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
提 要：民族主义对韩朝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脱离民族主义而分析韩国历史学的理路是非常困难的。本文在梳理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演进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一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在韩朝民族国家成长曲折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从申采浩到姜万吉，韩国民族主义史学本身也在不断经历调整，从国粹主义色彩到民主主义色彩，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虽能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缺陷，但因为将现代化价值绝对化，结果是肯定了殖民主义和日本亚洲侵略历史，实质是另一种有高度预设性的宏大叙事。如何在历史学中超越民族主义，是国际史学界共同的课题。
关键词：韩国；历史编纂学；民族主义；现代化
韩国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学的理论性思考既不在以历史本质为核心的思辨历史哲学层面，也不在以历史知识本质为核心的分析历史哲学层面，而是更多体现在狭义历史编纂学层面即历史叙述实践中。1其中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民族主义对韩朝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民族主义的影响在亚洲各国以至欧美国家的历史学中都可以看到，但对于理解韩国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取向意义更为突出。在一定意义上说，如果脱离了对民族主义的分析，要理解韩国历史学的基本观念、理路是非常困难的。本文从梳理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的演进历程入手，探寻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的根源和特点，以求在史学理论和国际史学的层面对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以及民族主义历史学本身提出一种大致的看法。
早期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及其在殖民地时期的式微
“小中华”的意识，进而对于朝鲜民族文化自我的体认逐步增强。到19世纪末，清朝腐朽不堪，列强环伺，朝鲜也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这种局面下，朝鲜思想界和历史家强化了脱离中国藩属和文化附属地位的倾向，开始明确地将朝鲜作为一个具有悠久独立历史的民族加以叙述。当时先已在中国与日本流行起来的西方民族国家思想也传入朝鲜，为朝鲜近代启蒙、开化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基本概念和理论方向。
此一时期的朝鲜民族主义历史学以申采浩、朴殷植、郑寅普为主要代表，其史学思想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参与目的，认为历史的基本内容就是民族发生和消亡及与异民族斗争的往事，要在殖民化危机面前明确本民族的主体性，就必须明确朝鲜民族的悠久和伟大性，通过重新叙述历史，建立起朝鲜民族认同的基础和自信心。为此，他们宣扬檀君朝鲜说，否认箕子朝鲜说，1呼吁以高句丽为中心重构朝鲜历史，尽量抹杀或者批判朝鲜历史上的慕华、事大观念，甚至表达出民族扩张主义的言论。例如，申采浩不仅认为高句丽是朝鲜民族历史上的强大政权，而且主张恢复高句丽旧疆，“认为韩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上古从北方向南发展，而中古以后从南方向北发展，沿着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来一定能收复高句丽旧疆，重光檀君遗史。”2他以这种心态对檀君传说以及高句丽、百济、新罗历史所做的表述，都强调它们曾经对中国进行过侵略和殖民，甚至提出，福建的泉州、漳州等地曾是新罗的殖民地，百济曾经占领山东、浙江。申采浩还在对朝鲜王朝的慕华思想进行批判时强调，中古以后朝鲜半岛的慕华之风导致朝鲜人自甘附庸，充满奴性，而朝鲜人所倾慕的中华文化的很大部分，其实是从朝鲜文化而来，中国史的相当部分是韩民族创造的。稍后的郑寅普继承申采浩的民族史观，在其《五千年来朝鲜的魂》中提出了一个“魂的历史观”。所谓魂，指体现在韩朝历史中的韩国人的文化精神，其渊源就是檀君。由于相关的历史资料缺乏，郑寅普采用民俗学方法弥补史料的不足，认为檀君之魂已经转化成为朝鲜人的生活方式、习惯、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朝鲜历史与朝鲜文化是同一的”。3
中国甲午战败，被迫承认朝鲜为独立主权国家，朝鲜民族主义史学家将此视为一次解放，并对历史上的事大主义进行清算。但是，摆脱中国藩属地位对于朝鲜同时意味着失去了抵御日本吞并的能力。刚刚从清朝藩属国变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大韩帝国”存在了仅仅13年，就被日本吞并。4这将朝鲜民族主义者置于甚为尴尬的境地。他们直接面对将朝鲜民族灭杀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亟需反驳日本帝国主义为永久吞并朝鲜而制造的日鲜同祖论、满鲜史观，以及相关的韩朝历史他律性、停滞性、党派性、民族性等旨在磨灭朝鲜民族独立意识的论说，又依然能够感受到慕华事大历史经历对现实朝鲜民族精神的遮蔽。在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遭遇亡国之痛，这使得朝鲜民族主义历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象牙塔里的学问，而是一种生死攸关的探索，是一种救国的实践，因而比在亚洲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激昂。
日鲜同祖论宣称日本自太古以来就支配朝鲜，韩日同种，满蒙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也是其同种，因此日本吞并朝鲜是使朝鲜回到富强的本家。他律性论主张韩国历史是在中国、蒙古、日本等外力干
涉、支配下推演的，因而韩国无法自主实现现代化，必须在日本指导下才有可能。满鲜史观将朝鲜史纳入满洲史，宣扬朝鲜历史不过是大陆势力更迭余波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形成朝鲜人的半岛性格、事大主义。停滞性论认为韩朝长期停滞在古代社会，缺乏步入近代社会的能力，必须依赖日本的帮助和指导才能从其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党派性论认为党派斗争贯彻于朝鲜历史，而这种党派斗争的背后是朝鲜人的民族劣根性，这是朝鲜历史停滞的原因之一。民族性论主张韩国人本性低贱，是事大的、模仿的民族，就应该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1这些历史观念一起构成的由日本帝国主义学者灌输和宣扬的殖民主义史学，显然是日本推行永久统治朝鲜乃至亚洲政策的工具，在落实为历史的具体事实叙述时，充斥着无数歪曲事实的内容。但是，借助于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和来自日本的“实证”史学方法论，这种殖民主义史学成为殖民地时期朝鲜半岛最具有影响力的“官方”历史叙述体系。在日本殖民统治结束之后，这些观念的影响仍然长期流传。
虽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社会运动，在殖民地时期朝鲜半岛从来没有止息，但是朝鲜半岛正规体制内的现代历史学架构，却是以当时京城帝国大学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因而长期浸泡在殖民主义的观念溶液中。“日韩合并”之后的京城帝国大学，将朝鲜史纳入“东洋史”范围，把探明朝鲜的“东洋性”及其对日本代表的“内地”之从属性做为目标。当时，“京城帝大史学科由国史学、朝鲜史学、东洋史学三个专业构成。虽然在形式上采取了与日本内地大学史学科相似的三分科体制，但是朝鲜史取代了西洋史成为一个独立的分科。这种分科体制不仅导致世界史视野的缺乏，也瓦解了中华帝国的历史，中国史不仅被编入‘东洋史学的学问范畴，还被分解为‘支那史和‘满鲜史，这样的分科也体现了京城帝大史学科要将日本殖民主义所造成的东亚国家间的位阶秩序体现到历史学范畴的企图……其基本特征就是用日本帝国史的视角来进行研究。”2这就造成了韩朝历史学与日本现代历史学相似的两翼呼应状况：从研究技术角度看，推崇的是实证主义，或称“唯事实主义”，模仿德国兰克学派，强调对史料进行考证检验和历史事实的个别性、特殊性，倾向于选择微观课题，采用类似自然科学的细密分析方法，标榜为了解过去而研究过去，讳言宏观理论或普遍化知识；从研究的现实性角度看，则这种历史学实际上又被融于为日本大陆政策做学术张本的殖民地史学大框架中，或者在面对大量服务于日本殖民主义的歪曲历史事实的言说时保持失语状态。在这种基本背景中，在纯学术、实证研究领域形成较大影响的历史学家，以李丙焘、李相佰、李弘植等为代表，他们皆有日本史学影响的背景。
由于日本统治的严酷性和殖民地史学思想的灌输，到殖民地时代末期，朝鲜的民族主义史学已经停滞不前，其他各派也声音微弱。所以，结束殖民地统治之后的朝鲜历史学面临的首要任务，“理应是集中清算日本历史学（及与其同时输入的西洋的东洋学）的残渣，即讲求脱殖民化的课题，构筑能够学术性生产东亚史知识的新制度和理念。”3如此，战后韩国的民族主义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反拨殖民地时代史学体系而发展起来的。
二、新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及其演变
学在殖民地时代后期就已式微，到了战后，脱离了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的现实背景，更形微弱。这时一些前期民族主义史学家调整其论说，推动兴起了强调“万民共生”的新民族主义史学。其中，安在鸿（1891—1965年）在1945年发表《新民族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稍后的孙晋泰（1900—1960年）将安在鸿的思想进一步理论化，把新民族主义的目标归纳为：“对内，建立没有阶级斗争的、亲和的、团结的、平等的民主国家；对外，建设有助于国际友善的民族自主国家，以此达到全民族的共同幸福和民族间的团结友善。”1他们强调民族的超阶级性及其在历史解释中的普遍作用，注重民众在民族历史中的地位，以此将韩朝民族的整合发展作为历史叙述的基本线索。
新民族主义史学家在朝鲜半岛形成南北对立格局后，大多和社会经济史学家一起归于朝鲜，出现了北方政权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局面。这一时期韩国的历史学家，还是以实证主义的琐细研究为主，表面看去与殖民地时期的朝鲜半岛主流史学没有根本变化。2但是，他们也为克服殖民主义史学对韩朝历史的种种歪曲，尝试从韩朝社会的内部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论证历史上的朝鲜人自己的作为推动了历史发展等等做了大量努力，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已经在尝试确立韩朝民族本位的历史框架。其中，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就已经在史学界享有名家地位的李丙焘出版的《韩国史大观》是一部影响较大的著作。这部书的中文本翻译者韩国学者许宇成在该书《译者底话》中指出该书体现出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并说：“译者以为，我韩今日底‘民族主义，尚未脱离掉新生底兴奋，在久为事大主义所浸渍以及刚由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中获得解救之如我韩，这种兴奋，非仅势所难免，且自有其过渡性之政治意义。韩史之在今日韩国，是仅被处在向着完璧方面前进之过程中的。”3他清醒看到了民族主义对于韩国历史学的影响，认为这种“兴奋”在学术角度看会造成偏狭，但可以理解且有当时的政治意义。李丙焘的这部书从原始社会开始，叙述到光复而结束。但19世纪末至光复时期的历史虽为该书覆盖的时段，对于其间历史的叙述却甚为简略，回避了对日本统治朝鲜约半个世纪期间社会状况的全面分析。就大要言，该书把现实韩国的端头上溯到原始社会，通过漫长的历史叙述，展现出一个从古到今的韩国。为此，该书采信了申采浩等大力倡导的檀君朝鲜起源说，虽没有否定箕子朝鲜时期的历史，但在并没有充分证据的语境中，判断箕子朝鲜的王室是“韩氏”，称箕子朝鲜为韩氏朝鲜，又在同样朦胧的语境中，判断卫满“并非外族系统，而实为燕领内土著朝鲜人的子孙……”4对于被视为韩民族祖先的高句丽全盛时期的开拓武功，该书则颇加渲染，并将后来兴起的渤海国，视为高句丽的复活。这样，我们可以约略看到殖民地时期主流的实证主义史学家在光复以后摆脱日本官方韩朝历史观而向韩民族本位史学所做的调适。这种努力，为稍后更鲜明的民族主义史学奠定了基础。
70年代以后，李基白（1924—2004年）和姜万吉（1933年—）等人的研究为韩国历史的宏观叙述方式带来了新的气象。李基白早年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历史系，曾受日本史学一定影响，虽然并不刻意标榜民族主义，但他的韩国古史叙述，体现出很强的民族主义倾向。他著有《韩国史新论》（1967年）、《高丽兵制史研究》（1968年）、《新罗政治社会史研究》（1974年）、《韩国古代史论》（1975年）、《韩国史学的方向》（1978年）、《民族与历史》（1977年）、《檀君神话论集》（1988年）等著作。当时韩国的本国史，不是继续传统的王朝史框架序列，就是模仿欧洲史的古代、中世、近代三分体系。李基白的《韩国史新论》则尝试以韩国为主体来进行叙述。其方式是“以支配势力的变迁作为时代划分的原则”，把整部韩国史分为16个阶段，不采用王朝系列，也不采用古代、中世纪系列，突出韩民族的整体命运线索。他也使用有些含糊的语气采纳了缺乏史料依据的檀君朝鲜说，1明确反对箕子朝鲜说，2继承李丙焘的说法，为强调卫满朝鲜不代表中国移民统治的殖民王朝而在没有切实证据的语境中指称“卫满可能不是燕人而是古朝鲜人”。3在关于韩国近现代历史的数章中，他把韩民族生存斗争、反抗外部侵略控制的斗争置于远比韩国近现代化发展更为突出的地位，在关于20世纪前半期历史的叙述中，完全采取了“日本侵略——韩朝人民反抗”的模式。该书关于经济、社会状况的叙述，也是以日本殖民掠夺造成韩国人民更深苦难为基调展开叙述的。这部著作大幅度突破了殖民地史学的韩朝历史叙述概念、框架，呈现出了新的民族主义思想主导的韩朝历史叙述途径，被翻译为英、日、中等多国文字后，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韩朝历史纲要性体系。4
比李基白稍为年轻的姜万吉研究的重心不在古代而在近现代。他既是一个专业历史学家，也是一
个积极参与韩国政治民主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曾在80年代因为反对军事独裁而被解除大学教职。他在1978年出版《分裂时代的历史认识》，对当时韩国的历史学进行了批评性的反省，书中包括“民族史学”的“受容、分析、前景”。5他认为，当时韩国史学界存在普遍的“现在性不在问题”，即脱离韩朝社会现实的问题，而韩朝社会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南北分裂，历史学家必须就此发声。他把20世纪前半期的朝鲜历史概括为殖民地时代，后半期的历史概括为分裂时代，提出历史学家必须帮助本民族看到分裂状况背离了韩朝合理的历史道路，必须建立能够促进民族统一的学术原则。他从韩民族整体性和促进统一的立场出发，主张将殖民地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也视为韩朝民族历史运动的组成部分。
秉持这种思想，姜万吉在1984年一年内出版了《韩国近代史》和《韩国现代史》。在《韩国近代史》的卷头语中，姜万吉开篇说到：“我想可能是出于对自己民族的深厚感情，以及南北分裂情况下迫切需要一部民族历史等原因，近来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非常关心我国的历史。”6他接下来说明，这部书就是为了满足这种社会需要而为比历史学专业人员更宽泛的一般知识分子读者编写的，其基本线索就是韩民族国家形成运动。7该书在第二部第三章“开港和民族资本形成的失败”中提出，开港之后的朝鲜本来拥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契机，但是由于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而遭受了挫折。8《韩国现代史》表达了更为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殖民统治与民族解放运动》，下编《民族分裂与统一运动》，非常鲜明地将民族解放与统一作为韩朝现代历史的主题。在这部著作中，姜万吉突破南方中心论，将后殖民时代韩朝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把朝鲜左翼的历史活动和北朝鲜的历史都纳入韩朝历史正当范围之内。这意味着，姜万吉较早超越了战后两大意识形态和冷战格局在韩国史学叙述中划出的界限，而其出发点正是韩朝民族的一体性意识——这正是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韩国史学界一般以1945年日本投降作为韩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线，但姜万吉的前述《韩国近代史》实际是朝鲜王朝后期史，而《韩国现代史》则是殖民地时期以来
史。他自己对此只解释说是出于“编辑上的缘故等原因”，其结果则显然是在《韩国现代史》这一部著作里集中凸显出韩朝民族与民族国家在20世纪的整体命运和民族统一的诉求。他在这部著作中强调，日本殖民统治是在韩朝“近代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理应落地生根的重要时期”，将韩朝置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统治之下的；日本殖民时代的韩国经济体制，“一言以蔽之，是掠夺经济体制。这35年是民族资本理应获得积累的重要时期，但实际上所展开的却是掠夺一边倒的历史过程。尽管建造了若干的近代经济设施，但这些只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绝非朝鲜人主体的经济设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时代，日本对朝鲜民族文化的抹杀政策之残酷是绝无仅有的。但是，悠久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仍然足以制胜于它。”1这种叙述方式，与80年代稍后时期流行于欧美学者中的日本殖民主义促进了朝鲜半岛现代化过程的主张构成鲜明对比。
与诸多韩国民族主义史学家相同，姜万吉强烈的现实参与感和使命感影响到他的历史著述的客观性，他自己承认这一点，并说因此“全然不知自己究竟有多大能力客观地叙述历史”。2但与许多韩国民族主义史学家不同的是，姜万吉不是一个国粹主义者，他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结合在一起，主张在政治民主改革过程中实现民族统一和共同发展，而非一味宣扬韩民族的伟大性。在《韩国现代史》的下编，他将尚未实现的民族统一作为叙述主线，对从李承晚到卢泰愚政府的政治政策、社会民主运动置于统一运动的语境中加以叙述，并从民主改革与和平统一的立场出发，对那些政策提出了诸多批评。姜万吉的历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表示，民族主义史学不仅是解构殖民地史学的工具，也是冲开笼罩在朝鲜半岛上空的冷战意识形态雾霾的武器，他的民主主义或民众主义历史观在微弱程度上中和了激进民族主义的一些偏狭，带有些微新启蒙的色彩，没有表现出许多民族主义史学著作那种对历史的故意歪曲。
三、“国史”编纂与民族主义
战后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中，所谓“在野”历史学研究者颇为抢眼。殖民地时代就有许多非专业历史研究者以强烈的韩朝民族意识从事历史研究。这些在大学历史学系或正规的历史研究机构之外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民间学者更多地从韩朝民族现实处境和独立发展诉求出发，相信韩朝文化的檀君起源说以及20世纪才出现的《揆园史话》、《桓檀古记》等相关伪书，批判事大主义，认为亚洲大陆是韩民族的历史舞台，在某些问题上不惜曲解文献和考古资料，以将韩朝历史上曾为中国属国的历史记忆清除出历史著述，战后更致力于摆脱殖民史观的各种说法。1934年成立的震檀学会就以重新编纂“国史”为使命。1945年前后，震檀学会开始为编纂大规模国史进行资料准备。1955年，该学会“委嘱”一批当时全国一流历史学者开始编纂七卷本《韩国史》。编纂指导思想是：“一、强调本民族独立存在的历史条件，论述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活动所依据的制度、秩序。二、注重本国各个时期制度、法律、宗教、伦理、产业、艺术、文学等方面的演变及其相互的影响。三、反映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的‘频数的‘接触与‘交涉。”3该书于1959年由乙酉文化社出版发行，后多次重印。前文提到的李基白，时任汉城大学讲师，为该书承担了编辑、校正和编制图表等工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野史学者还组织成立各种协会，经办杂志，发表文章，举行免费的民族史讲座，宣传不为当时学校国史教科书承认的檀君起源的朝鲜历史，在大众媒体的帮助下，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朴正熙执政时期（1961—1979年）的韩国政府也积极倡导民族主义。1980年全斗焕主政后，韩国国会甚至举行国史听证，决定将一些在野史学者的主张采纳进入国史教科书。韩国成为亚洲经济发展“四小龙”更增强了韩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大众的民族主义运动与政治民主化运动并同活跃，韩国学术界也更加强烈地希望摆脱中国中心的韩国历史观和朝贡关系叙述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在野史学迅速发展，且形成对正规学术机构更深的渗透和影响。1
韩国政府在推动民族史编纂方面最为郑重的努力体现在官方韩国历史编纂中。1946年，韩国的官方国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了“国史馆”，目标是：科学地进行国史研究，收集、编纂、出版国史基本资料，普及国史知识，同时让世界了解韩国。1949年7月发布第147号总统令，公布了国史编纂委员会的组织制度。该委员会委员长由文教部长官兼任。60年代，国史编纂委员会扩充机构，聘用许多在大学任职的历史学家参与，从资料编纂机构变为学术研究机构，前面提到的李丙焘也是该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这个机构很快出版了《韩国独立运动史》、《日帝侵略下的韩国三十六年史》等著作。1973至1981年，该委员会出版了25卷本《韩国史》。80年代，日韩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争端升级，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职能进一步提高，制定出的史料收集及保存法规具有了法律效力。21世纪初，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制定出10年发展规划，以成为韩国史资料调查、收集中心、韩国史研究的先导和统一机构为目标。除了整理大量韩朝历史资料、著作，该机构又在2003年出版了53卷本新编《韩国史》，是为最具规模和系统化的韩国历史著作。22003年开始，该委员会每年举行以全国初高中学生为对象的“正确认识韩国历史大赛”，提高民族认同感。2006以来，该委员会还举行“韩国史能力资格考试”，该考试达到2级合格水平者，被赋予行政安全部的“行政高等考试和外务高等考试”应试资格。3这些举措，不仅建构起空前规模的韩国国史叙述的官方文本系统，整理出大批量的相关文献资料，而且极大地提高了韩国公众的国史知识和民族意识。
四、民族主义与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的特点
民族主义不是韩国特有的现象，也不是历史编纂学特涉的思潮。所以，要对韩国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进行分析评论，需要首先梳理一下民族主义本身的含义。
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强化形态。民族意识是具有共同命运与文化的社会共同体成员关于自身种群、文化同属性和命运共同性的自觉感。这种自觉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已经发生并表现出来。然而，只有近代西方在其全球推进过程中带来的激化的社会共同体生存竞争，才将民族意识高度强化，并与国家意识结合，形成民族国家神圣的意识，硬化了国家疆域分隔，并形成了现代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主义。所以，现代民族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其实是民族国家主义——民族认同与建立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国家是一体的。这在亚洲各国尤其明显。
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核心是清晰确认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同属性及必须通过同属者共同组成的国家体系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保障共同利益，民族和国家在此过程中共同达于神圣境地。这种过程，既需要长期历史文化积淀为基础，也必然伴随一系列有意识的建构。至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强化的认同是基于平等与自由观的公民认同，还是由国家主导的国家主义，与工业化过程发生了怎样的关系，文化、族裔、宗教成分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殖民地在演变为民族国家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人种混合或社会妥协等等，多有差别，并不构成是否形成民族国家的尺度，只是不同现代民族国家主义各具的特点。
民族主义具有强化国家神圣性、加强国民凝聚力的作用。同时，所有形态的民族主义都具有排斥性和狭隘性，都强化自我与他者的分野，都视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在涉及领土、资源争端时更是如此。1它是所有现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的观念动力之一，又因其深化人类内部的我、他界线并赋予其价值实质意义或意识形态色彩，一再成为战争和冲突的观念基础，成为各种极端社会思潮，包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二战以后接近半个世纪的两大阵营冷战，曾以意识形态对立遮掩了民族主义。冷战结束以后，民族主义再度高涨，其极端者依托宗教原教旨主义，一再推动世界各地的暴力冲突。
民族主义史学的思维基础是民族国家至上意识。其一般表现，是将民族国家的现代意像作为以往历史的目标投射到历史叙述中去，把晚近形成的民族国家建造成为从古到今历史运动的基本方向和内容。尽量前延本民族的历史，扩大民族历史覆盖的地域，创造民族符号，渲染民族荣耀，淡化依附性历程，谴责外来侵略。从将历史学理解为其发生时代社会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角度看，民族主义史学背后往往存在一定的社会合理性，也往往发生社会变革的实际作用；但在历史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层面看，民族主义史学是一种主观性极强的，基于现在状况或目的而建构历史事实的路径，所有民族主义史学，无论如何声称遵循实证主义的原则，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都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
东亚三国民族主义都有突出表现，其间有共性也有差异。最突出的共性是，民族国家意识都是在19世纪后半叶经过西方社会思想的催化而明确起来的，都是在国家、民族生存面临危机的背景下作为普世真理与救世良方传播的，都具有反抗列强的现实功能，都对现代化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东亚三国的民族主义都“没有宗教民族主义的色彩。”2这构成与中东、东欧等地民族主义明显的区别。也有学者指出，“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其民族主义往往与权威政治相结合，成为旨在使社会生活一体化、并通过‘强政府的群众动员来推进现代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3这种认识符合东亚三国历史的基本事实，从而显示出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一致性。但是也需看到，这并不意味着东亚民族主义一定构成社会体制民主化不可逾越的障碍。韩国在80年代以后基本实现政治民主化，但民族主义依然存在，民主政治并不能直接导致民族主义的消泯。
在东亚三国之内进行比较，日本、朝鲜半岛皆为相对单一族裔构成的社会，而中国则是多民族共同体。所以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指向，主要是整合原有中华族群的共同意识和行政统一性，至今仍在发挥此种作用，因而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比起单一族裔的日本、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具有复合性，抵御外侮与内部融合与整合交织并在。中国并没有全面沦为殖民地，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比起韩朝民族主义，略为温和。中国历史学家在20世纪中叶以后，也不把民族主义历史观作为自己的标志，但民族主义对历史认识与历史叙述的影响并未消失。1
东亚三国中，日本的民族自觉意识最先强化，并且是19世纪后期开始的日本现代化变革的观念动力之一。日本在东亚各国中率先进入工业现代化过程之后，民族优越感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起膨胀，民族主义迅速极端化而成为法西斯国家主义的深层基础。日本虽然没有突出的以民族主义冠名的历史学派，但有学者指出：“神道、皇道史观、国粹主义，以及‘日本至上的种族优越论观念下的史学，本质属于民族主义史学。”2如果深入分析，还不仅如此，日本在推行殖民侵略政策的漫长时期对亚洲历史、日本历史、韩朝历史、中国历史的叙述，日本的泛亚洲主义、日本主义等思想观念中都大量渗透着民族主义的因素。
如果说中国、日本作为民族社会共同体的历史轨迹比较明晰，处于二者之间的朝鲜半岛人民则在种群渊源意义上与亚洲大陆东北部多个古民族长期交融，且在进入现代历史之前的很长时期，与中国存在非常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从而使得朝鲜半岛的民族特殊性认同相对模糊。因而，韩朝人民的民族自我意识与民族国家意识具有更明显一些的现代建构性质。这强化了20世纪韩朝民族主义在建构民族国家过程中的紧迫性。而且，在19世纪后期以来的历史变迁中，朝鲜半岛的命运最为凄惨，曾经长期沦为殖民地，几乎被日本同化灭亡，因而也经历了最长时期的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的斗争。在日本殖民统治结束之后，朝鲜半岛并未能如中国一样很快开始建设独立民族国家，而是成为战场，随后被分割两端，成为冷战的前沿，始终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全民族的政治社会整合，外国军队长期驻扎，被迫以“主权让渡”的方式换取美国经济援助、政治支持和安全保护，在大国政治博弈的夹缝中尽量保持民族尊严。这种特殊的历史经历造成了韩朝民族主义特有的悲情色彩。3
日本统治时期的朝鲜半岛实证主义史学以及社会经济史学派曾对民族主义史学进行批评，其着眼点一方面在于早期民族主义史学的国粹主义狭隘性和大量史实错误，另一方面是基于“韩日合并”后主流史学界与现实政治意志的妥协。这种半学术半政治的批评，到日本投降以后，自然沉寂下来。4此后，韩国民族主义史学与作为一般社会思潮的民族主义一起增强，而相关的批评则比较微弱。晚近韩国学者对民族主义史学也有分析与反思。如郑大均强调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过程伴生的特点，认为：“造成今天韩国民族主义基本性质的是60年代到70年代的改良民族主义，始作俑者是从1961年到1979年当权18年的朴正熙。朴正熙的改良民族主义是在除反日和反共以外缺乏民族团结意识的这个国家采取的使民族统一的方法，是‘通过现代化达到经济独立。在今天韩国民族主义背后所看到的自我与民族、国家、文化之间的很强的一体感和民族优越感、竞争意识等概念就是在这时形成原型的……朴正熙的改良民族主义的最重要课题是‘摆脱贫困，减少国防费用，引进了计划经济。朴正熙的军事独裁名声虽然不好，但他指导的民族工作和现代化却成为变革韩国人的力量，成为今日韩国人自尊心的源泉……朴正熙既是韩国‘民族主义之父，又是‘现代化之父，只不过下一代的民族主义比上一代更虚胖，以傲慢代替了父辈的谦逊，使现代化步伐放慢。”5这种分析，既反映出民族主义在韩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推动性作用，也反映出当代韩国历史学界对民族主义的肯定性评价倾向。同时也应看到，郑大均在做出这样分析的时候，肯定的只是“谦虚”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傲慢的民族主义，换言之，肯定的是以培育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共同感为主的温和的民族主义。权延雄则指出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局限：“因为有政治目的，故而歪曲历史，结果不可能正当化，这与强调阶级斗争的相同角度的差异，完全是不同程度的问题。这种形式的历史撰述，使得朝鲜的历史研究在世界史的脉络中不可能占有相应的位置，也是朝鲜历史撰述中不可根除的巨大弱点。”1这类反省，对于韩国历史学在将来能够较大程度地克服民族主义历史学的局限，在世界历史学领域中崭露头角，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汉阳大学林志鉉教授在2008年发表《全球民族史系列中的东方与西方——东亚民族史的编写》。文章认为，民族主义历史学的根源在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自兰克时代开始就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人民是民族国家历史的附属品，民族国家是人类进步的目标，欧洲殖民主义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分歧。日本历史学家曾致力于把日本和朝鲜作为文明国家和野蛮国家区分开，把朝鲜作为映衬日本进步的镜子。美国东亚研究主流学者其实颇受日本东亚观影响。战后日本历史编纂学基本继承了战前日本的历史编纂学。东亚各国的历史编纂中存在着一种民族主义竞赛，各国各自以本民族为中心叙述亚洲历史。他认为，要克服东亚历史叙述中的民族主义，就必须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2在他的分析中，韩国的民族主义历史学本质上是现代主义历史学的一种特殊表现。这是一种对民族主义历史学的比较深入的见解。
对韩国民族主义史学更激切的批评来自韩国以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殖民现代性说。这种说法基本不涉及古代时期的历史，而以“现代化”为历史叙述的基本线索，认为韩国民族主义史学将韩国近现代历史全部归纳到日本侵略——韩朝人民反抗的模式中，严重忽略了韩国历史中的性别、阶级关系，尤其是忽略了日本统治朝鲜半岛时代韩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容和意义。这种以现代化为统一尺度的亚洲历史叙述在80年代以后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热潮结合，催生了一种亚洲历史叙述中的修正主义。3
五、结语
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它将韩国的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运动过度凸显为韩国历史的支配性线索，因而不能展现韩朝历史的整体面貌，且为大量缺乏证据的判断进入韩朝历史叙述敞开了大门。同时也需看到，韩国民族主义史学从其诞生的时候开始，就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而不是象牙塔里的纯粹学问，它在韩朝民族自我意识觉醒、救亡图存与韩朝民族国家的曲折成长道路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在世界史学史上凸显出历史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也可以视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认识的一个亚洲例证。因此，从史学理论角度看到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的缺陷并不困难，但超越这种历史学却需要对韩国近现代历史做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整体的别样说明，这是迄今为止无人做到的。了解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百年经历与朝鲜半岛现实状况就可以知道，在韩朝民族统一实现之前，民族主义史学依然会在韩国历史学界保持一席之地。尽管如此，研究者还是能够看到，从申采浩到姜万吉，韩国民族主义史学本身也在不断经历调整，从国粹主义色彩到民主主义色彩，从激昂亢奋到相对冷静温和。
近年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大多采用了后现代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的方法论姿态，看去新颖，也的确能够指出民族主义史学没有纳入叙述体系的诸多殖民现代化现象。但是，这类研究本身虽标榜社会学、人类学等较新颖的社会科学方法，但是其基本结论却与殖民地时期日本统治者主导的官方史学出奇一致，即通过将现代化价值绝对化来肯定殖民主义和日本亚洲侵略历史。而且，它与民族意识觉醒与民族国家成长为中心的历史一样是一种宏大叙事，只不过其核心概念、尺度从民族意识与民族国家改变为现代化而已。此外，后殖民主义对韩朝殖民地时期历史多样性、差异性的说明，从学理上说也并没有成功解构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统一性叙述，因为统一性叙述只是突出了主要线索，并不表示否定多样性、差异性的存在。人类学方式的韩朝历史叙述，以研究原始人群的方式来研究晚近社会，以历史相对性与差异性概念解构明确的历史经验表述和整体性叙述，其实不仅是在解构民族主义历史学，也是在解构历史学本身。
民族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共同基础是现代历史思维，即以现代性为绝对价值和历史目的的历史思维——虽然后殖民主义总是披着后现代的表象。现代历史思维具有极强的价值支配性，但却一直摆出科学的架势，这是在考察韩国历史编纂学的演变与相关评论时不得不注意的更普遍层面的现象，应该引起对于现代历史思维与价值意识之间关系更深入的思考。历史学从来没有摆脱价值支配，也没有走出意识形态的阴影，价值立场难以公约，民族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之间也难以直接对话。面对价值纠缠，现代历史思维的内在困境，并不能借诸后现代主义而得到解脱。
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作为一种历史学现象，并不是韩国史学界自己的事情，它实际涉及历史学理路，尤其是历史编纂理论中的普遍问题。迄今为止，尽管经历无数批评，所有国家都致力于本国史的编纂——历史叙述的国家史体系在本国史意义上是无法打破的。而以国家为单位的历史编纂学与历史的问题研究有根本区别。前者要在有限文本规模基础上叙述本民族在大时空范围的经验，必须确定核心概念与基本线索，因而注定是宏大叙事的；后者则完全可以搁置统一性而就某一特定的话题做出判断。所以，问题研究可以轻易指出民族国家史忽略了什么，但是如果把民族国家史的叙述交给问题史学，却会忽略更多的东西。要超越民族主义史学，不能单纯依靠问题史学，需要提出新的历史编纂学，需要一种重新阐释的新实证主义方法论。无论严格证明历史事实多么艰难，历史家如果放弃追求实证的基本立场，就等于放弃了历史事实，历史学本身就会被取消，那时以历史学名义存在的只有解释和编造。承认历史事实的可实证性并不意味着认为历史事实全部可知性，也不意味着历史学表述会因之而绝对准确。历史学家既然不能摆脱价值立场，那么就需要在各自的历史叙述中申明自己的价值立场，而不是掩饰价值立场，更不可因为具有价值立场而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
韩国民族主义史学还表现在一些韩国历史学者与中国历史学者之间的某些争论，涉及到对中国历史学界的“东北工程”的反弹。1此外还涉及韩国历史学界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批评，以及就二战期间日本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问题与日本朝野相关认识的冲突等，这些有待另外分析。
[作者赵轶峰（1953年—），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5年4月22日]
（责任编辑：李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