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告祭仪略论
李媛
提 要：明代告祭仪式是国家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上说，告祭仪式可分为常规与非常规两种。前者在正祭仪式之前或之后举行，是常规祭仪的一个环节；后者因时因事而举，内容更为丰富，主要包括因新皇帝登极，出征与凯还，营建与修缮，建制与改制，藩王之国，册封，奉安神主与祔庙，节庆与忌辰，禳灾与告谢而举行的祭祀仪式。告祭的方式有皇帝亲祭与遣官告祭两种，以明代登极告祭仪为例，可见其从亲祭到遣官的变化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象征意义。明代告祭仪式的基本内涵是“告诉”与“祈禳”，每种告祭仪式的涵义又常常是复合的，应配合其他典礼仪式，理解其象征意义。
关键词：明代；告祭；仪式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1.011
帝制中国的国家祭祀是由官方公开举行，由皇帝或官员参与的宗教与政治性合一，并具有国家事务管理用意的礼仪活动。学术界对明代祀典中明确记载的常规性祭祀活动已有诸多研究，但对可能作为常规祭祀的一个环节，也可能因时因事举行的告祭仪式，尚无系统论述。告祭以告知、祈禳为目的，一般不如常规祀典隆重，程序也与常规祭仪有所不同。作为常规祭祀环节的告祭仪可能在正祭仪式之前或之后举行，因时因事而举的告祭则单独举行。本文考察明代告祭仪式的类目和特点，以求深化对明代祭祀體系复杂性的认识。
一、明代告祭仪之类目
作为常规祭祀环节的告祭仪可在正祭仪之前或之后举行，带有明显的“预告”与“告谢”的含义。其典型形态是祭祀天地、社稷活动中的告祭宗庙仪式。祭祀天地与社稷是国家祭祀活动中等级最高的仪式，在正祭之前，主祭者需要先行至太庙行告祭礼，其内容包括读祭告辞，敬告祖先将要举行的一系列祭祀仪式，有祖宗配享的祭祀仪式则需要请配帝牌位。正祭之后还需再至太庙，告谢礼成。如洪武二年（1369年）夏至，祭祀皇地祇礼成后，朱元璋驾还，并率百官告祭太庙，再御奉天殿，百官行庆成礼，祭地仪式最终完成。嘉靖九年（1530年）分祀圜丘仪规定：祭祀前期六日，皇帝于太庙行告庙礼，并分别于太祖及列圣香案前上香，读祭告辞。次日至牺牲所视牲。正祭前三日，皇帝穿着祭服，至太庙请配帝牌位。告庙礼完毕后，御奉天殿，百官朝服，听受誓戒传制。可见，斋戒、告庙、传制、省牲仪是正祭仪式之前的一系列预备仪式，这些预备仪式完成后，祭祀当日，一应祭品、祭器准备陈设完毕，祀天仪式才正式举行。祀天告庙仪式一般由皇帝亲自参加，有时也会遣官代替，如嘉靖十二年（1533年）五月，即以将大祀地于方泽，命武定侯郭勋代为告祭太祖。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十二月，行大祫礼于太庙前，先期遣公徐文璧、驸马许从诚行告祭太庙、祧庙礼。
与作为祭祀仪式环节的告祭仪相比，因事而举的告祭仪式内容更为丰富多样，是本文考察的重点。根据祭祀原因的不同，这种告祭仪式大致包含如下类目：新皇帝登极；出行（出征与凯还）；营建与修缮；建制与改制；藩王之国；册封；奉安神主与祔庙；节庆与忌辰；禳灾与告谢。
登极仪式是帝制时代最为隆重、复杂的国家大典，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与实际功用，也是历代开国皇帝及其后嗣君主最为重视的皇家典礼。狭义的登极仪式指新皇帝正式称帝的当日所举行的一系列仪式活动；广义的登极仪则包含更复杂的仪制内容，告祭仪式就是其中颇具象征意义的一个环节。明代登极告祭仪式以祭祀天地、宗庙、社稷为中心，其参与人员的变动亦值得特别关注，本文将在下一节做专门论述。
因出行举行的告祭仪式，主要包含皇帝（或遣官）出行、巡守前或途中，以及皇帝亲征（或遣将征讨）与凯还（纳降献俘）所行祭祀仪式。如吴元年（1367年）冬十月，朱元璋遣世子朱标、次子朱樉前往故乡临濠谒陵，以少牢祭途中所遇郡邑城隍及山川之神，至临濠告祭皇祖考妣、皇考妣诸陵，及皇兄皇姊。宣宗即位之初，遣郑王谒祭孝陵，行前，预告奉先殿太宗皇帝和仁宗皇帝几筵，及城皇门、城隍等神，缘途应祀神祇亦预期遣王府官告祭。到南京后，王祭告皇城及城隍等神八，并谒告奉先殿，告孝陵及懿文陵，以及贞静顺妃和悼僖丽妃享堂。嘉靖十八年（1539年）正月己亥，世宗欲南行，并至承天谒陵祭告。行前，亲奏告皇天于玄极宝殿，同日告闻皇祖太庙、皇考睿宗庙，并遣大臣十八员，分别告祭北郊、德祖、懿祖、熙祖、仁祖、成祖、列圣群庙，以及太社稷、帝社稷、朝日夕月、天神地祇。在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所制定的军礼仪制中，对皇帝亲征告祭天地、庙社仪，凯还告祭庙社仪，以及遣将告祭庙社仪都做了相应规定，这类告祭仪式主要发生在战事较为频繁的明初，尤其是洪武时期：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以讨伐东南张士诚，告祭大江之神。洪武六年正月，朱元璋命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修理城池，练兵训将前亲自告祭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钟山等神。洪武十一年（1378年）十一月，命西平侯沐英为征西将军，率都督佥事蓝玉、王弼将京卫及河南、陕西、山西马步官军征讨西番。行前，朱元璋亲自为文，告祭岳渎、山川、旗纛诸神，祈求神灵相助。次年春，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反叛，朱元璋命当时正在此领兵的征西将军沐英移兵讨伐，并告祭西岳诸神保佑。
当有宫廷、陵寝营建或地方公共建筑一类事务举行时，会在动工前或工期结束时举行告祭仪式。如洪武五年（1372年）九月，因欲择日修筑太庙宫墙，朱元璋亲自祭告太庙，行告祭礼，并遣官告祭土神。弘治十一年（1498年）九月，因修葺南京都城，遣驸马都尉杨伟告祭孝陵，南京工部尚书萧祯祭后土之神。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建秋报大醮于朝天宫，遣英国公张溶等告祭各宫庙。隆庆元年（1567年）六月，永陵完工，遣英国公张溶祭告长陵，武定侯郭大成、玉田伯蒋荣、安平伯方承祭告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定国公徐延德祭告永陵，恭顺侯吴继爵告祭天寿山之神，侍郎徐纲告谢后土司工之神。
确立或修改典礼仪制是国之大事，当此之际，常行告祭。此种仪式无明确制度规定，多依皇帝临时旨意而行。如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诏定岳镇海渎、城隍诸神号，除孔子封爵仍旧外，岳镇海渎并去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实号，革去后世溢美之称，同时革除天下神祠无功于民及不应祀之“淫祠”。发布诏书当日，朱元璋躬署祝文，并遣官告祭岳镇海渎诸神。洪武十年（1377年）冬十月，新建社稷坛成，社稷祭祀从中祀升为等同于天地、宗庙的大祀，朱元璋于次日冕服乘辂，百官具祭服诣旧坛，以迁主告祭，行奉安礼，并奉仁祖淳皇帝配享。嘉靖十五年（1536年）五月戊辰，以钦制大武袭威冠服并武陈诸仪卫，及更作宝玺车辂器物，告祭太祖、列圣皇考于内殿，六卿陪祭。
洪武时期，分封诸王及藩王之国属于国之大事，也会举行告祭仪式。如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因封建诸王，遣使告祭王国山川。洪武九年（1376年）正月，因诸王将之国，朱元璋命于圜丘告祀天地，并在此之前告祭太庙、社稷、岳镇海渎及天下名山大川。
册封包含册立与封号两层含义，皇子降生，册立皇太子、后妃，上尊号、谥号等仪式时，一般均会告祭天地、宗庙、社稷，或单独行告祭宗庙仪式。有关皇太后及册立皇后、皇妃仪注在宣宗初年基本确立，规定前期三日遣官行告祭礼。宣宗以后的册封仪式大体遵循此规定。如宣德十年（1435年）二月上太皇太后尊号；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上慈懿皇太后尊号；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月进尊圣母恭恪庄僖淑妃为皇太后；正德十三年（1518年）慈圣康寿太皇太后尊谥册宝礼；嘉靖元年（1522年）十二月上寿安皇太后徽谥；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二月上大行皇太后尊谥礼时，都先期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以及大行皇帝几筵，行告祭礼。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以加上圣母章圣皇太后徽号，告祭皇考，遣太常寺寺丞赍祝册诣显陵行礼。册封妃嫔则告内殿。嘉靖十四年（1535年）十一月，以册封端嫔告祭内殿。嘉靖十九年（1540年）正月，因进封皇贵妃王氏、沈氏，肃妃江氏，雍妃陈氏，徽妃王氏，懿妃赵氏，册封宸妃王氏，荣嫔余氏，昭嫔徐氏，宁嫔王氏，世宗亲自告祭奉先殿。
奉安神主与祔庙告祭仪是指因在太庙、内庙、陵寝中奉安神主而举行的祭祀仪式。如永乐十四年（1416年）三月，长陵殿成，奉安仁孝皇后神位，并命赵王告祭。天顺七年（1463年）四月，英宗因奉孝恭章皇后神主入于太庙，亲自于奉先殿行告祭礼。
宫廷中的重要节日或皇室成员的忌辰，也会举行告祭仪式，尤其是在皇帝、皇太后的生辰与忌辰，仪式尤为隆重。嘉靖二十年（1541年）八月万寿圣节，世宗亲自告祭天于玄极宝殿，并遣英国公张溶、西宁伯朱良臣、安仁伯王桓分祭七陵，玉田伯蒋荣祭景皇帝陵，中官祭章皇后陵，长宁伯周大经祭孝洁皇后陵。嘉靖十四年六月，孝穆皇太后忌辰，遣恭顺侯吴世兴告祭茂陵。因禳灾与告谢而行之告祭仪更为频繁。如久旱不雨、冰雹、洪涝、地震、风灾、雪灾、无雪、天象异常等，一般都会举行告祭仪式，成为应对灾害的常用手段之一。当灾害消除，则再次行告祭礼，以明告谢之意。如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春久不雨，遂告祭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城隍、旗纛诸神，共一十八坛。成化八年（1472年）秋七月，陕西陇州有大风雨冰雹，事达朝廷，命巡抚都御史马文升告祭西镇吴山。成化十九年（1483年）十二月，宪宗以一冬无雪，命礼部致斋三日，禁屠宰，并遣英国公张懋等告祭天地、社稷、山川，定西侯蒋琬等行香于各宫观寺庙。嘉靖十年（1531年）正月己酉，世宗发布圣谕称“天降宝露，朕当行昭谢礼于圜丘及告祭皇考”，遂以次月九日十日行告祭礼。隆庆二年（1568年）六月，以陕西地震，命巡抚都御史张祉告祭西岳华山、西镇吴山之神。
二、“亲祭”与“遣告”——以登极告祭仪为例
告祭的方式有皇帝亲祭与遣官告祭两种，遣官告祭是常态，当皇帝亲自告祭时，仪式隆重程度会相应提升。下面以仪式较为隆重的登极告祭仪为例加以说明。
狭义的登极仪指的是登极当日举行的一系列仪式，包含正祭仪之前的准备仪式，主要有劝进、进仪、告庙，以及登极当天的大典、发布登极詔书等几个环节。而登极仪式当天之后的庆贺和册封仪，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告祭活动，如因新皇帝登极而告祭先农、耕藉田、祭岳镇海渎、帝王陵寝、先师孔子，都可看作是广义上登极仪式的组成部分。
宋元时期的马端临曾指出：“古之受终革命者，必告于天地祖宗。尧舜之禅让，汤武之征伐，未之有改。”汉承秦制后，以五畤之祀取代郊天之礼，汉高祖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亦不设燔燎告天之事，马氏视为缺典。直到汉文帝以后，嗣君即位才行告庙礼，取受命祖宗之意。魏晋以后，皇帝即位行燔柴告天礼已成惯例。明代登极告祭仪式承袭此传统，但参与人员的身份有明显的变化。对此，俞汝楫《礼部志稿》称，“高皇初用王礼，后正大位，其仪始备。文皇靖难，以乙丑至金川门，以乙巳即帝位，仓卒其仪不详。昭皇以储宫嗣位，稍有更定，肃皇入自藩国，与嗣皇异，累朝所因者，昭皇储宫礼也。”根据俞氏的说法，明代仁宗昭皇帝以后，大致累朝因袭的登极告祭仪式，均按仁宗即位时所行方式举行。梳理明朝历代皇帝登极告祭仪式的具体情况，可见存在“亲祭”与“遣告”的差异。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李善长、徐达等率群臣奉太祖即吴王位，用王礼，详情失载。朱元璋称帝时，登极大典仪式完备而隆重，史料记载详细。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日，朱元璋先于圜丘坛告祭天地等神灵，礼成后，于郊坛南行即位礼，加衮冕。其后，告祀太庙、社稷。最后颁布即位诏书，告知天下。由于洪武初期实行天、地分祀，因此在朱元璋即位当年的十一月己亥（冬至）日，仍于南郊举行常规郊天礼，祭祀仪式一遵明初制度。
朱元璋驾崩后，孙朱允炆即位，由于建文本《明太祖实录》被朱棣焚毁，其他有关建文朝史料亦多被修改或销毁，因此，现存史料中没有建文帝登极祀天礼仪具体内容的记载。朱棣以靖难得位，并于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秋七月壬午，告祀天地于南郊，行登极礼，有关礼仪程序详细载于实录，此不赘述。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朱棣驾崩，朱高炽继承大统。同月，命礼部择日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具仪以闻。如前所述，此时制定的登极仪式，成为之后明朝皇帝登极仪式的基本参照。丁巳日，仁宗以嗣位遣英国公张辅祭告天地，定国公徐景昌告宗庙，宁阳侯陈懋告社稷，仁宗躬告几筵，即皇帝位。宣宗朱瞻基即位礼于洪熙元年（1425年）六月庚戌举行，即位仪注与仁宗朝完全相同，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的也是同一套人马。登极日晨，遣太师英国公张辅告昊天上帝、厚土皇地祇，太保宁阳侯陈懋告太社、太稷之神，定国公徐景昌告五庙、太皇太后，宣宗亲告太宗皇帝、大行皇帝几筵，谒见母后毕，出诣奉天门，即皇帝位。
英宗即位礼，遣太师英国公张辅告天地，定国公徐景昌告宗庙，太保宁阳候陈懋告社稷，并以次日即皇帝位。英宗北狩，郕王即位，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六日祇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其所行告祭仪式，按惯例亦应为遣官代祀。夺门之变后，英宗复位，朱祁镇重行登极仪式，并以复位改元遣宁阳侯陈懋告太庙，遣驸马都尉薛桓告祭长陵、献陵、景陵，遣驸马都尉焦敬祇奉香币昭告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这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位两次行登极仪式的皇帝。
宪宗朱见深即位礼，遣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告天地，广宁侯刘安告太庙，怀宁侯孙镗告社稷，朱见深亲告孝恭章皇后、大行皇帝几筵。孝宗朱祐樘即位礼，遣英国公张懋告天地，驸马都尉周景告宗庙，保国公朱永告社稷。武宗朱厚照即位礼，遣英国公张懋告天地，新宁伯谭祐告宗庙，惠安伯张伟告社稷，朱厚照亲告大行皇帝几筵。世宗朱厚熜虽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所行即位告祭礼与之前并无不同，遣武定侯郭勋告天地，建昌侯张延龄告宗庙、社稷，世宗亲告大行皇帝几筵。穆宗朱载垕即位礼，遣成国公朱希忠、宣城伯卫守正等告天地、宗庙、社稷，朱载垕亲告大行皇帝几筵。神宗朱翊钧即位礼，遣成国公朱希忠、英国公张溶、驸马都尉许从诚、定西侯蒋佑告南北郊、太庙、社稷坛，朱翊钧缞服诣大行皇帝几筵，告受命，始具衮冕祇告天地，次告奉先殿，及弘孝殿、神霄殿，诣大行皇帝几筵。光宗朱常洛即位礼，遣泰宁侯陈良弼、恭顺侯吴汝胤等告天地、宗庙、社稷，朱常洛亲告大行皇帝几筵，缞服行礼，然后易衮冕服诣文华殿行告天地礼，诣奉先殿告列祖以下，再诣大行皇帝、孝端皇后、温肃端静皇贵妃各几筵。熹宗朱由校即位礼，遣侯陈良弼祭告南郊，侯吴汝胤祭告北郊，驸马万炜告太庙，伯陈伟告社稷，朱由校亲告大行皇帝几筵。崇祯帝朱由检即位礼前一日，遣宁国公魏良卿、保定候梁世勋祭告南北郊，驸马候拱宸祭告太庙，宁晋伯刘天锡祭告社稷。
皇帝登极祀天礼仪是与常规祀天礼仪相区别的特殊仪式，因此其文化内涵就值得特别关注。朱元璋与朱棣的登极礼行于郊坛，分别在登极仪式前，由皇帝亲自前往郊坛行祭告天地礼。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较明朝后代嗣位君王不同，故要在即位礼仪中展示的权力来源也有所差异，他的登极礼仪意欲凸显其推翻蒙元，建立明朝登基为帝是“天命”授予，具有不可置疑的正当性，因此需要亲自祭告天地，仪式也最为隆重，这一点在中国以往历代开国皇帝的即位礼仪中并不鲜见。而永乐帝朱棣特别注重即位祀天礼仪，亲自参加祭告，主要因为他是通过非正常途径取得皇位，因此在即位时需要特别强调其得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从洪武和永乐时期登极祀天仪祭告祝文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此种政治寓意的详尽阐释。
仁宗朝以后，告祭天地成为历朝嗣位君主登极仪式的必备环节，即便是在景帝即位，英宗复辟，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这些非由皇储继位的皇帝登极仪式中，也没有任何改变。与洪武和永乐时期不同的是，嗣位君主最直接的权力来源于先王，登极仪式由郊坛改为在奉天门奉天殿举行，因此，新皇帝不亲自参与告祭天地、宗庙、社稷仪式，而是遣官祭告，并增加了新皇帝告先帝、后几筵的环节。在派遣官员的身份上，一般是派遣公、侯、伯，或者驸马都尉之类拥有爵位的官员，或者是与皇室有密切关联的成员，所告之天地、宗庙、社稷，是祭祀等级中最高级别的三种，分别代表天地、祖先和国家。嘉靖九年（1530年）改天地分祀以后，一般还要分遣两人前往天坛、地坛分别祭告。
三、明代告祭仪式的特点与政治寓意
明代各类官方祭祀仪式都或多或少含有“告”的涵义。按《说文解字》，“告”字从口，从牛，其本意就是对天神、地祇、人鬼祈祷。与其他祭祀不同的是，告祭仪式特别凸显“告知”和因事而举的特点。作为常规祭祀仪式一部分的告祭仪，具有明显的“告知”涵义，并作为祭祀仪式的一个环节，体现出程序的严整有序；因事而举的告祭，发生的具体时间并不固定，每年举行的频次也不确定。告祭仪式的规模一般来说较祭祀相同对象的常规祭仪简单。例如，与常规郊祀礼相比，因禳灾而举行的祭天仪式规模较小，祭祀人员也常为遣官代祭；又如登极祀天仪中的告祭，在仁宗以后，基本遣官代行，仪式比常规郊祀礼简化，这意味着该礼仪的寓意，从明初的彰显皇权正当性与合法性，向告知神祇某事之发生转变。
遣官祭祀发生在常规国家祭祀活动中时，常常发生争议，尤其是郊庙大礼。清人编纂的《钦定续文献通考》称：“明初最严郊祀，太祖以后无不亲郊者……唐宋诸君莫之逮也。”然而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皇帝躬行郊祀的惯例在武宗末年受到破坏，到万历时期，甚至达到“郊庙之祀数十年不一躬亲”的程度，因而引发的朝臣非议之声不绝于耳。告祭仪式大多因事而举，所以虽然较多采用遣官祭祀方式，朝臣们也很少提出异议，只有当遣代人员关涉道士方术之人时，才可能引发不同意见。
追溯告祭仪式的起源可见，先秦时期的告祭仪式取意于国有大事，告知于天。在反映商代祭祀情况的甲骨卜辞中，告祭是为了禳疾、出征、巡查、田猎、农耕以及天象异常等事，向包括祖先在内的神灵告白、祈訴或问卜。经史典籍中有关告祭内容的记载也很多，《尚书·舜典》中有语：“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类上帝”即为摄位告祭上帝之意，与禋祭于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名山大川、五岳四渎，遍祭山川、丘陵、坟衍、古之圣贤之群神，以告己之受禅一样，都是帝王所做之事。《诗·时迈》中也有语，“巡守告祭柴望也。”此巡守告祭即指天子巡行邦国时，至于方岳之下封禅之意。《周礼》与《礼记》中多次提及“类”与“告”，注疏均称“告祭非常”，以区别于常规祭祀。如“天地之大灾，类社稷，则为位”；“建邦国，先告后土，用牲币”；“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清人秦蕙田对告祭的解释称：
《诗》、《书》、《周礼》、《礼记》言“类祭者不一”，然不外陟位、行师、巡守诸大事。盖王者事天如事父，子之于父也，出必告，反必面，王者无一息不与天合漠，则无一举动不与天昭鉴。故圣人制礼，俾王者有事将出，必正其义，类而告之于天。陟位承天子民之始也，出师恭行天伐也，巡守大明黜陟也，皆义类之正大而不可以已者。然则类之为名，或亦正其义类而告之之谓乎？造祭之礼，见于《肆师》大祝、诅祝，皆以类、造并言，窃以造者至也。《传》言：公行，告庙，反行饮至。《曾子问》亦云：诸侯出门，反必亲告祖庙。以是推之，则天子将出而类，即出必告之义，既反，必造上帝，兼造于庙，犹反面之义。肆师等职所云，兼行与反而言。然则造之为名，即以为述，其既至而告之，似与类更有别也。《大宗伯》：“国有大故则旅上帝”。陈氏《礼书》谓：大故皆凶灾之类。《尔雅》曰：旅，陈也，或即陈其情事而告，以祈之之义乎？如此则三者皆为告祭，而命名取义稍为亲切。
因此，类、造、旅都有“告诉”的意思，即指告祭，是在王陟位、行师、巡守诸大事发生时举行的祭祀礼仪。王者事天如子事父，因此出必告，反必面，才能使王者与天合漠，举动与天昭鉴。
先秦时期的告祭仪式以“王”为行为主体，以天神、地祇，以及包含祖先在内的人鬼为对象，以“告”为主要内容，体现出告祭仪式沟通神人的基本功能。明代告祭仪式既承袭了先秦告祭仪式的基本内涵，同时在具体的祭祀目的和内容上亦有所拓展。在前述不同种类的明代告祭仪式中，有一些告祭活动的“告诉”含义尤其明显，除了作为常规祭祀环节的告庙以外，像非常规举行的谒陵告庙仪式，册封皇子、后妃，上皇太后尊号时的告庙仪式，奉安神主与升祔太庙时所行告庙礼等，都承载着以“告”的方式沟通神人的基本内涵。与此同时，将国家的重大事宜及时告知祖先神灵，也可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和尊重。
“祈禳”即祈福禳灾是告祭仪式的另一个基本内涵。当发生各种类型的自然灾害、天象异常时举行告祭仪式，以祈求禳灾；灾害消除之后行告谢仪式，以表达对神灵的谢意，体现祭祀者的虔敬。还有在营建与修缮宫廷建筑，以及进行重大工程时，告祭神灵，以得神灵庇佑。这些都体现了告祭仪式的祈禳功能。告祭仪式的这一目的显示出其功利性的一面，也成为明代应对灾害的一种手段。同时，这层含义也与宗教性的祭拜仪式相类似，都是将人间事务与神灵的护佑相关联，寓人事祈盼于神灵相助，体现出祭祀仪式的宗教色彩。
应当注意的是，每一种告祭仪式的含义常常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比如，一些告祭仪式在体现祈禳功能的同时，也带有作为仪式的“展示”功用。比较典型的如出行、出征所行告祭仪式，一方面有祈求平安顺利或战争胜利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对参与出行及出征人员，甚至是在场其他人员的动员与激励，营造军队威严的气势，增强必胜的信心，具有鼓动士气的作用。而在战争凯旋后举行的告祭仪式，祈福含义基本消失，更多的是要通过仪式的举行，达到表彰、庆祝和激励军民的作用。这种仪式的展示功用不仅仅是一种象征，也发挥着很多实际功用。这类具有多重含义的告祭仪式，还体现在国家重要节庆与皇室成员忌辰期间举行的告祭活动中，恕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