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的乡村时间研究
李红艳 周晓璇
【摘要】通过对北京郊区中年农民短视频发布和观看时间的分析，关注乡村时间与变迁中乡村社会关系的联系，指出：村民發布短视频呈现即时性和偶发性的特点，观看短视频呈现个体性和断续性的特征;公共信息在短视频中呈现日常化、行政化和即时化的特点;短视频的观看、发布与使用，成为流动和拆迁村庄中村民维持原有社会关系的一种桥梁，最后在短视频的乡村时间中对地方感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短视频;乡村社会;乡村时间;中年农民;地方感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笔者在中国农业大学给北京市郊区的农民培训师资班授课，内容是新媒体。在授课中与学员互动，说起目前使用的App时，他们异口同声地提到了抖音短视频。学员中年龄最大的58岁，最年轻的25岁。当他们很欢乐地说出短视频的时候，笔者的脑海里与大学生使用的短视频行为重合了。笔者发现，短视频已经成为一个手机使用的符号。
相关研究指出，以乡村受众为主的群体对快手App的依赖性使用已经构成了一种日常化的生活方式，使用这一行为产生了共同凝视;乡村主体自发拍摄创制或观看与评论的视频内容则暗含着价值导向、符号象征、生存诉求等元素。由于短视频制作的技术门槛低，具有草根性、即时性、互动性、碎片化的特点，已成为乡村民众记录生活的新平台。这种现象迫使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当短视频成为社会大众逐渐熟悉的概念或符号时，主流媒介时间如何“插入”乡村新媒体形态、特别是在短视频中获得影响力呢？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访谈法和观察法，资料主要来自2019年5-6月笔者给北京市郊区农民培训期间对农民媒介使用状况的观察与访谈。访谈人数为10人，访谈采用面对面的方式和录音笔录音随后整理录音的形式获得，观察来自笔者做培训时的感受记录。访谈者中村干部有5人，普通村民5人，年龄集中在40岁以上，因此本文将其定义为中年农民，访谈者中女性6人，男性4人。
三、短视频的乡村时间与公共信息的媒介时间
在对农民培训时发现，参加培训的村民主要是村干部和村里没有外出务工的村民。村干部因为是组织者，要主动参加，方便动员村民;村民参加者则是有所选择，主要是村里有点声望的村民，比如文化活动中的积极分子、职业农民、致富带头人，或者在品德上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村民。本文的调研对象主要是由这两类人员组成。
被调查者使用短视频主要呈现如下特征：一是村民的社会关系网决定其发表短视频的时间与周期性;二是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日常时间安排短视频的观看时间。其中，公共信息的媒介时间扮演着潜移默化的角色。概括而言，即在发表短视频时表现出即时性与偶发性的特征，在观看短视频时呈现出个性化和连续性的特征。
（一）短视频发表的即时性与偶发性
短视频是智能手机日常化功能的一个普遍形式。调研的村干部和村民年龄集中在40-65岁，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都具备了拍摄、发表和观看短视频的潜在可能性。对于被调查者而言，如果发表短视频得不到网络回应的话，就不会再发了。他们发布短视频的时间周期，基于陌生人与熟人社会的不同逻辑，呈现出即时性和偶发性的特征。
“我经常拍短视频，偶尔会发朋友圈，主要发在村民群里。我特别喜欢全民K歌，以前我能发表几十首，村民们都喜欢听，给他们唱唱，他们再点评，心里忒高兴。”（A，村妇女主任，55岁）
我们村一年一般搞两次活动，元旦一次，正月十五一次，不是比赛，你只要来参与唱就行，活动的时候我就拍些跳舞的视频，然后传到网上。”（B，村里的支委委员，60岁）
在这些线下的文化活动中，没有外出打工的村民几乎都会来，村民年龄集中在50岁以上，因为共同唱歌、跳舞或者其他相关的集体活动使得他们对拍摄短视频充满兴趣，但是这种兴趣并非源于短视频本身，而是源于短视频中所呈现的与自身相关的内容，以及这种内容在网络传播时可以得到“局内人”[1]的评价和点赞。这里的“局内人”主要是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
“我最喜欢全民K歌，唱了200多首，粉丝有300多人，粉丝都是我认识的人，有我们村的，还有附近村的村民。”（C，村民，56岁）
显然，“粉丝”在这里“转化”为熟悉的村民，而线下的熟人社会关系，则被转移到线上，实现了一种“想象的共同在场”。这种“想象的共同在场”突破了当时录制或者拍摄短视频时的社会在场群体的边界，将村庄内外的熟人社会关系在网络上重新聚集起来，使得熟人在网络世界形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关系里的新型时间关系，即点赞和关注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样带有碎片化和偶发性的特点。
“我们村外出打工的人，虽然没有去唱歌跳舞，但下班回家看到视频也会点赞、关注。”（D，村民，40岁）
“我也爱唱歌，没办法参加。有空就发到全民K歌上，都是村里人点赞。”（I，村干部，50岁）
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村民，在发布短视频的过程中，都把自己看作了一个特定的“局内人”，有的村民或者村干部并没有参加村里的活动，也会将自己看作“局内人”去点赞，或者转发视频获得点赞或者关注，显然，短视频内容的关联性呈现出熟人社会的线上线下的关系。因为是相互熟识的人一起点赞、一起评论，有一种网络中寻找到共同社会关系的感知，这种感知的发生场域无论是在抖音、快手抑或是微信朋友圈，还是全民K歌，在他们看来并没有区别，而线下不在场的熟人，则通过线下的熟人社会关系进入到短视频的点赞分享与讨论中。这种认知感类似于线下群体在线上找到了一个实现共同感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是随机、偶然的，与线下的社会时间之间没有逻辑关联。熟悉的地方感以熟悉的群体为指代，在网络中实现了虚拟世界中的乡村场域，也是乡村时间与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化的一种新型特征。
（二）短视频观看的个性化与连续性
村民们观看短视频通常没有一定的规律性，他们的观看行为与他们的乡村时间节奏关联密切。村民们虽然不用务农了，但他们的习惯依然是白天干各种杂活，晚上的时间才是属于短视频的时间。
“我一般晚上看看手机，看看今日头条，看看全民K歌。”（E，村民，55岁）
“抖音我天天都看，還有全民K歌。”（B，村支书，60岁）
这两位被调研者均是村里的拆迁户，他们与传统农业劳动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剥离。他们所在的村被拆迁后，村民们被分割到好几个地方去居住，最远的居住地与原来的村子所在地相距十几公里，村民们虽然依恋原来的村落关系网络，但在现实中也没有适合的时间空间随时相逢，便以熟人的形式在网络空间中重逢：比如观看原来村里人拍摄的视频，在视频中所呈现的村庄人物、村庄场景，成为他们进入乡村共同记忆的一种场域。熟人们的视频发在网络平台之后，通常会在村里的微信群里转发，村民们很快会点赞、观看、讨论。
总的来说，村民和村干部们对于短视频的使用呈现出个性化与连续性的特征。个性化是指观看短视频的习惯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连续性则是指村民对于某一类或者某一个短视频App的使用，与其身边人的媒介使用习惯密不可分，一个熟人的关系网络会使得某种短视频的观看形成连续性的特征。
这两种观看特征，在时间上的呈现既是动态的，也是碎片化的。村民在观看短视频的一瞬间，既是对乡村时间的一种打破，也是对乡村时间的一种弥补性行为。这种弥补性行为的背后预示着一种新的时间感觉的形成，即在日常生活的间隙中，寻找一种可以随机享受（消耗）时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体一方面可以逃脱乡村时间的固定模式，另一方面可以暂时借助瞬间的行为模式进入到另一种时间意识和行为中，这种时间意识和行为不仅拓展了他们的个性化时间，也延展了他们与虚拟世界中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正是游离于乡村社会之外的社会关系，在观看或者进入这种社会关系中，村民不再是村民本身，而成为网民群体中的一分子，同时也进入了网民所共有的虚拟时间中。
（三）公共信息的媒介时间：日常性、行政性与即时性
对于村民而言，他们在接触短视频过程中，除了私人选择的乡村时间外，还存在公共信息的乡村媒介时间。调查显示，公共信息的乡村媒介时间以潜在的、隐含的形式表现在村民对短视频的发布与观看过程中。
首先，微信群里的短视频时间，与公共信息的媒介时间处于混杂状态。在这种混杂状态中，形成了日常性和行政性的关系。
如前所述，村民对于短视频的发布，主要是基于对于观看者群体背后熟人社会的关系规则，这种关系规则与原有的熟人社会关系已经有很大差异，村民们在现实中是熟悉的，在社会化媒体中也是熟悉的，只有熟悉的线下关系，才会成为线上的熟悉关系。换言之，他们把线下的熟人关系复制到线上的网络关系中，这是他们发布短视频的主要动机。
在笔者所调查的村落中，每个村都有一个最大的微信群，在这个微信群里，每户至少有一个人在微信群里，通常是户主，如果户主年龄较大，不方便使用手机的话，就由子女代替其进入。村民拍摄的短视频、村干部发布的各种行政类信息，与村民相关的就业、社保等信息几乎都在这个群里被“一网包容”。在这种信息混合的情形中，短视频的发布一开始便超越了村民日常生活的信息网络，成为政府与村民之间勾连的渠道。
“我们村的文化活动由我负责，这些文化活动通常都是区里、镇里布置的任务，村里不外出打工的村民喜欢这些活动，拍了活动的短视频，发在村里的微信群里，也会上传给镇里的微信公众号。大家乐呵呵地就把工作完成了。”（B，村里的支委委员，60岁）
村里的微信群通常有好几个，在大群里的短视频也会转给其他的小微信群，这样不在村里的人、在村里的人和分开居住的人，在发布和观看短视频中实现了一种想象的在场感，行政的引导性力量也由此凸显出来。
其次，公共信息的媒介时间，潜藏在村民日常观看短视频的仪式化生活中。
同样也是在这个大的微信群里，观看短视频的村民，无论是现实在场还是想象在场，在获得了观感的同时，也对村落的发展导向和治理现状有了一些形象化的印象。
短视频如何能与村民的生活勾连，也是公共信息如何与村民生活勾连的逻辑曲线。换言之，短视频中的乡村时间，是从村民日常生活同步的时间节奏中碰撞出来的，这种碰撞过程是动态的、也是行政化的。尽管有些短视频的内容村民们在其他的短视频里也看到了，信息虽在重复，但他们依然在观看，这便是短视频在乡村时间中的另一种呈现形式。
四、结论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基于短视频的发布与观看而言，村民们呈现出将村落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移植到以短视频为中心的虚拟社交网络，乡村时间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间断性、偶发性和即时性的特点。
其次，基于村民短视频的发布与观看所形成的时间特征，使得公共信息的乡村媒介时间以与村民日常生活时间一致的形式进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形成了乡村社会中短视频使用的公共信息特征：日常性、行政性和即时性。
日常性是指公共信息传播的媒体时间以各种与村民发布观看短视频相互包容的时间性共同存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从而形成了一种虚拟时间中的实践感和行动感。行政性是政府主导的媒介以各种政策信息的形式，与村民观看的短视频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是以行政与村民主动参与的形式相结合来实现的，形成了时间序列中的行政特征。即时性则是指公共信息的媒介时间以“见缝插针”的形式进入了村民的短视频接触时间中。
研究指出，短视频在唤起乡村记忆的同时，在网络上强化了变迁中乡村社会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短视频的发布与观看过程中，中年农民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转化为在网络上的共在关系，这种共在关系同时形成了新的时间意识。在这种新的时间意识中，媒介地方感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关联，融合在一起。
当村民与变迁中的村落形成了一种新的媒介时间关系时，短视频成为村落流动中重塑地方感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与塑造单纯的地方感的力量不同，也与媒介地方感的构建有异，是一种将线下与线上的关系合并起来并强化的在场与缺席交织的共在力量，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还需要在以后短视频的研究中持续关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媒体与乡村治理关系研究”（18BXW077）;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北京乡村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过程探寻”（2019TC172）]
参考文献：
[1]Rowles，G.D.Place and personal identity in old age：observations from appalachia[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1983，3（4）：299-313.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编校：王志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