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大礼议”与朝鲜王朝之回应
黄修志
提 要：明代嘉靖“大礼议”深刻改变了明代政治格局和国家祭祀体系，并引起朝鲜王朝君臣的高度关注。朝鲜中宗不断遣使庆贺世宗胜利，这有助于缓解其自身的内外危机和王权困境，并促成明鲜关系更为亲密。与此同时，朝鲜君臣结合本国政争对“大礼议”所做的评论，体现出朝鲜权力结构和士林政治的若干特点。朝鲜王朝后期，多次出现旁支继承王位的情况，“大礼议”再度成为影响朝鲜政治的历史参照，仁祖“礼讼”几乎是明“大礼议”的朝鲜翻版。其间，丁若镛等人从礼学角度对“大礼议”做了深入反思。从“大礼议”角度看，明朝对于朝鲜，既是榜样，又是他者。
关键词：大礼议；朝鲜王朝；士林；王权；礼讼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2.012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猝死，既未留下子嗣又无同父兄弟。根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原则，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联合皇太后、宦官等势力，以武宗“遗诏”宣布新君人选为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遣官迎取入京，嗣皇帝位，是为世宗。世宗继位后，杨廷和等议尊孝宗为“皇考”，以新君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世宗不从，借助观政进士张璁等人意见，上本生父母帝、太后尊号，并在“左顺门事件”中逮捕拷讯一批反对派朝臣，其后编成《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世宗追尊祖母为“太皇太后”，生父为“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生母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在奉天殿受百官称贺，遣使颁诏天下。1“大礼议”风波安定后，世宗“自排廷议，定大礼，遂以制作礼乐自任”，2对祭礼进行多方面改革，最终追封生父庙号为睿宗，并在明堂大礼中尊上帝为“皇天上帝”，以睿宗配享。嘉靖二十年（1541年），太庙失火被毁，世宗借重建太庙之机，将睿宗正式祔庙，又通过将孝烈皇后祔庙，祧出仁宗，使睿宗成为不祧之宗。
“大礼议”不仅深刻影响了明代政治格局和历史演进，还直接改变了明代国家祭祀体系，激起当时和后世在政治和学术上的不断争论，对明朝最重要的藩属国朝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管见所及，国内学界迄今只有少数学者在考察嘉靖中朝关系、朝鲜搜集明朝情报时简略提及“大礼议”，并无一篇论文专门研究嘉靖“大礼议”对朝鲜之影响。3韩国学术界仅见三位学者论及嘉靖“大礼议”对朝鲜的影响。朴钟天在研究朝鲜后期学者丁若镛的礼学时提到丁氏对“大礼议”的讨论；1朴钟培分析了朝鲜围绕嘉靖文庙祀典改革的争论；2具都暎在两篇论文中探讨了朝鲜中宗利用“大礼议”推动宗系辩诬和两国关系的发展。3这些研究，多将“大礼议”纳入两国外交关系史框架中考察，或偏重嘉靖礼制改革的一个侧面探讨其对朝鲜的影响，既未关注朝鲜讨论“大礼议”背后的王权、儒学、党争因素，亦未考察“大礼议”对朝鲜后期王权继承和宗庙祭礼的影响。笔者不揣浅陋，尝试以“大礼议”在朝鲜引发的回应为中心，对朝鲜王朝的政治构造、王权运行的内在逻辑、礼学观念、宗庙祭祀、对华态度等進行对比分析，希望有助于深化关于朝鲜和明朝权力结构异同及相互关联的认识。
一、“大礼议”前期朝鲜的遣使与情报搜集
明武宗宾天、世宗继位之际，朝鲜按惯例先派出陈慰、进香等使吊唁武宗驾崩，后派出庆贺、登极使庆祝世宗继位，既表达事大恭敬之礼，又趁机搜集明廷情报。4世宗即位不到两个月，朝鲜王朝已经通过赴明进香使、陈慰使、谢恩使发回的最新情报，包括世宗登极诏书及宣布大行皇帝武宗尊号、庙号的诏书。承政院将诏书和礼部咨文誊抄中宗，中宗命令“掌事大交邻文书”的承文院参校崔世珍解读登极诏书，初步了解武宗弊政和世宗即位后的改革举措。中宗对明帝威权印象深刻，曾问及锦衣卫情况，崔世珍解释说相当于朝鲜义禁府，但威权更盛。5此后数月，朝鲜陆续派出名目繁多的使臣如尊谥使、登极使、正朝使、进香使、陈慰使、谢恩使、圣节使等入明，并反馈明廷最新动态，“大礼议”逐渐进入朝鲜君臣视野。朝鲜使臣对“大礼议”情报的搜集，大致通过三种途径：一是由通事（译员）直接与明人交流，二是搜集明朝各种通报、题本等政府文件，三是搜访明朝公布的“大礼议”文献。6
嘉靖元年（1522年）三月，正朝使金克成询问礼部官员，得知世宗准备给后宫上尊号。7五月，礼曹上奏：“中朝已上尊号，尊号使当速发遣矣。寿安皇太后已上尊号，进献方物无疑矣。兴国太后乃皇帝亲生母也，既称太后则似许正统，称兴国则犹带诸侯之号，方物亦可进献乎？”8礼曹感觉世宗生母“兴国太后”徽号比较尴尬，既有太后之称，又兼藩国之号，不知是否应当进献方物。中宗认为“此事甚大”，令议政府讨论，议政府建议询问辽东都司的意见。因为一般礼部咨文多经辽东都司移送朝鲜。朝鲜派遣礼曹参判尹希仁为尊号使，赴京前，中宗命他详细了解世宗继位后的政治纪纲、辽东守将、“?子”动态、其他国家朝贡情况等。不久，谢恩使姜澂回国详细报告世宗祭孔典礼及礼部对朝鲜态度等。9随后，辽东都司移礼部咨文至朝鲜，礼部明确了后宫尊号及朝鲜上表格式，同意朝鲜因怕延误进贺而提出的请求：“但遇前项事情，如敕诏已到本都司，不拘公文到否，随即移咨本国知会，永为常例。”10此后朝鲜又遣使庆贺兴国太后册封皇太后。太皇太后即宪宗邵贵妃去世，朝鲜争论是否遣使吊唁，台谏认为太皇太后原是贵妃，未曾母仪天下，且明廷规定免除进香，但中宗认为“下国事上国，当尽其礼而已。今若不遣，而礼部问之，则将何以答之？”11在中宗坚持下，朝鲜派出陈慰、进香二使。
此时朝鲜面临内外交困情势。一是与野人女真交恶，女真进攻朝鲜边城，朝鲜在西北边境的虚空桥上兵败受辱，正考虑选练兵马御敌。二是日本在朝鲜沿海引发“三浦倭乱”后，东南海疆颇有大战一触即发之势，且琉球在漂流民和贸易方面与朝鲜亦有争端。三是平安道疠疫大炽，大量人口死亡，黄海道、咸镜道有水灾，多地出现蝗灾、地震。四是朝廷内部勋旧派与士林派的党争起伏不已，有大臣指责中宗因不再虚怀纳谏而引起上天谴告。因此，中宗此时需要得到明朝支持以缓解国内危机。
嘉靖三年，中宗得知世宗上兴献帝尊号，欲继续遣使赴京进贺，虽然不少大臣谏阻，但中宗仍然坚持进贺。随着“大礼议”的日益白热化，礼仪争论和人事斗争也在朝鲜眼中逐渐明朗。此年，使臣持续报告“大礼议”最新动态，包括朝廷舆论、阁臣更替、“左顺门事件”等：
闻有席书者，特命为礼部尚书，御史方论劾，而帝不听，故今自南京上来云。且闻诸路人云：“今此特命为尚书者，以皇帝欲上本生父母尊号，而举朝皆以为‘为人后者为之子，追崇尊号于本生父母不可，席书独以为可，故有是命矣”……但入北京闻本生皇帝追崇时，朝廷上书争之，帝不听。礼部尚书王俊、阁老杨廷和以不用其谏，皆辞去。帝又奉迎本生神主，享于奉先殿西夹室。又谏，不听。阁老蒋冕又从而致仕。翰林编修邹守益、修撰吕览等上书论追尊不可，帝以已定之事，复欲乱之，即下锦衣卫刑推……帝因席书、张璁、桂萼等上疏，于章圣太后尊号上去“本生”二字，改上尊号曰圣母。六部侍郎以下交章力争，请存“本生”字，以正大统。帝怒，四品以上罚俸钱四个月，五品以下皆加棍三十……1
朝鲜了解到去“本生”引发的明廷争论后，有些不知所措：在庆贺尊号的表文中，是否应该写“本生”？经讨论，参照辽东官员做法，朝鲜决定不写“本生”二字，顺应皇帝意志。2此时，中宗和大臣之间逐渐展开了关于“大礼议”的讨论。
上曰：“见通报则以武宗为皇伯考、以献帝为皇考云，其将以献帝祔于太庙与否，不可知也。若以祔于太庙，则昭穆之制舛矣。且闻朝臣之论奏此事者皆被罪云。此事于议论，何如？”赵仁奎曰：“臣亦不得详知也。但闻帝以刑威制士大夫，此专由邪臣席书之建议也。其以献帝称为皇考，则必欲祔于宗庙也，是帝不顾大义而为之也。”上曰：“见其势，则必欲祔宗庙也。然古人云‘为其后者为之子，不可如是也。中原事固不可是非也，但于外国之见，亦未安矣。”仁奎曰：“宋濮王追尊时，如韩琦乃名相，亦以为可以追尊，惟程子以为所生父母宜称皇伯，此议正当。今则以献帝欲祔宗庙，甚失矣。”3
中宗认为，世宗将生父祔庙必致太庙昭穆混乱，于礼不合，但中宗也预测，照当前情势，世宗必然要实现祔庙目标。对此，大臣认为世宗不顾大义而为，一方面是刑威在手，用皇权压制士大夫，另一方面是有“邪臣”在旁误导君王。
二、“大礼议”冲击下的朝鲜王权与君臣关系
朝鲜君臣对“大礼议”的讨论并非止于旁观，而是将之与本国政治相参酌。嘉靖四年（1525年），进贺使许淳回国献上《大礼会议》，中宗阅后命领议政和左、右议政针对此书否定“为人后者为之子”说发表议论。南衮等认为，“大礼议”已进行两三年，杨廷和、毛澄等“为人后者为之子”的观点“合古圣贤之意”，而“数三小人辈附会席书”，集议为《大礼会议》，所说“悖戾甚矣”。但中宗由“大礼议”联想到本国的党争舆论形势，尤其是近来“因政院之事，台谏相攻”的情况，以为于朝廷不利。南衮等三公答称：
“今上教以中朝事喻于政院之事，上教至当。大抵事无大小，皆有是非，必先定小事之是非，然后大事亦为之定矣。宪府以金协之故，欲并罪俞汝霖、金瑛，臣等亦未知其由也。谏院之驳宪府，是也。台谏相攻，固為不可。至于论议失当，则不可不纠正也。”1南衮等认为事情并无大小之分，都须定是非，根据制度安排，司谏院本来就须论驳司宪府的决策，所以台谏相攻是正常的行政程序。
中宗和南衮问答之间暗藏机锋，反映了朝鲜王权和明朝皇权在政治构造上的巨大差异。朝鲜王朝自立国始就确立了以儒臣两班势力为基础的王权体制，为使王权保持在合适的权力范围内，儒臣采取多种措施如台谏、经筵、议政、史官等限制王权，《经国大典》将此权力分割体系制度化、完备化。其中，台谏制度，台指司宪府，负责“论执时政，纠察百官，正风俗，伸冤抑，禁滥伪”，2首领为大司宪；谏指司谏院，负责谏诤与论驳，首领为大司谏。台谏司宪府、司谏院，合称两司。经筵制度，“掌讲读论思之任”，一般由负责“内府经籍，治文翰，备顾问”的弘文馆官员兼任，首领大提学派出经筵官于每日朝讲、昼讲、夕讲中与国王读书讨论，在道德伦理和治国理政上引导启发国王。司宪府、司谏院、弘文馆合称三司。大司宪、大司谏、大提学是朝廷舆论的核心，其权力和威望可与议政府三位议政平分秋色。通过此种制度安排，使大臣间权力相互制衡，“台谏与宰相不相苟合，然后国势尊而公论行。”3议政制度，脱胎于高丽都评议使司，朝鲜定宗时改为议政府，设立议政府和三议政，分别为领议政、左议政和右议政，如同三相，又称三公、三政丞，负责“百官总管，庶政平治，阴阳调理，邦国经纶”。史官制度，指设立史官记录国王日常起居和朝政言行，寸步不离，时刻记录，督促国王言行合乎人君规范。此外，承政院、艺文馆、六曹等官员及成均馆儒生都有责任劝谏国王、政府并弹劾官员，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尤其是作为青年性理学群体和未来政治精英的成均馆儒生，其舆论声势不容小觑，是足以影响决策的生力军。
在这种体制内，王权不可任意行事，须服从“国是”和“公论”，而儒臣掌握着“国是”和“公论”的政治话语权。虽然在朝鲜前期，勋旧派和士林派斗争酿成多次士祸，但双方皆自称奉行“公论”，随着士林的登场和性理学的成熟，士林成为“公论”和朝政的主体。李珥直接将士林担当与宋代“君臣共治”相提并论，他对国王说：“夫心慕古道、身饬儒行、口谈法言以持公论者，谓之士林。士林在朝廷，施之事业则国治；士林不在朝廷，付之空言则国乱……三代之后，家法之正，莫如赵宋，其立后也，必咨于大臣，此真后世之法也。”4“公论”权威获得朝鲜君臣的一致认同，“至如台谏者，朝廷公论之所在”，“自古维持国体者，公论也，虽万乘之主不得不屈意从之。”5可见朝鲜的士大夫政治和士林主体意识已向宋代看齐并达到一定高度。6促成此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早已存在并运转良好的舆论制度和权力分割体系。所谓“中宗反正”，正因燕山君屡次挑战公论的权威，杀戮儒臣，才被儒臣推翻并以中宗代之。鉴于燕山君的教训，儒臣自然加强对中宗的控制，而中宗因是旁支继位，在朝中缺乏政治基础，所以面临的公论压力更大。刚继位时，台谏就向中宗强调公论和台谏的重要性：“公论，国家元气；台谏，公论所在。元气衰则人病，公论废则国危。”7中宗在位很长一段时间“国之权柄，都在台阁”，8他始终面临着群臣的劝谏和批评：“殿下有厌谏之心，故国是不定，议论不和，此有国之病也。”9
所以，中宗和议政大臣关于“大礼议”的讨论，颇有现实指向。反观“大礼议”期间明朝言官和大臣之作为，“左顺门事件”可谓群臣为争名分、定是非而与明世宗以命相搏，“大礼之狱，为嘉靖一朝士大夫气节之表示”，1但因明代君主专制早已存在并运转有效，所以争礼群臣很快喋血宫门，此后言路风气逆转直下。虽然世宗继位初期也有经筵，但经“大礼议”冲击，经筵基本无法施行，此后“嘉靖帝就变为无所不为的皇帝”。2在朝鲜中宗和明世宗生活的16世纪，朝鲜和明朝分别随着士林派的崛起和“大礼议”进入新的舆论和党争时期。明朝政治文化风气前后迥异，廷臣希旨逢迎大为增长，言官遭遇道德危机，党争加快国势衰微。3相比而言，朝鲜舆论和党争是自觉的、主动的，以公论限制王权，使朝政力量趋于平衡，有助于减轻王权侵害国家和社会。
嘉靖五年（1526年），正朝使金谨思回国献上《大礼纂要》，此书汇集“大礼议”两派议论，皆引尧舜禹三代古事为据，并透露明世宗决定在太庙附近建立世庙。中宗阅后，感觉有必要组织群臣讨论，令承政院官员“持此册示于三公，其议是非，或于经筵言之，或书以启。中朝之事不须讲究，但群臣会议，其是非、邪正必有所归”。4在经筵朝讲中，几位经筵官表示，明朝此番变礼实乃“变天经地义”，“大抵议礼者，虽邪人，必附会古事而言之”，如同王安石假托《周礼》变法，但宋朝尚有宰相议论和台谏抑制，而今明朝则“上下皆以为是，以变故礼，臣意以为其祸不小，恐生大变”，所以经筵官认为“中朝纪纲解弛，故刑政至此”，建议国家应防患于未然，赴京使臣也要倍加谨慎。5根据中宗指示，三公可上奏发表议论，领议政南衮根据该书一段关键议论做出如下论述：
此书大概以为：“二三执政，欺蔽陛下于礼所当为之事。”此语实非也。假使执政谬议，万无如此有心之理也。杨廷和、蒋冕、毛澄等皆非偶然人物也，今皇帝推戴之议皆出于此人，且帝在南京，而毛澄亲往迎来，岂有毫厘欺蔽之心乎？大抵以藩王入继大统，有汉、宋故事。定陶王之议，一时所论不一，而濮王之议，韩琦、欧阳修与司马光、吕诲互相抵斥。韩、欧之议虽曰追崇私亲，然亦与今时之议不同，而其时大贤伊川先生折衷立议，此万世无弊之议也。毛澄之议以伊川为主，而以为不可轻改也。且今之大臣，其有他议与否，未可知也。但因正德失德，天下不忘孝宗德泽。今之以孝宗称皇考者，祖述英宗以仁宗称皇考之事耳。且其言曰：“谓父为伯，至为乖悖。”此皆解一时有名望者，故以是议为是，而其人皆务斥旧时执政，故闻杨廷和解职而先退，蒋冕、毛澄、汪俊，皆不在朝云。年少之人皆引唐、虞之事为言，而以汉、宋故事为不经之法，观其言则似是，而此实误天下之议也。6
南衮乃勋旧派领袖，被封反正功臣，在1519年“己卯士祸”中，他联合沈贞、洪景舟等勋旧派驱逐赵光祖等新进士林派，后又驱逐金安老，成为领议政。作为朝鲜执政大臣，他反驳了书中所言杨廷和、毛澄等执政大臣欺蔽皇帝的言论，认为明世宗能以藩王入继大统，皆是杨廷和等人功劳，怎会有毫厘欺蔽之心？且执政大臣奉行程颐的万世不易之论，可谓光明正大，而明廷却陆续罢黜原来有功大臣。在南衮所论的语境中，正德失德好比燕山君，杨廷和等执政大臣如同包括自己在内的反正功臣，嘉靖所信赖的新贵正如中宗欲倚重的士林派，其弦外之音是，中宗不可忘记自己当初也是由旁支入继大统，全赖执政大臣推戴，理应听从先贤大儒和执政大臣的正论，不可轻信新贵邪论。
三、“大礼议”与中朝关系的进一步融洽
嘉靖“大礼议”随着营建世庙和祔庙之议再起波澜，朝鲜继续密切关注发展态势。圣节使洪彦弼回国报告了礼部尚书席书与内阁首辅费宏之间的斗争，认为席书处于下风，估计“献皇帝祔庙之事，是非已定”。1嘉靖六年（1527年），兴献帝世庙建成，在是否进贺上，三位议政大臣态度坚决，认为决不能进贺，以免引火烧身：“世庙之议，中朝是非角立，张璁、桂萼、席书等主议而为之，持正论者执其不可。如此是非角立之事，我国若轻易进贺，则有识之人必议我国矣。”2中宗说，“予意亦如此，故问之耳。”
嘉靖七年，正朝使洪景霖回国复命，中宗照例询问朝中动态及其他国家朝贡情况，洪景霖提及明世宗“面瘦颐尖，颧高鼻长，眼尾上斜，殊无风采……祀天祭时则黄袍，常时则黑袍，而黄色胸背矣”；“安南国不朝者十年，问其故，则其世子外舅夺位而立，世子奔窜于浙东。”3这指的应是嘉靖元年到六年的安南莫登庸政变时期的事情。4
嘉靖七年七月，世宗为祖母、生父、生母追封最终尊号，遣使颁诏天下。朝鲜决定再次遣使庆贺。考虑到明朝曾表示朝鲜遣使过于频繁，把正朝使、进贺使合二为一，以减轻舆论压力。此年，圣节使韩效元回国报告明廷最新态势：“朝廷别无他事，但兴献皇帝加号事，前则议论不一，相为角立。张璁、桂萼专主定议，既加尊号而受贺，又欲坚固其议，加罪杨廷和，又多斥阁老。以此朝廷尤为角立也……张璁为二阁老，杨一清以旧老为一阁老。张璁乃新进年少之人，以南京州司为二阁老，乃以杨一清为宗主，凡有建议，必偶杨一清为言也。又桂萼为吏部尚书，专主国事而所行不正，朝廷目为小人，其国老皆托病引去。”中宗问及楊廷和、毛澄等人结局，答曰：“其初只为罢职，而冠带朝贺，如我国奉朝贺，而今则废为庶人。其时六部郞官则当初已罪，故今不加罪。毛澄则已死，追夺告身。既加兴献皇帝、太后等尊号而受贺，别祭宗庙，又遣礼官致祭于墓所云。”5韩效元所报基本符合实情，世宗如愿以偿追崇父母，对当初阁臣再次贬斥打压，完成大换血，皇权越发坚固。
“大礼议”结束后，明朝开始着手纂修停当已久的《大明会典》，中宗也利用世宗好感，每次遣使皆向礼部就朝鲜太祖李成桂出身及开国问题进行“辩诬”，世宗积极回应，下旨馆臣注意采纳。其实，两位君王皆由小宗而登大宝，君权皆面临群臣压力，所以中宗的“宗系辩诬”与世宗的“大礼议”本质上一样，都是通过给父母或祖先争名分来为自身伸张君权并赢得忠孝美名。6两者心曲相通，相互体谅，所以明世宗对朝鲜屡加赏赐。嘉靖十八年（1539年），赐朝鲜国王龙袍，震动朝鲜，大臣纷纷表示：“历考先前钦赐敕书，即位之初，命服外，未尝有龙衣特赐之时，此旷古异数。”7
良好的君王关系带动两国关系进入甜蜜期，在双方使臣你来我往的交流中，朝鲜慕华崇礼，如同内服。嘉靖十五年（1536年），为庆贺皇子诞生，世宗遣翰林院修撰龚用卿、户科给事中吴希孟为正、副使，颁诏于朝鲜国。8龚用卿等人回国后将朝鲜“礼乐文物与中华无二之意，已奏达朝廷。每与士大夫语及朝鲜，则吾未尝不称叹，传播士林，使中国之人皆知汝国之美耳”。9为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一体关系，他向世宗建议：
朝鲜素称恭顺，较之诸夷不同。而国家礼遇其国，亦未尝以夷礼待之。迩者赉诏至彼，其王李怿又能恪遵典礼，敬事不违，良可嘉尚。请自今凡诏告敕谕，事关体制者，宜使之一体知悉，不必遣官，但因其朝贡陪臣即令赉回，庶以见朝廷殖有礼、怀远人之意。礼部覆其议，诏可。10
嘉靖十八年，明朝建立明堂，尊上帝为“皇天上帝”，睿宗配天并称宗祔庙。中宗及时遣使庆贺，明朝记载：“朝鲜国王李怿差陪臣户曹参判柳仍淑等奉表贡方物，贺上庙号尊谥及睿宗献皇帝祔享太庙、配享明堂礼成。上以朝鲜为礼义之国，奉职惟谨，特御奉天门引见其使臣，赐宴于礼部。”1几天后，世宗派出华察、薛廷宠出使朝鲜，向国王宣布皇太子册立等消息，再次加深两位君王和两国间的关系。龚、吴、华、薛四位使臣的外交活动促成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融洽，以至于到了清朝，朝鲜使臣仍对四位“天使”念兹在兹。
在龚用卿等人努力下，嘉靖二十年，明朝宣布：
今后凡有礼制诏告天下者，遇有朝鲜国使臣朝贡回还，即依式誊黄诏书一道。该国使臣赍捧回国，径自开读行礼，庶以彰华夷一统之盛。其恭遇国家大典礼，应该遣使诏谕者，仍遵照旧例施行。2
这就是所谓的“誊黄”制度，透射出明朝在颁诏方面已将朝鲜视同内服，纳入华夷一统的政治秩序。所以中宗对三公慨叹：“中朝之待我国至矣。”3中宗针对“大礼议”而采取的一系列支持明世宗的外交措施，是促成这一亲密关系的重要因素。
四、朝鲜王朝后期礼学家对“大礼议”的再讨论
在古代讲究“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和礼仪世界中，明世宗为使父母在宗庙中有一席之地，显然是通过争夺幽冥世界的合法性来巩固现实世界中的正当性。对于奉行朱子学、号称“小中华”的朝鲜王朝而言，它的宗庙祭礼在接受宋代朱子家礼和大明礼律基础上，根据其身处中华藩国的角色，结合自身的地域土俗，有着与同时期中国王朝相通而又不同的特点。如建立十一室，打破古礼“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的定制；建立永宁殿，供奉从宗庙中祧迁之神主。4随着士林派的登场，以朱子家礼为代表的儒教伦理在朝鲜更加普及，从国王宗庙到私人家庙，大宗、小宗、为人后者为之子等观念深入人心。
壬辰倭乱后，朝鲜出现礼学勃兴，此后又陆续出现宣祖、仁祖、英祖等以旁支继位的国王。这些国王面临明世宗一样的政治情境，引发围绕礼仪、理学的讨论。所以，“大礼议”对朝鲜的冲击未因世宗作古而消失，也没有随着明清易代而被忘记，在与清朝同时的朝鲜王朝后期继续引发讨论。
丁若镛参考毛奇龄《辨定嘉靖大礼议》，专门撰写了《嘉靖大礼议》，梳理嘉靖“大礼议”的经过，并加入按语进行评论和反思。5其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议礼双方对“兄终弟及”理解有误。“璁但知养育如子，乃为立后，而不知入居其位，即为其后，何以言礼？武宗遗诏明云‘兄终弟及，兄终弟及，非为兄后乎？当时议礼之臣并不知世宗为武宗之后，每以为承统于孝宗，此大本领之大误处，毕竟天翻地覆，七颠八倒，皆坐于此”。即世宗既然继承武宗之位，理应为武宗之后，而不是孝宗之后，当时议礼之臣在此根本上就理解错了，导致后面愈演愈乱。
第二，杨廷和议礼之时举措失当。“朝廷议礼，当博采公议，虚心徐究，以求至当之理。先执一偏之见，径发诛戮之论，上而有胁持人主之气，下而有钳制天下之色，杨氏之祸，于是乎兆眹矣。师丹之议，当时竟不见用；程子之论，后世多言未允。杨廷和手执此篇，欲驱勒一世，不亦难乎？”杨廷和在议礼之时盛气凌人，本就于礼不合，且其所引汉宋故事及两位先贤之议亦非定论，“伊川濮议，在当时已有攻伐者，则何以为万世法乎？”
第三，毛澄议礼之论自相矛盾。“澄等之议，有自相矛盾必不可立者。今其言以为武宗于陛下有父道焉，又欲使陛下称孝宗为皇考，抑何义也？以天属则兴献父也，以父道则武宗父也，今乃欲使陛下不父兴献，不父武宗，独父非天属、非父道之孝宗，陛下其肯乎？鲁僖继闵，孔子喻之以父子，孔子曰‘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毛澄一边说武宗因授位世宗，故有父道，但一边又让世宗称孝宗为父，明显自相矛盾，以礼法言之，世宗应以武宗为父。
第四，张璁等人知礼却甘为小人之辈。“璁之礼学远胜廷和，世宗之为武宗后，非不知也……但明其不为孝宗后，不明其为武宗后，第以余波漫言之曰‘皇上为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呜呼，小人肝肺于是乎呈露矣……璁之言曰‘统与嗣不同，此五字建诸天地而不悖……统嗣之不相干，廷和之所不知而璁则知之，既知其义，又何云统武则尊亲，统孝则绝亲乎？其挟诈怀奸以悦人主之心可知也”。张璁明知世宗应为武宗后，却为了取悦君心，故意迎合世宗尊崇生父，所以实为小人。
第五，帝王之统与父子之属截然不同。“大凡帝王之统与父子之属，其道截然不同……诚以天位者，天下之公器，不可限之以父子，故或以兄而傳弟，或以叔而传侄，或以祖而传孙……然则帝王之承统者，以统为主，不以属干之；父子之接属者，以属为主，不以统干之……然则宗庙之内，凡属称，皆不宜也……然立后继统，实同父子，故兄弟相承，亦称昭穆……所谓昭穆者，先君嗣君之位次也”。明朝争论“统”和“嗣”，在丁若镛看来，其实应该是“统”与“属”更为贴切，因帝王之统并不限于父子，“统”与“属”互不干扰，但一旦涉及宗庙祭礼，须以“统”为准，所以宗庙昭穆是以“统”言之，兄弟之间也可称昭穆。
第六，“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必称名。“丧服记曰‘为人后者，于所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凡礼皆若子，则其谓之为之子，不亦可乎？……但立后之法，不唯子列为父列之后而已，或弟为兄后，或兄为弟后，或叔为侄后，或孙为祖后，用子道则可矣，称子名则不可，事之如父则可矣，称之为父则不可……公羊传曰‘为人后者为之子，未尝曰为人后者为所后者之父之子”。他认为，只要以子道事之即可，即“若子”，不必非要专门称子。
统言之，丁若镛认为“大礼议”双方皆错，世宗既然继承武宗之统，就应为武宗之后。丁若镛的逻辑是，帝王传承之统与父子私亲不同，继统即为继后，武宗为君时，世宗为臣，世宗既已继承武宗之统，自然为武宗之后，须以子事之，也就是说，与一般的士大夫之家不同，帝王之统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君臣秩序，远远高过父子之属和长幼之序。其实宋儒刘敞《为兄后议》就从四个方面驳斥了人君不能以兄弟为后的观点，他认为：“凡人君以兄弟为后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为嗣，臣子一体矣。”1刘敞观点也得到清代学者徐乾学的高度认同。在宗法秩序中，士大夫之家的大宗与涉及天下国家的君位截然不同，“大宗是为了亲亲之义收族敬宗，君位则是以别尊卑的正统传承为第一原则。”2
韩章锡的讨论不出丁若镛之范围，虽不若丁氏严整全面，但亦有新见，他认为“大礼议”之所以“失礼”在于两个原因。第一是杨廷和疏忽，不能早定名分。“杨之疏迂，在不能先正其名，若使凭几定策之初，明定父子兄弟之号，以严统嗣之重，则世宗亦何以有辞乎？”第二是张璁固执，割裂“统”“嗣”。“张之固执，在贰其统嗣。若夫承宗祧主民社，非统乎，亦非嗣乎？统之所尊，嗣之所重也……兄终弟及，兄弟之统也，非嗣而何？……何尝统在此而嗣在彼也？”“统”“嗣”本为一体，这也是丁若镛用“属”而不用“嗣”的原因，“但嗣字有嫌，不如属字”。另外，韩章锡亦认为世宗应为武宗之后，“帝王之礼与匹庶有异，以统为重而不泥于伦序……世宗之于武宗，亦有父子之统，虽考称武宗亦可也。何则？君犹父也，臣犹子也，昨日在位，有君臣之义，今日继序，有父子之统焉耳。”3
丁若镛、韩章锡对“大礼议”的讨论显示出朝鲜后期学者对礼学的深刻了解和对宋代礼学的继承发扬，他们的分析，虽然难比清代礼学考证之详瞻精深，但一方面回应了清儒对“大礼议”的臧否考论，另一方面也对朝鲜宗庙祭礼的实践和王权继统做了思考。宣祖、仁祖、英祖等以旁支继位，如何祭祀生身父母常引起“礼讼”，如丁若镛批驳“大礼议”时就提及崔鸣吉在仁祖“礼讼”时的论调。
五、仁祖“礼讼”与嘉靖“大礼议”
与“中宗反正”相比，“仁祖反正”所处内外局势更为复杂，在内，东西党间、西党内部的争斗愈演愈烈，在外，明朝大厦将倾之势毕露无疑，清朝吞并天下之心日趋强烈。作为宣祖之孙、定远君之子，西人党联合王后势力推翻奉行实利外交的光海君，推戴仁祖以旁支入承大统。继位之初，仁祖封生父定远君为大院君，但在祭祀私庙的祝文中面临一个尴尬问题：如何称呼自己的生父大院君？仁祖四年（天启六年，1626年），仁祖生母启运宫具氏去世，由于生父名号未定，仁祖在服丧之时又面临棘手问题：是该按孝子的身份服齐衰三年，还是以过继他人之子的身份服本生父母之丧？如何服丧，取决于如何称呼生父大院君。若按严格的宗法原则，既然光海君被废，仁祖继承宣祖大统，则应为宣祖之后。但仁祖以人情论之，自己乃宣祖之孙，如何成为宣祖之后？且以孙继祖，继统顺序中尚缺生父一环，所以仁祖意欲追封大院君。由此朝鲜群臣分为两派，或支持或反对，聚讼十余年。这无疑是嘉靖“大礼议”的朝鲜版本，所以尘封已久的嘉靖“大礼议”话题骤然成为鲜活事例出现在仁祖追崇生父的“礼讼”中。但颇为吊诡的是，双方皆援引“大礼议”为各自主张增加说服力。支持一方认为仁祖是孙继祖统，与世宗弟继兄统，情势不同，反对一方则认为凡追崇本生，必会重蹈世宗覆辙。
两派大臣，围绕仁祖应该称宣祖是“孝子”还是“孝孙”的问题争执不下，其实是在支持仁祖追崇生父的问题上泾渭分明。西人党朴知诫、李贵、崔鸣吉等反正功臣迎合上意，支持仁祖追崇生父。但作为李珥传人、宋时烈老师的一代礼学巨儒金长生则依照宗法继统原则，坚决反对追崇，认为仁祖应为宣祖后：“《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至于人君，则虽兄之继弟，叔父之继侄者，皆有父子之道焉……则今圣上之于大院君，亦不可以考称之也明矣。盖圣上之于宣庙，虽是亲孙，而既升大位，上接宣庙之统，则名号伦序更无可议……帝王之家，只以承统为主，虽叔父继侄、兄继弟，亦有父子之道焉，何可谓之考位阙也？然则殿下于宣庙，虽无父子之名，而有父子之义矣。”1后又言：“夫圣上以傍支入承大统，为宗庙、社稷之主……盖帝王家以继统为重，其为名号，必循世次然后，顺且正矣……皇明阁老杨廷和，以嘉靖世宗与正德武宗兄弟行也，舍武宗而上继其叔父孝宗。夫世宗之于武宗，虽曰兄弟，既以继统，有父子之道，則绝而弃之，其可乎？”2
赵相禹评价金长生、朴知诫的争论时，表示支持金长生，认为嘉靖灭大义、崇私恩，不孝不义，直接建议仁祖应该在“宣庙位版书曰皇考，告祝亦书曰孝子”，对生父大院君则称“王伯叔父定远大君”。3当时也有折中派，认为既不能追崇生父，也不能以宣祖为后。如郑经世等人论道：“今殿下既是宣庙之亲孙，则何可称考而祢其祖乎？且若称宣庙为考，则大院君当为兄矣……嘉靖年间张璁之徒，鼓作邪议，肆为眩乱，遂以世宗之所生兴献王称考称皇帝，反以孝宗为皇伯考，其颠倒谬戾，变易天常，莫此为甚。然亦世宗之心，徒知生我之为恩，罔念继体之尤重，故奸人得以中之矣，惟殿下坚定而无惑焉。”4
这场礼讼将朝鲜大臣及儒生都卷入舆论漩涡，各方展开激烈争辩，廷臣连篇累牍地阐明各自主张。随着事态发展，在如何服生母之丧的问题上，舆论主流越来越反对齐衰三年，仁祖只好以大宗继子的身份为本生母服齐衰杖期之丧。然而仁祖并未放弃，称宗祔庙才是其最终目标，群臣反对更甚，再次举出“大礼议”阻止仁祖。但群臣此次援引“大礼议”的方式与以往不同，以往几乎全面否定，此次的逻辑是：即便像张璁、桂萼、席书这般迎合上意、逢君之恶之臣，仍会反对明世宗的祔庙举动。礼曹、弘文馆、议政府诸大臣皆云：“皇朝兴献帝追崇之议，张璁、桂萼、席书之徒，实主张是，而及夫何渊发入庙之论，尚且力言其不可，至有天统不可干之语……入庙之不可，璁、萼之所知，而殿下犹且行之乎？”1
舆情如此，仁祖无法突破局面，开始借助明朝支持。此时明朝已陷入内有“流贼”闯王、外有努尔哈赤的忧患之中，急需朝鲜的战略支援，所以对朝鲜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即使之前不满于以庶子身份即位且有首鼠两端之嫌的光海君，但为辽东战局考虑，明朝仍答应了光海君以其生母恭嫔金氏祔庙和野史辩诬的请求。2仁祖将称宗祔庙之事上奏明朝后，也得到明朝允许，王权得到皇权支持，舆论发生转折。最后，仁祖成功追崇生父大院君为元宗，生母启运宫为仁献王后，先设别庙，后又祔庙。仁祖追崇生父时，群臣多以嘉靖“大礼议”为反面教材加以反对，但仁祖最终还是以明世宗为榜样，实现了将生父称宗祔庙的目标。
由于学派和党派结成网络，朝鲜王朝后期的学术、礼仪之争与党派、权力之争纠结难分，甚至会激化成为清洗事件。3由于党争色彩过于强烈，“致使礼讼一发生，就迅速与党争纠缠在一起，使学术争论恶变为无聊的党派斗争，党争因素掩盖了学术因素。”4另一方面，这些争论之所以产生，还与王权面临的特殊形势及该国王能否主动作为有关。“在宗法制度下，围绕王位继承者的嫡庶、丧服的差异等礼仪问题与王室的关系密切，在‘礼从人情的原则下，这些礼仪问题使得与王权关系变得更为微妙。”5一般而言，“礼讼”多起因于国王以旁支或非嫡身份继位，国王继位之初一般缺少政治基础，且面临较强的群臣压力和若干合法性问题，所以国王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多借此伸张王权或平衡党争，当然，有的会如愿以偿，有的则被党争利用，沦为牺牲品。
六、结语
16世纪上半叶，明朝和朝鲜的政治进程颇为诡异。两国皆迎来乱政君王——明武宗、燕山君，且同年即位。虽然两者举动相似，骄奢淫逸、无视劝谏，甚至辱杀大臣，但命运不同。明廷大臣无可奈何，任由明武宗寻欢作乐而死，朝鲜大臣则发动“中宗反正”，废掉燕山君。但不同的命运又导致一个共同的结局，即两位君王身后继承者皆由旁支入承大统。两者因缺乏政治基础，面临群臣压力，都努力加强自身权威。明世宗继位后通过“大礼议”强化了自身皇权威严和力量，加强对群臣的控制，朝廷格局被重组。中宗继位后，朝鲜群臣却鉴于燕山君的教训，加强了对中宗的规训控制，中宗试图引进士林派对抗勋旧派，却被党争利用，酿成了更大士祸。
探寻差异的根源，要追溯到两国开国之时的政治设计和主导力量。明太祖、郑道传分别是明朝、朝鲜在政治制度和君主权力上的顶层设计者，6但设计的目的和气象迥然有别，决定了皇权和王权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命运。
明太祖是有着绝对权力的开国皇帝，造就了空前的君主专制制度。他废掉丞相、中书省、御史台，设立内阁大学士、五军都督府、都察院、锦衣卫等，实质上是将外廷机关视为对皇权的首要威胁，最终导致后世用内廷宦官系统制裁外廷文官系统，并使外廷各部门之间相互制衡，形成了以内制外、内外相制的统驭思想和大小相制、上下相维的权力格局，这“既是明朝皇权的绝对权威得以维护的根本保证，也是明朝国家权力结构与历代的区别所在”。1
郑道传实为朝鲜王朝最大的开国元勋，是丽末、鲜初新进儒臣集团的领袖，以当时之形势，其政治能量实在李成桂、李芳远之上。以李成桂为代表的武臣正是在以郑道传为代表的儒臣拥护下才建立了朝鲜王朝。朝鲜建国后，郑道传主持设计了新都汉城，主导实施了军政方面的改革，按照周礼、宋制、明律编纂《朝鲜经国典》《经济文鉴》，旨在提升新进儒臣在王权体制中的支柱性角色，将军事、行政、监察大权收于宰相儒臣之手，同时儒臣之间相互牵制。他论军将，“大国三军，军将皆卿也”，“盖宰相无所不统，而军机之重，必欲使庙堂知之”；2论宰相，“人主以论相为职，宰相以正君为职”，“宰相天下之纪纲”，“政权不可不在宰相”；3论台谏，“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宰相、谏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谏臣抑宰相”，“谏臣当在左右”，“重台谏，所以重朝廷也。”4经过后世不断演进，台谏、议政府、经筵、史官等制度促成了包括王权在内的各政治势力之间相互制衡，形成特殊的权力分割体系。也正是郑道传提升士权、压制王权的改革，才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在“戊寅靖社”中被太宗李芳远杀害。虽然在朝鲜初期或前期，有少数国王如太宗、世宗、世祖等会采取措施提振王权，5但不会突破总体的制度设计，王权仍相对脆弱，若如明帝般肆无忌惮，必被群臣联合推翻。
因此，两国的政治设计和权力结构决定了皇权和王权的不同角色。理解了这一逻辑，我们就可更深入认识“大礼议”对明世宗和中宗的影响。“大礼议”发端于正德、嘉靖之际的政治生态，后世多以道德判断遮蔽事实判断，认为张璁等人是逢迎小人，杨廷和等人为正人君子。但田澍指出，杨廷和等旧势力与正德弊政存在紧密关联，不可能承担嘉靖改革之重任，只有张璁等新兴势力借助皇权才能成为全面改革的中流砥柱。6
“大礼议”及祭礼改革前后延宕20多年，其政治波澜早已溢出界外，对朝鲜王朝产生不小冲击，引起朝鲜朝野的高度关注。“大礼议”每一阶段的发展动态，几乎都在朝鲜掌握之中，朝鲜由此渐渐熟悉世宗的执政风格和人事变动。
在外交回应上，朝鲜遣使与“大礼议”每一阶段的进展若合符契，尤其是在世宗取得每一次胜利后，虽然国内认为世宗胜利不合乎礼，但中宗多次坚持遣使进贺，既与自身欲突破群臣党争压制的困境以取得皇权支持有关，又与当时朝鲜深陷内忧外患的局势欲缓解危机有关。中宗以藩国诸侯角色支持了世宗，赢得天子赞赏与好感，使双方达成深刻的政治体谅与同情。中宗以此为契机，适时遣使向世宗奏请“宗系辩诬”，最终使前代停滞不前的“宗系辩诬”出现新转机，两国关系出现新突破。另外，中宗在嘉靖二年日本构衅的“宁波争贡之役”和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宫女发动的“壬寅宫变”中都及时做出事大主义的外交回应，不断赢得世宗的褒奖青睐。所以，两位君王间的合法性互动颇类之前明太宗（成祖）与朝鲜太宗间的投桃报李。如果说两位太宗间的合法性互动使两国关系进入稳定期，那么明世宗和中宗间的合法性互动就使两国关系进入甜蜜期。明世宗成为中宗的保护伞，1此时朝鲜事大观念发生变化，明朝被朝鲜视为礼法上的父亲。2通过一系列的外交回应，朝鲜强化了自身的“小中华”观念和角色，也使明朝认可朝鲜如同內服，加深了华夷一统、两国一体的观念。这增强了明朝在朝鲜遭受外侵时给予军事援助的责任意识，也加深了朝鲜在明朝遭遇外患时给予战略支援的责任意识，实为后来朝鲜遭受日本入侵、明朝面临后金威胁时两国相互援助提供了情感积累和思想准备。
在国内反应上，朝鲜君臣围绕“大礼议”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程朱理学和朱子家礼的影响下，朝鲜几乎一边倒地批评明世宗追崇父母，但朝鲜针对“大礼议”的讨论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往往隐含本国政治深意，言语之间暗藏机锋，反映出中宗的政治困境和朝鲜舆论制度的特点。“大礼议”的影响并未随着明世宗和中宗的作古而消失，由于朝鲜后来又出现几位旁支继位的国王，在宗庙祭礼上仍面临明世宗当年的问题，所以，往昔“大礼议”的记忆被激活，重现于朝鲜后期更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仁祖“礼讼”可谓嘉靖“大礼议”的朝鲜版本，就客观路线图而言，仁祖以明世宗为榜样，追崇生父再造王权，最终借助明朝皇权支持成功实现称宗祔庙之目标。朝鲜后期“礼讼”的政治实践促进了礼学的发达，所以丁若镛等学者对嘉靖“大礼议”的反思其实凝结了朝鲜“礼讼”的理论资源，虽然不能与同时代清朝学者严密详瞻的考论一较高低，却也颇有见地。
嘉靖“大礼议”和朝鲜“礼讼”，看似争夺宗庙祭礼的名号，实为争夺君统合法性，反映了以皇权或王权为中心的宗庙祭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其间的祭礼理论、宗法秩序、帝统传承等冲击着政治结构和周边秩序。但作为一种仪式，嘉靖“大礼议”和朝鲜“礼讼”都在构建一种政治神话。“仪式实践是滋养这些政治神话的主要方法。在仪式庆典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象征是神话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有助于建构对政治世界和身处其中的各种政治主体的政治态度的理解。”3
应该看到，嘉靖“大礼议”发生于16世纪的大背景中。一方面，明朝维持的封贡制度和国际秩序在16世纪开始发生巨大动摇，4另一方面，16世纪无论对明朝儒学还是朝鲜儒学都是一个分水岭。在明朝，陈白沙和王阳明开始反思朱子学，心学兴起，打破了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阳明心学开始传布朝野，“大礼议”中不少议礼大臣与王阳明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在朝鲜，士林派开始登场，在学术发展和政治斗争中完成了儒学的朝鲜化，开创了性理学，随着士林派在16世纪中叶最终掌控朝政，朝鲜的性理学也走向自主发展的道路。5明朝儒学和朝鲜儒学之间开始出现思想上的分野，这种分野实为两国儒学在不同政治生态中的具体呈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君臣对“大礼议”的态度。对朝鲜来说，明朝既是一个巨大复杂的榜样，也是一个性格迥异的他者。朝鲜对明朝宫廷政治和政治文化的臧否和取舍，归根结底要看能否适应本国的政治结构。
（责任编辑：李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