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偏向视阈下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特点研究
罗彬 李世强
【摘要】从传播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近年来政治传播的新课题。依据伊尼斯媒介时空偏向论来分析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及其社会治理对我国当今媒介实践及其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空间偏向型媒介使政治信息跨越广袤空间传至边陲，在加强中央与地方联系，实现对疆域有力控制方面作用显著;时间偏向型媒介则实现了现世权力与传统权力的统一，促进了价值理念凝练和传承，进而建构并维系经久不衰的政治治理体系。不同政权对不同偏向型媒介的使用，导致其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效果不尽相同。以桓楚、宋、明三政权为例，从媒介技术视角考察不同偏向型媒介导致的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效果，力求为当今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媒介偏向;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当代意义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实践源远流长。政治信息发布及其接收的成功与否，一定程度上关系着政治传播和社会管理的效度，因而为历代王朝所重视，并通过各类媒介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
一、传播、媒介与社会控制
传播是传播者通过媒介将信息传给受众并产生反馈的交互式过程。传统定义强调传播者主导地位，“受众”具有明显的被动属性。这种管理色彩鲜明的“传递观”表明，传播与社会控制密不可分。而媒介作为信息载体，是传播体系不可或缺的要素，且媒介形式影响着社会控制的效能，媒介与社会控制不可分离。政治传播是“存在于政治行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以达到特定目的和取得特定效果为价值取向的、以符号和媒介为途径的使政治信息得以流动的过程”[1]。伊尼斯认为，媒介具有时间和空间偏向属性，不同时空偏向导致媒介社会控制向度不尽相同。偏向时间媒介催生了“固守传统文化，它强调连续性，突出社会的黏合力，坚守信仰和道德传统”[2];偏向空间媒介催生了“强调地域扩张、中心对边缘控制的文化”[3]。对社会控制而言，最完美的状态是实现时空维度上趋于平衡的统御格局。当缺乏反向偏向制衡时，传播的单一偏向将导致文化同质化，从而无法实现控制范围扩大及控制能力持久。
二、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特点
（一）基于空间维度的政治传播
在空间维度上，古代将政令通过驿站由中央传至全国，再通过空间偏向型媒介实现府、道、县各层传达，直至各个村落，从而形成完整的信息传播链，构筑起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渠道。商周代表性媒介为宪刑和悬法，两汉时政治传播介质是扁书，疏勒河汉简中“扁书亭隧显见处，令尽讽诵知之”展示政令以扁书形式供观览的场景。魏晋时，布告与露布是其代表。布告为皇帝诏书及政府政令，露布则用于传递檄文。榜文是唐宋后主要政治传播形式。《后汉书》曰“凡有孝子顺孙，皆扁表其门”;《张景仁传》载“乡里言于郡县……诏榜其门闾”。从汉至魏晋，以榜代扁為主流，并成唐宋后主要政治传播模式。明廷于永乐十一年为加强西南管辖，便张贴大量榜文宣示法令，加强政府与民众的联系。清代袭明制，对榜文应用愈加成熟。中央政令下达各省后，各省以榜文通过乡约传至通衢村落，从而构筑起朝廷与乡村的互动渠道。“传播”一词作为外来语，原意是指“运输”“流通”，在中国古代媒介技术相对落后、媒介发展与驿站制度密不可分的情况下，传播与运输具有同一含义。先秦时期，驿站已出现，但限于诸侯内部。秦统一后，全国范围的驰道修筑为驿站奠定了基础。其以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同时修筑“直道”和通达两广和西南的“新道”，进而全国形成纵横交通网。隋唐时期，驿站制度出现发展高峰，《馆驿使壁记》载，唐有七条放射状驿道通往全国各地。至明清时期，驿站制度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持续增强。洪武年间除开通今沈阳至旅顺驿站外，在其他干线道路上均设驿站。同时，对驿站进行水、路驿区分和细化。驿夫针对信息紧急程度，出示符牌选取不同驿所进行递送。《明会典·天下见设水马驿》列举水马驿一千零三十六处。可见明代设置了种类繁多、数目众多的驿站，为信息在全国的顺利传布提供了强大支撑。而清代驿站制度基本沿袭明制，在对社会的控制力度上不断增强。如驿站制度摆脱行政区划限制，凡州县往来公文，都由驿馆传送。全国驿站实际上成为仅受中央直接管辖的信息传布渠道。紧急公文标明“四百里”“六百里”诸字样，驿夫须按要求时限送到。凡违反规定者，以延误罪愆论处。在康熙平三藩之战中，严格的驿站制度实现了对军事力量的有效集结和政令上通下达，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综上所述，驿站制度在最大程度上将扁书、榜文等空间偏向型媒介传至各地方政府，从而实现其所附着信息在广大疆域上的快速传播。而空间偏向媒介的轻质特性，将官方信息有效传递到各个角落，较好地起到了宣政令于基层的作用。
（二）基于时间维度的政治传播
在时间维度方面，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媒介种类较多，如青铜器、九鼎、宫殿、雕塑、石刻等。就青铜器而言，从生产过程就暗示出权力的至高无上。“金属制品体现了将自然性质加以转换的神奇能力。有能力掌控这一过程的个人得以获得崇高声望。”[4]因此，青铜器实现了索尔斯坦意义上“浪费可以提高消费者社会声誉和权力”[5]并成为权力表征和贵族地位合法化的徽章。而铭文则是见证天子权威，成为宣传形象和教化民众的武器。“具有政治色彩的铭文在于对王称颂及对现世荣耀夸赞，因而是纯记功性质的。”[6]随着诸侯崛起，青铜器对天子叙功赞美的作用越发突出。同时，不同体量、数量的青铜器成为划分地位的标志。对天子而言，“九鼎代表着特定社会结构性特征，对九鼎占有既赋予占有者特殊身份，也起到了证明权力占有和权力格局的作用”[7]。自商周以降，诸侯对权力争夺实际上围绕对“九鼎”这一权力符号展开。权力结构被深深嵌入青铜器，并通过秩序展演对个体进行观念塑造，在最大程度上维系既有统治格局。对宫殿而言，历代按照《周礼·考工记》“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营建原则建造。皇帝宫殿高大壮观，屋顶亦着意装饰。而百姓住房建造粗糙，屋顶装饰亦不同。重檐庑殿顶是最高规格制式，代表皇帝无上权威。重檐歇山顶、单檐庑殿顶、单檐歇山顶、悬山顶、四角攒尖式顶制式则表明地位依次降低。宫殿建筑实现了制式与身份对应，一种有序而分明的权力格局被牢牢嵌套在物理空间中。对雕塑而言，石刻是依自然景观（如泰山）进行的刻塑。物象雕塑则是对人事之拟摹。如秦始皇封禅泰山石刻、武则天无字碑等。而皇陵与雕塑互为一体，具有歌颂伟业的功效，成为宣示权力正当性和进行宣传教化的媒介。自秦至明清，建造包括皇陵在内的时间偏向型媒介，便成为帝王进行权力塑造的基本政治行为。雕塑和皇陵实际上在象征符基础上制造了新的迹象符号，实现了象征符到迹象符号转向。其在歌颂功绩的同时，亦不断暗示人们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指示现实权力与传统权力密切关联，进而建构“天命攸归”政治神话并维系其长久生命力。
三、媒介偏向视阈下不同王朝的政治传播特点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既不乏空间偏向媒介，亦不乏时间偏向媒介。尽管实现对二者均衡使用，是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重要诉求，但并非所有王朝皆能实现该目标，不同朝代的政治传播类型各有其特点，同时也导致了不同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桓楚：媒介“重空间轻时间”
桓楚政权是桓玄通过军事政变进行政权篡夺的结果。公元403年，桓玄废简用纸：“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至此，纸这一空间偏向媒介的地位得到官方肯定。由于誊抄方便、复制便捷，基于纸张的政治传播自桓楚之后占据主导。对桓玄废简用纸动机，史料未给出确切答案。但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倚仗空间偏向媒介进行政治传播的典型案例。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桓玄政权敌对势力林立，面临严峻的政治和军事危机。这主要表现为民众质疑、以刘裕为代表的勤王军集团围剿。在这种情况下，桓玄势必要在政治和军事上开展斗争，通过信息高效传递实现对政局的有力控制。而政治信息的传播，必然伴随因物理距离增加产生的控制弱化。竹简、布帛等媒介因取材受限等因素导致传播效果不理想。因此，择取新型媒介突破空间阻碍，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而纸作为西汉出现的媒介，至桓楚时已近六百年。制作工艺渐趋成熟，质量亦有较大提高。《纸赋》云：“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说明纸张物美价廉，可任意舒卷，在信息传播方面便捷高效。因此，桓玄普及纸张，能在最大程度上加强信息快速流动，便于传递政军情报。这类能实现高效空间位移的媒介，实现了信息在广袤疆域上的高效传播。社会关系被从地方性、区域性场景中抽离出来，与远距离社会事件和关系交织同构，使王朝政令得以在每一寸土地上畅行无阻，实现王朝政令与个体的面对面交流。而事实证明，对纸的应用使桓玄较为成功地组织起广大军民，为巩固政权进行斗争。然而，桓玄忽视了对时间偏向型媒介的运用，在其执政期间，仅利用空间偏向型媒介进行政治动员，而未能对雕塑、宫殿等时间偏向型媒介充分应用。而空间权力维系，必得以时间延展方有价值。空间维度的传播格局若无法持续，既有控制局面亦不复存在。由是，桓玄政权对所辖军民而言，其仅能接收朝廷政令，但未能对政权价值理念进行深入理解和形成凝聚力。媒介偏向的失衡使空间偏向极化演进，最终影响了其对权力的掌控。
（二）宋代：媒介“重时间轻空间”
在时间维度上，宋代通过修筑宫殿和封禅泰山进行政治传播。北宋与南宋均大量修筑宫殿，试图以严谨制式宣示权力和巩固秩序。宋太祖赵匡胤仿五代洛阳皇宫进行修葺。北宋宫城正殿为大庆殿，大庆殿之北紫宸殿，西侧垂拱殿，这些宫殿制式规格最高，与各殿形成鲜明对比，以此表明皇帝身份之尊荣。至徽宗朝，宫廷扩建风盛一时。而南宋在这方面较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数量巨大的建筑，制式纷繁，在不断对等级进行差异化处理的同时，实现了秩序建構与维系。在雕塑方面，宋代多次泰山封禅和御制碑留存。泰山在中国更多被赋予文化和政治的意义。“泰山不高，为万山之祖”，以及对“五岳独尊”的推崇，都是在政治意义上对泰山进行形象建构。因此，封禅泰山的政治意义逐渐深化，并成为古代最重要的政治仪式之一。如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真宗御刻《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之铭》，颂太祖太宗伟业。同年，刻《青帝广生帝君赞碑》，六年刻《大宋东岳天齐仁圣帝碑》。正是通过泰山封禅和御制石刻，真宗得以向臣民宣扬祖先功德和昭示其正当性，宣扬“受命于天”的恒久统治，试图使权威绵延不衰，昭示万代而永世享有。而在空间维度上，宋代对政治传播重视不够，这并非指其缺乏对空间偏向媒介的驾驭能力，实际上，宋代出现大量纸制榜文通过驿站传播，进行全国政治信息传播效率较高。基于唐末藩镇割据教训，自开国伊始，宋代便在空间控制上做出大量努力。如通过“杯酒释兵权”将权力收归朝廷，调兵流程趋于复杂，避免将领专权和任人唯亲。然而，对地方势力进行钳制的同时，亦导致地方自主权削弱。在其军事行动中，屡屡出现因复杂军事请示流程，使前方将领错失战机的情况。黄仁宇先生认为，宋代在解决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基础上，旋即进入另一对矛盾，即高效战场指挥与复杂调兵流程之间的矛盾。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军事失利，最终疆土尽失偏安一隅。南宋建立后，统治者仍无视该矛盾对其空间治理的威胁，仅在江南对日益萎缩的疆土进行有限控制。而军事持续失利，其对仅有疆域长期掌控亦不可得，继而无立锥之地以趋灭亡。可见，宋代政治传播在空间维度上之不足，不在于缺少对空间的驾驭能力，而在于朝廷、地方间低下的信息反馈效度。复杂的军政汇报流程，使驿夫在朝廷与地方折返，政令难以第一时间为边疆知悉，最终削弱了统治者对空间的掌控能力，而时间维度上的秩序亦难维系。
（三）明代：媒介“时空统一”
明代统治者汲取历朝在政治传播方面的教训，审时度势，将空间偏向型媒介与时间偏向型媒介广泛应用于政治传播与社会控制实践中，建构了疆域广阔、历时长久的大一统格局。在空间维度上，以榜文与驿站结合加强疆域控制。皇帝派专门机构撰写并审校刊印榜文，通过驿站按行省分发。驿夫针对信息紧急程度，出示符牌选取不同驿所递送信息。各级官员接到榜文后，须迅速在衙门、要道张贴。而对于农村地区，有专属乡约、社保进行信息传达，士绅则负责对信息进行阐释。作为一种劝服实践，政治传播目标是在信息知晓的基础上，最终建立趋于一致的政治价值共同体。在古代政治传播中，传播者权威、传受关系、恐惧诉求成为影响劝服效度的重要因素。首先，乡绅掌握对政令的解释权。其道德修为、财力物力能有效建构起权威，其阐释亦往往具有信服力。其次，村落具有费孝通先生阐述的意义上的“熟人社会”特征，面对乡约传布，村民保留信任采取中立态度。而熟人间传播消除了提防心理，能起到更好的劝服作用。最后，通过村规村约，乡绅对违背官方价值理念的行为进行惩戒，进而维系王朝伦理观念。至此，自中央到基层的政治信息传播链条正式结成，进而实现了传达政令、规范秩序、示警戒谕、纯化风气之目的，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对地方的管控。在时间维度上，明代政治传播也较好地运用了时间性媒介。以故宫为例，三大殿和后三宫是皇帝统治中心，占据重要部位，因此是最高规格重檐庑殿和重檐歇山式屋顶。东西六宫是后妃生活区，其主体宫殿是次一等单檐庑殿或单檐歇山式屋顶。太和殿屋顶正脊以琉璃龙凤、海马等象征吉祥威严，衬托皇帝之尊贵身份。与之相较，内宫人员居于卷棚顶式建筑，其建造粗粝，装饰单调。故宫实际上成为福柯阐述的意义上的权力装置，即“空间是权力争夺的场所，也是权力实施的媒介，空间生产实际上体现为对空间的规训实践”[8]。居住及感知日常建筑差异化结构，实际上成为一种空间化政治仪式，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持续性空间化身体实践，实现群体对制式背后权力结构的认同，进而在时间维度上，使大众切实维护既有权力关系。而将政治仪式融入“身体”与“居住空间”，往往会润物细无声且效果显著。在日复一日的“身体—空间“实践过程中，个体对建筑表征的权力符号产生高度认同。媒介得以最大程度克服时间束缚，进而建构等级森严而又“自然而然”的统治秩序，以使权力“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四、媒介偏向视阈下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当代意义
通过对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进行探讨，笔者认为，媒介偏向论为政治传播提供了新颖的分析框架。在该理论观照下，中国古代政治传播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时空博弈基础上的治理实践。而坚持时空偏向媒介综合运用，对成功实现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当下我国政治传播兼具时空偏向。在空间维度上，生产力使人“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创造交换物质条件如通信运输工具等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9]。从广播、电视再到互联网，使政治信息的横向传播成为可能，政令可以突破物理情境限制，无远弗届而转瞬即达。在这一背景下，政治传播媒介偏向呈现新趋势：媒介融合，特别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媒介融合符合新媒体时代媒体交融大势，亦契合国家政治传播需要。官方媒体通过推出新媒体应用和入驻新媒体平台，着力打造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不断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各平台不间断、全流程传播时政信息，并为全国各地用户所瞬时接收知悉，从而建构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群众的沟通渠道。而县级融媒体建设，主要解决的是融媒体时代面向基层政治传播问题，是在媒介融合基础上进行的基层治理实践。“互联网和移动媒体的出现，使地域广大的县市区域已不再是信息传播的空白区和弱化区，而是县级融媒体发展的广阔空间。”[10]融媒体中心通过向村镇传递新媒体政务信息，“疏通乡村治理毛细血管”和打通政治传播“最后一公里”，能“稳定县域社会、安定县域民心，能更有效、更健康地巩固县域政权，强固执政基础，强化执政资源”[11]。因而成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前哨和一线阵地，以及加强对全国广大县域空间治理的重要抓手。
在时间维度上，对城市而言，博物馆作为征集、典藏和陈列历史文化的场所，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承载民族文化和政治意志的时间偏向性媒介。随着时代的发展，博物馆实现了由以审美为核心到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转变，从而被重新整合入一套权威话语体系中，进行着特定的信息表达和特殊的知识生产。苏珊·克兰认为，“博物馆不只是文化机构或藏品的展示地，它们是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记忆与历史、信息与知识生产互动的场所”[12]。在我国，博物馆肩负着在很大程度上构建出一套中华民族话语与国家认同体系的重要使命，通过对一系列文物进行陈列，以及歌曲、宣传片播放和对重要节日的提示与彰显，以物质与非物质手段不断强化属于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首先，展品自身的物理存在激活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如甲骨、陶器、革命勋章等组成的历史符号具有拨开历史风烟，向观看者重述光辉岁月的作用。在符号的组合与持续展演中，文化自信心得以初步形成。其次，博物馆展品遴选、展陈设计、解说词撰写构成了符合某种历史话语的叙事系统。结合不同情境，择取象征性展品、设计展列方式与路径、合理架构解说词修辞逻辑，从而在整体上将参观者带入不同情境结构，产生或自豪、或悲壮的情感体验。参观者的集体记忆与政治認同亦得以建构。最后，博物馆自身历史，包括概念提出、展馆规划建设、展陈叙事构建过程，能够将参观者带入更大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博物馆本身亦成为时代演进的缩影，具有了见证历史、陈述历史、持续促生并强化观看者集体记忆与认同的功效。
必须指出，对基层社会而言，由于经济发展状况和技术手段限制，“数字鸿沟”的存在亦为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粉壁实际上成为贯彻国家意志的有力工具。作为将信息粉刷于墙壁的政治传播形式，粉壁往往记载变动性较小的政治信息。“光武中兴以来，五曹诏书题乡亭壁……多有缺谬”的记载，表明在汉光武帝时期，将政令题于墙壁供民众观看的场景便已出现。而唐代韩偓“粉壁不题新拙恶，小屏唯录古篇章”的诗句，《元典章》“仰所在官司多出文榜，排门粉壁明白晓谕”的记载，皆表明粉壁实现了历代承袭，在政治传播实践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在中国的革命历程中，粉壁同样起到了宣传党的政策、增进与人民联系、扩大党在基层的影响力的重要作用。粉壁不易移动和信息恒定的特征，使它在信息展演过程中，能对群众实现反复议程设置，从而不断深化民众对政策的知悉，进而发挥维系权威与政治秩序的功能。时下，广大乡村往往通过粉壁传达重要时政信息、法规政策，涉及乡村振兴、移风易俗、新农村建设在内的诸多议题。一般而言，粉壁往往被设置在村头巷口、主要街道和村委会等人流聚集场所，且易于涂写，容易被人们长时间关注，这种传播形式符合我国基层社会政治传播的现状，因而在构建并维系价值体系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何有效地平衡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媒介，当下政治传播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如媒介融合的广度深度有待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亦处于经验交流和实践爬升期。具体表现为官方媒体入驻新媒体平台局面有待开拓，在形成融媒体矩阵和传播合力方面需继续下功夫;县级融媒体建设成果参差不齐，部分地区仍处于摸索期，仍需在汇聚人才、增强技术支撑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面向县域的强大传播力;“信息鸿沟”的客观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信息传播效度，对传统政治传播方式依赖度较强。这要求我们必须立足融媒体时代，增大时空偏向媒介的结合力度，同时坚持新媒体传播与传统传播方式并存，在“空间—时间”“现代—传统”双维度打造以人民为中心、契合时代大势、覆盖全面、高效权威的政治传播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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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彬为新疆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李世强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校：赵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