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故我在”：换一种方式参加抗疫
王靖凯
【摘要】“慢直播”是与传统直播不同的一种直播形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5G新媒体平台对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慢直播”是国内将“慢直播”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首次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简要回顾了“慢直播”的发展历史，并对其在此次抗疫中的表现和效果进行了分析，总结了“慢直播”突出的特点。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慢直播 心理安全 舆论场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一、何谓“慢直播”
随着互联网及移动端的发展和普及，通信技术不断升级换代，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网络直播已成为视频类节目中的一种主流节目类型。其中，新闻性与事件性相对较强的如重大突发事件现场、体育赛事实况、文艺晚会汇演等，均已广泛采取直播形式进行报道，直播已成为受众最主要的接收方式。随着直播形式与内容的不断创新，出现了与传统的强时效性的“快直播”不同的另一种直播生态——“慢直播”。
“慢直播”是指与传统电视节目及网络直播相比，时长更长的对一个事件过程的全程直播。直播过程既无主持人也不需要解说及后期制作。这类视频直播节奏缓慢、播放时间较长，通常全程采用固定机位拍摄，更加全面与真实地展现事件现场。
“慢直播”的发展雏形，最早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1963年，美国电影导演安迪·沃霍尔在拍摄电影《沉睡》时，将摄像头对准主人公——诗人约翰·乔尔诺，全程拍摄了他历时5小时20分钟的睡眠过程。这部电影因为首次采用了长时间固定镜头，也被称为是对人类忍耐極限的挑战。此后，这一手法逐渐被国外一些节目所采用，如纽约地方电视台WPIX《圣诞日志》的电视直播。2009年，挪威广播公司（ NRK）拍摄《卑尔根铁路：分分秒秒》电视节目，完整地采用了这种“慢直播”形态。在《卑尔根铁路：分分秒秒》一片中，从挪威首都奥斯陆到西南部城市卑尔根总共7小时16分的行车时间全部被呈现在电视观众面前。
二、“慢直播”在中国的出现及应用
我国的“慢直播”起步较晚，直到2016年后才开始有媒体制作机构进行尝试，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北京时间花开中国》《鸟岛》《广州小蛮腰》及“游云南”客户端实景“慢直播”等，这些“慢直播”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主要集中于对旅游景区的直播，其事件性与新闻时效性相对较弱，依靠观众自身的参与和体验，弱化对直播内容的阐述和解释。由于在“慢直播”中常常出现的是原生态的视频内容，不带镜头剪接、编辑、音乐渲染等制作痕迹，公众可以以第三者的姿态进行观察和互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新媒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孟威将“慢直播”的这些特点概括为内容上的“自我阐释”。①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上线不久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5G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了武汉火神山医院与雷神山医院的建造过程，这也是我国首次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用“慢直播”传播。2020年1月26日晚6时45分左右，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的首个直播信号上线。在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施工现场，各架有两架4K高清摄像头，通过它们将现场画面在“央视频”平台上直播，直播仅一晚便有超过百万观众前来观看，巅峰在线人数逾千万人次。截至3月13日，“央视频”《慢直播∣全景见证武汉火神山医院崛起全过程》的累计观看人数已达到1.32299亿人次，在开年之初便已占领“年度最火直播”位置。
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慢直播”效果分析
此次“央视频”推出“慢直播”并非国内首创，但在播出制作方面与以往已有的“慢直播”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且此次《慢直播∣全景见证武汉火神山医院崛起全过程》《慢直播∣与疫情赛跑——全景直击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最前线》成为网络传播“爆款”，引起网民的围观热情，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除了因为疫情严重且事发突然而备受网民关注之外，也与本次“慢直播”所体现出的契合新媒体特点和满足受众需要传播特质紧密相关。本次“慢直播”既为网民在第一时间近距离了解抗疫进展提供了一扇窗，也为网民创造了参与和交流的空间，让网民在围观的过程中实现了另外一种方式的参与。
（一）亲眼目睹重建心理安全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Maslow.A.H.）需求层次理论中，安全需求是仅次于生理需求的基本需求。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舒跃育认为，疫情以及由此带来的连锁社会反应，直接打破了人们心理上的安全感。②安全感指人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确定的、可预测的、可控的心理和物理环境之中。而此次疫情的突发性以及社会对它的快速反应，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生活的原有环境，学习、生活、工作模式被完全打乱。环境的确定性与可预测性显著降低，人们的心理安全感普遍下降。
“慢直播”的出现，适时地提供了一个可供人们随时观测的微变化过程——“火神山”“雷神山”两所医院的建成。这两所医院是对17年前“非典”时期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的复制，在抗疫中成为人们心理的寄托，也承载了人们如战胜“非典”一般取得这次战“疫”胜利的决心与信心。因此，当人们通过围观来见证这一砖一瓦的微变化、期待着医院建成这一确定性结果，无形间便重建了确定、可预测并可控的心理环境。观看医院一步步建成的过程，是对一步步战胜疫情的见证，也是人们一步步重获安全感的过程。
（二）围观讨论缓解焦虑
社交需求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第三级需求。由于此次疫情的社会响应及防疫需要，人口流动受限，现实社交渠道受阻，人们不得不长时间进行自我隔离。宅在家里仅依赖网络虚拟社交，时间长了难免会让人生出许多焦虑情绪与孤独感，人们急于寻找一个可以互相交流的出口。因此，《慢直播∣全景见证武汉火神山医院崛起全过程》《慢直播∣与疫情赛跑——全景直击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最前线》上线当天就吸引了超百万的“云监工”。“慢直播”评论区飞速刷屏，大量观看直播的网友还为施工现场的各色建筑体在线起了昵称，千万网友参与这场起名狂欢，以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参与到直播的讨论过程中，极大地缓解了焦虑感与孤独感。
（三）自主交互激发参与热情
“慢直播”与传统直播、微博微信等一样，属于交互式传播，但又有其独特之处。
“慢直播”继承了微博微信等交互式传播相较于单向传播和选择性传播的优势。不同人群从不同角度对信息源进行解读，受众间可以互动，极大地加强了观点的交流与共融。同时，受众群体反馈的信息又可以即时反作用于施工现场，对施工进程起到实质性的调整与监督作用，这也是广大网友自称“监工”的原因。观众不断创造、讨论、敲定新昵称的过程，也是自主式参与的过程，观众还通过提问，自主性获取感兴趣的信息，极大地增强了传播过程的趣味性。
“慢直播”克服了已有的交互式传播的劣势。“慢直播”内容观点性较弱，依靠观众的自我阐释，并且视频内容实时更新，有效地阻止了交互传播存在的受众主动意识下的虚假传播或被动意识下的低质转发。同时，信息交互的对方并非单一个体，也有效避免了网络暴力的发生。
（四）“爱国者相遇”架通情感共鸣
中国人民大学胡百精教授在研究传播模式及公共讨论时提出了“不满者相遇”@的概念，指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社会不同身份的人基于对社会共同问题（“时代问题”）所积累的不满，自发地相遇、汇聚、联合起来，此起彼伏发动了多次社会报复行动，引燃了美国的社会认同危机。互联网时代，随着微博、微信等信息交流渠道不断拓宽，“不满者相遇”已成为常见现象。对同一话题、同一时事热点持有相同或近似观点的传播者会在“热搜”“话题”“关注”及大数据算法推荐的引导下自发聚集在一起，表现出观点和态度上的高度趋同。在网络舆论场概念出现之前，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对舆论场做了如下定义：“所谓舆论场，正是指包括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④“不满者相遇”正是一个网络舆论场建立的过程。但是实际上，“不满者相遇”的情形并不仅在“不满者”身上发生，在公众的其他情感形成共振时，类似的舆论聚合同样可以发生。
在此次抗疫“慢直播”过程中，大部分关心国事、期待抗疫胜利并通过感受国家力量重获安全感的爱国者便相聚在了直播平台，形成了一种“爱国者相遇”，也构成了同样强大的舆论场。该舆论场与传统的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略有不同：作为“央视频”平台上播出的内容，这次直播虽然仍依托于中央级媒体平台，内容与主题由专业媒体机构调控，但在内容的自我阐释、公共事务评论、内容再创作上参与度较高，以民众意见为主体，强化了民众的意见表达，满足了民间舆论场的特性。因此，可以说此次抗疫“慢直播”舆论场兼具官方和民间舆论场两方面的特征：具有官方舆论场在内容和平台上的高权威性与高保真度，维护了信息公开，降低了不确定性，遏制了谣言的发生;同时又如民间舆论场一般，参与广泛、表达自由，充分调动了民众对国家形象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提高了社会大众对国家形象塑造的使命感和主动性。这有效地唤起了民族凝聚力与自豪感，也在国家形象建构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小结
此次“慢直播”无疑是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次成功尝试。疫情下，无数人紧张地守望在屏幕前，等待着新的消息，观察着一组组数字变化，而当他们打开“央视频”平台，看到彻夜通明的施工场地，看到那些彻夜不休与时间赛跑的工人，看到承载着无数患者希望的两所医院就在眼前拔地而起……他们自己便亲身见证了中国速度，见证了制度优势，见证了中国抗疫的信心和力量。
因此，此次“慢直播”不仅仅是一场“云监工”，更是一场千万人的祈福与守望，是亿万中国人换了一种方式参与全民抗疫。此次“慢直播”尝试，能为这种新的媒体形态提供更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也能为未来的突发公共事件传播提供更多的参考借鉴。
注释
①《火神山医院“慢直播”为何火了？》，人民看点新媒体，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65 75 59909557899706&wfr=spider&for=pc.
②《心理战“疫”∣应激情境下的安全感缺失与内在寻求》，西北师范大学官网，https：//xlxy.nwnu.edu.cn/2020/0 208/c140a13 775 8/page.htm.
③胡百精：《对话与改革：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的公共传播与社会认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④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参考文献
1.金曙：《从慢直播实践看视频直播生态的融合与创新》，《上海广播电视研究》，2019年第1期。
2.王川川：《关于慢电视的延伸性思考》，《今传媒》，2015年第7期。
3.李馨：《增强自我安全控制感缓解社会恐慌心理》，《天津日报》，2020年2月19日第8版。
4.程逸芸：《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对国家形象建构的互补性探析》，《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5.邢彥辉：《两个“舆论场”的张力与融合》，《中国记者》，2012年第12期。
6.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7.陆安琪：《自媒体时代的微博之争》，《知识经济》，2011年第10期。
8.袁舒婕：《慢直播凝聚抗“疫”力量值得点赞》，《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年2月4日第3版。
（本文编辑：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