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译后题记
英国学者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1949.12-）所著《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The Great See：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中文版近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大卫·阿布拉菲亚担任过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研究员，英国皇家学院院士，欧洲研究院研究员，自2000年开始任剑桥大学地中海历史教授，2003—2005年间出任剑桥大学历史系主任。他专注于研究古代中世纪地中海经济史，以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地中海上的交叉与融汇，在地中海国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史研究领域有重要地位，是《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五卷的主编。其主要作品包括《弗里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人类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Mankind）以及本书。《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英文版于2011年问世，随即引起全球历史学界、新闻出版界和社会学界学者的极大关注，被译成荷兰语、希腊语、韩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繁体中文等多种版本。本中文简体字译本依据企鹅出版集团2014年英文版译出。
此书以宏大的气势，以人类物质文化交流和文明交往为核心线索，将整个地中海的历史时空划分为五个时期。第一地中海时期：公元前22000年至前1000年，是人类的黎明和远古文明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类开始进行跨越水域的联系”，直到东地中海地区的青铜文化进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转折期”。第二地中海时期：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600年，是地中海古代文明，特别是埃及、希腊、罗马文明从起源到繁荣时期。其开端是腓尼基贸易帝国出现，重开地中海西方贸易航线，地中海再次成为周边族群交往、交流的大平台，到西部地中海与东部地中海逐渐脱离从而开始一系列危机，最终导致罗马帝国衰亡为止；第三地中海时期：公元600—1350年，是所谓的“中世纪时期”。这一时期从地中海成为拜占庭东方正教、伊斯兰教和西欧天主教势力竞相争斗、冲突的舞台开始，到1348年的黑死病打破欧洲和穆斯林世界的平衡，地中海周边国家和地区之人口总量死亡过半时为止。第四地中海时期：1350—1830年，从威尼斯、热那亚与加泰罗尼亚的桨帆船越过海洋前往亚历山大之日起，终结于埃及苏伊士运河规划完成，即将开启通往东方的通道之时。第五地中海时期：1830年—2010年，从苏伊士运河动工开始，直到2010年蓝鳍金枪鱼种群濒临灭绝、多哈会议拯救该物种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结束。这种分期方式本身是对传统世界史断代方法的一种突破。在这样的历史时空内，我们看到，地中海各个历史时期的帝国创建者、英雄、士兵、海盗、朝圣者和辛勤劳作于海上的渔民、航海探险者、淘金寻宝者、旅游者，以及来自各片海域和沿海地带的文明信息，其中包括神话、宗教、生活方式、生产技术、文字和语言传统，文明以各种方式在这里传播、延伸、交融。地中海在这样的历史画卷中真正被呈现为人类文明的一个伟大荟萃之地。
作者直言，他所界定的“地中海”是指海洋本身及其海岸線、海上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以及“那些作为跨海航行的人们的主要出发地和到达地的港口城市”，不包括环地中海的内陆地区。因此，他的写作主旨，不同于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中所采用的方法：“布罗代尔及其大多数追随者的地中海不仅是一个装满了水的盆地，而且是远离海岸线的大片陆地”，他们从“橄榄种植或滋养地中海的河谷的角度来定义地中海”，从而把那些陆地上的定居者作为研究对象。1他的方法也不同于只关注在地中海进行跨地域贸易、宗教与其他思想传播、以及制海权争夺的人民的活动的方法。后者所关注的是“人类感知地中海的方式”，2而不是地中海本身。本书作者笔下的地中海并不是通过对若干共同特征、认同、及其对周边影响的概括来界定的，而是通过考查地中海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和“连通性”（connectivities）而呈现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本书展现出一种全球史的视角，揭示了人类在地中海地区活动的整体趋势，包括交流、冲突、融合与变异。
本书对地中海上人类活动的描述从直布罗陀海峡上的“直布罗陀女人”（Gibraltar Woman）骨骸之发现开始——作者认为她属于最早出现的“尼安德特人”种群。随后，作者描述了西西里岛、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早期人类的活动。这些人群在更早时代从大陆迁徙到岛上，依靠海上资源生存。他们带来了大陆的早期文化，包括黑曜石开采、制作工具的技术和种植粮食、饲养动物的种子及种畜。由此开始，作者展示了一幅地中海各时期人类活动的画面：从地中海各个区域早期文明的孤立和隔绝状态，到金属时代各区域商业交往渐成常态，再到“商人和英雄时代”地中海上的贸易、征服，以及地中海上和周边陆地间的迁徙、移民与定居。人口迁移、群体分化与文明流变是作者研究地中海史的主要思路之一。
作者特别关注那些彼此重叠的庞大群体，即男人、女人和商人。他没有带着有色眼镜对这三类人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族群特征以及生活方式评头品足，而是集中考察他们在地中海这个自然和历史的大舞台上从事跨海、跨文化、跨宗教、跨人种和族群交往的经历。交往、交融、交织、交汇是他思考的核心，所以他不去花费笔墨描写捕渔人——精于追逐鱼群、在海上各处奔波的渔人并没有与其他水域居民建立文化联系的明确目的。
正是从交往角色的意义上，作者对商人群体的关注超出了所有其他群体。商人是在地中海上最为活跃、最直接投入各种交往——特别是跨越地中海的贸易活动——的主角。这些商人包括，从远古时期最早在地中海传播字母文字的腓尼基人，陆续在地中海上彰显风采的古代希腊人、埃特鲁里亚人，乃至中世纪的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也包括伊斯兰世界和散亡中的犹太商人。在1800年后荷兰、英国、俄国海军在地中海上活跃起来之前，他们才是地中海上的佼佼者。作者也注意到，作为外来人的商人在荷马时代是不被希腊“精英”们所看重的，荷马曾对表示对腓尼基商人的轻蔑，认为他们惯于欺诈，胆小如鼠。柏拉图则把地中海说成“堕落之海”，原因是地中海沿岸城市里充斥商人和小贩，培育的灵魂具有易变和多疑倾向，从而使公民互不信任、不友好。中世纪的各大港口城市内，通常给商人建立专用隔离区，以免他们的信仰或行为对当地民众产生“不良影响”。但是，这种做法增强了商人群体的凝聚力和自我认同。在一些重要的海港城市里，不同民族、人群各自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与传统习俗，同时又与他者和谐共存。与对商人角色的高度注重相关，作者认为，在漫长的地中海区域发展史上，特洛伊、科林斯、亚历山大、阿马尔菲、萨洛尼卡等港口城市，在地中海各族群、文化和宗教交往中所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关于地中海贸易中的商品，作者认为，数千年来，粮食（小麦）、生产与生活的资料（包括木材、羊毛、草纸、各种珍稀矿物以及后来增加的丝绸、香料和奢侈品），是最主要的部分，尤其是粮食，构成了地中海贸易的生命线。
该书所讲述的女性群体中，包括曾经寄居于各处贸易据点提供性服务的欧洲女性、修女，伊斯兰后宫女性，还有在21世纪参与海上战事的女性。他谈到女性在移民潮中占有的比例，同时注意到，最早涉足海洋的人们，未必携带妻儿，而且经常由于同移居地的女性通婚而放弃原来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异族通婚和文化的深度交融，在地中海的漫长历史中总是占有重要的位置。那些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女奴（包括后宫女性），虽然命运殊异，却在地中海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作者以浓墨重彩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列强在地中海上的争夺，以及使得“各不同民族和宗教团体和谐共存数个世纪”的港口城市萨洛尼卡、士麦拿、亚历山大和雅法覆灭的历史，并且指出，导致这些城市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日益强大的民粹主义与宗教的对立。同时，更西部地区那些将不同文化、宗教的人民归置一处的港口城市的衰落也受到作者的关注。
海域安全是地中海历史的重要主题，而其
核心是地中海海岛鏈港口和海岸沿线港口城市间的通航秩序。罗马帝国曾经把地中海变成它的内湖，称之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使得地中海由于政治的统一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特殊经济区域。不过，这种统一是一个历史的特例，在为期更长的历史时代，“地中海的历史也是其政治隶属各异的那些港口的历史，来自地中海周边乃至更远地区的商人和居民在此汇集和交流。”在这种视角下，地中海的贸易史与政治史、军事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在专业术语的翻译中，本书译者尽力参照了以往各类西方学者对历史著述的译法，但也对一些曾经惯用的术语做出不同处理：
Nation一词，过去通常译为“民族”。但于古代人群而言，这一译法容易引起误解，本书做了区别描述和个别调整。在所指为古代“民族”时，译为“族群”，个别情况下译为“民族”。Tribe是部族，Race为种群、种族，并无疑义。People的所指时有差异，如“Sea peoples and land peoples”中的people译为“民族”显然不合理，用“族群”也不甚贴切，因为作者所述“Sea peoples”包括来自诸多古代族群的海盗、商人、朝圣者、船夫、水手、雇佣兵或者其他冒险者，用“民族”一词会造成歧义。书中的“Land peoples”主要指那些在各大陆之间为生存而移居的人群或部族，社会学者在此种情况下通常会把Peoples译成“群体”，但作者所强调的是各类人群的迁徙活动，并无形成“群体”的主观意向。所以，本书将“Sea peoples and land peoples”译为“海洋人和陆地人”。1关于埃及犹太人弃经处（Genizah），一些学者译为“戈尼萨”，本书译为“经冢”。原因是，按照犹太教的律法规定，这些文献中含有神圣的名称和一些犹太人视为禁忌的符号，即使废弃，也不可玷污，犹太商人将其束之高阁，不再使用，但也不焚烧或毁灭，故本书将之译为“经冢”。对于经常用来描述较原始族群和文化的“Native”、“Aboriginal”，以往都译为“土著”。为表达对原初文明的尊重，本书用“原住民的”、“原初的”代之。描述古希腊人的术语“Hellas”，依照希腊史专家的主张译为“赫拉斯”。该词在现代希腊语境中就指希腊人，而Greece一词，源自对意大利半岛足根处希腊移民区的拉丁称呼，当代希腊人其实并不认同这一称谓，故本书仍用“赫拉斯”。“Despot”以往被译为“僭主”或“暴君”。该词本意就是君主、君上，一般指一个小型政权的专制统治者。以往学者在描述希腊古代政权统治者时采用“僭主”这一译名，是为了回避使用“专制”字样，以免亵渎人们曾经向往的希腊古代民主政治。但Despot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义。在古希腊时，可以理解为小邦君主；在中世纪西方一些独立城市中，可以理解为城主；而在拜占庭后期分崩离析的态势下，通常指获得一片封土的亲王或皇子。所以，该词不宜一概译为“僭主”，更不能一概译为“暴君”。本书遇到该词时根据语境做不同的翻译，并加以注释说明。
本书涉及地球史、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
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甚至生物学等多个领域的理论与方法，考察的时段跨越数万年，这增加了该书翻译的难度。自国人在近代开始翻译西文著作以来，“信、达、雅”即成目标，本书译者虽然尽力而为，却仍然未必完美。未当之处，恳请读者提出批评，以资日后改进。
[作者徐家玲（1949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8年7月1日]
（责任编辑：李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