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视角解读《无名的裘德》
官雪莹
内容摘要：随着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全面推进，另一场由中产阶级倡导的教育革命也在进行，即从古典教育过渡到所谓的现代教育。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就折射了这一时代背景以及教育改革浪潮下个人的悲剧。本文通过分析《无名的裘德》中主人公裘德·福勒的悲剧命运成因，试图展现平民阶层在通过自我教育改变命运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指出培养“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的传统古典教育的弊端：既无法使人获得能够谋生的专业技能，无法融入社会;同时教育模式革新的过程中个体也因理想与现实的不协调而感到迷茫与失落。哈代的这部小说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教育革命愿景与个人奋斗失败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将哈代的作品置于当下的教育困境，也能发现很多地方仍然与今天的我们产生共鸣。
关键词：《无名的裘德》 托马斯·哈代 19世纪英国教育改革
在中国，“知识改变命运”的神话早已深入人心，以至于这个话题在今日似乎已失去了强调的价值。我国大学从1999年开始扩招，然而，在高等教育普及的外表下，“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象正成为一个隐患。2018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四所“985”高校近2000名学生样本中，来自城市的学生占72.4%，来自农村和乡镇学生占27.6%[1]，二者差距悬殊;另一项对农村代际流动的调查表明，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流动中下向流动率持续上升，上向流动率越来越低，父亲教育程度等家庭背景因素对子女社会流动的影响仍十分显著。[2]教育是否能够改变命运、实现社会流动与公平的议题在社会上引起持续的关注。例如2019年高考中对“北大退档河南考生”事件的热议，社交网络上《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这类文章的流行，都反映出人们对于教育公平问题的焦虑。
这样的教育焦虑也非中国独有。上推到19世纪，英国作为现代教育的先驱之一，也在逐渐摸索实现教育公平之路，这在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农村青年裘德企图自学成才却以失败收场的悲剧，但也可从另一视角出发，将其视为一部教育改革浪潮下的寒门子弟成长史。本文即试图从教育的角度挖掘这部作品的悲剧成因，并探究小说怎样反映了教育普及背景下个人的生存困境，及其对当下的启示作用。小说主人公的自我教育失败有两层原因：表层原因是内心追寻与社会需求的矛盾，深层原因是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的冲突。
一
托马斯·哈代被称为“英国小说中最伟大的悲剧大师”（弗吉尼亚·伍尔芙语），然而他在中国传播最广的作品是《德伯家的苔丝》，相比之下《无名的裘德》稍显冷僻。哈代本人曾评价自己的这部作品：“小说首先描写的是关于一个穷苦大学生为争取上大学而作的奋斗，其次才是两次不幸婚姻的悲剧性结果。”[3]这句话尤为重要，但却为大多数评论者所忽略，一般研究侧重于这部作品中的婚恋问题，而忽视了其中反映的教育问题。笔者受到这句评论的点拨，试图探究《无名的裘德》所书写的教育悲剧与历史语境发生着何种关联。
事实上，“教育悲剧”的概念是在平民教育权扩大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在此之前高等教育只是贵族的世袭特权。19世纪之前，英格兰的教育权被贵族和宗教团体垄断，平民阶层很难进入大学，也就无所谓靠教育改变命运了。当时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尚无面向社会的公共考试，只在学校内部举办学位晋升测试[4]，而贵族阶层的子弟可从学费昂贵的公学直接升入牛剑。这两所大学以培养绅士和神职人员为教育宗旨，偏重古典语言、神学、逻辑教育，并不培养现代生活所需的“专业”人才。针对平民阶层的教育只有宗教团体等开办的慈善学校如主日学校（只在星期日授课的学校），教儿童基本的读写算技能，但是教育质量并无保障，甚至学校也只是某些人牟利的工具。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就给我们展現了这样一幅贫民儿童教育图景：主人公匹普出身铁匠家庭，只能上村里伍甫赛姑奶奶开办的夜校，“每人每星期付给她两便士的学费，领受的教益就是每天晚上从六点到七点有一个小时看她睡觉”[5]，学校教学质量之低下可想而知;不仅如此，伍甫赛姑奶奶甚至还在里面开了一间小杂货店。因此，平民阶层的儿童基本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完成一个完整的教育闭环，也不可能依靠所学知识走上社会谋生;英国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更是将“阶级跨越”的想法扼杀在摇篮里。诗人、教育家、牛津大学教授马修·阿诺德（1822-1888）宣称古典教育能够滋养每个人的灵魂，使人们跳出自己的阶级局限，在精神上成为美的共同体中的一员，但他也曾表示“文化并不企图去教育包括社会底层阶级在内的大众”[6]，体现出一股精英的傲慢。而像儿时被迫辍学当童工的狄更斯、牧师家庭的勃朗蒂姐妹以及出身于石匠家庭的哈代，他们是体现着维多利亚时期文化上最辉煌成就的一批作家，但因为家境普通都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由此可见，大学之门曾经对于普通人家的孩子是紧紧关闭的。
到了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催生了一批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他们呼吁得到更多的教育权;工业生产也需要大量有文化知识的工人，因此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也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诉求。在时势的推动下，教育权开放给更多民众。一方面，在古老的牛津、剑桥大学阵营内部，纽曼等人发起的试图维护教会权威的“牛津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少人认为对牛剑这两所古老的大学的改革已势在必行，不久后政府委托“皇家委员会”进驻这两所大学着手改革，其表现之一为1854年制订的《1854年牛津大学法》。改革颇有成效，牛津的入学考试形式从口试变为了有统一试卷的入学考试，并且增加了奖学金以资助无法支付起高昂学费的学生，牛津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如艺术教授罗斯金开始宣传职业教育的重要性[7]。另一方面，在政府的介入下出现了一批诸如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这样的现代化大学，教授自然科学、医学等现代课程。基础教育的变革则体现在政府介入教育事务上，1839年辉格党成立了枢密教育委员会，负责拨款投资教育并开办师范学校，成立纽卡斯尔调查委员会调查全国的儿童受教育情况;紧接着，出台了英国第一部教育法令《1870年初等教育法》，保障公民入学的权利。[8]恰恰是在教育改革呼声高涨的时候，中产阶级乃至工人阶级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于是过去被压抑的野心呼之欲出，哈代的《无名的裘德》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希望通过自学进入大学深造的乡村石匠，他身上体现着19世纪特有的打破阶级束缚、勇敢追求梦想的乐观进取精神;然而，固有的社会阶级观念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大学的入口依然壁垒森严，野心与现实的冲突就产生了命运的悲剧。
作者向我们展现了底层民众得到教育这一上升渠道后的另外一种命运可能——接受教育并不一定帮助人们改善生活，相反，接受不同内容与形式的教育可能导致不同的人生走向，甚至是以悲剧告终。
二
《无名的裘德》讲述了一个乡村孩子如何寻求更好的教育的故事。一般来说，教育能够帮助个人更好地融入社会，然而在裘德的故事中教育不仅没有完成这一使命，反而使个体与社会脱节。
故事的主人公裘德·福勒身上兼有两重气质：敏感温柔的诗人气质与理想主义气质。他对基督寺的向往不是出于对城市繁华生活的迷恋，更多是出于一种朝圣的虔诚。哈代称，“基督寺”是以牛津大学为蓝本创作的，结合当时的背景，基督寺也是一座封闭而神秘的象牙塔。在路人口中，基督寺是学者之圣地，一座飘荡着圣歌与祷颂之城，在年幼的裘德心中，这番描述无疑有着莫大的魔力，他期盼也能成为那些学者中的一份子，常常独自一人在黄昏中凝视着基督寺朦胧的灯光，“在想象中把它比做新耶路撒冷的地方，不过他这份想象可跟《启示录》作者的构思大不相同，因为其中多的是画家的精思妙诣，少的是珠宝商人的痴心妄想”。[9]为了靠近这个崇高的理想，他决定通过自学古典语言来达到“圣城”里学者的水准。尽管只是一个送面包的小伙计，裘德却利用这段时间来刻苦学习：“一路颠簸着，埋头读起凯撒、维吉尔和贺拉斯的比较容易点的篇章”[10];“有一天在回家路上，正似懂非懂地念着《颂歌》，无意之中发觉自己原来正擦着棕房子旁边的高丘的地势很高的边缘一带过去。……只见夕阳西下之际，一轮圆月正从相对方向的密林上空升起。”[11]这景象恰似马修·阿诺德的《吉普赛学者》中的流浪学者：“厌倦了敲晋升之门/在一个夏日的早晨/辞别了旧友/我将学那吉普赛人的歌谣/将与蛮荒的兄弟一起漫游”。可以认为，哈代将此中诗意化作小说语言，塑造了另一个自由自在的行吟诗人形象。
但讽刺的是，“吉普赛学者”尚可有选择地抛弃牛津给他的功名利禄，投身自在的漫游生活，然而像裘德一样如此好学而虔诚的人唯一的求学方式是坐在马车里半工半读，尽管这种漫游式的学习之旅看似浪漫，却始终无法让他走入朝思暮想的“圣地”核心，终究无法战胜现实的冷酷压力。裘德因教育而形成对于世俗生活的傲慢，他斥妻子为保持猪肉新鲜而放猪血的举动为残忍，视过去崇拜的“心灵高尚的”音乐家为维持生计而做的酒类生意为俗鄙[12]。然而没有这种看似琐碎卑下的世俗营生，高尚的艺术也就无立足之地。裘德也痛苦地意识到在书本之外有更加真实而广阔的世界，“……市井生活是一部人性的万宝全书，它搏动有力，生生不息;它小中见大，粗中有细;这样一看，市井生活比长袍先生的学院生活真是无限地高明啊。他前面这些为生活苦苦挣扎的男男女女才是基督堂的真正本色”[13]，然而，他却已经被规训为一个“象牙塔里的穷人”，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周遭的生活。书本给裘德的灵魂以滋养，但同时也养成了某些傲慢，并且没有教给他丝毫安身立命的技能。
不仅如此，裘德也无法仅凭知识成为他梦寐以求的“圣城”的成员。当裘德真正来到了“基督寺”的大学外，触摸着古老的院墙，他才意识到自己离这座城市的核心何其遥远：学院的高墙是阶级差距的具象，它隔开了学院内悠游度日的和墙外满身白粉的石匠，尽管他们是有着同样良好教育背景的同龄人。裘德给一位院长写信希望他能破格录取自己，然而只接到了一封拒信：“得悉你为工人……你似应谨守本业，一以贯之，则成功机会必不负苦心人，较另择高就裨益良多。”[14]这封信掐断了裘德的最后一丝希望，他意识到进入大学的钥匙不是学识教养，而是身份认同感。相同的出身背景、学习经历、宗教信仰使得牛津的师生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而裘德这样一个出身寒微的“墙外人”，对于思想保守而傲慢的牛津师生而言只是一位不速之客，即使学富五车，也无法抹除贫寒出身留下的烙印。
裘德的求學之旅是一场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悲剧。他身为一名普通的石匠，却至死都保持着对知识的向往与追求。然而，这份伟大的志向却与现实发生了摩擦：现实挤压着精神追求的空间，而理想的孤傲也让人与现实无法磨合。哈代戳破了教育神话美丽的肥皂泡，用冷静的现实主义笔调解构了想象中教育的乌托邦。
三
裘德失败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内心追求与现实处境的矛盾，实则是由于旧式教育与时代革新需求的冲突。
裘德所学的内容主要是拉丁文、希腊文，和以这两门语言写就的神学著作，《荷马史诗》、贺拉斯《颂歌》等古典著作，基本上是19世纪公学以及牛津剑桥讲授的科目。裘德对这些巨著的作者怀有深深的崇敬。初见基督寺巍峨的建筑时，他眼前仿佛出现了学者们的幽灵：“这儿有古往今来、五湖四海的诗人，……现代神学家身穿法衣，最让裘德·福勒感到如见其人的莫如讲册派的创始人，响当当三位大人物：热心派、诗人、公示派，他们的教诲哪怕在他居住的穷乡僻壤也响起了回应，对他发生过影响”[15]。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这里“讲册派”指的是“牛津运动”中力图复兴天主教文化的约翰·纽曼等人。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一眼瞧见了此地另一类子孙，顿生厌恶之感”，这些人包括历史学家吉本等质疑过基督教经典的人物。因此我们可以从这种对比中看出主人公此时坚持捍卫大学古典教育的立场。
然而，大势所趋之下，牛津曾经引以为傲的神学教育的地位受到了冲击。曾经让裘德那么心醉神迷的基督寺建筑，此刻竟显露出一幅衰败之象：“它们的败象本就明显，却又因石头久经剥蚀的累累痕迹，更为突出。这类老朽不堪、落伍于时代的高堂深院，竟然有近代思想安家落户，看来怎么可能呢”[16];“夜晚看起来形态完美、合乎理想的东西，大白天一看就成了多多少少有缺陷的实在之物”[17]。基督寺中世纪建筑的衰败，揭示出一个时代的远去，既然外表已经腐朽而无人问津，那么在里面发生的辉煌的神学成就现如今也不过成为人们眼中的一摞故纸。作者借写建筑之衰朽象征着传统大学的没落。此番对基督寺建筑的描写有其历史基础。19世纪的英国，现代性的教育正在取代古典教育成为主流。以马修·阿诺德为代表的传统牛津学者认为大学应该坚持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声称只有这种教育模式才能培养人的智性与美感，批评实用主义教育者的急功近利。然而，阿诺德的言论却遭到一干持异见者的炮轰，例如，托马斯·赫胥黎从阿诺德“文化乃是对生活本身的批评”出发，指出古典教育已与当代生活脱节，现代的大学更需要的乃是科学教育。[18]不论谁对谁错，高贵而无用的古典教育毕竟过渡到了效率优先的现代教育。如今牛津的生命科学等学科已成为强项，而传统强项的文科也追求和其他学科的融合，神学已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
最终裘德在理想破灭的挫折中觉醒过来，他意识到自己无法进入大学的真正原因正是自己一直心向往之的古典教育，守旧派们用高傲的目光打量着墙外不符合“高贵典雅”标准的年轻人，他们痴迷于经典本身，却压抑了真正的热情和创造力，长此以往，基督寺又怎么能不衰败呢？那堵隔开裘德与同龄人的学院高墙，很难说其中有多少砖瓦是由他们亲手堆砌的。作者借裘德女友淑之口批判学院里的“长袍先生”们：“在基督堂，聪明才智好比是新酒装进了旧皮囊。基督堂的中世纪传统得彻底垮掉才行，得把它摔进垃圾箱里头，要不然基督堂本身非彻底垮掉不可。”[19]裘德烧掉了自己所有的神学著作，“他一边用三股叉把纸片翻来翻去，一边心里想他已不再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了，这种解脱感使他的内心复归平静。”[20]“烧书”的行为可看做一个裘德心路历程的转折点，标志着他与过去深爱的经典的决裂。裘德在生命中最后的时日里又一次来到了基督寺，但是此时的心境已于之前大不相同了。曾经那么崇拜的纽曼等人，此刻已经使他感到厌倦，“什么神学家、护教派、他们的近亲玄学派、强悍的政治家等等，再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来。严酷的现实的这块磨盘替我把所有这些人物都碾碎了”[21]此刻裘德已对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传统教育彻底失望，在他眼中所谓虔诚的“讲册派”们只不过是一些抱残守缺之辈罢了。然而裘德至死都对大学的改革抱有希望，临终时他感叹道：“我听说，不用多久，我这样得不到帮助的学生就有好点的机会了。说是有些方案订出来了，以后大学就不那么保守封闭了，要把它的影响扩大了。究竟如何，我还不得而知。”[22]在裘德死后，随着科学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推进，新式大学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缔造了英国教育的奇迹，只是裘德再也看不到这一天了。
裘德身上反映出哈代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从一定程度上说，过于注重古典教育而忽略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造成了高等教育的封闭，进而导致了大批像裘德这样的青年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假如“基督寺”除了古典学科还有更适合于裘德谋生的建筑学，入学的门槛再低一些，那么裘德也不至于只能把苦学拉丁文一条路当作进入大学的敲门砖了。另一方面，裘德的悲剧也在于他恰好卡在了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的夹缝之间。古典教育气氛中成长起来的裘德空怀一腔美丽的理想，却不知这理想已是日薄西山，因此他的教育追求注定化为泡影。裘德的命运从来都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而是充满了时代浪潮推动下的无奈，他的悲剧是教育转型的夹缝中尴尬生存的一代人命运的缩影。
虽然《无名的裘德》的背景设定在19世纪的英国，今天的我们也能在其中找到共鸣。无论是从大学里的文理分科之争中，还是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中，都能看到19世纪英国社会的争议重现。就像裘德的命运实际上被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的两股推力左右着一样，中国的教育转型所引发的一切矛盾和压力，最终都集中在了学生身上，无论是“自由而无用”的教育还是“有用却无灵魂”的教育，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导向命运的缺憾，这不得不说是造成“寒门难出贵子”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时隔近两个世纪，托马斯·哈代作品中反映的时代困境仍然和当下的社会问题遥相呼应，《无名的裘德》虽然写的是一个英国普通工人的教育悲剧，但从裘德身上还是依稀能看到我们的影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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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Huxley， T. “Science and Culture”.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