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DI对我国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郭剑花 龚惠婷
【摘 要】 在大规模“走出去”背景下，企业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就是创新。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而政治关联是民营企业的重要环境因素。基于此，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企业为样本，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政治关联减弱对外直接投资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文章立足中国制度背景，将政治关联这一现实环境因素纳入对外直接投资对研发创新的作用机制，是对以往对外直接投资和研发创新关系研究的拓展。文章的研究对企业创新以及政府改革都具有较好的启示。
【关键词】 民营企业; 研发投入; 对外直接投资; 政治关联
【中图分类号】 F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04-0060-06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外贸发展的核心位置，走创新驱动的外贸发展道路。陈菲琼等[1]研究表明，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本地的研发投入所形成的自主创新，二是基于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吸收及消化引发的二次创新。企业“走出去”作为获取国外创新资源的重要途径，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当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最主要形式是对外直接投资。其中，民营企业逐渐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1 961.5亿美元，同比增长34.7%。截至2016年底，中国2.44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3.72万家。2006—2016年，在中国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中，非国有企业占比从19%上升到45.7%。
在我国民营企业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政企关系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现实当中，民营企业积极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尽可能地优化自身的发展环境。其中，民营企业高管积极参政议政（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或聘请政府官员到企业担任高管是一种普遍选择，学者们一般把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这类关系称为政治关联。以往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具有“双刃剑”效应，兼具“关系”作用和“政府干预”作用。
基于此，本文拟研究三个问题：第一，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带动国内研发创新？第二，政治关联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与研发创新的关系？第三，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如何变化？本文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的研发投入①，政治关联对这一积极作用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制度环境越好，政治关联的负向调节作用越弱。
本文的主要贡献可能在于：当前学术界，将政治关联和对外直接投资、研发投入三者联系起来做研究的甚少。做研究需立足于国情，政治关联作为我国特殊制度环境下的产物，对微观企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政治关联纳入对外直接投资与研发创新的研究体系中，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将会对我国的宏观政策制定和微观企业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双刃剑”效应
已有研究关于政治联系对企业的影响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政治联系是一种有价值的“关系”，从而支持政治联系对企业的正面作用。政治联系能够改善银企关系，降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更容易获得融资便利[2-4];在关系型经济中，政治关联企业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政府对企业的支持通常是包括税收返还等在内的财政补贴。因此，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5-7]。在关系型经济中，是否享受较低的税率或获得税收优惠具有较大的操作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企业政治联系的寻租空间。因此，政治关联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8]。在转轨经济中，多元化经营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而政府对资源有较大的控制權，从而与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更容易通过寻租获得多元化经营的好处[9]。
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关联企业容易受到“政府干预”，政治联系是政府维持对企业持续干预的一种途径，从而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所以政府很可能通过政治联系影响企业的雇工决策，实现其政治目标，从而导致政治联系企业雇佣了过多的劳动力[10]。政府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往往将促进辖区内的经济发展作为其行政目标，GDP成为地方政府业绩的主要考核方式。为了促进辖区内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很可能要求政治联系企业通过资本投资扩张促进地区GDP增长，从而导致政治联系企业的过度投资[11]。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郭剑花等[12]指出，立足中国制度背景，政治关联具有“双刃剑”效应，兼具“关系”作用与“政府干预”作用。在探讨政治关联对企业影响时，应该同时考虑这两种作用。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研发投入的影响
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是对外开放的三大路径。在国外，部分学者已经就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的影响，特别是对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影响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目前国际上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效应的研究较为丰富。Branstetter[13]使用企业数据对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的研究表明，在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日本企业获取了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Driffield et al.[14]利用英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研发资源密集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产生了逆向技术溢出效益。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并无显著影响。Bitzer et al.[15]运用17个OECD国家产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在我国，学者们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且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母国研发创新。陈菲琼等[1]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提高了国内技术创新能力。罗军[16]研究表明，当民营企业投资目的地不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当前，许多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创新的影响大多是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传递。沙文兵[17]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确实会显著提高国内的技术创新能力。刘东丽等[18]认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投资目的国转移到海外子公司，第二阶段是从海外子公司转移到母公司。学者们也就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如何在国内发挥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的吸收能力在对外直接投资创新效应的实现过程中最为关键，而吸收能力依赖于企业对研发创新的投入。陈菲琼[1]指出母公司对技术的消化、学习和吸收能力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此外，该研究还表明国内研发投入对我国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最为明显。
综上所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对母公司的发展效应不尽相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促进母国技术创新存在不同的研究结论，主要因为投资目的地、公司投资的目的以及母公司的吸收能力不同。企业对外进行直接投资能够获得技术创新效应，创新效应的发挥主要经过以下两个阶段：随着投资目的国经济、科技等方面发展程度的不同，国外创新资源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传递给母公司;在母公司获得一定的技术、创新资金、创新人才后，母公司的吸收能力，对研发创新的投入力度，就成为企业能否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关键。
三、制度背景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对外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包括研发费用分摊机制和利润反馈机制等。
1.研发费用分摊机制
海外关联企业与投资目的国的研发结构合作，共同承担研发费用，进而减少了海外关联企业的研发费用投入，使得母国公司能够有剩余的资金去进行其他研发活动。
基于“研发费用分摊机制”，在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民营企业，他们有动机在发达国家占有一席之地，从而会更加积极地进行研发投入活动，嵌入当地的研发网络，与研发机构和上下游关联企业合作，吸收发达国家研发要素，形成有竞争力的技术和专利，在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同时也节约了一部分研发费用，关联企业将技术和资金返回母公司，通过消化吸收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2.收益反馈机制
海外子公司在国外市场上获得利润，海外关联企业将资金汇回母国，从而保证了母国公司有足够的研发资金。
对于我国中小型民营企业来说，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在发达国家寻求发展，没有足够竞争优势，他们会更加偏好于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国家寻求发展。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更加接近资源产地，大大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也獲得更广阔的市场。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形成，如果扩大企业产出，便会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从而节省了生产成本，企业获得更多利润;通过企业内部资金流转，利润从海外子公司流入母国企业，为母国企业的研发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由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可知，技术吸收能力是技术进步的关键，而国内研发资本的投入是衡量吸收能力的重要指标。衣长军[19]指出民营企业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一席之位，就必须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否则就不会在新一轮的全球分工格局中占据有利的国际地位。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创新是立身之本，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以及长远的发展，民营企业有动机将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得的资金用于研发活动，进一步加强对外来技术的研究和自主创新投入。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会促进我国民营企业对研发的投入。
（二）政治关联、对外直接投资与研发投入（见图1）
由于我国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市场制度的不健全以及政府仍掌握着大多数稀缺资源以及市场准入授权批准等权利，因此，我国民营企业会更有动力去寻求政治关联。杜兴强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同时具有“政府干预”效应和“关系”效应。如果能够与政府建立联系，当这种联系的“关系”效应更显著时，民营企业便能获得政府补助、融资便利，有了足够的资金支持，企业也就具备了研发创新的基础条件。但是，如果企业建立的政治关联更具有“政府干预”效应作用，企业将被分派更多政策性责任，例如雇员负担、过度投资，将会对企业创新资源产生“挤出效应”。
依据“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后获得了创新资源，成为母公司研发投入的来源。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当中，政治关联的“双刃剑”效应会影响母公司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一方面，如果“政府干预”作用较强，政府将慈善捐赠、地区就业等责任强加于民营企业，则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创新资源用于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就会相应减少;另一方面，如果“关系”作用较强，政治关联高管会积极与政府沟通，从政府那里获得支持，促进企业发展，那么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得的资源将会顺利流转至本企业的创新活动领域。因此，政治关系对对外直接投资与研发投入可能是促进作用，也可能是抑制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基础上，政治关联会抑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
H2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基础上，政治关联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为了分析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检验研究假设，本文参照毛其淋等[20]的研究，构建以下模型。
controli+εi，t
在本文中，研发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参照刘圻等[21]对研发投资密度的衡量方法，用研发费用支出除以营业收入得到的研发投入强度值来衡量研发投入。
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对外直接投资。参照刘莉亚等[22]的做法，本文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信息中筛选整理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国泰安的中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研究数据库提供了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及关联公司基本文件;凡是符合关联方注册地在中国大陆以外、上市公司控制权益比例超过10%以及关联关系类型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本文确认为上市公司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剔除注册地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的对外投资数据，因为这类对外投资主要出于避税目的。然后依据伦晓波等[23]的做法，运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联企业的数量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代理变量。
政治关联作为调节变量。本文依据企业的董监高是否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判断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如果企业具有政治关联，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同时参考毛其淋等[20]对控制变量的选取，引入企业规模（Size）、企业绩效（ROE）、财务杠杆（Lev）、组织冗余（Slack）、上市年限（Age）、资本密集度（KLRATIO）、市场化指数（Market）作为控制变量。同时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和行业类型虚拟变量。
各变量定义见表1。
（二）数据来源
为检验本文三个研究假设，从CSMAR数据库选择2012—2016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剔除ST、SST、*ST、S*ST公司以及金融类行业后得到7 241个公司年度样本数。从CSMAR数据库获取公司财务数据和高管信息数据。其中，政治关联是依据公司董监高个人特征和政治背景明细表比对进行分类，将所有民营企业分为具有政治关联关系和不具有政治关联关系两个子样本。在CSMAR数据库的公司研究系列中，从上市公司研发创新子库获取研发数据，本文直接采用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作为被解释變量R&D的值，在稳健性检验中则采用研发投入占总资产比例的衡量方法。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从CSMAR中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库获得。所有数据在Stata 13.1中进行匹配后获得5 373个观测样本。本文所有连续变量均经过1%的缩尾处理。
五、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2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研发投入强度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79，表明我国不同企业之间研发投入强度差距较大;研发投入强度的平均值为0.09，说明研发投入仅占营业收入的9%，总体表明我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意识还需要增强，需加大对研发方面的支持。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数量占总样本的60%，表明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了联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有2 565家，未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有2 808家，将近50%的企业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关联企业最多的有69家，最小值为0，表明我国民营企业对外开放程度不一。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3中Panel A描述的是对外直接投资、政治关联两者各自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从Panel A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研发投入，很好地验证了H1。同时，政治关联与研发投入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在当前国家“创新引领发展”的宏观政策的推动下，政治关联的“关系”效应更胜一筹。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在Panel B中，对解释变量OFDI以及调节变量PC进行中心化处理，并引入两者的交互项以检验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由回归结果可知，在政治关联的作用下，对外直接投资与研发投入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政治关联具有负向调节效应，验证了本文H2a。政府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决策层和审批企业投资申请两个渠道来影响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发展不容乐观，国际贸易壁垒、反倾销事件大量存在的宏观环境下，在考虑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的前提下，在考虑国内就业、国家出口的情况下，政府极有可能会提高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批准门槛。此时，政治关联中“政府干预”效应更为显著。
（三）进一步分析
为了检验制度环境在对外直接投资与研发投入两者作用路径中的影响，本文按照樊纲等[24]2011年市场化指数将样本从高到低排序，分为高低两组子样本，Market=0为市场化指数较低的一组，Market=1为较高组，实证检验不同市场化程度对研发创新效应的影响。由表4可知，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政治关联对对外直接投资研发创新效应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当市场化程度较高时，政治关联对两者的负向调节作用被削弱，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由于本身资源有限，在整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会更多地寻求政治关联。然而，由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政府官员升迁的需要，企业更可能需要承担政府分派的政策性责任，此时政治关联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政府干预”效应方面。因此在民营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政治关联无疑会从母公司剥夺更多资源，从而限制了母公司的研发投入。在我国，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由于更完善的市场机制、更成熟的融资渠道，能够辅助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新效应的发挥，企业无需依靠政治关联获得创新资源，从而也就不会受到政府干预。因此，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政治关联的负向调节效应减弱。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做了两个稳健性检验。第一，考虑到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采用PSM（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第二，以研发支出占总资产的比重度量研发投入重新进行正文的检验。检验结果均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研发投入，政治关联的存在会负向调节二者的正向关系，支持了本文的假设。这些检验均表明本文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A股民营企业为样本，研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研发投入与政治关联之间的关系。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促进了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这与国家整体目标相契合。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政治关联负向调节了对外直接投资对研发创新的积极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加强了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力度。研究还发现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政治关联的负向调节效应减弱。
本文也具有丰富的政策意义：（1）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对相应企业进行政府补助、财政补贴，给予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以税收优惠，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减少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手续程序;完善民营企业“走出去”后在投资国解决经济纠纷的法律渠道，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为民营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2）改善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让民营企业能够在市场的土壤下进一步成长。政府适当放权，把资源放到市场，利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同时，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力度，让民营企业更乐意进行研发创新活动。（3）民营企业需要有长远发展的眼光，加强培养“自主创新”意识。在大规模“走出去”背景下，民营企业可以充分利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企业研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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