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变化与困境
马俐欣
[摘要]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底层文学作为一种表现底层、代表底层利益的文学形式，其创作也在发生变化。当代作家范小青始终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世相，其《城乡简史》和《南来北往谁是客》的创作变化，折射出了近年来我国底层文学创作的变化：从精英话语转向底层发声，从城市梦的探寻转向乌托邦的幻灭，从直面苦难转向人性追问。范小青的小说常运用巧合、悬念、象征等写作技巧，但戏剧化的故事情节在增强小说可读性的同时，也削弱了故事的真实性。因此，底层作家们虽然在主体多样性方面得到了延伸和拓展，但仍然面临着如何真正为底层代言的困境。所以，如何在保持小说艺术性的同时，更为真实地为底层代言，正在成为作家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显然，只有把握好艺术与真实各自的度，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才能促进当代底层文学创作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底层文学；范小青；艺术性；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4.016
底层文学是新世纪以来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的新的文学形式，关于底层文学的概念，李云雷认为：“底层文学是一种表现底层、代表底层利益的文学形式。它描写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代表底层人发出声音。”[1]这一表述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底层文学作为一种反映受压抑的下层群体生存状态的文学形式，其创作内容与特色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目前，学界关于底层文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底层文学作家（如贾平凹、阎连科、刘庆邦、方方、陈应松、罗伟章、曹征路、迟子建等）作品的研究，主要解析作品的思想主旨、叙事手法、人物形象等；二是对底层发声的研究，讨论底层发声的可能性，以及知识分子如何代替底层发声，如南帆[2]认为，底层无法自我表述，又无法理解精英话语，因而成功的底层经验表述应该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三是对底层苦难书写的研究，重在探讨以何种方式来表现底层的苦难，如洪治纲[3]认为，底层作家在叙写底层生存的苦难时，缺乏必要的叙事节制和独特有效的理性思考。本文拟以范小青的《城乡简史》和《南来北往谁是客》为样本分析其差异，探究底层文学创作的变化与困境。
一、底层文学创作的变化
范小青是当代文坛一位笔耕不辍的作家，其小说《城乡简史》（发表于《山花》2006年第1期）和《南来北往谁是客》（发表于《人民文学》2014年第9期）是近年来底层文学的佳作。在这两部小说中，作家范小青都关注了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以细腻、深刻的笔触对他们给予了人道主义关怀，在文坛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城乡简史》通过城乡间的鲜明对比，反映出了城乡底层人物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巨大差距，引起了文坛的强烈关注，并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南来北往谁是客》则记录了城市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两部小说同样是书写底层人物的命运，但其间范小青的创作已有了明显的变化。而范小青底层文学创作的变化折射了我国文坛近年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精英话语转向底层发声
关于底层文学的创作，作家们习惯于站在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用俯视的姿态对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进行观照。例如，贾平凹创作的《高兴》，书写了农民刘高兴进城拾荒的故事，尽管刘高兴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着，但他依旧诚实善良、积极乐观。贾平凹似乎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快乐与贫困无关，即使生存不易，精神世界也不能贫瘠。[4]再如迟子建创作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描写了一位去乌塘排解丧夫之痛的女性，“我”在目睹了乌塘人更大的悲痛之后，产生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化解自身伤痛的同时表达了对底层人物的深切关怀。[5]此外，还有王安忆创作的《民工刘建华》、罗伟章创作的《大嫂谣》、孙惠芬创作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这类底层文学创作的共同之处在于，具有普世情怀的作家们，凭借自己对时代生活的把握，关怀、同情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并力图以文学的方式将其反映出来。
范小青的《城乡简史》更是此类作品中的佳作。《城乡简史》以一个账本为纽带，连接了城乡两个家庭的生活，通过强烈的城乡对比，书写出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好奇与向往。在叙事手法上，《城乡简史》使用了第三人称，以“他看”的目光书写故事。作品中，城里人自清家中积书成患，在捐书时错将一个账本随其他书籍寄到了贫困小学，最终分配到了王才家。王才对账本中折射出的城市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决心成为城里人。经过长途跋涉后，王才终于带领全家人在自清所在的小区车库里过上了城里的生活。在范小青笔下，叙事者与人物之间是一种观看与被观看、审视与被审视的关系。自清、王才、账本处于被认识，被诉说的状态，而叙事者既能看到自清的日常生活，又能目睹到王才一家的一举一动。范小青将自己对城乡关系的理解融入其中，根据人物的身份性格，感人物之所感，想人物之所想，采用双线并行的写作方式，一边书写家境富裕的自清寻找账本的过程，一边叙述贫困的王才一家努力成为城里人的过程，两种声音交替并行，为读者呈现出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故事情节。
近年来，范小青的创作视角慢慢从俯视变为平视，力图放下知识分子的高姿态，如同底层人物自身创作作品一样，写出带有底层真实痛感的文字，真正为底层人物代言。在《南来北往谁是客》中，范小青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城市房屋中介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我”是一个房屋中介，每日寻找房源、登记房客、打扫卫生，过着忙碌琐碎的生活。小说中，“我”既是小说中的叙事者，又是主人公，“我”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心理活动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由于第一人称制造出了一种自述的语言气氛，形成了一种独白式的叙事话语，所以该作品收到了底层人发出自己声音的效果。
近年来，底层发声的真实性成为影响底层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不论是生活在底层的作家（如打工作家）的创作，还是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作家的写作，都在试图展现底层人物生活的最真实一面，以期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改变底层无声、无言、无权的弱势状态。范小青的创作，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将专业作家的艺术水准与底层发声的真实感结合起来，这无疑代表着底层文学创作的新方向。
2.从城市梦的探寻转向乌托邦的幻灭
范小青始终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世相，从《城乡简史》到《南来北往谁是客》，最突出的创作变化是内容的深刻化。纵观这两部作品，作者在展现城市生活时流露出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展现城乡差距、向往城市的现代化生活，到揭露现代文明弊病、反思现代化进程，范小青笔下的小人物们经历了对城市乌托邦的建构与幻灭的过程。
在《城乡简史》中，范小青已经敏锐地发现，展现底层人物的生存现状并不应局限于展现他们物质生活的匮乏，而应从城乡间的差距入手，从精神方面展现乡下人对于城市生活的渴望，展现这群城市异乡人的生活面貌。因此，在小说结尾，王才一家虽依然处在城市的贫困线上，依旧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但他们内心仍然抱有对城市的渴望。通过《城乡简史》，范小青以同情的笔触记录了憧憬城市生活、初到城市打拼的乡下人的生活状况。
范小青早期的作品，在书写底层人物苦痛时多选用质朴明快的语言风格，最大程度地淡化了对苦难的表达。比如，《城乡简史》中作家以诙谐的语言描绘了王才一家极其匮乏的物质生活：“他们住的车库里，堆满了收来的旧货，密不透风……王才说，不热的。……王才笑了……到底还是城里好，电扇都有得拣……要是我们不到城里来，哪里知道城里有这么好，菜场里有好多青菜叶子可以拣回来吃，都不要出钱买的。”[6]我们看到，在范小青笔下，浸透着血汗泪水的艰苦困境被写得轻松愉悦。尽管城市里存在贫富差距，乡下人仍旧非常渴望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城里人自清眼中的苦难却是乡下人王才津津乐道的幸福。知识分子对底层的同情与底层自身的幸福感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令人深思。
然而，城市真的像乡下人想象的那般美好吗？在《南来北往谁是客》中，范小青通过城市中的小人物回答了这个问题。小说中，作者透过房屋租赁这一行业的乱象，折射出了城市纷繁复杂的社会弊病：黑中介乱收费、房产证明造假、房客房源审核不规范，房屋租赁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存在漏洞。在范小青笔下，人们一心要踏进的城市并不是理想王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并没有将城市建造成为伊甸园，反而充满了缺陷与漏洞。这也反映了范小青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新的时代背景对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单是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女性文学、乡土文学等题材的作品，都不乏对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社会、文化、人性等问题的反思。例如，贾平凹的《秦腔》被誉为“传统文化没落的一曲挽歌”[7]，作品以传统家族夏家的衰落为主线，呈现出了城市建设对传统小农经济的冲击，表现出对传统的眷恋和对现代化进程的焦虑[8]；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则从人际交往的角度切入，反思了当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沟通问题。[9]而范小青意识到，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法制的不健全、素质教育的欠缺，城市生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衣食无忧，反而可能由于过分追逐物质生活而导致人的身心疲惫、精神异化。底层人物在追求金钱时若舍弃了责任、道德，最终可能导致整个底层群体进入艰难困境，“城市乌托邦”实则是现代人一场不可实现的美梦。在《南来北往谁是客》中，范小青抛出这样一个问题：现代化建设给人类带来的变化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3.从直面苦难转向人性追问
关于底层文学的创作，作家们往往将精力聚焦在对底层人物生活苦难的表述上。例如：刘庆邦的《神木》，描写了一些底层人物为了金钱不择手段，通过人为制造矿难骗取抚恤金，暴露了一些底层人物由于极端贫困而滋生的犯罪现象；孙惠芬的《民工》，描写了农民工在城市中艰难的生存境遇，展现了家庭中女性的丧失给农民工精神带来的巨大创伤；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通过马嘶岭的一桩血案引出了由于阶层矛盾造成的底层悲剧。而范小青则是通过《城乡简史》传达了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的难以逾越的生活差距。相较于底层文学的其他代表性作品，近年来范小青的创作不再停留在对底层民众苦难的表述上，而是在表现底层民众的困窘生活之余，融入了对宏观社会和复杂人性的深入思考。
在《南来北往谁是客》中，范小青用荒诞的手法讲述了一位房客失踪的故事，并由此引发出对个体存在价值的思考。一位房客的失踪牵动了房东、中介、亲人、同事的心，他们报警、调查、访友均一无所获，当所有人准备放弃时，房客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了，还带来了轻描淡写的失联理由：出差地信号差。其中一段父母亲寻找失踪儿子的情节是这样描述的：“老两口可是对了号来入座的，这号就是一个村子一个名字一个年龄一个性别一个等等等等，反正，对上的就是他儿子。或者换一种说法，这些内容和他们的儿子全对上了。”[10]（P9）
小说中，老两口认定失踪的房客就是自己的儿子，因为这位房客与他们儿子的所有信息都一致。但问题是，具有相同姓名、籍贯、性别、年龄的人，就一定是同一个人吗？对于房客的身份，作者有意使其具有不确定性。老人寻找的儿子与房客是否是同一人，归来的房客与失踪的房客是否是同一人，均没有在文中揭示。在这里，人的存在被符号化了，他人寻找的只是贴有此类标签的人，而非掩盖在标签之下的具体的人。同样，在该小说结尾处，“我”发现归来的房客与之前的房客虽然信息一致，但是长相不同，显然不是同一个人。但没有人能够证明“我”的判断，或者说，也没有人愿意追究房客身份的真实性。在南来北往的人群中，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只要有人能按时交付房租，这个人究竟是谁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南来北往谁是客》中，范小青还试图挖掘底层民众苦难的原因，对苦难的承受者和施害者的身份进行了探索。社会乱象的始作俑者是谁，范小青用调侃的语言透露给读者，“我们”作为受害者的同时，也是施害者：“谁说被黑中介坑害的屌丝不值得同情，我跟谁急，可是偏偏许多‘黑中介就是由我这样的屌丝组成的呀，亲们，你们应该左右为难才是，你们应该无从下嘴才是，你们一边同情屌丝，你们一边痛骂‘黑中介，你们对付的是同一个我呀。”[10]（P8）透过《南来北往谁是客》，范小青对弱势群体的范围有了新的认知：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千千万万个被底层人指责的“黑心人”，同时也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弱势群体！“我”作为一名房屋中介，为了赚钱，想方设法拉房客，不在乎房客身份，只认空房源，终日在不规范的中介公司混日子，是个地地道道的“黑中介”；但“我”同时也是一位打工者，在房东与客人的夹缝中求生存，靠偷赚清洁费打牙祭，是个地地道道的“屌丝”。可见，“我”既是房屋中介乱象的参与者，又是社会底层困窘生活的承担者。正如刘再复与林岗在《罪与文学》中谈到的那样，“我们在任何人的任何过失中都负有责任”[1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范小青的底层文学创作，已经由最初的表现人的物质和精神的苦难转向了对底层民众生活苦难原因的揭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商品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会被物和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因而商品具有决定人的命运的神秘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商品拜物教。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异化”现象，商品关系（包括后来的资本关系）掩盖、决定了人与人的关系。消费主义社会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完全被物化为商品关系，爱情、婚姻都可以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道德、操守、真诚都成为漂浮欲海中空洞的能指，由此而衍生出都市人空虚寂寞的情感特征。”[12]也就是说，在消费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商品的追逐最终会导致人性的异化。在《南来北往谁是客》中，房东、中介、房客乃至亲友之间的联系表面紧密实则疏远。“我哥”其实是“我”的老板，“哥”只是具有靠山意义的称呼；中介与房东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关系，但双方却连对方身份都没有核实过；维系人与人关系的是房屋、金钱，作者对这种只认钱不认人的现实的揭示，正是对现实社会精神状态的无情揭露和讽刺。
美国著名思想家马尔库塞认为，在商品经济社会里，社会的主体成为了“单向度的人”。[13]即是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消费主义成为占据社会主流的价值观，科学技术全面控制了人，使人们失去了原本应该具有的对社会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生产力的发展为人们创造了普遍舒适、富裕和繁荣的物质生活，人们追求所谓“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却忽略了人类本可以创造的多元生活方式。《城乡简史》中的王才一家，在城市中
拾废品、住车库、吃菜叶，真的比家乡的生活舒适吗？答案恐怕值得商榷。现代化建设在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不合理欲望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当成功被从金钱、权利的角度定义时，人类真实的发展需求也就被遮蔽了。
二、底层文学创作的困境
范小青的底层文学创作，不论是故事思想的深刻性还是小说叙事的技巧性，都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她对于底层文学的准确把握、对于生活变化的敏锐感知，能够代表当下底层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即便范小青的底层文学创作已然十分成熟，但我们依旧能够从她的作品中窥见底层文学创作的困境。
范小青常运用巧合、悬念、象征等写作技巧，事实上，这些艺术手法在大大增强小说可读性的同时，也削弱了故事的真实性。城里人的一个账本对乡下人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大，一个账本能否改变底层民众的生活方式，值得商榷。诚然，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作为为底层发声的底层文学，其戏剧化的故事情节能否真正代表底层人物真实的生活状态呢？在《城乡简史》中，王才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显得极为虔诚，即便住在车库里，吃捡来的菜叶也甘之如饴；在《高兴》中，刘高兴在城市里以收废品为生，面对拮据的生活，面对与城里人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仍然保持乐观的心态，终日乐呵呵地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之中。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在看到城市现代化的建设与高水平的生活条件时，真的会满足于自己在生活条件上那一丁点儿的改变吗？在人的欲望的驱使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作家们似乎想要传递一种积极的心态，激励人们在逆境中依旧保持对生活的信心，但正是作家们这种知识分子式的言说，使得小说的叙事带有了高高在上的姿态，也使得精英作家笔下的底层人物总是与现实中的底层隔着一段距离。
令人欣慰的是，精英作家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范小青的创作也正在完成从俯视到平视的转变。在底层文学的创作上，精英作家与具有底层经历的打工作家们在写作风格上呈现出了合流的趋势。精英作家们汲取了打工作家带有自身痛感的书写经验，放下了高姿态，要为底层人物真正代言。然而，作家并不是底层民众，当作家模仿底层人物的声音和视角时，势必会不由自主地遮蔽底层人物自身的声音。正如范小青在展现城市底层人物生存现状的同时，还试图挖掘更深层次的复杂人性，这使得其笔下的底层人物无法摆脱被遮蔽、被改造、被发声的命运。《南来北往谁是客》以房客身份的不确定性象征人的价值在金钱面前的虚无，这种晦涩的隐喻削弱了小说直面现实的力度，使得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这也是精英作家叙事的缺陷所在。
范小青的底层文学创作，折射出了底层文学创作的现状。作家们虽然在主题多样性方面得到了延伸与拓展，但仍然面临着如何真正为底层代言的困境。如何在保持小说艺术性的同时，更为真实地为底层代言，已成为当下作家们必须思考的问题。而只有恰当把握好艺术与真实各自的度，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才能促进当代底层文学创作更好地发展。
三、结语
在经过多年的探索之后，作家们开始逐渐收起知识分子的高姿态，从平视的角度写出带有底层真实痛感的文字；作家对城市化进程的关注也不再停留在对城乡之间差距的书写，而是侧重表达城市化所引发的城乡二元的对立与矛盾；作家对底层的关注也呈现出了由关注苦难到关注复杂人性的变化。由于作家与底层民众之间在各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如何完全地、真实地去表述和反映底层，是作家们必须面对的难题。如何在保持作品较高艺术水准的同时，将底层真实的声音表达出来，使底层无声、无言、无权的现状得到改善，这是当前底层文学创作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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