提出媒介融合在媒体发展中的重要性。出版业也积极推进媒介融合进程，在2019年编辑出版学的研究中，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媒介融合带来的新型出版方式。杜都和赖雪梅认为，5G时代的到来必然为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融合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从数字内容、数字教育、数字文娱和跨界融合等方面形成新业态和新发展模式。杨超和朱小阳认为，H5技术完美支持了手机终端，带动了融媒体环境下数字内容出版的发展，应重视移动场景的交互化设计，借助弱关系“长尾”，触发链式传播，加强用户研究，让用户参与创作。吴赟和秦林瑜从AR技术和出版业融合角度探索了媒体融合发展，认为AR技术与出版业融合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可延伸传统出版的内容边界，增强出版物的趣味性、互动性，提高用户使用的主动性，提升读者的阅读效率，动态元素可提高交流的完整性，便于收集用户行为反馈，技术应用壁垒渐趋降低。
二是媒介融合对编辑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媒体融合背景下，对科技期刊编辑的素质也提出了新要求，杨红、杜辉、李俊和陶雪娟认为，科技期刊编辑应该具备的特殊素养包括：积极转变思维方式，培养敏锐的创新意识;坚定“内容为王”，加强信息的收集与整合能力;掌握新技术新手段，提升运用融媒技术的综合能力;具备一定的经营管理头脑，深挖期刊的品牌价值。李鹏认为，媒介融合时代，应该重塑编辑中心制，从理念上赋予编辑中心制以互联网的时代基因，从顶层设计上对编辑中心制进行组织重构，从机制上对编辑中心制进行路径优化。王巧珍和单立勋认为，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人才在数字技能、内容控制能力、分工配合能力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并提出“四位一体”的编辑人才队伍模式。
（二）知识服务
知识服务是出版服务的重要方式之一，已经成为互联网发展的新风口，也逐渐成为编辑出版学界的研究热点。2019年编辑出版学研究中，关于知识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出版内容与知识服务的融合。教育出版方面，马绯璠认为，大数据技术推动了教育出版的知识服务转型，在选题策划、多形态知识产品生产和知识产品多渠道精准推送方面为教育类出版社提供支持。学术出版方面，李琳、吴国云、游小菊、王杨认为，科技期刊知识服务应坚持内容导向、以用户为中心，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扬长避短，并可根据自身类型与特点尝试开展新服务，深耕读者群体，提高经济效益，扩大科技期刊影响力。
二是传统出版业在知识服务新业态下的转型。张健认为，知识服务是出版社从内容提供商向知识服务商的行业转型升级，应该积极建立“数字时代”的出版生产关系。何国军认为，大学出版社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转型知识服务，构建盈利发展模式。汤文辉和黄斌认为，传统出版业面对知识付费模式，应采取以下策略：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开拓音频出版;积极发展知识付费业务，促进知识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三）实体书店
2016年6月，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此之后，各地区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支持实体书店的发展，2018年的全国“两会”上，多位政协委员为实体书店提出立法建议。2019年的编辑出版学研究中，关于实体书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营销策略和未来发展路径两方面。
关于实体书店的营销策略，崔明和黎旭阳基于5A消费路径对实体书店全渠道营销策略进行了研究，从布局全渠道出发，通过全渠道找到目标消费人群;提升读者的消费体验，通过5A消费路径寻找触点;强化和读者之间的关联，通过实施全渠道营销实现从“弱关系”到“强关系”的转变。谭宇菲和赵茹认为，实体书店的经营实现了从空间体验到文化理性的转变，以书和阅读为本质，让书店回归，将实体书店打造成营造和容纳意见的公共领域，并以此促进文化交往和文化理性。林昱君认为，在互联网背景下，实体书店应注重品牌打造，要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优势，明确书店定位，塑造品牌形象，扩大实体书店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关于实体书店的未来发展路径。曹子郁认为，实体书店应向图书新零售的方向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战略布局、营销模式、核心价值、技术赋能、品牌创新等五个维度把握新零售时代图书的价值并实践实体书店转型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崔英超以上海的特色书店为例，发现主要以“书+”形式、主题经营形式、文化空间形式、粉丝营销形式、O2O形式五种特色经营模式为主进行转型。涂雨秋认为，数字出版时代品牌实体书店应跨界经营，形成集合文化的生活空间，从单纯的书店拓展为文化社区，举办一些活动，增强读者黏性，明确书店定位，强化购书体验。
（四）出版企业
出版企业是我国出版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出版物得以顺利出版和发行的基础，2019年编辑出版学关于出版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出版企业“走出去”。戚德祥认为，本土化经营成为我国出版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应通过着力培养跨文化融合的团队、打造本土化品牌、创建本土化营销渠道，来提高企业的本土化经营能力，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郭朝凤认为，我国出版企业品牌在新时代需要进行国际化提升，首先应该对品牌进行清晰的定位，突出主业;其次应选择适宜的途径进入国际市场，提升出版企业品牌的国际化;最后应拥抱数字化转型，以创新带动品牌的国际化提升。王琦认为，中国出版企业应借助外宣网站走向海外市场的受众，传播中国文化，提出通过语境要素添加、删减、替换和重组等手段对源语境要素进行本土化改造，为外宣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提供依据。
二是出版企业的发展。黄先蓉和王莹提出了出版融合商业模式的创新发展路径，建议从融合内容和平台渠道、变革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几方面来解决，实现出版融合商业模式的创新发展。常嘉玲认为，以企业信息生态为依托的主体信息人能力是出版企业转型升级发展中数字化创新能力低下的关键影响因素，出版企业应以营造生态和谐的数字化创新信息环境为前提，以提升信息人能力为核心，以优化企业信息生态构成要素结构关系为保障，寻求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提升路径。
四、新内容推动下的出版变化
（一）主题出版
主题出版具有现实性、历史性、必要性、规定性、普遍性、规律性、经验性等特点，其以特定主题为出版对象，具有重大的使命和责任。2019年关于主题出版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主题出版的创新。乔亮认为，新趋势下的主题出版需要在锻造精品，加强上游质量和创新营销适应新形势下的阅读推广两方面发力，提升主题出版物的感染力、吸引力、影响力。徐华东认为，主题出版的发展需要走精品化路径，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强化出版精品意识，整合资源，集成创新，重视大众化、通俗化表达，创新载体和营销方式。孙利军和周珣认为，融媒体时代我国主题出版数字化还存在观念亟须变革、缺乏用户导向思維、运作机制欠完善、商业模式不明晰等问题，提出转变观念、重塑出版与读者关系，立足宏观主题兼顾读者导向、切实把好选题关，做好顶层设计、完善运作机制，基于“服务—用户”关系创新商业模式四大数字化创新策略。
二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主题出版“走出去”。王大可对“一带一路”主题出版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发现近年来，“一带一路”图书出版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升，但也存在经济类图书一枝独大、科技图书出版能力不足等问题。关玲和杨韵莟认为，“一带一路”主题出版正面临着挑战，讲好中国故事是“一带一路”主题出版发展的根基，“一带一路”国家成为主题出版重要的版权输出地。王晓荣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主题出版应该整合国际资源，在国际上持续发力，推动自身向纵深和横向上的全面发展，更好地发挥对外宣传、教育警示的作用。
（二）教育出版
2019年编辑出版学关于教育出版的研究主要是互联网背景下的教育出版转型。王芳从大数据角度对教育出版创新进行了考察，认为通过大数据技术，获得大量学习者的行为轨迹及消费信息，可以优化选题策划和市场营销方式，从而向用户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学习产品，从而在竞争中取得较为明显的优势。杨秦予和常利娜对教育出版的智能化知识服务进行了研究，认为应通过搭建智能平台、打造社区、精准用户画像、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等路径，布局教育出版智能化。同时在教育出版智能化中需警惕贪大求全、同质化、智能化迷信等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知识服务路径。王志刚从教育出版内容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教育出版应构建以数字教材为核心的新型内容体系，从提供“内容”向提供“内容+服务”转型：打造服务教育新业态。池静和邱波对教育出版业务转型进行了考察，以医学美容专业职业教育“课程包”策划为例，认为教育出版业务应该从四个方面转型：一是潜心调研用户需求，结合自身优势发展;二是打破传统思维定式，寻求更多客户关注;三是提升内容质量，满足多形态需求;四是共建共享降低成本，探索商业新模式。
五、结语
总体来看，2019年的编辑出版学研究顺应了新媒体环境和新政策环境的发展，学者们针对业界热点和发展方向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为出版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期望在新的一年里，编辑出版学研究者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学界理论与业界热点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助力编辑出版学的发展。
注释：
①本研究用到的11种学术期刊所刊载文章的具体出版信息不再一一标注。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
996.htm，2017-7-20.
[2]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 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的通知[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03/content_5486326.htm，2020-1-21.
[3]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05/content_1013
7.htm，2015-9-5.
[4]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EB/OL].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qwfb/43480.htm，2018-1-11.
（李建伟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河南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研究员;林璐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