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稼先》中的“最”字教开去
内容摘要：教学《邓稼先》这篇课文，可以从其中关键语汇——“最”——上进行突破。抓住这八个“最”字，如同抓住本篇课文的“纲领”，这八个“最”字，表现了邓稼先生平和所处时代，或叙背景，或述功绩，或评人物。借此能够以语言建构为基础，通过“事迹”和“品行”来把握邓稼先的形象特征，理解其思想感情，从而唤起学生对邓稼先英雄的憧憬和追求，实现爱国主义教育。
关键词：邓稼先 爱国主义 课堂教学
《邓稼先》是部编本七年级下册教材的首篇課文，是邓稼先好友杨振宁所作，发表在1993年8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文中不仅记录了邓稼先的生平贡献和品行，也表达了作者对邓稼先的缅怀和崇敬。对于学习这篇课文的要求，不仅是让学生能够回顾历史，感受杰出人物的非凡气质，更要激发学生爱国情怀，唤起他们对理想的憧憬和追求。
正如朱自清所言，“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于语汇、字句、篇章、声调里。”[1]而关键语汇作为文章的纲领，如果能在教学中抓住文章的关键，就会起到纲举目张，提纲挈领的功效，分析课文起来，自然就会融会贯通，游刃有余。
细读《邓稼先》一文，文中八个“最”字的运用含意深远，或叙背景，或述功绩，或评人物，细细品味能够从中探得本文真味。这八个“最”字涵盖了文章主要部分，抓住这八个“最”字，如同抓住课文的“纲领”。从时代背景的“最黑暗最悲惨”、取得功绩的“影响最深远”、邓稼先为人“最朴实”和作者对其评价“最具奉献精神最伟大”的四个方面来进行阐述，来领悟邓稼先所处时代环境之恶劣，所创功绩之伟大，邓稼先品行之醇厚，作者评价之敬重，从而将文本语言与作者情感相融合，将“建构和运用语言”与“思想情感教育”相结合，这都不失为一个好的课堂教学方法。
1.“最黑暗，最悲惨”
全句为：“一百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
作者在开篇就用“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来概括邓稼先所经历的时代背景，也映衬了“单元提示”中的“注意结合人物生平及所处时代”的要求。这样也能为学生搭好了通往“历史现场”的桥梁，有利于学生弄清时代背景，通过对作者对当时时代的“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评价去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去认清邓稼先理解邓稼先在当时的行为与思想，以免陷入以己度人，以今推古的思维误区。
文中还有几处对这两个“最”字进行互文：
“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
“这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
“我的父亲诞生于1886年，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
这种时代背景的设置，首先为学生创设历史情境，借助相关历史知识，明确从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了“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列强入侵，军阀混战，水旱频发，民不聊生，中国完全沦为任人宰割的地步，中华民族遭受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而邓稼先正是出生于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最黑暗，最悲惨”的社会环境更能反衬出邓稼先赴美留学后毅然回国，献身西北，建设祖国的高尚情操和伟岸人格，这样的时代环境很好地能够为人物行动铺设舞台，使得学生便于在“历史现场”中去了解邓稼先伟岸的英雄形象。
其次，这种“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背景设置也为下文做好了情感铺垫。正是处于恶劣的时代环境情况下，才更能显示出邓稼先“毅然回国”投身于中国当时最需要的国防事业建设，“奉命研制”地研制核武器，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体现的伟大人格和高尚精神。这其中邓稼先为的不是名利富贵，而是希望国家摆脱这“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命运，这样就将邓稼先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时代环境相结合，不仅展现出邓稼先伟大的功绩，更凸显出其高尚的人格。这样通过创设历史情境的方式更能让学生体会作者的心理感受，体会所塑造的邓稼先的人物形象和蕴含的民族情感，为理解感知全文做好了情感上的铺垫。
不仅如此，这两个“最”字所营造的时代背景更能为本单元中其他文章如“闻一多，鲁迅”共同的时代环境来形成时代“图式”，即三人都经历过旧中国“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而且他们在相似时代环境下殊途同归的行为表现，创造不同的具有非凡气质的杰出人物形象，这也使得学生能够更快进入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并理解文章主旨。这样进行教学便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了，也不是强加概念与情感，而是能够形成正向迁移，帮助学生理解文本的同时，更好地实现民族自豪感和政治认同感。
2.“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
原句为：“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原子弹和氢弹等核武器的爆炸成功正是由于邓稼先的伟大功绩。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是让中国在国内站了起来，那原子弹的爆炸便标志着中华民族正式在国际上站了起来，取得了与美苏等核大国一般的国际政治地位，使得中国成为国际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也由此改变了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
这对应了文中“两弹元勋”一节，重点叙述邓稼先的伟大功绩。作者连用两个“最”来描述邓稼先功绩之伟大，研制原子弹成功使得中国不仅摆脱了任人宰割的屈辱局面，而且还一跃成为世界核大国，成为在军事上能与苏联、美国相抗衡的实力，摆脱了美苏来年各国对中国叫嚣实行的“核讹诈”，从而走上了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道路。邓稼先居功至伟，甚至说他改变了中国格局和世界格局也一点不为过分。
这一处的两个“最”字，一方面表现了邓稼先的伟大功绩。这与中国处于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进行对比，来证明中国取得独立自主，摆脱任人宰割的地位，通过这两处的“最”的比较，在体现中国实现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下，更突出了邓稼先的伟大功绩。在另一方面，还表现出作者对邓稼先的敬佩，以及身为中华儿女骄傲和自豪的“民族感情”，从“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到“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伟大胜利，这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华民族谱写了20世纪人类史上辉煌诗篇。在这种巨大的“转变”中，作者刻画了贡献巨大而又鲜为人知的邓稼先，这样鲜明的反差不仅更深入地刻画了邓稼先伟岸的英雄形象，同时为下文对其性格品行的刻画做好了铺垫。
3.“最不引人注目”、“最有中国农民朴实气质”
原句：“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
“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这部分从邓稼先的伟大功绩转到邓稼先的品格上来，主要对应着“邓稼先与奥本海默”一节。在论述了邓稼先在中国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重大功绩之下，作者采用了对比手法，将邓稼先与奥本海默进行比较。相同点在于两人都为各自的国家研制出原子弹，为本国做出巨大贡献，不同点在于两人的性格和品行。奥本海默学识渊博，但也锋芒毕露，不善于体察别人的心理感受，“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情多次发生，使得人们对他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奥本海默的恃才放旷的骄人表现更加衬托出具有同样才能的邓稼先“最不要引人注目”的可贵。邓稼先在性格和品行上则是与奥本海默“走向了相反的极端”，他是一个真诚坦白的人物，是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这样的评价，作者认为在功绩上两人可能是持平的，但是在气质和品行上则更偏向于邓稼先。“最不要引人注目”并非邓稼先“露巧不如藏拙”的体现，而是自己内在品行使然，体现了中国儒家传统的“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的精神。这种最不要引人注目，也使得邓稼先和奥本海默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鲜为人知”和“家喻户晓”的对比的原因之一。
其次，他“最具有中国农民般的朴实”，这种“朴实”在待人接物方面，让他“不争”（夫唯不争，则万物莫能与之争。——老子），这种“上善若水”的精神内核，正是邓稼先伟大人格的体现，是其性格“纯”的体现。
紧接着，作者举出“文革”中邓稼先的实例，一方面来论证邓稼先“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另一方面也与奥本海默有着隐含的对比关系。邓稼先和奥本海默两人不仅在性格上截然相反，在命运上也是大相径庭。或许应该说由于两人的性格截然相反，才造成了大相径庭的命运。邓稼先在“文革”期间，除了要进行大量的研制工作，还要花费心思去处理派系之间的政治问题。从“竟有能力说服”“竟能说服”“真正的奇迹”，这些话语中能够体现邓稼先朴实气质的品行为人们所折服，“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因为没有私心，踏实工作，所以即使在“四人帮”中的派系争斗，人们仍然愿意相信他，在这种“奇迹”中，更能显出邓稼先高贵的人格精神。
不过，对于奥本海默的命运，正如古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言，恃才放旷的奥本海默却因为自己的性格吃了苦头。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排外”运动盛行，大批共产主义者被清洗，波及到美国政治、外交、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甚至成为政治迫害的同义词。奥本海默一方面由于反对美国制造氢弹，另一方面恃才放旷，为人倨傲的原因（同样反对制造氢弹的爱因斯坦则全身而退），酿成了“奥本海默事件”，使得美国政府下令将其驱逐出原子能研究机构，奥本海默成了美国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直到晚年才获得平反。在借助与奥本海默的对比中，更能凸显邓稼先的伟大人格。
4.“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最敬爱的挚友”
原句：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奉献精神的儿子。
邓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
“最高奉献精神”，这是于公方面作者对邓稼先所做的至高评价，不仅是他的性格之中蕴含着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而且为中国的国防事业中所表现出的伟大的奉献精神。
在核武器研制前，邓稼先在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的反应是“立即回国”，在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面前毅然选择了前者。从研究环境优越，生活条件优渥的美国，毅然选择回到刚刚成立且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当中国要实行核武器研制计划时，他又毫不犹豫地从北京研究所“转战大西北”，带领十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到西北戈壁滩上中进行核武器理论研究开启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的新篇章。不仅如此，处于核武器研制的保密性，邓稼先舍弃了家庭，从此隐姓埋名于西北戈壁滩上，直至1986年去世，甚至在作者于1993年撰写此文时，邓稼先仍然“长期以来鲜为人知”。
在核武器研制期间，从1958年“奉命研制”核武器到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邓稼先“始终”坚持“第一线”，文中的“成功设计”、“世界先进水平”以及“完全摆脱”等评价，正是对邓稼先功绩的最大肯定，张爱萍将军称他是当之无愧的“两弹元勋”。
在氢弹爆炸成功后，邓稼先“继续工作”，以至于“三次病危”，仍然“至死不懈”，不仅“做出了新的巨大贡献”，而且“联合署名关于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从1950年的毅然回国到1986年的溘然长逝，邓稼先真正地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在课文“预习”中挽诗所写“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山河。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伟大的功绩，并未居功自傲，彰显出邓稼先伟大的人格，忠贞的爱国情感，塑造了邓稼先无私奉献的英雄形象。
“我最敬爱的挚友”，这是于私方面作者对邓稼先的评价。“忠誠纯正”是对邓稼先品格的评价，但“敬爱”这个评价要分成两层来看待，即敬重和友爱。
作者之所以如此敬重邓稼先，在文中有几处描写能够作为旁证。首先在于邓稼先抛弃美国优渥待遇毅然回国;另外，投身西北戈壁滩“奉命研制”核武器，并且在面临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更为严酷的社会环境下，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另外，作为项目负责人在面对可能的意外危险时，不顾别人劝阻，留下“我不能走”的话，体现其极为负责的品格。在邓稼先专程写信来告知我研制原子弹具体情况，这些细节描写都使作者的受到极大的感情震荡，这种为国家做出巨大的功绩和自身无私的精神让作者感到骄傲和敬佩。
作者与邓稼先不仅师出同门，而且亲如兄弟。作者回忆在西南联大背诵《吊古战场文》追忆友人，设想有人拍《邓稼先传》的时候，建议选用《中国男儿》做背景音乐，以及在邓稼先逝世后慰问他的遗孀，并多次通信赞扬邓稼先，这些从侧面衬托出邓稼先品行之伟岸，精神之崇高，也是作者与邓稼先深厚友爱的体现，而在这种友爱之中，又包含着作者对邓稼先的敬重和深切怀念，正因为包含着如此丰富的情感内容，读之令人动容。
看起来这八个“最”字散在文章各处，各不联系，实则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从时代背景，文本内容，再到人物评价，通过串联这八个“最”字能很好地立足于文学语言，扎实研究语言形式，深入文本内部，扩展到思维和审美鉴赏的层次，从而摆脱无源之泉，无本之木式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而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传承英雄伟大精神，实现“建构和运用语言”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结合。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朱自清论语文教育[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6.
（作者介绍：杨满意，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语文专业，现任职于厦门一中集美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