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求真”到“审美”:由《烈火英雄》观照新闻改编电影之维

    李俊 崔雪原

    随着近年来中国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影视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上也逐渐形成了分类细化和领域拓展的趋势,电影工作者们不再单纯地从文学戏剧等载体中汲取灵感,而逐渐更为在意将影片所要表达思考的内容与生活实际相贴近,以期达成“接地气”的效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种类型即新闻事件改编电影。

    由新闻事件作为素材基础来进行影视演绎并非今人独创,法国影视巨匠梅里爱就曾在1898年基于土希战争事件的报道制作了影片《哈瓦那湾战舰梅茵号的爆炸》[1],此外,我国早期的故事片《阎润生》(1921)亦是根据北洋时期的著名案件改编,该片被普遍认为是我国第一部新闻事件改编的电影作品。近年来《可可西里》(2004)、《图雅的婚事》(2006)、《我不是药神》(2018)、《红海行动》(2018)等优秀新闻改编电影的轮番涌现,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中国电影事业繁荣发展的显现,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国产电影的发展在早期注重教化、“自上而下”的宣传模式下逐渐与刻板叙事框架脱钩,愈发地关注社会现实和边缘人物,强调“自下而上”的叙事模式;也就是说,新闻事件改编电影由于其反映社会热点矛盾,具备普遍性和真实性的特征,因此,相较于其他题材,其更能够贴近社会大众的心境与认知,更容易在观影过程中引发观众的共鸣。同纯艺术创作的影视作品或纪实新闻影片不同,新闻事件改编电影既不是凭空捏造,也无须绝对客观地还原现实,其最大的特点便是取材于现实,在真实事件材料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化的抒情表达来创作加工一个具有思想深度的故事,其既要能够反映出当下社会中大众所面对的矛盾和问题,还要能够营造真实的代入感,引人深思。但我们依然能够注意到,改编新闻事件并非是“万金油”式的手段,其同样也存在着诸多困境和问题。因此本文以2019年上映的电影《烈火英雄》为例,着重探讨一下新闻事件改编电影的得失。

    《烈火英雄》改编自鲍尔吉·原野的长篇报告文学《最深的水是泪水》,影片生动真切地反映了“大连7.16油爆火灾”事件中消防队伍面对灾难英勇无畏、誓死抵抗的牺牲精神。作为灾难剧情电影,《烈火英雄》在表现灾难残酷的同时,摒弃了该类型电影中主角逃出生天或力挽狂澜等的体现,而是将视角落在了消防部队这一群体上,通过对灾难中消防官兵群体合力抢险救灾以及个性彰显的反映,在凸显个体情感流露的同时深切地表达了集体主义的家国情怀。

    影片所讲述的故事背景虽然是“大连7.16油爆火灾”,但其剧本并未单纯地囿于固有的新闻报道。其原著《最深的水是泪水》本身即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不同于传统严肃的叙述方式,作者鲍尔吉·原野以故事化的写作手法清晰地还原了灾难现场的危急时刻,通过捕捉各个角度的人物行为细节,使得整部作品故事化、生动化,使得事件中的亲历者们不再是一个个刻板的符号,大大提高了故事的可读性。在优质叙事蓝本基础上,创制者将这个广受社会各层面关注的焦点事件改编并进行影视化,不管是对于救灾抢险的消防官兵们英勇精神的褒奖颂扬,还是对于事故灾难以及善后的描写,都无疑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映射与思考,观众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作为新闻事件改变的电影作品优势所在,这也使得该片与其他类型电影明显区分开来。此外,由于文字描述对受众的视觉和认知冲击明显较视觉镜头要弱一些,因此,新闻事件的影视化改编,对观众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有着更深层的意义。

    《烈火英雄》将视角凝聚在了消防部队这一群体上,这是一次具有突破性的尝试。须知“消防员”一职可谓尽人皆知,但真正消防官兵们的奋战场所和生活状况如何,真正了解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仅从媒体文本上了解到消防官兵工作具有相当程度的危险性,但对于确切情况却鲜有深刻认知,代入感不强。因此,《烈火英雄》从现实新闻事件出发,通过电影的方式重现了灾难性的事件背景,着重展现了危急时刻中消防官兵们作为平民英雄的真实风貌,使得原本那些姓名的罗列成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明形象而并非单纯意义上的丰碑。影片中的消防官兵,不再是集体主义思想裹挟下仅讲求奉献与牺牲的僵化造型,而是更加注重人性的真实誊写,如有的角色会真切地表达对死亡的恐惧,有的角色甚至充满了对战友的不信任……唯有如此平凡细节的流露,才能够深化大众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和代入,在看到其平凡的同时也感受到这一群体的伟大。

    电影是生活艺术的升华,而新闻事件改编电影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纪实性,其强调的是对现实社会生活客观反映基础之上的人文关怀,在不断推进的历史洪流中记录社会风貌和民生百态,同时该类型影片所呈现的深刻批判往往也会反过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认知感受。由于新闻事件改编电影取材自真实生活,因此,往往更具备可信度,这就使得其与纯艺术创作的影视作品不同,观众在欣赏该类影片之前便已经对其故事内容和叙事发展有了一个大致的心理预期,亦更易强化观影者的代入感,提升体悟。

    《烈火英雄》的叙事主线是抢灾救险,影片并没有过多夸张特效,而是在实际消防行动的基础上着力于营造让观众感同身受的氛围,通过灾难性的场景和恐惧情绪的渲染直观地刺激着观众的感官,使其能够真正认识到这场灾难的可怖之处。同时影片多次采用场景对比,一面是灾难扩大下人流迷茫慌乱的逃窜,一面是消防车列队奔赴火场、消防战士沉稳跟进的坚毅,进一步凸显了消防部队官兵的英勇无畏。须知人们常常通过欣赏电影来拓宽生活体验,但人的认知往往具有迟滞性,而视觉符号能够最直接地唤醒并强调其认知。《烈火英雄》中迅猛的火情、激射的水枪、烧伤的疮口、散乱的防具……无不深深地刺激着观众的共情认知:火是伤人的—人是怕火的—人要避开火—消防员是人—消防员与火斗争。在这样的认知引导下,观众才能够整合其自身认知,意识到火场的恐怖状况,并真正体悟到消防官兵的伟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烈火英雄》这样的新闻事件改编电影的创作依然存在着诸多矛盾与问题。

    一、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冲突

    由于新闻事件改编电影的选题多以写实为主,因此其往往肩负着如实反映社会现实的责任,这一点既是该类型电影突出的特征,却又容易成为观众对其作好恶评价的桎梏。在一部时间有限的影视作品当中,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主题,怎样去表达,就成了最考验创制者把控能力的重要课题。如果过于强调反映现实,那么影片的艺术性方面就必然大大削減,而若是强调艺术造诣,那么,亦有可能导致剧本叙事失真,内容流于浅表。尤其是反映某一类大型事件的电影题材,如《烈火英雄》所基于的“大连7.16油爆火灾”事件,究竟是突出事件的灾难性还是突出事件中的人?如果是为突出前者,那么必然就要弱化后者,以期让人感受到那种无能为力的绝望;而如果强调的是后者,那么又容易陷入过度追求“无私奉献”的窠臼之中,落于俗套,这就是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典型冲突。从《烈火英雄》中,我们显然能够发现影片创制者针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折中办法。

    影片中,虽然每一位消防官兵都是个体的生物人,有着独一无二的履历和追求,但在灾难和职责面前,他们无不选择了牺牲小我以济大我、舍弃小家而为大家,这是影片所要弘扬的主旋律之所在,也是宏大叙事的典型表达。同时,导演也十分注意对人物个性的刻画,如影片中的郑志,他理所当然地表现出了作为个体的独特个性,如为即将退役而偷懒耍滑等平凡属性;但在面临火场危情之时,他依然能够恪守作为消防官兵的职责,忽略掉小我的利益,拼尽全力支援战友,直至壮烈牺牲。同影片中的其他角色一样,郑志这个形象同样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创制者力图藉由这个角色符号的展示过程,将视觉上的刺激升华为观众认知中的神格,由点及面,建构出全体消防官兵在天灾人祸面前英勇无畏、不怕牺牲主题的辩证统一。但这种宏大叙事的表达,对个体的描述显然容易走向极端,甚至使观众出现审美疲劳。虽然影片中也出现了诸多对人物细节的刻画,如马卫国和江立伟用眼神相互勉勵等,但这些刻画依然是服从于宏大叙事表达的。因此一些影评提到该片过于渲染牺牲,有煽情过度之嫌,这样的说法亦在情理之中。

    二、单一化、同质化主题与观众审美的对立

    影片的现实主义风格往往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贴近现实社会生活的表达能够更易为观众所接受,但这也就对影片的现实逻辑和理念表达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单纯对已知的事件本身进行誊写,显然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更何况受资本和市场影响,一个爆火的题材往往引来多方仿效,导致同类型系列的片子在一段时间里大行其道,如反映“打拐题材”的电影《亲爱的》(2014)爆火之后,吸引了诸多影片采用类似题材,但却票房惨淡。由此可见,影片的题材并不能作为该片胜出的必然。以新闻事件改编的电影,经常会出于迎合观众的目的而刻意强调弘扬社会主旋律,然而这样的做法归根结底都会导致该类型影片的表达单一化、同质化,使得观众极易归纳总结其叙事模式,以至于看到片名就已经猜到了剧情和结局,这样必然会对影片创作造成阻碍。在《烈火英雄》中,“灾难—威胁到一群人—有人挺身而出—壮烈牺牲—力挽狂澜”,这样的叙事模式已然成为观众心中灾难类故事片的典型模式,区别只在于部分细节,如灾难发生在哪里,挺身而出的人是受难者成员还是外援,是个人还是群体,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由此可见,在观众可以通过影片细节的刻画程度来辨别出后期牺牲角色的情况下,很多新闻事件改编电影依然知难而上,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讨好的。

    此外,可以看到,单一化、同质化之所以会与观众审美造成对立,其真正原因是创制者与观众理念的相左。观众欣赏影片,是为了通过影片叙述的故事本身和场景细节来更广泛地拓展人生体验,而创制者设置叙事和场景则是为了表达其理念,存在着说教的倾向。这就使得二者之间出现了对立,如《烈火英雄》表达的是对和平年代却依然甘冒风险的消防官兵的致敬,因此在影片多处都有意无意地对这一理念进行着强化,但观众却更希望通过所见所感去加深对消防官兵精神的认同,这就必然会对影片的理念灌输模式进行抵制。

    综上,新闻事件与电影的结合虽然有着较为长久的历史,但其创作手法和模式却依然处于初始阶段。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创制者需要多方位思考影片的叙事模式,不断推动创新改革以获得市场认可,打造更多影视精品。

    参考文献:

    [1]曹毅梅.世界电影史概论[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