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战时报道客观性的主要因素分析
袁冬琪
【摘要】面对战争，记者的工作不应该带有任何倾向性。然而现实中，许多媒介机构及其从業者并没有按照这一原则组织实施报道，这样的举动，无疑会对处于战争时期的社会造成影响。正因为此，记者这个群体在重大危机时期特别是战争时期的重要性，一直都是学术界的关注焦点。结合众多学者的观点，战争不应该成为新闻报道背离客观真相的挡箭牌。虽然记者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倾向时常难以避免，在战争中更是如此，但不论在任何时期，记者都应该以独立的方式进行报道，尽量减少和控制这种倾向性，切实遵守客观真实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战争;客观性;媒体;战时报道
作为族群冲突最激烈最极端的呈现方式，战争及其相关信息往往被赋予超常关注度和超高影响力。毋庸置疑，自现代传媒诞生以来，战争报道主体——媒介机构和战时记者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一直不可低估，他们一方面决定着公众接收信息的内容、频次和基本认知，另一方面也在构建一种图式舆论场景，持续影响着战争的规模、方式、形态和走向。
191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曾经说过，在战争中，事实的真相是最值得怀疑的;真实性总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他所表达的，正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熟悉的情绪与态度。而早在1758年，英国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战争中，对真理的热爱由利益和谎言所支配。造成这些固有印象的原因，大都与记者们不客观、不公正的报道脱不了干系，即使有时不是他们的主观意愿，但是仍然能够充分说明在面对战争时，记者的工作不应该带有倾向性。
1908年，沃尔特·威廉曾在《记者守则》中指出：记者是一种职业，这一职业的地位要超越政治和利益之上，不屈从于任何权力，记者必须真实、公正。根据沃伦新闻业的客观性要求，新闻工作者不能站在争论的任何一边，记者只能报道事实，而不是对事实的个人态度。然而在现实中许多记者并没有按照这些要求从事新闻传播活动，这样的举动，也无疑会对处于战争时期的社会造成不小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就像克里斯蒂安和霍利表示的那样，记者这个群体在危机时期，特别是战争时期的重要性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将以1990年以来发生的几场战争为例，剖析记者这个群体的表现，研究是否因为记者选择忠于他们的国家或政府而引发角色错位的现象，并分析这个现象的成因。
一、受到精英阶层的强力控制
受控制的记者，有可能在报道过程中煽动战争。卢旺达内战是1990年10月1日至1994年7月18日期间，代表卢旺达政府的卢旺达武装部队同叛军（卢旺达爱国阵线）之间进行的内战，战争起因于卢旺达境内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长期争端，持续了将近4年。这场战争就是一个由于媒体煽动而引发战争的典型例子，因为记者在报道战时信息的过程中，受到了某些组织的指示和限制。2003年12月，设在卢旺达的国际刑事法庭将费迪南多·纳希马纳及另外二人定罪为“种族灭绝、直接和公开煽动实施种族灭绝、共谋实施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迫害和灭绝）”。而事实上，这三人并没有亲自参与屠杀，但是作为卢旺达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极端主义报纸《坎古拉》的记者，在把卢旺达胡图族人民鼓动到对他们的图西族邻居充满仇恨的屠杀状态中，他们起到了带头作用，把媒体变成了“种族灭绝的工具”。所以，就像上文提到的判决所表明的那样，记者也有可能因为受战时某一方极端分子的影响，而间接成为战争罪犯。
卡拉瑟斯表示，曾有记者和人权活动人士记录了多年来国际监测人员收听卢旺达电台广播时的情况，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里马纳周围的一个特殊小集团，正在蓄意敦促胡图人拿起武器反对图西人和那些赞成权力分享的胡图人，并且根据德·弗基斯的研究，处于管控下的记者不仅积极地鼓动了胡图族敢死队，甚至告诉他们为什么必须杀人，什么时候杀人，攻击谁等。在杀戮过程中，这些记者反复呼吁，要求继续胡图人的“工作”，将图西人连根拔起，直到工作完成才能休息。而卢旺达自由电台—电视台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政府经营的电视台，而是由极端种族人士的小集团建立的。在一个与外国媒体隔绝的国家，作为胡图族权力极端分子的喉舌，它的作用就是为其服务，旨在激起反图西族情绪，所以卢旺达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记者在战争中抛弃了新闻专业主义并且充当了“煽动仇恨火焰”的宣传工具，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卢旺达内战中，高层极端种族者集团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与记者的配合无疑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功，但是这无论是对于媒体机构还是本国人民都造成了恶劣影响。因为记者在此事件里的角色不仅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更重要的是使一场种族主义的不正当战争向着更加严重的方向越走越远。据保守估计，“登记在册的图西人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在一百多天内被有计划地杀害了”。
上文提到的现象在伊拉克战争中也有所体现。伊拉克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始于2003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在接下来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场冲突随着反对占领军等原因持续了下去。伊拉克战争造成至少10万平民死亡以及数万军人丧生，其中，2004年至2007年期间的叛乱和国内冲突，造成了上述大多数人的死亡。随后，被认为是入侵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下的伊拉克内战，造成至少6.7万平民死亡，另有500万人流离失所。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任何人都很清楚，伊拉克战争是为了石油，但要承认这一点，在政治上却不太合适。也正像卡拉瑟斯说的那样，战争的制造者更愿意把他们的做法描述为正义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场战争并不是因为公然反对美国或其利益的行为所引发的，也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所以布什和美国政府其他高层就必须通过记者的描述使人们相信，“基于潜在的威胁，这场战争是很有必要的”。美国记者为支持美国政府的说法做了许多工作，即萨达姆仍藏有大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计划对美国及其盟国使用这些武器。经过美国记者的新闻包装，萨达姆政权成了无恶不作的邪恶政权，推翻它无异于替天行道，而萨达姆政权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恐怖主义的联系，更使得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被人为地赋予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
在利比亚战争中，统治者也利用媒体，在战争开始前打了“舆论战”。舆论攻击的主要内容和目的，集中于揭发敌方的罪行，强调战争的正义性，为开战寻找舆论支持。在利比亚战争爆发的前期，西方国家媒体对卡扎菲政权进行了指责，为通过联合国1970号和1973号决议并向利比亚开战造势。
记者在战争初期的报道，对阿富汗战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阿富汗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2001年10月7日起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发起的一场战争，为美国对“9·11”事件的报复，同时也标志着全球反恐战争的开始。联军官方指称，这场战争的目的，是逮捕奥萨玛·本·拉登等基地组织成员并惩罚塔利班对其的支援，2011年5月1日奥萨玛·本·拉登被美军击毙，2011年7月美军开始逐步从阿富汗战场撤出，与塔利班的谈判至今仍在进行。根据VOA的报道，截至2018年底，交战各方与平民的丧生人数总计接近15万人。
2001年11月1日，劳拉·布什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宣布：“反恐斗争也是争取妇女权利和尊严的斗争。”根据卡拉瑟斯所说，在美国和英国，记录阿富汗妇女困境的新闻报道在2001年10月激增。关于塔利班对妇女和女孩暴行的突然强调，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针对那些不太可能支持战争的人民所精心策划的宣传。这样的宣传是为了向观众保证，战争可以起到教化作用，“拯救”那些被认为是绝对受压迫的妇女。
二、媒体工作者的主动选择
在西方，记者依赖于政府高层的精英消息来源，所以在战时选择主动亲近他们，同时在面对政府管控时，一些拒不配合的媒体人士会因此影响到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面临失业的威胁。
媒体在自由主义政治中作为“第四等级”，其功能就是阻止国家行政机关滥用权力。马特也认为，记者是顽强的监督者，他们经常对不诚实的政客们咬牙切齿，在得到满意的回答之前，他们不会松口。但是事实上，政府的公关团队为了使媒体为他们工作，会向同情他们的记者提供内部资料或者说是“泄密”作为回报，而对于不配合的记者，则会予以封杀。阿富汗战争中就有类似的例子，“9·11”之后不久，一个电视谈话节目的记者说：不错，“9·11”事件是懦夫行为，但是美国突然要向阿富汗投掷炸弹不也是一样，属于懦夫行为吗？结果这个节目由于受到观众强烈反对而取消，記者也因为这么一句话而赔上了自己的工作。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更是以“在战时有损公司的公众形象”为由，封杀了菲多·多纳休的访谈节目，因为该节目邀请了一些反战人士。
正如海勒姆·约翰逊所说，对战争提出批评，不管是战争的目的还是作战方式，最终都将被认为是一种背叛行为。无独有偶，彼得·阿奈特2003年到伊拉克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拉克战争，因接受了伊拉克的采访，并且在节目中发表了个人对于战争的看法（其中包含对美方的不利言论）而导致被该广播公司解雇。这时的战争新闻对于记者来说，专业主义和新闻自由就与爱国主义产生了冲突。
然而如果单纯地将媒体视为被操控的不幸受害者，也是忽视了其与政府的复杂双向关系。班尼特表示，许多主流新闻媒体越来越多地将新闻的功能定义为追踪政府高层审议的晴雨表，为的也是依附于精英消息来源。也正是因为消息来源的有限性，记者有时不得不将精英消息来源提升为新闻的“主要定义者”。
三、基于经济因素的必然考量
媒体总是选择“战争选项”，并与自己国家的政府不谋而合，这其实也有经济因素的考虑。现代战争常常使媒体成为大众的宠儿，媒体在战争中不仅能够获得大笔广告费，其中的一些媒体还会因对战争的成功报道而在战后获得更大、更长久的利益，最有代表性的便是CNN。
海湾战争于1990年8月2日开始至1991年2月28日结束，由美国领导的35个国家的联军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以应对伊拉克因石油价格和生产纠纷而入侵并吞并科威特的情况。在海湾战争中，CNN进行了“实时报道”，在战争进行的同时，通过每日24小时的报道，把战争的最新情况不断地传递给全世界的受众。受众可以通过CNN最快地了解到战争进程，就连美国总统、国防部长等高级官员，当时都把CNN作为了解战争进展情况的重要根据。各国领导人和外交官都很重视CNN的报道，并愿意接受其采访，即使是敌视并远离西方传媒的萨达姆，也接受了CNN的采访。由于在海湾战争中的出色表现，CNN异军突起，不仅赚得盆满钵满，并一跃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媒体，其后的经济收益更是不可估量。
CNN的成功模式，潜藏着各大媒体利用战争报道聚集人气的共同追求，其背后则是经济利益的必然考量。注意力经济范畴的本质属性，促使各大媒体热衷于战争报道及其轰动效应，通过观点突袭和信息轰炸，标新立异，争夺眼球，强化吸引力，提升关注度，无论其核心诉求还是影响力提升所带来的综合效益，其中的商业收益预期不言而喻。
四、受制于社会舆论影响
记者这个群体在报道与战争相关的新闻时，容易被公众舆论所左右，从而与其所在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2001年9月24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只有6%的受访者认为萨达姆·侯赛因与五角大楼和世界贸易中心遭到袭击有关，50%以上的人认为奥萨玛·本·拉登负有责任。然而，仅仅3年后的2004年9月，《新闻周刊》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2%的答卷人认为伊拉克“直接参与”了恐怖袭击。这项对比研究表明，更多的人接受了这个战争理由，而由于怨恨与愤怒，在战争过程中没有表现出支持的记者，也需要承受更多的舆论压力。
例如，当《华盛顿邮报》发表对布什的批评时，记者达娜·普里斯特注意到人们的反应，她回忆说：“我们收到了大量的仇恨邮件和威胁，让我们的爱国主义受到了质疑。”由于担心被福克斯新闻频道或拉什·林博等保守派电台主持人视为叛国，记者们退缩了。虽然随着伊拉克战争陷入僵局，公众舆论逐渐发生变化，美国媒体和各界都开始反思战争，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达娜·普里斯特对布什发起战争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就像多尔曼说的那样，记者们讨厌被视为不爱国，也害怕让读者不高兴，爱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必须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在旷日持久的叙利亚战争中，社会舆论同样在影响并左右着战事报道，进而实现了媒体与公众的合谋，影响着战争走势。这场始于2011年3月的内战，既吸引了全球主要政治军事力量的介入，也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参与，而他们的许多信源都与叙利亚叛军的信息发布平台有关，尤其是与叛军控制地区一个名为“白头盔”的组织相关。“白头盔”通过其官方网站，源源不断地发布叙利亚政府军的各种“暴行”以及战争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为远离战争的人们构建起特殊的共情场景，因为对平民伤亡的恐惧和对难民问题的揪心而仇视叙利亚政府，使得西方舆论呈现一边倒之势。正是在这种主流舆论的影响下，美英法等国各主要媒体秉持“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不断渲染叙利亚政府大量使用化学武器的种种“劣迹”，将西方军事集团塑造成维护人间正义和人类良知的“王师”，助推战火蔓延，鼓动战事延续，让叙利亚长期深陷战争泥淖。
五、来自记者主观情绪的支配
记者对于战争的报道取决于战争产生的国家的政治背景，而跨国比较可以对战争的可信度和公正性提出严重的质疑。克里斯蒂安和霍利的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整个战争期间，大部分国家对于伊拉克的报道往往都是负面的，描述的内容都是关于平民的痛苦或他们的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但是除了美国以外，大多数记者对伊拉克的批评并不是很过分，而美国记者对伊拉克的评价中有55%是负面的，相反，半岛电视台对伊拉克只有10%的负面评价。作为参战国，甚至是参战国的同盟国，即使是记者，也会不由自主地关心战争结果，就像菲利普說过的那样，既像记者又像外交官，不能只是一个客观的事件记者。所以报道真相和具有倾向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过程中，大部分记者都会由于带有主观情绪而不被信任。在伊拉克战争中，媒体记者依然是敌对国家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战场上部队之间正在战斗的重要纽带，双方媒体都在激烈地为自己的国家呐喊助威。美国记者在新闻报道中的用词方面大量加入了主观感情色彩，比如用“我们”代表“军方”，这样的报道明显有失偏颇。而克里斯蒂安和霍利认为，作为非战国的德国记者也曾抱怨说，他们被困在敌对国家（伊拉克和美国）的宣传机器之间。所以人们真正相信的是，当报道来自战区的任何一方时，都不可能是客观的，这也是“历史学家很少采用记者的叙述作为依据”的原因。
尽管多方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各个说法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大多数新闻道德与标准的共同要素包括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公正性等。然而，在战争时期，任何一名记者都不愿意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从而承担巨大的舆论压力，并有可能因此堵住高层新闻来源。作为记者，很难游离于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外，不管是自觉还是非自觉状态下，记者通常反映的都是主流意识形态，战争期间尤为明显。这时的战争新闻对于记者来说，专业主义和新闻自由就与爱国主义产生了冲突，并且像上文描述的那样，记者经常由于政府管控、舆论压力、商业利益等原因，选择忠于国家而传递假象。
事实是，如果媒体比起其他解决冲突的方式更倾向于军事力量，那是因为社会普遍“不重视谈判、妥协和外交”。这对于社会来说也并不是一种值得推崇的现象，毕竟，格雷厄姆表示人类的最高利益在于和平。
六、结语
本文中有所提及的战争只是为了说明战争中的媒体人员都有很大可能性因为选择了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出现角色错位的现象。英国记者马克思·黑斯廷斯表示，“客观性只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新闻报道已经成为战争的延伸”。但是如果说战争的特殊性必然要通过记者牺牲新闻的生命为代价，那么战争报道也就不能称之为新闻。战争不应该成为新闻报道背离客观真相的挡箭牌，虽然记者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倾向非常难以避免，在战争中更是如此，但是不论在任何时期，记者都应该以独立的方式进行报道，尽量减少和控制这种倾向性，恪守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毕竟，“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真相告诉世界”，这是战地记者永远的格言。
（作者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学院国际公共与政治传播专业硕士生）
编校：张红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