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谴责小说政治批判手法研究
李辉东
摘要：本文通过对四大谴责小说内容进行解读，揭示其政治批判手法的特点，为研究小说独特的思想提供新的视域。
关键词：谴责小说;批判;局限
晚清的小说不仅成为抨击丑恶现象的工具，也成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途径。其中成就尤为突出的当属被鲁迅誉为“四大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李宝嘉著，以下简称《官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著，以下简称《怪现状》）、《老残游记》（刘鹗著，以下简称《游记》）、《孽海花》（曾朴著）。其所写内容痛恨外国侵略，也愤慨政府腐败无能及社会腐朽。作者们运用具体人物形象、对话、故事、实物与环境的描写体现人物的理智与情感，所带来的批判性是强烈的。大量情节的设定，提供了众多批判视角，把批判和政治革新粘合在一起，构成了小说批判手法的独特性。
一、国家制度层面的整体性批判
晚清中国遭遇外部侵略、西潮冲击及内部裂变，传统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面临崩溃和解体。在专制政体与世界市场碰撞中，晚清文人的修养、习性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衰弱、西方文化的冲击所带来的激进特征愈发明显。同时政治腐败使民众对政府极端厌恶，四部小说作者作为新型知识分子对清政府的改革图新非常失望，对比西方理念，对国情予以批判，涉及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其重点是抨击官场丑恶和社会沉沦，而对民族矛盾，对满族统治阶层压制和歧视汉族的描写却很少见，这与同时期宣扬民族革命的政治小说截然不同。毕竟“种族主义论调却有可能激化民族矛盾，强化民族仇恨，不利于政治变革。”
作者们看到了民智未开，欲达到国富民强，需要实现社会结构的全面变革。但传统国家体制僵化、腐朽和低效率，使得它最终丧失自我创新能力，同时作者们改良主义思想浓厚，批判的方式也是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整体变革来建立一种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四部小说的批判首先是厘清故事设置中的政治因素，然后对比西方政治理念，之后才对国情进行批判，批判的广度是深刻的，将官场和社会的丑恶暴露在读者面前，并进行正面蔑视，但随着小说的进程，作者们已经把焦点从政治改革巧妙地转到启蒙宣传上，而且整体性批判非常明显，如《怪现状》抨击世风堕落的描述技巧无所不用其极。《官场》《怪现状》《孽海花》中科举制的巨大弊端也让位于中国官员缺乏专业管理才能，这就充分证明了整体批判的特征。即作者们本质是暗示建立新制度、新秩序，即使是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精华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且作者们没有将腐朽的清政府才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根本所在作为小说立足点。这是整体批判最大的失误。
二、对中外文化的异同缺乏必要审视
对民众进行启蒙宣传，唤起民众参与新秩序的建立，是四部小说题中之意。四部小说对西方政治、文化、经济层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赞赏，所以其政治批判不仅指向现实政治，也指向造成政治腐败的传统制度文化的重压，以及缺乏对公益价值的保护态度上，在《官场》《怪现状》对此表述尤多。足以说明其传统“中体西用”观念已被作者们抛弃。
西方文化维护公益、协调多元的益处在《官场》《怪现状》《孽海花》中得到众多体现，但文中西方思想文化是零碎不成体系的，传统文化被怀疑和挑战，则是更多源于西方文化的快速渗入，传统文化在本能抵制中造成保守与激进的共存，因此小说中众多文人纷纷出现矛盾的特征，且小说作者对西方文化制度深层本质认识不深刻，无法对中外文化异同做出清晰判断和明智选择，如《孽海花》以作者亲身经历为取材，演绎三十年中国社会变迁，其中不乏构建近代国家形态的设想，但对政治活动的公开参与性认识尚不足，忽视了参与政治革新中各个阶层的利益追求;《官场》《怪现状》过多用谩骂和丑化官场的手法迎合世俗口味，无法解决社会多元价值之间的矛盾。其中《官场》过于侧重官场政治生态的批判，对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描写甚少，除了在文中用了几个基督教民的案例讽刺官场，简单提了一下基督教和释教外，并未揭示问题背后的文化根源;《游记》则是忽视了国民总体价值也在转变之中。“所达到的思想深度是有限的，真正能体现现象背后深刻的社会危机，以及系统地展示出根源的较少”。仅仅接受西方器物、制度，只是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表面优势，这是无法凝聚起民众的团结，西方的思想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归根到底都得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才能正确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从而解决新旧思想交织呈现的时代过渡的双重景象。在新文化运动之前，这种社会转型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复杂的心理是难以改变的。
三、价值取向局限性
四部小说对传统观念进行批判，看到西学东入导致社会结构的改变及士人阶层的蜕化，虽然作者已放弃统治阶层能有所作为的幻想，但批判晚清并没有完全不顾社会道德和价值立场，西式民主仍然妥协于大众共识，具体表现在对社会价值冲突和竞争妥协充满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源于作者对社会未来发展的真正道路缺乏系统化预见，不能认识社会变化的真正根源，只能单纯求助于西方文化制度能够调节社会价值纷争。小说所写部分人物和事件虽然真实取材或影射现实，甚至亲身经历（如曾朴），但将讽刺对象无限制延伸，希冀博得读者一时之快的意图明显，完整人物塑造缺乏，导致对新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共鸣不足。《官场》《怪现状》讽刺过于夸张，刻画人物性格简单粗放，各种人物皆贴上酸臭不堪的标签，《游记》则另辟蹊径，专写刚弼、玉贤等“清官”暴行，即使是《孽海花》以针砭时弊的手法权衡人物事件，仍难摆脱古代“良史”风格，少有对人物自身状况背后原因的关怀。四部小说批判的重点皆集中在特定官场丑态，却时时露出挽救时弊的个人情怀。《游记》开头，用大船上人物的行径映射现实，把问题不归结于驾驶人的错，辩称是船上的人过惯了太平日子，加上没有安装方向盘所致，随后老残呈上，又被人骂为汉奸、努力无济于事而伤感无望。文中又写桃花山的玙姑和黄龙子言行，宣扬作者信奉的太谷学说，并对义和团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诋毁，表现了作者价值立场的不定性。在《官场》末尾作者也希望改革科举制弊端，重视大众教育，提高官员专业知识和行政才能，做一个“好官”;《怪现状》虽然在视野上较《官场》开阔，树立了吴继之等一批贯穿全文的人物形象，批判较深刻，但对于价值取向这个问题作者始终不能给出正确解决方案，只能让主人公最后一躲了之。《孽海花》革命性和真实性自然强于其余三部，它赞扬民主革命，表达反封建思想，但也积极肯定为振兴国家而有所作为的君臣士子们，价值取向流于改良主义。总之，作者们意识到学习西方的紧迫，其建议是具有现代化的要求，但只倾向于批判现实，这些在旧制度和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還不能完全理解西方文明的精神实质，要使国人的思想观念完全西化来救国，是完全不可能的。
四、政治批判持双重立场
晚清体制已丧失自我革新和推进转型的能力而面临解体，但新秩序尚未建立，这构成小说批判题材的广泛，引申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是四部小说含义表达的主体。总体上看，四部小说就是对现实政治的控诉。作者一方面贯彻这一明确立场，但另一方面又出现幻想主义色彩的微妙立场。导致文中其立场并不是一贯明确，也有自相矛盾的双重立场。作者们一面批判清政府腐敗为合理社会秩序的建构设置的种种障碍，而另一方面讲，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拥有的统治权力使作者们对国家统一的维系抱着矛盾又苦恼的心理，不免出现微妙的局面，在小说中，会发现许多与政治批判冲突的论述。《游记》写“清官”残忍与刚愎，却仍主张依靠贤人异才寻求富强之道，而对于官场腐败蔓延的种种现象刻意用“清官”失策来搪塞过去，对终结帝制的好处避而不谈;《官场》也在五十二回描述朝廷对内地矿权进行保护，惩治偷卖矿权的权贵。在末回，作者为未来中国振兴提供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法子，即“仿照世界各国普通的教法”，培养官员，以此改善国家状况。即使在思想内涵上更加深刻的《孽海花》，对焦世界眼光，否定和质疑传统制度文化及阶级秩序，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论证帝制终结的必然性，体现了强烈的革命思想，谈及国人“只要是变，任什么都要反对的。”所以主张“与其做委屈的牺牲，宁可直截了当地做一次彻底的牺牲。”但作者末尾仍然提出精英分子能对时局进行积极作为，中西合璧，以改良中国的不利局面。
由于其改良主义立场，四部小说缺少决断，都在不同程度地塑造国家主权意识的上升，培育近代的国家认同，不赞同用一种体系彻底压倒另一种体系，反对整个国家体系出现失衡和塌方。因此无论四部小说如何强烈地进行政治上的批判，对未来政治建构却充满了迷惘，正是这导致了微妙的双重立场。
五、结语
政治批判需要一定的政治理论作为标准，四部小说作者们能运用政治批判为起点，来分析政治变革的必要性，并利用批判手法引入启蒙为晚清的革新提供借鉴。但思想深度的局限导致作者们的创作思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看不到国民总体价值也在转变之中。他们批判政治，虽然可以开民智，但却不能召唤起人们的政治激情，无法促成民众团结的局面，更不足以改变中国旧面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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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
[6]曾朴.孽海花[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