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阐释：产业语境下电影艺术中表现与再现
丁亚平 王妍
近年的中国电影，呈现出更加快速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影响广泛。进入2020年，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不仅对电影市场带来重大改变，而且对主流电影新发展形成转折性的影响，疫情过后失衡的中国电影产业与创作生产的探索，怎样形成大的调整和突破，如何通过电影艺术的主体表現与美学再现得到更大范围的新传播新发展，令人瞩目。
一、在产业整体升级时代电影如何走向超越
2019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达到642.66亿元，较2018年增长5.4%，其中国产票房占到64.07%，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型不同题材的影片，不仅有票房最高的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还有科幻片《流浪地球》、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等，不仅显示出国产电影的创作日益多样化，更体现出随着电影工业化的进程的不断深入，国产片在表现题材、表现方式等方面都更加丰富。这不仅与产业内部的不断升级有关，与政策与法规的颁布和落实也息息相关。
从2018年开始，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影局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对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等问题进行治理，对不合理片酬进行控制，促进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电影电视剧网络视听节目的全部演员、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不可否认，强力的整治措施对影视行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行业监管的收紧使市场发展放缓，2019年，有超过1800家影视公司关停。2018年12月，国家电影局发布《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正式开放电影院线牌照，标志着继续深化电影院线制改革，并且鼓励发展电影院线公司，电影市场的发展逐渐步入规范化的发展阶段。2019年，博纳影业集团、上海华人文化两家民营公司相继挂牌，成立院线，到12月底，这两条新院线分列全国院线排名的第27位和第37位。新院线的成立给原有的院线格局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增加了院线之间的竞争。
2019年4月，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共同制定签署《关于影片进入点播影院、点播院线发行窗口期的公约》，2019年5月，中央深改委第八次会议通过《关于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促进我国影视业健康发展的意见》，“聚焦完善创作生产引导机制、规范影视企业经营为等根本性问题，为正处于关键时期的影视业改发展指明向”[1]。《意见》“从完善创作生产引导机制、规范影视企业经营行为、健全影视评价体系、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作用、加强行业管理和市场执法、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组织保障等7个方面统筹推进改革，既抓住具体问题，又聚焦长效机制，将在未来持续为电影发展注入改革动力”[2]。一系列政策的颁布与实行，规范了电影市场的发展，电影体制与电影行业内部结构的改革也朝着更深层次发展。
虽然2019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因为各项政策与治理措施被认为进入到了最艰难的阶段，但是收缩的行业监管却使得电影市场更加健康地发展，大范围的查税和限制演员高片酬之后，热钱从电影市场撤离，作品的质量又重新成为了衡量影片成功与否的关键。在这种背景之下，2019年全年票房创造了新的记录，642.66亿元的全年票房较2018年增长了5.4%，全年的观影人次达到17.27亿，较上一年也有增长。电影市场的逐步规范给电影创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国产电影正在逐步找准自己的定位，朝着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国产片成为2019年全年票房的主力，在票房前10名的电影中，有8部为国产片。2019年，国产片的质量与口碑稳步提升，在15部票房过10亿的电影中，国产片占到了10部。春节档、暑期档、国庆档几个重要档期均有“爆款”影片，且都是国产影片，好莱坞大片在2019年呈现出疲软态势，虽然有打败《阿凡达》的全球票房纪录登顶影史票房总冠军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在中国电影市场收获了42亿的票房，成为《战狼2》《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之后中国内地历史票房第四位，但其他好莱坞影片票房均未超过15亿，其中不乏《蜘蛛侠：英雄远征》《冰雪奇缘2》《惊奇队长》《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这种大IP作品。中国观众对于好莱坞的超级英雄大片进入到审美疲劳阶段，单一的类型、同质化的内容再也无法引起观影热潮。
与此同时，互联网对于电影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互联网思维给电影行业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并渗透到电影的各个方面，成为电影发展的基本面向之一。2019年，电影行业与互联网的联系更加紧密，互联网影视公司在电影的出品和发行中占有了更多更重要的分量。2019年，阿里影业集团参与出品、发行影片27部，累计票房达到了131.11亿，位列2019年所有电影公司的第一名，而包括阿里影业集团、淘票票等四家子公司在内的阿里影业，2019年共参与出品了36部影片，累计票房223亿。除了阿里影业和腾讯、百度等主流的互联网公司，2019年，小米、滴滴、高德、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公司也涉足影视行业，成为互联网影视行业的新生力量。
互联网行业的结构相对比较完善，基于庞大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和巨大的流量，电影利用互联网便捷、快速、传播广等特性，发掘出各种更加互联网化的宣传、营销方式。2019年，通过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进行宣传成为许多电影上映时采取的一种手段，尽管这种宣传方式在前两年就已经出现，但是2019年，通过短视频宣传电影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形式。短视频平台的热点内容会引起大范围的模仿，电影制作方利用了这一特性进行影片的宣传。《哪吒之魔童降世》在上映时，抖音平台推出了“魔童哪吒”魔法道具，共有超过500万人使用。通过短视频平台进行的电影宣传，主要是有创意、易模仿，加上短视频的时长特点，容易得到广泛的传播。除了短视频，直播卖票也成为2019年新的电影营销方式。2019年，“网红经济”的概念深入人心，电商通过网红直播带货的方式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收入。11月《受益人》在上映时采用了直播卖票的方式，6秒钟便卖出了11万张电影票。12月《南方车站的聚会》上映时，导演刁亦男和主演胡歌、桂纶镁，在网红主播李佳琦的直播间，短时间内就卖出了25万张电影票。短视频和直播卖票的成功说明了电影逐渐融入并成为互联网的一部分，这些方式提高了电影营销的效率。面对互联网不断变化的新潮流与新趋势，电影营销通过适合互联网及其用户的宣传方式，实现最好的效果。
近年来，随着电影市场的高速发展，电影产业结构不断完善，国内的电影节展更加丰富多元。2019年电影市场发展遇冷，各大电影节为电影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除了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等传统的大型电影节，FRIST青年影展、平遥国际影展、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澳门国际电影节等近几年兴起的电影节展也在2019年大放异彩。一些电影节不再集中于一线城市，而是遍布于全国多个城市，且呈现出年轻化、多样化的特点。已经举办到第28届，被认为是内地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也在2019年进行了重要改变与升级，不仅之前一直备受诟病的电影节海报令人眼前一亮，金鸡百花电影节更是在2019年新增了创投会等环节，还改变了每届电影节在不同城市举办的惯例，在一段时间内固定在厦门，每年举办一次金鸡奖评审。有了诸多改变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奖项的评选更加透明，在举办期间也引起了许多关注。
2019年，中国电影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但是行业内部巨大的活力和政策支持，以及观众对优质影片艺术表达上的诉求，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强大助力，电影创作的品质得到的提升，与电影主体表现与重构、电影现实主义美学再现等各方面的改变相联，产业语境下中国电影实现的整体跨越和升级，值得观察。
二、中国故事与全民记忆：平民视角下的主流电影主体表现
2019年的主流电影，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流电影较之以前有了新的突破，不仅保持了宣传主流价值观、发扬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功能，融入了更加具有主体性的多元化的元素，用平民化的视角、类型表现以及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使之在影市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引发观众共鸣。
《我和我的祖国》由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联合导演，电影由7个不同的故事组成，分别讲述了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经历的7个历史瞬间，极具表现性。《前夜》讲述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夕，为保证举行典礼时国旗顺利升起，电动旗杆设计者在典礼前夕反复试验以确保万无一失的故事。《相遇》发生在1964年，负责原子弹研发的科研工作者出于保密之需，与家人亲友失去联系，后来在公交车上与昔日爱人相遇却不能相认，让人泪目。《夺冠》以1984年中国女排奥运夺冠为背景，在上海的石库门弄堂，街坊邻居为了观看比赛聚集在一起，在比赛的关键时刻，电视天线需要手动寻找信号，家里有电视的男孩为了让邻居们观看比赛做出牺牲，错过了与即将离开的女孩告别的机会。《回归》发生在1997年的中国香港，为了保证五星红旗准时在1997年7月1日零点零分飘扬在香港上空，香港警察、修表匠、外交官、升旗手等许多不同身份的人，都为了这一共同的心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证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北京你好》讲述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葛优饰演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张北京意外获得一张开幕式门票，本想当做生日礼物将它送给儿子，但是一个来自四川震区的男孩却用800元换走了门票。《白昼流星》中，一对流浪兄弟在遇见退休的扶贫办主任后生活发生了改变，主任带着他们去看神舟十一号飞船着陆，见证“白昼流星”的他们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护航》中宋佳饰演的吕潇然是中国空军飞行队的女飞行员，因为表现优秀被选为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飞行梯队的替补，她作为“备飞”保障了其他队员圆满完成任务，在飞行梯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时，她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返航。《我和我的祖国》中选取的7个故事，背景均系新中国成立后重要的历史节点，讲述普通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显得极富感染力。《我和我的祖国》在国庆档上映后，首日票房达到2.9亿人民币，累积票房则达到31.71亿元，排名2019年综合票房第四位。作为总制片人的黄建新提到，《我和我的祖国》的选材理念与表现原则是“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3]，通过表现重要的历史瞬间下普通人的故事来激发全民的共同情感，影片的国庆档上映，准确地满足了观众在节庆假日的心理诉求。
同在2019年国庆档上映的《中国机长》，是一部包含灾难元素的电影，为群体发展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影片根据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的真实事件改编，由刘伟强导演，张涵予、袁泉、杜江、欧豪等主演。影片在人物塑造方面，从飞机起飞前航班机组准备开始，几位成员以不同的方式出场。机长刘长健严谨认真，同时深爱着女儿，完成飞行赶回家为女儿庆祝生日就是他面对险情沉着冷静应对的驱动力。副驾驶徐奕辰桀骜不羁且爱开玩笑，刘长健一开始对他持有偏见，但在飞机遇险过程中，刘长健改变了对徐奕辰的看法，影片将这一转变的过程表现出来，使人物塑造更全面、立体。除了机组成员之外，影片对于飞机上的乘客也进行了有选择性的表现，去拉萨旅游的情侣，嚣张跋扈的土豪，回家的母子，還有曾经在拉萨驻防的老军人，等等，不同背景、不同性格的乘客，在面对突发危机时的不同反映，成为影片重点表现的内容，这些人的经历，能引发普通观众的共鸣。在情节表现方面，电影采取了线性叙事的方式，按照从飞机准备到遇险再到安全降落的顺序讲述，通过飞机、民航气象中心、管制中心、机场指挥中心几条叙事线索，全面描述应对险情的过程，拓展了叙事与主体重构的宽度，使影片层次更加丰富，同时电影还通过各种视觉效果的制作，营造了更加逼真的电影场景，制造了紧张感，给观众真实的情感体验。
影片《烈火英雄》歌颂了坚守在岗位上的平民英雄，突出了主体精神性的特质。影片根据鲍尔吉·原野的长篇报告文学《最深的水是泪水》改编，以“大连7·16油爆火灾”为原型，讲述了消防官兵在重大事故面前顽强抵抗而用生命维护公共财产的故事。作为影片的两个主要人物，由黄晓明饰演的中队长江立伟和由杜江饰演的特勤中队长马卫国，形象生动，突破了以往主流电影主要人物“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描绘了作为普通人的他们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江立伟在一次救火行动中因为疏忽使得队员因故死亡，他遭降职处分，还患上了应激创伤后遗症，儿子质问他是不是杀了人，他却百口莫辩，马卫国也想获得同样是军人的父亲的认可，这成为了二人在特大火情的行动中最直接的情感驱动力。《烈火英雄》作为一部灾难题材的主流电影，影片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运用类型片的表现手法，因采取多多条叙事线索并行的方式，而显得非同凡响。江立伟进入火场手动关闭阀门，马卫国与特勤中队队员死守化学油罐，班长徐小斌负责远程供水，三支队伍共同保证了火情得到控制，三条线索交叉剪辑，制造了紧张感。为了增强《烈火英雄》作为灾难题材影片的真实感，影片的许多火灾场景都采取了实景拍摄，再加上CG特效的运用，给观众制造了极致的视听体验，影片显示了中国电影在产业升级、工业化进程中的显著成效。但是影片还存在几处不足，比如影片过分渲染感人气氛，对于救火的过程描写不够，本该重点表现消防官兵为了控制火情所付诸的主体行动，着墨较少;而对于火灾现场之外的场景表现亦显得过于零散，没有形成完整的线索。
除了表现当下现实生活中的平民英雄，2019年也是重大历史题材影片的高产之年。作为献礼片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将重大历史事件真实还原，并加以艺术表达，展现了党和军队重要的历史时刻。《古田军号》和《红星照耀中国》在建军节前后上映，《古田军号》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和福建电影制片厂等联合出品，影片再现了1927年红军召开的古田会议召开前后的历史场景，以一个军号手的视角切入，通过主观性叙事与忆述性重构结合，表现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在青年时期的边缘工作与运筹帷幄。《红星照耀中国》改编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同名采访笔记，电影“构建起一个贯穿影片的海外同路人见证视角”，埃德加·斯诺深入到西北的革命根据地，见到了共产党领导人和红军战士，并将他们的事迹记录下来，让世界了解红色中国的故事。
《决胜时刻》以平民视角切入，将历史人物更生动地呈现出来，也成为影坛统合主流价值观的代表作。此片在2019年国庆前夕上映，由黄建新监制，黄建新、宁海强共同执导，唐国强、刘劲、黄景瑜、王丽坤等人主演，讲述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从西柏坡赴香山，与民主人士共商大计，全力筹划开国大典的历史事件。影片以中国领导人作为叙事的主要线索，同时又设置了多条叙事线，如毛泽东身边警卫员与警卫队长的故事，使影片叙事颇为饱满，也更加有人情味，将领袖的人物形象塑造得较为立体。“我们看艺术中的历史，更是被那些创造历史和被历史所创造的人的性格和命运所感动、所感染、所激励。”[4]片中，任弼时抱病为他的战友拉起了一首曲子，是教会音乐《奇异恩典》，主题是忏悔，这在许多观众那里颇戳泪点，在部分人士则引起了质疑。可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作为主流电影中最重要的题材，如何将历史事件与主体重构性艺术表现相结合，是个重要命题。
主流电影逐渐意识到电影不仅是一种宣传方式，在这之前它更是一个产品，亦为一种主体性极强的大众文化形式。“它们所发扬的正是主旋律电影观里对社会主义文艺之属性、为人民服务之功能、价值观和伦理学之理想等不变的信仰与情怀，它们所改进的则是不再把‘主旋律同‘多元化刻意区分各司其职，而是促成二者的和谐统一。”[5]从《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到《烈火英雄》《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主流电影表现及重构逐渐突破了以往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固定模式，尝试融入更商业化的形式，加入动作、灾难等表现性类型元素，并且采用能够引发观众共鸣的视角，塑造了日常生活中的平民英雄形象，使主流影片在宣传主流价值的同时灵活而积极地去赢取口碑与市场。
三、时代社会生活观照下的电影再现
近年来，随着电影创作越来越重视内容，现实题材的社会派电影创作复归，并在影片《我不是药神》后达到高峰。电影的再现美学原则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下找到了商业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平衡点，电影创作者运用社会派电影的再现方式呈现现实生活，其反映的社会问题愈加引发人们的关注，电影作为大众审美媒介，所蕴含的良性互动的现实主义美学及其有效表达，也就更得以显现出来。
《少年的你》讲述内向的高三学生陈念和辍学后混社会的小北的故事，两个人生活背景、性格经历完全不同，成长的伤痛将两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着重叙写了陈念在遇到小北之后生活所发生的改变。影片对于高考、家庭环境、校园欺凌、边缘群体等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挖掘与思考。《少年的你》直面校园欺凌问题，并且直接指出校园凌霸的根源——家庭教育。影片中对胡小蝶、陈念进行欺凌的主要人物魏莱，家庭环境优渥。在父母、老师和其他同学的眼中，她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是父亲对她的高要求使她长期生活在高压之下，对同学使用暴力成为她宣泄压力的方式。同样优秀的陈念对她构成了威胁，感受到更大竞争压力的魏莱只能通过暴力来排解，而母亲过分溺爱也让她肆无忌惮，这成为造成她的悲剧的直接原因。《少年的你》努力通过商业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平衡，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处于社会和校园边缘灰色地带的亚文化群体“彷徨和焦虑”，促使人们反思校园欺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边缘群体等问题，电影与现实由此在不断拓展的艺术再现中呈现出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过春天》对处在社会边缘的未成年群体进行抓取和反映。以刘子佩为代表的跨境学童群体，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他们深陷于移民的旋涡之中，难覓身份认同，缺乏完整的家庭，因而“他们的迷茫比大多数同龄人更为强烈”[6]。揭去在深港两地走私手机这一外壳，影片用共情手法探讨的还是处于城市边缘的青少年的成长状态，通过极具特色的视听手段展现出他们的内心世界，“用青春故事来承载时代问题”[7]。影片通过走私手机这一主线，勾勒出了深圳与香港的两地关系，《过春天》把青少年成长与社会问题结合，从特殊群体的视角出发，反映出生活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青少年面临的对于身份认同、家庭、社会关系等更普遍的问题。
《地久天长》以跨越30年的平民史诗的形式，描绘了属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从知青返乡到计划生育、工人下岗潮，时代的每一次变革都对普通人、普通家庭产生难以言说的影响。电影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电影的故事虽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是电影的重点是将刘耀军一家30年间的生活真实地再现出来。影片对于情感的表现十分克制，却让观众感受到了比较大的情感撞击。“在一个大的时间框架里看，人生就有一种起起落落的无常感。”[8]对于长达30年的时间跨度，如果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再加上影片近3个小时的长度，容易变得冗长、缓慢，电影采用剪辑的方式将三个时空——20世纪七八十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交错展现，通过画面交叉并进，“构造了复杂而不凌乱、且包含丰富意义的时空结构”[9]。叙事的张力也正通过这种多时空的交叉叙事而显现出来。正如王小帅自己所言，多重时空的交叠，能够产生“巨大的情感冲击”，交叉剪辑并没有使电影碎片化，反而通过不同时空的交叉，制造了悬念，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景春和咏梅对于主要人物刘耀军和王丽云的出色塑造是《地久天长》成功的重要原因，两人的表演不着痕迹，极具代入感，使观众感受到他们已与角色融为一体。所谓生活，不过就是去经历它，然后接受它。《地久天长》将片中的中国式情感以冷峻再现的手法表现出来，复刻了生活本身，进而寓蕴影片主创对于时代和社会的深入思考。
余论
近年，当代电影创作以积极的主体性表现与多样化的再现，从艺术的共情视角出发，体现出对现实与历史的观照和思考。好的具有开放的社会共情的文本决定一切。当代电影，特别是现实题材电影，注重平衡电影表现与现实审美再现的关系，通过类型多元杂糅和艺术的手法反映普通人的生活，进而展现对时代社会的广泛探讨，并使之处于时代动态的发展之中。随着电影的质量与口碑在票房成绩中越来越占有重要的位置，当代中国电影更加重视发挥电影的特性与价值作用，广大观众由之通过这样的好的电影去关注社会，思考生活，形成了一种可喜而弥足珍贵的共同的电影书写。
近年来中国电影面对各项收紧的政策和措施，继续稳步发展，不仅全年总票房持续增长，多项数据走强，电影产业的发展步入到新的阶段，产业结构逐步完善，电影的工业化发展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果。主流电影迎来了新的发展，电影美学摆脱了单一化的发展趋势，科幻片、动画片、悬疑片等类型创作逐渐崛起，出现了一批质量高口碑好的影片;艺术电影尝试将更广泛的社会触角与审美元素运用到电影中，扩大了艺术片的观影群体。讲述中国故事成为电影创作的主题，只有积极通过电影艺术表现与再现及其相结合的方式，去塑造饱满的人物形象与讲述丰富生动的故事，贴近普通人生活世界与主观情感心理，这样的电影作品才能获得最广大观众的喜爱。《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爆款”的出现，也体现出观众对于电影表现和再现结合的接受度越来越广，只有不断探求的优质内容才能受到更多更广泛关注。
受疫情蔓延的严重影响，2020年全国电影制作生产宣发及放映中断，因停工歇业等产生巨大成本。这对电影创作的冲击格外具有全局性意义。如何把电影拍得更艺术成为创作和理论界关心的话题，后疫情时代，在商业类型电影以外，主流/主旋律电影、社会派电影和人文电影对电影生态发展与繁荣也至关重要。一个有效而呈表现与再现复调特征的创作机制体制势必让商业与主流价值、社会和艺术美学达致平衡。而且，这样电影复调特性在对应电影创作整体发展、研究探索宏观问题的同时，微观问题的探究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该说，如何推进电影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反思与重构性的新探索，既对电影宏观发展形成建构意义，但又完全适用于那些各种类型的具体文本创作，这对后疫情语境下的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将产生更大的启示及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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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治.2019中国电影：主流价值的时尚引领[N].光明日报，2020-01-08（015）.
[3]黃建新，尹鸿.历史瞬间的全民记忆与情感碰撞——与黄建新谈《我和我的祖国》和《决胜时刻》[ J ].电影艺术，2019（06）：69-76.
[4]尹鸿.以人写史 以虚写实——《决胜时刻》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新探索[ J ].当代电影，2019（10）：23-25，177.
[5]许莹，左衡. 电影：和时代共鸣 与观众共情[N].文艺报，2020-01-08（004）.
[6]参见丁亚平.中国电影艺术史 1940-1949[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249-282.
[7]程媛媛.《过春天》：空间围城中的“自我”追寻[ J ].电影评介，2019（10）：29-32.
[8]王小帅，侯克明，文静.《地久天长》：现实主义与东方美学的“平民史诗”——王小帅访谈[ J ].电影艺术，2019（03）：45-50.
[9]田卉群.从个体生命经验中破茧而出——读《地久天长》[ J ].当代电影，2019（4）：19-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