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敷镕与青海方志编纂
张蕾蕾
摘要：康敷镕所修《青海志》、《青海地志略》、《青海调查事略》三部志书是清末民初，青海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志。也是近代以来记述青海地区自然与历史文化较为全面的地理类书籍。三志内容丰富，体例完善，并突出地域特色，不仅是地方资治、教化和存史的依据，而且是研究青海历史的重要典籍。
关键字：康敷镕；青海；方志
清末民国时期是青海地方志编纂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大量的方志著作得以纂修出版。据有学者统计，自明代嘉靖间至民国时期，青海一地共“编纂方志和带有方志性质的史地杂著约有70余种，但是其中有将近50余种即为清末至民国修成。应当说，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当时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修志热潮是息息相关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热潮，在著名方志研究专家黄苇先生看来主要是因为，清末以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相继失败，不少地区志书久失纂修，或于战乱中散亡。清廷为标榜“同光中兴”，遂鼓励地方大修方志，而民国以后，全国各地战乱仍频，典籍散佚更甚，加之随着西学的传入，新的方志编纂思想涌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极力希望对传统方志编纂，从体例到内容等诸多方面进行革新，遂在此阶段出现了大量的方志。
据笔者统计，单就这一阶段所修的青海地方志，涉及青海全省的约有十二部，分别为康敷镕所修《青海志》、《青海地志略》、《青海调查事略》；章光庭纂《青海图说》；白眉初纂《青海志》；杨希尧纂《青海风土记》；青海省政府民政厅编《最近之青海》；中华西北协会纂《青海》；王慎余、邹国柱纂《青海》；周振鹤纂《青海》；许崇灏（公武）纂《青海志略》；张其昀、李玉林编《青海省人文地理志》等。而这其中由康敷镕所主持纂修的就有三部，由此足见康敷镕在青海方志编纂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然而由于目前上述诸志大多不见重刊出版，同时传世史料中对康敷镕事迹记载为数寥寥。故至目前，学术界对于康敷镕及所修诸志少有专题讨论。基于这一研究现状，本文拟围绕康敷熔及其所修《青海志》、《青海地志略》、《青海调查事略》三志进行探讨，冀望有助于青海旧志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康敷镕生平事迹考略
康敷镕，字陶然。四川南屯（今四川省西昌市）人，为清末巴蜀文坛领袖之一的刘景松之弟子，以诸生肄业研经书院。康敷镕家庭于川内向以靴匠为业。咸丰末年，其族人随同川陕商人来青海谋生，先后在碾伯、镇海堡等地做工。后迁至丹噶尔城（今青海省湟源县），仍以制靴为生，并在东城壕购宅定居。光绪二十九年（1903），康敷镕中举，由于蜀内少有职阙，加之无上官赏识，一直无职可补。直到宣统改元，在康敷镕本人的极力要求下，才转官青海，任职丹噶尔厅同知。
康敷镕至丹噶尔上任之时，正值清末社会动荡之际，革命党人在东南沿海地区一再发动起义，而当时处于西北沿边的青海，革命思潮尚未见发端，但是由于清政府统治无方，地方官横征暴敛，民变迭出。就在康敷镕车驾入城不久，西宁西川人李旺与董腊匠夫妇和由山东至丹噶尔厅的裴道人（又称铁板道人），创立了一个“黄表会”。李旺自称“李上天”，“真主”用烧“黄表”祭“神”的办法，在西宁、丹噶尔一带到处劝人入会。他们宣传清朝“国运告终”，将有“真命天子”出现，并扬言要杀尽穿洋装、读洋书的人，随即拥扎马隆一带的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李瞻云（乳名“护化保”）做皇帝。李旺、董腊匠、裴道人等自封“丞相”、“军师”，拢络群众，于这年农历六月一日晚在西宁西川揽隆庄一带集合二百余人，手持戈、矛、刀、棍等武器，向丹噶尔进发，并在西宁、丹噶尔等地张贴“扫清灭洋”的“布告”。得知消息后，康敷镕不顾旅途劳顿，随即调动城内兵马，一面严加戒备，一面报西宁总兵张定邦调兵镇压。次日，起事者即被军队驱散，李旺、董腊匠、裴道人等则在康敷镕的亲自指挥下被捕。陕甘总督长庚派昭武军统领马福祥到丹噶尔会同康敷镕对叛乱者进行会审，最终将李旺、董腊匠、裘道人等十余人悉数处死。因平叛有功，不久康敷镕即被长庚保举，超升至候补道。
在丹噶尔为官期间，康敷镕非常重视当地文教活动，为了提振本地士子求学向仕之心，他专门聘请丹噶尔本地著名文人杨治平，主持编修《丹噶尔厅志》，以此希望能够汇聚一批有抱负的当地士绅，助推文教。然而事与愿违，《丹噶尔厅志》修成后，一些地方盐贩认为此志泄漏了丹噶尔商人历来贩盐获利的秘密，致使政府专卖，夺了他们的生计，于是盐贩纠集游民暴徒二百余人，捣毁官衙多处，最后康敷镕不得不再次派兵镇压才了结此事。此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室覆亡。康敷镕顺从大局，继续留任丹噶尔。民国二年（1913年）春，民国政府拟将丹噶尔厅改为县治，康敷镕遂委托杨治平拟县名，后经报请获准，改丹噶尔厅为“湟源县”。改县后数月，康敷镕则受命调离青海，再赴甘肃为官，先后出任武威、安定等地知县，其间更被选为甘肃省参议员，在甘期间，他编纂完成了《青海志》、《青海地志略》、《青海调查事略》等三部青海地方志书。民国十七年（1928）康敷镕携眷回川，只留其子康雨农在西北经商守业，并最终病逝于西昌故土。
二、康敷镕所修青海三志的体例与特点
《青海志》又称《青海记》。该书共四卷，卷一叙蒙古名称、番种族分住址所在、户口、畜牧等；卷二叙矿产、垦地（垦务局新垦地）、森林、出产、名山、水源等；卷三叙路程、寺院等；卷四叙名酋（即汉回蒙藏各族之有实力之土司）、气候、方域（定青海地区之经纬）、蒙番强弱等。而《青海地志略》亦共四卷，卷一叙青海历代之沿革建置，起自三代，止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卷二叙西宁辖地之山川水道；卷三为《喀尔喀地志略》，叙喀尔喀四部之族源，止于明初，又叙喀尔喀辖地之山川水道；卷四为《西套厄鲁特地志略》，叙族源及山川水道。二志成书后，均不见刊刻，现仅有手抄本传世。1968年台湾成文出版社整理编辑《中国方志丛刊》一书，曾将二志抄本影印收录，除此之外不见其它传本。此外，《青海调查事略》一册，不分卷，内容涉及蒙古名称、番种族分、住址所在、户口、畜牧、矿产、垦地、森林、出产、山脉、水源、路程、寺院、名酋、古渡、气候、方域、强弱等。
明代以来，方志的编修体例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分纲列目，再是纲目并列。沿至清代乃是两者并行。在分纲列目体例之中，有仿照史书纪传体例编修方志，即分志、图、表、传几大类，每类之下再细分类目。康敷镕所修青海三志则主要采用纲目并列的方式进行编纂。以其自己所言，即所谓“博采旁征，区分事类，纂订成书”。二志虽然是康敷镕离开青海以后所修，但是因其以官方身份组织编纂，所以仍当属于官修范畴。而在具体编纂过程中，二志编纂学者参加较多，在具体篇目设计中，博采众长，有所变通。各载行宫典制，史实与文献可以考见青海经济、政治、军事、民族事务等。方志的性质既属史体，它的任务首先要具有“经史”的作用，其内容强调实用，为当时政治服务。纵览康敷镕所修二志的编撰体例，即看重方志内容的完备、记述的准确，更重视相关文献搜集工作。严于考证，发凡起例，将青海地区各种事物，按其内在联系，归纳分类，融为一体。三志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列总序以括全书，分小序以定范围。
康敷镕所修诸志无不在卷首列总序，详述编纂之要旨并对青海一地整体状况予以概述。而在总序之后，则标明凡例、目录。目录后又以分序形式统括各卷，如此处理极大的增强了志书的系统性。正如其所说“志天章第一，至事有所系者，则依类恭载各卷中”。“述体”文字的概括、提炼、归纳和叙述技巧的协调与配合，较好地处理了纲目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衔接问题，避免了通常志书化分过多而主线及重点不突出、堆砌史料和因果关系不明的弊端，起到了“纲举目张”和画龙点睛的导语作用。如其《青海志》一书在记述青海风俗之前，首先在序中对甘青地区风俗的由来和发展变化及特点作了概要论述，既阐明其历史渊源，又对青海本地特有风俗作了交待。康敷镕认为，青海古代的民俗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这里曾长期处在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民俗之中融合了许多“异质”成份，清王朝创立之后才得以大量出现汉族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这些概述文字，为全面认识青海的民俗演变轨迹提供了重要根据。其用意不仅要让人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此即康敷镕用意之所在。
（二）重今略古，内容记载较为详实。
《青海志》、《青海地志略》《青海调查事略》三志记事均重点以明代以后青海发生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志文中虽然也列举了汉唐以来，中原王朝在此地的开拓与经营，但往往仅一笔带过，只求事无遗漏而已。但是对于明代以来事件则往往因事系年，尽求详备。如三志均记载了明代以后青海移民情况。有明一代，朝廷将“移民实边”作为一项国策，数度移民青海。明王朝建立伊始，就采纳以经略西北到青海的征西将军邓愈、长兴侯耿炳文的奏议，将人烟稠密的“江右”（长江东南）、“淮泗”（安徽北部）一带居民大量移居西宁卫及所属之今乐都、贵德、同德等地，由是史称“卫所军民皆事垦辟矣”。康敷镕认为移民中固多汉民，但宋元以来，“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因而也一定有江南回回人同被迁移。洪武十三年（1380），邓愈督修贵德城完工后，“因此地土著多系羌戎”，便移河州民48户于青海。故《青海地志略》中，康敷镕又着重描述了青海回教发展的状况：“青海回教甚盛，且有势力，其礼拜寺到处设立，接（按）其规模八十家以上者为上寺，五十家以上者为中寺，五十家以下者为下寺，各县共计二百六十余处”。又如三志均用大量篇幅记载了青海藏传佛教的状况。综合三志所记，早在清中期，青海境内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就多达200余所（其中西宁13所，大通14所，贵德46所，湟源6所，化隆33所，循化19所，互助10所，乐都29所，民和2l所，共和12所，都兰13所），如此大的规模，在当时西北地区首屈一指。康敷镕于序中认为，清代以后，西北汉传佛教已经凋敝衰败，如以佛教久负盛名的关中扶风，清朝末年“而释教无闻焉”，其他地区则可想而知。然青海河湟地区不仅寺院数量众多，而且规模宏大，每寺僧徒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三四百人。更有甚者，湟水中上游的塔尔寺有僧约1500余人，大夏河畔的拉卜楞寺有僧约2600人。这使得佛教在西北即以河湟地区为中心向其周围传播，辐射所及，竞致周边许多汉传佛教寺院纷纷改宗藏传佛教，如凉州海藏寺、张掖大佛寺、天祝天堂寺等莫不如此。此外，三志还耗费大量笔墨记载了青海物产上贡、交通运输、地理风貌变迁等，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具论。
（三）三志取材广泛，不拘一格。
方志应以纂辑为主，还是以撰著为主呢？这是历代修志者必须要做的选择。凡纂辑为主者，无不旁征博引，依类编排史料，力求其全。凡以撰著为主者，则于志论方面极尽铺排，着重申述纂修者思想与观点。而对于《青海志》、《青海地志略》《青海调查事略》三志，康敷镕根据实际情况，随其事之宜，灵活处理。三志取材非常广泛，引述内容涉及经书、正史、实录、方略，同时也有甘青一带地方志及各种私人著作，甚至包括一些口述史料。在材料取舍上，凡录正史、一统志、地理书等关键材料，均以纂辑为主，并于很多条目之下注明出处，这样做的目的正如其所谓，只求“以详原委”。另一方面，康敷镕又注重撰著，并强调撰著文字应融会贯通，辞由己出。例如《青海志》所录畜牧、户口、矿产、气候等内容，少有前代史料可咨利用，康敷镕在调查统计后，不但对详细情况进行了客观直书，而且以志论形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具体如蒙藏部分部落的畜牧业状况，康敷镕统计：“蒙古：青海郡王马千余，牛二千余，羊万五千余。可可贝勒马二千余，牛四千余，羊三万余。宗合受马六百，牛千余，羊万余。巴隆马六百，牛二千余，羊万余。科尔录贝子、扎萨合计马万余，牛三万余，羊二十万。台吉乃尔马万余，牛三万余，羊二十余万。木勒郡王马千余，牛二千余，羊万六千余。哈力盖贝子马五百，牛千余，羊七千余。尔力开贝勒马千余，牛二千余，羊二万余。群科扎萨马三百，牛六百，羊五千。宗贝子马三百，牛七百，羊五千。哈力却马四百，牛一千，羊一万。白佛马万五千，牛二万，羊三十万。河南郡王马万五千，牛二万，羊三十万。河南三扎萨马二千，牛三千，羊五万。尚力迭马千余，牛二千，羊三万余。”又言西番：“刚咱族马五千，牛万余，羊十万余。汪什代克马万余，牛二万余，羊十五万。千布录马五千，牛万余，羊十万。都受马二千，牛三千，羊二万。曲加马千五百，牛二千，羊二万。公渲马五百，牛千余，羊六千。汪什科马三千，牛五千，羊五万。鲁苍马五万，牛七万，羊六十万。上郭密马千五百，牛二千，羊三万。”通过统计，进而提出“而今之蒙古孱弱已极，不但不能自强，且均逃散，或依附官兵营卡，或避至附近州县。游牧则无牲畜，谋食又无手业，多在西宁及甘、凉、肃等处乞食，穷苦实在可悯，一时竟难归来”。藏族则越来越强，“当其始分族而居，每族不过百余户或数十户，地广人稀，游牧尚可相容。迨后丁口日繁，互有强弱，抢劫蒙古，乃其世仇。”又如蒙番强弱、寺院、名酋等内容，其所引材料虽多源于官方正史，但又并非简单抄录，而是在引述史料的基础上，多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见解还是颇有见地的。
三、结语
对于方志主体“志”的体例和内容，一直以来就是清代方志学家们极为重视的问题。清人修志强调“志”乃史体，体例当效史法。清代章学诚说“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内容要写这一地区的山川、物产、风俗、人文。并要求要把这个地区“古今理乱”之重大事件都“粗具于编年纪”中。而康敷镕所修青海三志，利用史学之体来记载青海风物，并以志论形式申述己意，清楚地表现了“史”对“志”的积极影响。
当然客观地说，康敷镕所修三志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于大部分事实的记载过于简略，难以尽括青海一地之史。同时，虽然引用材料较多，但是对于史料的利用取舍多有不当，致使对于某些问题的记载，互有矛盾之处。此外，清末民国以来，随着新的学术思想的涌入，地方志编修思想不断创新，表现在具体的修志过程中，那就是志书编纂在体例和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是纵观康敷镕所修三志仍过多承继旧传统，创新相对较少。
然虽存在上述缺憾，但是瑕不掩瑜，三志内容丰富，体例完善，更突出了地方特色。不仅是地方资治、教化和存史的依据，更是研究清代青海历史的重要典籍。而康敷镕在类目设置与结构编排上，博采众长，分纲列目，以征信为基本出发点，进一步完善前人的志书体例，述必有据，言简义明。这些编纂原则和方法，是清代以来编修方志成果的结晶，对于民国以后青海方志的编纂颇多启发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