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语言社会学思想渊源及其理论意义研究
胡安奇 王清霞
〔摘要〕 文章通过对伯恩斯坦学术思想渊源的梳理发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功能语义观和社会符号学为伯恩斯坦早期的语言语码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语言学框架，萨丕尔、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和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心理学开启了语言研究的“文化转向”，米德、涂尔干等学者的社会学思想的融入则把“语码”推演至教育话语的高度。这种跨学科的语言研究是20世纪社会学的“语言转向”的必然结果，为语言/话语研究搭建了一个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沟通的桥梁，也为探究语言、心理、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域。
〔关键词〕 伯恩斯坦；语言社会学；思想渊源；系统功能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5-0014-06
引 言
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学术思想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在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教育话语理论等方面建树卓越，其作品“被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学家而熟知” [1]（1）。伯恩斯坦的主要成果收录于四卷本论文集《阶级、语码与控制》（Class， Codes and Control）和《教育、符号控制与身份：理论、研究、批评》（Pedagogy， 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 Theory， Research， Critique）一书。从个人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伯恩斯坦的语言社会学思想孕育于社会语言学调查，其间受到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和哈桑（Hasan）的重要影响，创造性地发展了“语码”（code）的概念；而后从文化—历史心理学家维果茨基（Vygotsky）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萨丕尔（Sapir）、沃尔夫（Whorf）等学者的作品中汲取营养，把言语使用研究推演到社会文化层面，使“语码”具备了社会符号功能。不仅如此，伯恩斯坦深受后结构主义社会学的影响，特别是福柯（Foucault）的话语与主体思想，“语码”被赋予了结构与历史的双重属性，教育话语理论应运而生。然而，由于伯恩斯坦学术思想来源的驳杂性，加之其文字相对艰涩、观点又多以论文集的形式呈现，国内外对他的主要学术思想的解读呈现出一个多维度、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其中也不乏相互对立的观点甚至是误读与批评。因而，有必要从学理上梳理伯恩斯坦语言社会学理论的思想渊源和发展轨迹，梳理理论体系的内部逻辑，同时把它置于整个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宏观语境下，考察他的语言社会学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一、 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对话与融合
（一） “社会学研究中心”：对话缘起与理论互补
伯恩斯坦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伦敦大学主持开展“社会学研究中心”（Sociological Research Center），并亲任主任一职。哈桑作为该中心的研究员直接参与了伯恩斯坦早期的言语行为调查研究，韩礼德亦于1963年来到伦敦大学任职并兼任“交际研究中心”主任（Head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entre），他本人也曾被邀请参加社会学小组的讨论。可以说，“社会学研究中心”是伯恩斯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话的缘起，对伯恩斯坦整个理论体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方面，系统功能语言学把文本、语境、言语功能有机结合在一起，在语言与功能、语言的形式与内容及结构与意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语篇分析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分析模式而被广泛用于各类话语的分析和解读。伯恩斯坦早期的经验主义言语行为调查正是在韩礼德的阶与范畴语法理论的指导下展开的，并由此开启了他的“语码”理论和语言社会学研究[2]（12）。通过对语言使用、语言变体、教育话语的考察，伯恩斯坦把家庭、学校视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机构（agent），分析它们背后隐匿的因阶级关系差异而导致的社会控制和权力关系，并借助结构主义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推导教育话语的宏观结构，这就是伯恩斯坦整个语言社会学的基本路径。只不过他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为语码及教育话语理论寻找一个社会学的解释，并试图把一切笼统地归因于劳动分工下的阶级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控制与权力关系而忽略了对语码、知识、话语、控制的载体—语言本身的研究，这种“空中楼阁”式的话语建构曾被冠以“语言亏缺论”而饱受批评，这也是英国“左翼”和“右翼”共同抨击他的原因所在。在这一点上，韩礼德的社会意义观 [3]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伯恩斯坦在语言理论上的不足。依据韩礼德的社会符号思想，语言并非中性的存在和经验的“载体”和“导管”，相反，语言参与经验的建构与组织，反映说话者的社会地位，因而对语篇的分析不仅可以观察、评估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结构的选择和意义的实现形式，还可以揭示语言使用差异背后的社会文化、阶级与权力关系。这一思想无疑可以为伯恩斯坦的教育社会学提供语言学层面的解释，从而佐证、验证他的教育话语理论。
（二） 元对话：对话学理与互利性
哈桑[4]（22） [5]从学理的角度探讨了二者元對话性（metadialogism）得以可能的条件。她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和伯恩斯坦的语码理论都属于“动态开放型”（exotropic theory）理论，二者具有共同、互利的社会关切，即语言和社会语境，这既是对话的起点，又是对话的归宿——“语码理论试图解释社会；而社会本质上是语言的，正如语言本身植根于社会一样”，它们都把语言作为出发点，在社会语境下探讨意义的社会实现。不同之处在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是语言学理论，其目的是解释语义的社会生成与变化；后者本质上是社会理论，通过对语言使用的研究，揭示文化传递与再生产同社会系统的维系与变革。二者互利的前提在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性，这与它的社会语言学渊源是分不开的[6]。早在1985年，澳大利亚学者克里斯蒂[7]（Vii）（Christie）在《语言、语境与语篇：语言的社会符号视角》一书的前沿中就明确指出，韩礼德的语言学理论本身是一种“社会理论”，语言作为社会符号，不仅仅是反映世界的工具，而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和“社会事实”发挥社会功能，用于经验识解、关系建构、身份认同等社会意义。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学不同于斯多葛学派（Stoicism）孤立的、原子论式的符号学研究，也有别于索绪尔（Saussure）对语言符号的系统内部关系的结构主义方法，相反，它是以意义为导向，在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双重视域下探讨作为意义系统（a system of meanings）和社会意义（social semiotic）的语言系统与社会系统中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种人种学—描写性的（ethnographicdescriptive）语言学传统源自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马泰休斯（Mathesius）和布拉格学派，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和费斯（Firth），博厄斯（Boas）、萨丕尔和沃尔夫”[3]（5）。植根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三大优势：意义驱动性，即功能的而非句法的；书面语研究和口语研究并重；重视语境在语篇生产与理解中的作用[8]（IV），对话语/语言使用与社会语境的终极关怀，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与主流语言学的根本分野之所在，也是它与伯恩斯坦社会学理论对话的理论基础。
二者对话的互利性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尤其是它的社会符号学同样意义深远，韩礼德对伯恩斯坦本人以及他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贡献不乏誉美之辞。他[3]（37）在与帕雷特（Parret）的讨论中从“工具性”和“自治性”两个方面总结了伯恩斯坦的语言社会学思想对他的语言学理论的重要影响。首先，对于伯恩斯坦的社会学理论来说，语言至关重要，它不仅仅是一个额外的可供选择的附属物（optional extra），而且是它的重要成分（essential component），语言对于我们如何解释社会系统在文化传递过程中的维系和演变发挥着关键作用，因而他的社会学理论可以为语言的社会角色提供一个社会学的解释；其次，我们可以借助他的社会学知识回答诸如“语言何以如此”这样有关语言本体论的问题。故此，韩礼德[3]（ 87）认为，伯恩斯坦的语码理论既是语言理论，又是社会理论。
二、 结构主义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学养
伯恩斯坦的社会学思想成功摆脱二战后英国社会学研究中的费边主义（Fabianism）和本土主义（Provincialism）的窠臼，逐步走上欧洲结构主义社会学的道路，他的社会学的两个核心概念“架构”（framing）与“分类”（classification）直接来源于涂尔干（Durkheim），并有机融合了马克思（Marx）、布尔迪厄（Bourdieu）、道格拉斯（Douglas）、阿尔都塞（Althusser）等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等级、语言社会性、意识形态等社会学思想。具体而言，法国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对社会分工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变革的阐述萌发了伯恩斯坦把教育作为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来研究的灵感。对于此，伯恩斯坦[9]（4）特别指出：《社会分工论》是语码研究的起点；关于《社会分工论》对他的影响，伯恩斯坦[9]（6）写到，“最为最要的是，它（《社会分工论》）明确地在社会语言学和教育知识的传递结构之间建立了联系”，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 “可以作为理解‘社会性（social）这个术语的涵义的来源” [9]（16）（斜体为原文作者所加）。涂尔干对社会分工、社会团结以及自杀等社会事实的二分模式的研究以及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为伯恩斯坦的语码研究和教育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参照性的分析框架和建构模型，特别是“分类”和“架构”这两个概念的引入，为伯恩斯坦的语言语码过渡到教育语码铺平了道路。
此外，美国社会学家米德（Mead）的符号互动理论同样为伯恩斯坦的语码的符号化注入了新的灵感。在米德[10]（78）看来，语言“不是简单地用符号表征预先存在的语境和物体，相反，它使语境和物体的存在成为可能，因为它属于创造语境和物体的机制的一部分”；语言是社会自我和社会心理的构成要素，语言作为中介，参与诸如“象征”和“对话”等符号交际过程。然而，尽管米德已经注意到语言作为社会过程的重要社会意义，但是他并没有对语言符号做出系统的描述，也没有具体讨论语言对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就此而言，文化人类学和人种学的言语（speech）研究则更为具体，他更多地吸收了萨丕尔和沃尔夫关于语言、文化和社会心理的研究并结合古典社会学研究中的分工、生产、阶级、控制、社会关系等要素，把语言视为社会现实建构的中介（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探究语言使用是如何建构社会结构，社会个体、角色与身份。此外，维果茨基和鲁里亚（Luria）的文化—历史心理学同样为伯恩斯坦的社会学提供养分，二者对儿童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研究以及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论述给予他“巨大震撼”[2]（5），伯恩斯坦借用心理学中“话语作为取向和规制系统”的概念用于他的语码研究，进而把语言同意识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以上学者的语言哲学思想帮助伯恩斯坦解决了语言与思维、自我、存在、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为他的语言经验研究提供了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撑。
三、 语言的“失落”与社会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肇始于19世纪末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把语言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就宣称一切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11]（63），海德格尔（Heidegger）则更加彻底：“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12]（151）。伴随着语言学的转向，催生出两大相互对立的哲学思潮：无论是分析哲学对语言形式的逻辑研究或者是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对日常语言的语用分析，抑或是人文主义者宣称的语言的本体论意义或者诗性语言研究，语言力图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工具”属性，实现从“语言工具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蜕变，“思维—存在”这个一直困扰着西方哲学的千年老题转化为“语言—存在”的关系问题，语言哲学取代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宣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它直接推動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到语言论的重大范式转移，在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众多领域引发了一场“哥白尼”式的思维革命，给20世纪的哲学、人类学、美学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它在社会学领域似乎没有立即产生共鸣，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介入、参与、吸收的演化过程。
西方近代社会学始于法国古典社会学家孔德（Comte），他第一个明确了社会学的定义并提出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一理念经过涂尔干的继承和发扬，逐步确立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他因而也被称之为“社会学之父”。涂尔干作为古典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毕生致力于阐释、完善对“社会事实”进行科学、实证研究的程序和方法。在涂尔干这里，“社会事实”被定义为“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13]（34）。涂尔干重点研究了宗教、法律、自杀、道德、集体意识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社会事实，但是语言作为一种非物质性社会事实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韦伯（Weber）的理解社会学以社会行动作为出发点，把分析的中心放在人类个体行动上，“研究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人类行动者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的主观目的”，因而，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如何理解“行动者的行动的意义”[14]（3）。显然，与孔德和涂尔干相比，韦伯的社会学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对社会中的人的行为的研究，依据行为的“合理性”探索行为的“理想类型和理性依据”，并把“社会行动的研究上升到社会理性结构、制度和权威结构， 以及社会控制模式层面上” [15]（177），因而这种对社会现象的理性批判和对理想类型的追问自然脱离了经验生活和语言使用，因而也没有涉及对语言的专门研究[16]。早期社会学刚刚脱离哲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无法彻底摆脱旧形而上学的束缚，最终难免会滑入对社会何以可能以及对社会本质的抽象追问，试图寻找一个普遍、永恒的社会结构和本质，语言依然是人们认识社会的工具，它作为社会现象和日常行为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认可。
一般认为，第一个把语言问题直接引入社会学研究的是美国实用主义和符号互动论的实际奠基人米德。米德从发生学和进化论的意义上研究了生物学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个体意识的社会化过程，也即“个体通过有意义的姿态（gesture）与他人进行沟通所经历的社会过程”。“姿态”是米德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语言作为声音姿态（the vocal gesture）和有意义的符号在生物个体的心灵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个体正是通过语言意义的自我沟通来实现自我的社会化，思维才得以形成，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以作为有意味的符号的姿态为基础，心灵或者智力的存在才是可能的；因为只有根据那些姿态与他自己进行的一种已经内化的或者说潜在的对话才能出现”，思维的本质就是“对我们在社会过程中与其他个体进行的外在姿态对话的内化”[17]（51）。也就是说，心灵或思维产生于社会个体与他人在社会言语互动之经验积累，自我概念、社会习俗、社会关系被内化，这一过程也就是社会性符号互动内化的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生物个体完成由个体自我到社会自我的转变：儿童通过“玩耍”（play）和“游戏”（game）不仅学会有意义的语言符号互动，掌握语言的社会意义，还包括社会个体在进行符号交际过程中存在的社会约定俗成性以及社会个体运用语言进行社会互动的方式，儿童历经从一般化的“他者”逐步到自我的转变[18]（29）。尽管米德的哲学社会学对语言的研究只停留在抽象层面，最终转向社会心理分析，并未阐明语言同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更没有论及语言与语言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性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比如符号权力、知识传递、意识形态、文化生产、道德伦理等，但是他赋予语言在儿童的心灵发展和个体的社会化以关键地位和作用，这不仅为符号互动论的崛起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语言真正在社会学中获得主体性地位是在20世纪60年代，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关照下的社会学转型的必然结果，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在社会学中的直观反映，保罗·利科（Ricoeur）的基于现象学和阐释学的现象学社会学，哈贝马斯建立在日常语言学派之上的“普遍语用学”，以布尔迪厄、福柯、利奥塔（Lyotard）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社会学等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话语作为“符号权力”的社会建构性、颠覆性以及在文化再生产中的符号中介作用等。刘少杰[16]依据对贝尔[19]（Bell）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研究指出，后工业的来临为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现实基础，因为它的到来把前工业时期和后工业时期的人与自然的矛盾转移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这种关系的转变必然导致人际交往的高度发达和思维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语言交往作为人际交往的最基本形式自然受到后结构主义社会学、新实用主义社会学、阐释学社会学、反观社会学等当代重要社会学流派的重视。
四、 语言社会学：语言研究的社会学“回归”
纵观20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学研究，尽管语言逐步摆脱了工具论的束缚，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语言作为社会事实纳入社会学的范畴，但是，在众多的社会学者当中，唯有伯恩斯坦等极少数学者赋予语言以本体的地位，为语言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学阐释机制。伯恩斯坦敏锐地注意到，尽管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碰撞出色彩斑斓的思想火花，但遗憾的是，除了涂尔干、韦伯、米德等少数社会学家逐步把目光转向语言的社会意义外，人们几乎忽略了社会学对语言研究的贡献。即便他们把语言视为“整合或分工现象”，是“文化传递的主要途径，社会基因的载体”，但是伯恩斯坦认为社会学研究对语言的重视远远不够，同时社会学研究者对话语的人种学研究缺乏系统的训练，因而，他主张语言应该像家庭、宗教、教育一样作为社会制度独立研究。伯恩斯坦关于语言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更多受到文化人类学家的影响，尤其是马林诺夫斯基和萨丕尔对语言与社会心理、现实、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萨丕尔[20]（6-12）直言宣称，语言作为完美的符号系统，通过均匀介质表征、指称经验和意义，是细致入微的意义的载体；语言不能脱离现实行为和直接经验，彼此并非平行对立，而是相互渗透。同样，萨丕尔对语言的功能、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论述也不乏洞见：语言的功能植根于整个人类行为之中，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社会化的方式，语言为人的社会化提供巨大能量。尤为重要的是，萨丕尔已经注意到语言在文化积淀、历史传承、个性心理塑造和社会团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谚语、歌词、民谣、家谱、药材配方、祈祷仪式等无不体现出语言对文化的保护功能和文化传承对文字的依赖性。他还特别指出，很少文化能像中国古典文化和希伯来犹太文化一样把文字视为现实的“终极单位”（ultimate unit），表征事物和個体经验。萨丕尔的语言文化观和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语言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洪堡特（Humboldt）的语言观不乏浪漫主义情怀，他却极富创见地把语言与民族精神交织在一起，语言不是各民族的产品（ergon），而是各民族获得一份馈赠，语言都包含着一种世界观，也就是说 “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21]（54）。另一方面，伯恩斯坦不认同沃尔夫的语言决定论，即人们的“话语方式”（fashioning of speaking）及话语的“惯用结构”（frame of consistency）塑造语言使用者身处的文化进而决定整个社会关系。相反，伯恩斯坦采取折中的方式，认为社会结构的改变影响人们的话语方式，进而塑造或者改变文化结构，据此可以看出，伯恩斯坦强调言说的社会基础，“语码”起着维果茨基所说的“符号中介”（semiotic mediation）的作用：“符号的使用把人类引向一种特殊的行为结构，这种结构脱离生物学的发展，创造出全新的基于文化的心理过程模式”[22]（40）。对于维果茨基来说，符号中介对儿童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其他“技术性”或者具体的“人为刺激”无法取代的，因为符号中介的调节能“改变心理机能的全部走向和结构”。伯恩斯坦的语言社会学思想显然受到维果茨基心理学的影响，尤其是关于儿童高级心理机能发展、词语与思维的关系、符号中介等，对此，伯恩斯坦在书中曾数次提及[2]（5，96，137）。不同之处在于，伯恩斯坦用“知识”（knowledge）取代了维果茨基理论中的“心理”（mind），探讨知识和文化的传递进而解释社会结构的内化过程，二者理论的交集在于“语言”，“社会化”成为他们共同的关怀，确切地说，是“语言”在“意识发展”或者说“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伯恩斯坦通过语言搭建了一个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沟通的桥梁，为我们探究语言、心理、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他的语言社会学把语言视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事实”，并赋予本体研究的地位，成为语言研究的社会学“回归”的一个重要标尺。
五、 结 语
伯恩斯坦的社会学理论发端于涂尔干学派并最终与欧洲结构主义汇合，尤其是法国的社会学理论，与植根于社会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一定的“家族相似性”[5]，Karabel 和 Halsey[23]（62）认为伯恩斯坦的思想其实是“一个新综合的先驱”。从理论演进的角度来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功能语义观和语境思想为伯恩斯坦早期的语言语码研究奠定了宏观的语言学框架，人类学不仅为他的语言社会学理论提供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还为他开启了话语研究的“文化转向”，而维果茨基的高级机能发展理论及符号中介思想则把语言同意识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则把语言语码推演至教育话语的高度。从理论的宏观时代背景来看，伯恩斯坦显然是受到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属于人文主义的研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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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
〔摘要〕 文章通过对伯恩斯坦学术思想渊源的梳理发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功能语义观和社会符号学为伯恩斯坦早期的语言语码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语言学框架，萨丕尔、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和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心理学开启了语言研究的“文化转向”，米德、涂尔干等学者的社会学思想的融入则把“语码”推演至教育话语的高度。这种跨学科的语言研究是20世纪社会学的“语言转向”的必然结果，为语言/话语研究搭建了一个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沟通的桥梁，也为探究语言、心理、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域。
〔关键词〕 伯恩斯坦；语言社会学；思想渊源；系统功能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5-0014-06
引 言
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学术思想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在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教育话语理论等方面建树卓越，其作品“被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学家而熟知” [1]（1）。伯恩斯坦的主要成果收录于四卷本论文集《阶级、语码与控制》（Class， Codes and Control）和《教育、符号控制与身份：理论、研究、批评》（Pedagogy， 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 Theory， Research， Critique）一书。从个人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伯恩斯坦的语言社会学思想孕育于社会语言学调查，其间受到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和哈桑（Hasan）的重要影响，创造性地发展了“语码”（code）的概念；而后从文化—历史心理学家维果茨基（Vygotsky）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萨丕尔（Sapir）、沃尔夫（Whorf）等学者的作品中汲取营养，把言语使用研究推演到社会文化层面，使“语码”具备了社会符号功能。不仅如此，伯恩斯坦深受后结构主义社会学的影响，特别是福柯（Foucault）的话语与主体思想，“语码”被赋予了结构与历史的双重属性，教育话语理论应运而生。然而，由于伯恩斯坦学术思想来源的驳杂性，加之其文字相对艰涩、观点又多以论文集的形式呈现，国内外对他的主要学术思想的解读呈现出一个多维度、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其中也不乏相互对立的观点甚至是误读与批评。因而，有必要从学理上梳理伯恩斯坦语言社会学理论的思想渊源和发展轨迹，梳理理论体系的内部逻辑，同时把它置于整个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宏观语境下，考察他的语言社会学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一、 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对话与融合
（一） “社会学研究中心”：对话缘起与理论互补
伯恩斯坦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伦敦大学主持开展“社会学研究中心”（Sociological Research Center），并亲任主任一职。哈桑作为该中心的研究员直接参与了伯恩斯坦早期的言语行为调查研究，韩礼德亦于1963年来到伦敦大学任职并兼任“交际研究中心”主任（Head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entre），他本人也曾被邀请参加社会学小组的讨论。可以说，“社会学研究中心”是伯恩斯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话的缘起，对伯恩斯坦整个理论体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方面，系统功能语言学把文本、语境、言语功能有机结合在一起，在语言与功能、语言的形式与内容及结构与意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语篇分析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分析模式而被广泛用于各类话语的分析和解读。伯恩斯坦早期的经验主义言语行为调查正是在韩礼德的阶与范畴语法理论的指导下展开的，并由此开启了他的“语码”理论和语言社会学研究[2]（12）。通过对语言使用、语言变体、教育话语的考察，伯恩斯坦把家庭、学校视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机构（agent），分析它们背后隐匿的因阶级关系差异而导致的社会控制和权力关系，并借助结构主义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推导教育话语的宏观结构，这就是伯恩斯坦整个语言社会学的基本路径。只不过他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为语码及教育话语理论寻找一个社会学的解释，并试图把一切笼统地归因于劳动分工下的阶级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控制与权力关系而忽略了对语码、知识、话语、控制的载体—语言本身的研究，这种“空中楼阁”式的话语建构曾被冠以“语言亏缺论”而饱受批评，这也是英国“左翼”和“右翼”共同抨击他的原因所在。在这一点上，韩礼德的社会意义观 [3]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伯恩斯坦在语言理论上的不足。依据韩礼德的社会符号思想，语言并非中性的存在和经验的“载体”和“导管”，相反，语言参与经验的建构与组织，反映说话者的社会地位，因而对语篇的分析不仅可以观察、评估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结构的选择和意义的实现形式，还可以揭示语言使用差异背后的社会文化、阶级与权力关系。这一思想无疑可以为伯恩斯坦的教育社会学提供语言学层面的解释，从而佐证、验证他的教育话语理论。
（二） 元对话：对话学理与互利性
哈桑[4]（22） [5]从学理的角度探讨了二者元對话性（metadialogism）得以可能的条件。她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和伯恩斯坦的语码理论都属于“动态开放型”（exotropic theory）理论，二者具有共同、互利的社会关切，即语言和社会语境，这既是对话的起点，又是对话的归宿——“语码理论试图解释社会；而社会本质上是语言的，正如语言本身植根于社会一样”，它们都把语言作为出发点，在社会语境下探讨意义的社会实现。不同之处在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是语言学理论，其目的是解释语义的社会生成与变化；后者本质上是社会理论，通过对语言使用的研究，揭示文化传递与再生产同社会系统的维系与变革。二者互利的前提在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性，这与它的社会语言学渊源是分不开的[6]。早在1985年，澳大利亚学者克里斯蒂[7]（Vii）（Christie）在《语言、语境与语篇：语言的社会符号视角》一书的前沿中就明确指出，韩礼德的语言学理论本身是一种“社会理论”，语言作为社会符号，不仅仅是反映世界的工具，而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和“社会事实”发挥社会功能，用于经验识解、关系建构、身份认同等社会意义。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学不同于斯多葛学派（Stoicism）孤立的、原子论式的符号学研究，也有别于索绪尔（Saussure）对语言符号的系统内部关系的结构主义方法，相反，它是以意义为导向，在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双重视域下探讨作为意义系统（a system of meanings）和社会意义（social semiotic）的语言系统与社会系统中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种人种学—描写性的（ethnographicdescriptive）语言学传统源自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马泰休斯（Mathesius）和布拉格学派，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和费斯（Firth），博厄斯（Boas）、萨丕尔和沃尔夫”[3]（5）。植根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三大优势：意义驱动性，即功能的而非句法的；书面语研究和口语研究并重；重视语境在语篇生产与理解中的作用[8]（IV），对话语/语言使用与社会语境的终极关怀，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与主流语言学的根本分野之所在，也是它与伯恩斯坦社会学理论对话的理论基础。
二者对话的互利性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尤其是它的社会符号学同样意义深远，韩礼德对伯恩斯坦本人以及他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贡献不乏誉美之辞。他[3]（37）在与帕雷特（Parret）的讨论中从“工具性”和“自治性”两个方面总结了伯恩斯坦的语言社会学思想对他的语言学理论的重要影响。首先，对于伯恩斯坦的社会学理论来说，语言至关重要，它不仅仅是一个额外的可供选择的附属物（optional extra），而且是它的重要成分（essential component），语言对于我们如何解释社会系统在文化传递过程中的维系和演变发挥着关键作用，因而他的社会学理论可以为语言的社会角色提供一个社会学的解释；其次，我们可以借助他的社会学知识回答诸如“语言何以如此”这样有关语言本体论的问题。故此，韩礼德[3]（ 87）认为，伯恩斯坦的语码理论既是语言理论，又是社会理论。
二、 结构主义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学养
伯恩斯坦的社会学思想成功摆脱二战后英国社会学研究中的费边主义（Fabianism）和本土主义（Provincialism）的窠臼，逐步走上欧洲结构主义社会学的道路，他的社会学的两个核心概念“架构”（framing）与“分类”（classification）直接来源于涂尔干（Durkheim），并有机融合了马克思（Marx）、布尔迪厄（Bourdieu）、道格拉斯（Douglas）、阿尔都塞（Althusser）等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等级、语言社会性、意识形态等社会学思想。具体而言，法国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对社会分工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变革的阐述萌发了伯恩斯坦把教育作为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来研究的灵感。对于此，伯恩斯坦[9]（4）特别指出：《社会分工论》是语码研究的起点；关于《社会分工论》对他的影响，伯恩斯坦[9]（6）写到，“最为最要的是，它（《社会分工论》）明确地在社会语言学和教育知识的传递结构之间建立了联系”，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 “可以作为理解‘社会性（social）这个术语的涵义的来源” [9]（16）（斜体为原文作者所加）。涂尔干对社会分工、社会团结以及自杀等社会事实的二分模式的研究以及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为伯恩斯坦的语码研究和教育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参照性的分析框架和建构模型，特别是“分类”和“架构”这两个概念的引入，为伯恩斯坦的语言语码过渡到教育语码铺平了道路。
此外，美国社会学家米德（Mead）的符号互动理论同样为伯恩斯坦的语码的符号化注入了新的灵感。在米德[10]（78）看来，语言“不是简单地用符号表征预先存在的语境和物体，相反，它使语境和物体的存在成为可能，因为它属于创造语境和物体的机制的一部分”；语言是社会自我和社会心理的构成要素，语言作为中介，参与诸如“象征”和“对话”等符号交际过程。然而，尽管米德已经注意到语言作为社会过程的重要社会意义，但是他并没有对语言符号做出系统的描述，也没有具体讨论语言对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就此而言，文化人类学和人种学的言语（speech）研究则更为具体，他更多地吸收了萨丕尔和沃尔夫关于语言、文化和社会心理的研究并结合古典社会学研究中的分工、生产、阶级、控制、社会关系等要素，把语言视为社会现实建构的中介（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探究语言使用是如何建构社会结构，社会个体、角色与身份。此外，维果茨基和鲁里亚（Luria）的文化—历史心理学同样为伯恩斯坦的社会学提供养分，二者对儿童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研究以及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论述给予他“巨大震撼”[2]（5），伯恩斯坦借用心理学中“话语作为取向和规制系统”的概念用于他的语码研究，进而把语言同意识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以上学者的语言哲学思想帮助伯恩斯坦解决了语言与思维、自我、存在、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为他的语言经验研究提供了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撑。
三、 语言的“失落”与社会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肇始于19世纪末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把语言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就宣称一切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11]（63），海德格尔（Heidegger）则更加彻底：“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12]（151）。伴随着语言学的转向，催生出两大相互对立的哲学思潮：无论是分析哲学对语言形式的逻辑研究或者是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对日常语言的语用分析，抑或是人文主义者宣称的语言的本体论意义或者诗性语言研究，语言力图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工具”属性，实现从“语言工具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蜕变，“思维—存在”这个一直困扰着西方哲学的千年老题转化为“语言—存在”的关系问题，语言哲学取代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宣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它直接推動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到语言论的重大范式转移，在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众多领域引发了一场“哥白尼”式的思维革命，给20世纪的哲学、人类学、美学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它在社会学领域似乎没有立即产生共鸣，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介入、参与、吸收的演化过程。
西方近代社会学始于法国古典社会学家孔德（Comte），他第一个明确了社会学的定义并提出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一理念经过涂尔干的继承和发扬，逐步确立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他因而也被称之为“社会学之父”。涂尔干作为古典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毕生致力于阐释、完善对“社会事实”进行科学、实证研究的程序和方法。在涂尔干这里，“社会事实”被定义为“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13]（34）。涂尔干重点研究了宗教、法律、自杀、道德、集体意识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社会事实，但是语言作为一种非物质性社会事实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韦伯（Weber）的理解社会学以社会行动作为出发点，把分析的中心放在人类个体行动上，“研究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人类行动者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的主观目的”，因而，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如何理解“行动者的行动的意义”[14]（3）。显然，与孔德和涂尔干相比，韦伯的社会学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对社会中的人的行为的研究，依据行为的“合理性”探索行为的“理想类型和理性依据”，并把“社会行动的研究上升到社会理性结构、制度和权威结构， 以及社会控制模式层面上” [15]（177），因而这种对社会现象的理性批判和对理想类型的追问自然脱离了经验生活和语言使用，因而也没有涉及对语言的专门研究[16]。早期社会学刚刚脱离哲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无法彻底摆脱旧形而上学的束缚，最终难免会滑入对社会何以可能以及对社会本质的抽象追问，试图寻找一个普遍、永恒的社会结构和本质，语言依然是人们认识社会的工具，它作为社会现象和日常行为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认可。
一般认为，第一个把语言问题直接引入社会学研究的是美国实用主义和符号互动论的实际奠基人米德。米德从发生学和进化论的意义上研究了生物学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个体意识的社会化过程，也即“个体通过有意义的姿态（gesture）与他人进行沟通所经历的社会过程”。“姿态”是米德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语言作为声音姿态（the vocal gesture）和有意义的符号在生物个体的心灵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个体正是通过语言意义的自我沟通来实现自我的社会化，思维才得以形成，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以作为有意味的符号的姿态为基础，心灵或者智力的存在才是可能的；因为只有根据那些姿态与他自己进行的一种已经内化的或者说潜在的对话才能出现”，思维的本质就是“对我们在社会过程中与其他个体进行的外在姿态对话的内化”[17]（51）。也就是说，心灵或思维产生于社会个体与他人在社会言语互动之经验积累，自我概念、社会习俗、社会关系被内化，这一过程也就是社会性符号互动内化的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生物个体完成由个体自我到社会自我的转变：儿童通过“玩耍”（play）和“游戏”（game）不仅学会有意义的语言符号互动，掌握语言的社会意义，还包括社会个体在进行符号交际过程中存在的社会约定俗成性以及社会个体运用语言进行社会互动的方式，儿童历经从一般化的“他者”逐步到自我的转变[18]（29）。尽管米德的哲学社会学对语言的研究只停留在抽象层面，最终转向社会心理分析，并未阐明语言同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更没有论及语言与语言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性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比如符号权力、知识传递、意识形态、文化生产、道德伦理等，但是他赋予语言在儿童的心灵发展和个体的社会化以关键地位和作用，这不仅为符号互动论的崛起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语言真正在社会学中获得主体性地位是在20世纪60年代，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关照下的社会学转型的必然结果，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在社会学中的直观反映，保罗·利科（Ricoeur）的基于现象学和阐释学的现象学社会学，哈贝马斯建立在日常语言学派之上的“普遍语用学”，以布尔迪厄、福柯、利奥塔（Lyotard）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社会学等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话语作为“符号权力”的社会建构性、颠覆性以及在文化再生产中的符号中介作用等。刘少杰[16]依据对贝尔[19]（Bell）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研究指出，后工业的来临为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现实基础，因为它的到来把前工业时期和后工业时期的人与自然的矛盾转移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这种关系的转变必然导致人际交往的高度发达和思维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语言交往作为人际交往的最基本形式自然受到后结构主义社会学、新实用主义社会学、阐释学社会学、反观社会学等当代重要社会学流派的重视。
四、 语言社会学：语言研究的社会学“回归”
纵观20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学研究，尽管语言逐步摆脱了工具论的束缚，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语言作为社会事实纳入社会学的范畴，但是，在众多的社会学者当中，唯有伯恩斯坦等极少数学者赋予语言以本体的地位，为语言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学阐释机制。伯恩斯坦敏锐地注意到，尽管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碰撞出色彩斑斓的思想火花，但遗憾的是，除了涂尔干、韦伯、米德等少数社会学家逐步把目光转向语言的社会意义外，人们几乎忽略了社会学对语言研究的贡献。即便他们把语言视为“整合或分工现象”，是“文化传递的主要途径，社会基因的载体”，但是伯恩斯坦认为社会学研究对语言的重视远远不够，同时社会学研究者对话语的人种学研究缺乏系统的训练，因而，他主张语言应该像家庭、宗教、教育一样作为社会制度独立研究。伯恩斯坦关于语言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更多受到文化人类学家的影响，尤其是马林诺夫斯基和萨丕尔对语言与社会心理、现实、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萨丕尔[20]（6-12）直言宣称，语言作为完美的符号系统，通过均匀介质表征、指称经验和意义，是细致入微的意义的载体；语言不能脱离现实行为和直接经验，彼此并非平行对立，而是相互渗透。同样，萨丕尔对语言的功能、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论述也不乏洞见：语言的功能植根于整个人类行为之中，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社会化的方式，语言为人的社会化提供巨大能量。尤为重要的是，萨丕尔已经注意到语言在文化积淀、历史传承、个性心理塑造和社会团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谚语、歌词、民谣、家谱、药材配方、祈祷仪式等无不体现出语言对文化的保护功能和文化传承对文字的依赖性。他还特别指出，很少文化能像中国古典文化和希伯来犹太文化一样把文字视为现实的“终极单位”（ultimate unit），表征事物和個体经验。萨丕尔的语言文化观和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语言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洪堡特（Humboldt）的语言观不乏浪漫主义情怀，他却极富创见地把语言与民族精神交织在一起，语言不是各民族的产品（ergon），而是各民族获得一份馈赠，语言都包含着一种世界观，也就是说 “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21]（54）。另一方面，伯恩斯坦不认同沃尔夫的语言决定论，即人们的“话语方式”（fashioning of speaking）及话语的“惯用结构”（frame of consistency）塑造语言使用者身处的文化进而决定整个社会关系。相反，伯恩斯坦采取折中的方式，认为社会结构的改变影响人们的话语方式，进而塑造或者改变文化结构，据此可以看出，伯恩斯坦强调言说的社会基础，“语码”起着维果茨基所说的“符号中介”（semiotic mediation）的作用：“符号的使用把人类引向一种特殊的行为结构，这种结构脱离生物学的发展，创造出全新的基于文化的心理过程模式”[22]（40）。对于维果茨基来说，符号中介对儿童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其他“技术性”或者具体的“人为刺激”无法取代的，因为符号中介的调节能“改变心理机能的全部走向和结构”。伯恩斯坦的语言社会学思想显然受到维果茨基心理学的影响，尤其是关于儿童高级心理机能发展、词语与思维的关系、符号中介等，对此，伯恩斯坦在书中曾数次提及[2]（5，96，137）。不同之处在于，伯恩斯坦用“知识”（knowledge）取代了维果茨基理论中的“心理”（mind），探讨知识和文化的传递进而解释社会结构的内化过程，二者理论的交集在于“语言”，“社会化”成为他们共同的关怀，确切地说，是“语言”在“意识发展”或者说“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伯恩斯坦通过语言搭建了一个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沟通的桥梁，为我们探究语言、心理、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他的语言社会学把语言视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事实”，并赋予本体研究的地位，成为语言研究的社会学“回归”的一个重要标尺。
五、 结 语
伯恩斯坦的社会学理论发端于涂尔干学派并最终与欧洲结构主义汇合，尤其是法国的社会学理论，与植根于社会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一定的“家族相似性”[5]，Karabel 和 Halsey[23]（62）认为伯恩斯坦的思想其实是“一个新综合的先驱”。从理论演进的角度来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功能语义观和语境思想为伯恩斯坦早期的语言语码研究奠定了宏观的语言学框架，人类学不仅为他的语言社会学理论提供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还为他开启了话语研究的“文化转向”，而维果茨基的高级机能发展理论及符号中介思想则把语言同意识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则把语言语码推演至教育话语的高度。从理论的宏观时代背景来看，伯恩斯坦显然是受到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属于人文主义的研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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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