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场”的互动：诉说、分享与自我实现
谢泽杭
[内容提要]在短视频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群体的短视频使用倾向于一种“离场”的互动。运用田野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对农民工短视频进行媒介人类学考察，并走进部分在沪农民工短视频播主的生活，试图厘清农民工群体使用短视频背后的意义。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的短视频使用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的内涵：诉说、分享与自我实现，农民工群体通过短视频这个媒介进行情感宣泄、表达现实诉求、开展公共书写、进行情感互动，最后达到自我实现。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短视频与社会保持着联系，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这种“离场”的互动得到社会的认可。
[关键词]离场;农民工;短视频;媒介人类学
截至2019年6月，我国短视频受众规模已突破8.5亿，受众每日观看短视频时长超3亿个小时，短视频已成为当下最具影响力的新媒体之一。农民工群体作为短视频领域庞大的一支，他们通过抖音、快手等移动短视频APP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并通过线上的表达试图向群体外的受众更好展现自我的立体画像。正如格尔茨所言：“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而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型媒介，为农民工群体的自我表达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意义之网，在这张网上凝结成人们不同的社会和生活经验，生成着个体差异性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表达。
从传统意义上而言，个体问的互动存在于实体场景之中，而在虚拟网络空间的相互表达，却是一种“离场”的互动。但互联网时代，随着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渐趋模糊，“场景”的概念也发生转变，梅罗维茨（J.Meymwite）就如此定义移动化的社会空间：“不仅包括地点所创造的现场交往的社会行为，同时纳入了由新的数字化传播构建的更宽泛的社会交往”。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群体的“离场”互动，又恰是一种加强群体与社会联系的“在场”。那么，农民工群体通过这种在短视频领域的“离场”互动，表达的内容是什么？与其他群体间的“离场”互动有何差异？这种“离场”互动的意义又为何？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于2019年9月至2019年12月间，运用田野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对农民工短视频进行考察，并走进部分在沪农民工短视频播主的生活，试图厘清农民工群体使用短视频背后的意义。
一、诉说：情感宣泄与现实诉求
“干着最脏的活，拿着最干净的钱”，“向往神鹰”在其抖音号上以一个15秒的短视频展现了农民清淤工的辛酸生活。通过对农民工短视频的考察，研究发现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农民工的情感宣泄，即将压抑、苦闷的心情由内心的“潜意识层”通过短视频的“显意识层”表达出来，“辛苦”“累”“脏”等是农民工短视频情感宣泄中的高频词汇，农民工播主结合短视频短小精悍的特点，将最具张力的片段搭配动人的背景音乐展示出来，诉说本群体的不易，引发群体内甚至其他受众的情感共鸣。如“我和我的农民工老公”的短视频展现了清早丈夫出门打工的画面，辅以“大清早又要去赶车干活，穷家富路多带一点，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愿为我们负重前行罢了……平安回家”，15秒的生动画面引发受众强烈共鸣：“起早贪黑挣钱养家不容易”“还没睡醒就要出门，真的很辛苦”。
一方面是情感的宣泄，另一方面是现实的诉求。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之下，拖欠农民工薪资的现象有所缓解，但仍存在部分农民工因无法按时得到报酬而讨薪的现象，为此，农民工群体通过短视频进行诉说，表达现实利益诉求。媒介一方面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会“反哺”现实，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农民工群体通过改编歌曲、截取政策片段等形式，在短视频平台诉说对欠薪的不满和希望早日得到应有报酬的期望，如“音乐的天空”改编了一首《唱哭十亿农民工》，表达讨薪诉求，得到了17万个点赞和5000余条评论（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总的来说，农民工群体通过在短视频平台的“离场”互动，进行情感宣泄、表达现实诉求，引发了情感共鸣。这是农民工群体使用短视频最常见、也是与其他群体使用短视频显著不同的特点。短视频作为一个新兴媒介，承载着比传统媒介或微博、微信更为丰富的情感内涵，短小精悍的图声文结合，能够直击受众内心，在表达自我内心情感时，也能更好展开“离场”的互动，调动观者感情，实现倾诉和表达现实诉求的目的。
二、分享：公共书写与情感互动
诚如卡尔·贝克尔（Karl Becker）所言：“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可以是历史书写的参与者。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声并进行“公共书写”，记录自己的故事。短视频则是一种突破以往以文字为主的新型“公共书写”，强调图像、声音、文字的结合，更为立体和全面地记录和分享属于自己的生活。在这个维度，农民工短视频作为一种“公共书写”，更强调放松和消遣，突出“记录趣事”的意蕴。如“@刘大师工地最美夫妻”通过短视频进行自我的“公共书写”，展现农民工夫妻间的趣闻轶事，通过短视频“展开”和“铺陈”农民工日常生活，在“离场”互动中与短视频“相互成就”，既记录了生活，也成为短视频平台生动的一部分。
“网络民族志不能仅仅停留在线上的‘编织，还可以扩展到线下的互动、观察和资料的获取上”。笔者走进部分来沪农民工的生活，对他们进行了观察和深度访谈。TQ（男，23岁，安徽人，建筑工人）一般是在吃饭时和晚上下班后在工地的简易板房里刷短视频，他提到“我也是个短视频播主”，“刷抖音是为了娱乐，发抖音主要是给老家的亲戚家人看，刚出来（打工）没多久，發发（抖音）给（家人）个安心。”另一位来沪农民工ZLB（男，31岁，重庆人，建筑工人）则是在工作结束后或放假时发抖音，“我没上班时出去耍（玩），拍拍上海景色上传到抖音，给老婆和两个娃看看，很巴适（很好，很舒服）。”尽管对个体的研究不能展现农民工使用短视频的整体风貌，但却可以从某个视角回应农民工使用短视频的某种内在机制：与家人和朋友的情感互动。这种“离场”的互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数字礼物”的交换。数字礼物是区别于传统的实体物质，是以多媒体数字文本方式呈现的超现实、象征性的“精神礼物”，农民工通过短视频的呈现，让家人、朋友感受到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并将自己拍摄到视频之中，保持“离场”的交流，将这种呈现作为“礼物”，通过短视频平台“馈赠”给亲友，亲友则可以以点赞、评论等形式进行“礼物的回赠”，从而产生“数字礼物”的交换，维系甚至加强彼此问的情感勾连。
农民工群体的“离场”互动，不仅是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公共书写”，突破以往单一的文字或图片记录，而且以生动有趣的视频形式更立体地“书写”和记录生活风貌;农民工群体的“离场”互动也是维系他和亲人、帮辈、朋友的情感纽带，以媒介为依托，进行“数字礼物”的交换，加深情感互动，强化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三、自我实现：身份认同与身份“脱域”
“嵌入性”这个最早由人类学家波兰尼提出的概念，后来到了格兰诺维特那里，他认为“人的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延伸到媒介技术的讨论上，与之相似的观点是“新科技的使用与意义往往首先来自于人们既有的知识与文化脉络，”结合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农民工短视频使用是一种基于自己所属文化脉络，在自我实现之后产生的身份认同，如“农民工造飞机”在抖音平台中展示自己参与建造的飞机时，言语中充满着自豪感，“月光下的农民工《月白疯》”在抖音平台展示自己精湛的建筑技艺，表达建筑完工后的喜悦与骄傲。正是基于这种“嵌入性”，农民工渴求在真实的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中展现自己的能力，完成身份认同，达到自我实现的最高需求。
自我实现的另一种途径是利用媒介，达成身份“脱域”。在短视频平台，有的农民工“网红”穿着由蔬菜“织”成的连衣裙，拿着扫帚当吉他，展现另类的农民工形象。在短视频世界里，这些农民工成了“网红”，成为虚拟世界里的“真实明星”，与现实生活中的爱人、子女、父母身份实现短暂“脱域”，在文化符号学看来，“异样形式提供的风格偏离，就已经是标出性的实质意义”。在这个层面，部分农民工已经从农民工的主流群体中“抽离”出来，成为短视频领域的“少数精英”，“双击666”“点个爱心再走”成为这部分农民工播主的“口头禅”，他们通过获取高点赞、多评论、多转发来获取成就感，实现身份的“脱域”，甚至可以凭借“网红”的身份标识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达到自我实现的追求。
农民工群体在短视频平台的“离场”互动中，正是通过这种身份的认同和“脱域”，找到了工作之内或工作之外的自我价值，获得成就感，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追求，进一步加深对短视频使用的黏度。
四、结论与讨论
卡斯特曾说过：“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同形态的社会空间和社会交往”。德布雷却认为“技术能实现不同区域里不同文化的人之间连接”。由于信息鸿沟的存在，各群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隔，农民工群体容易囿于自己的圈子之中，進行现实社会的“在场”互动;但与此同时，短视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交流“场域”，这种“虚拟场域”区别于现实空间，给予农民工群体新的互动方式，产生了“离”现实之“场”的互动，使农民工群体与社会产生新的连接和共享的意义。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中进行诉说、分享和自我实现，通过媒介宣泄感情、记录生活、实现价值，这是一个递进的互动过程。纵观农民工短视频的特性，可以发现他们所表达的内容，与其他群体问的短视频既有共性，但也展现出这个群体特质所带来的互动方式、互动内容的异质性，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短视频与社会保持着联系，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这种“离场”的互动得到社会的认可。换言之，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媒介，既“区隔”了世界，又“黏连”了农民工群体与世界的联系@。但本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农民工短视频的背景音乐选择与农民工短视频使用的诉说、分享和自我实现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农民工短视频使用“反哺”现实的效果如何;上述问题在本研究中尚未探讨到，今后将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解答上述问题，以期为更加细致地描绘农民工短视频全貌、展现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的联系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