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研究辨谬
章宏伟
摘要：现在几乎所有言说张伯驹者，开篇总说，张伯驹早岁名列“民国四公子”，并认可“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1920年代初。可当时张伯驹的生活甚是平淡无奇，声名不著，也没有表现出一位“公子”应有的风范，作为张镇芳这位曾被判处极刑之人的儿子，是不会被人们列为“民国四公子”的；从组成上来看，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民国四公子”这样的组合。为了收藏文物，张伯驹时常一掷千金，有人就认为“张伯驹为抢收中华稀世文物而不惜倾家荡产”。事实上，从张伯驹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他非凡的学识与眼力来看，张伯驹收藏古字画，虽然花费巨大，但也不至于倾家荡产。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一种说法：张伯驹因字画得罪了康生，其与陈毅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来往。其实并非如此。张伯驹曾说自己一生只和陈毅见过两次面。此外，所谓的“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说法。总之，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人物纪念，都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切不可有意拔高。
研究文化名人和故宫博物院，张伯驹（1898—1982）应该算其中的一位。张伯驹，河南省项城市人，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大玩家”，琴棋书画诗词戏曲样样精通，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京剧艺术研究家、诗人等身份于一身。其与潘素的旷世情缘，坎坷的人生浮沉，因写陈毅挽联获毛泽东主席夸赞而得以落户北京等经历，使其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尤其是，他从30岁爱好收藏，发展到嗜书画成癖，醉心于中国古代字画名迹，一掷千金，买下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等，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记录了所藏书画名迹117件。张伯驹以保存重要文物使其不外流为己任，1950年代以后，陆续将收藏的书画名迹献赠毛泽东主席或捐献国家，化私为公，令人肃然起敬。
张伯驹与故宫博物院的关系很简单，也很清晰：1947年张伯驹被故宫博物院聘为专门委员，在协助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方面做出了贡献[1]；张伯驹在《新民晚报·造型》副刊刊出《故宫散失书画见闻记》，披露了《中秋帖》（东晋王献之所书）与《伯远帖》（东晋王珣所书）的不幸散失，后经周恩来总理指示，故宫博物院以重金收回此二帖；张伯驹的捐献加上故宫博物院的购置，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赠张好好诗》等22件张伯驹收藏过的书画名迹，已经成为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收藏。
随着中国历史上第四次收藏热的勃然而兴，作为“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的张伯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张伯驹研究会在各地陆续成立，张伯驹纪念馆也陆续兴建，各种纪念会先后召开，有关张伯驹的研究文章、著作越来越多，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现在的研究论说，颇有演绎的成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以非为是，混淆历史真相，不能再现真实的张伯驹。鉴于此，本文拟对张伯驹研究中几个广为流传的观点进行辨谬，希望能有助于人们客观、真实地看待张伯驹。
一、所谓“早岁名列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并不存在
现在几乎所有言说张伯驹者，一开篇总是说：张伯驹早岁名列“民国四公子”。一些工具书，如《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中国艺术家辞典》《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辞典》《吉林省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家辞典》《历代藏书家辞典》等，都说张伯驹与张学良、袁寒云、溥侗并称“民国四公子”。
乍一听，张伯驹出身豪门，多才多艺，潇洒风流，颇具传奇色彩，就像今天人们所说的“官二代”，冠其名曰“京城四少”之类，应该没有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学界对于“民国四公子”之说，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都认可：1920年代初，“民国四公子”之说在南方出现，并逐渐被京津沪上层社会所公认。张晨怡[2]认为：“在民国上层社会中，素有四公子之说。这些公子皆出身名门，或为軍阀政要之子，或为商界名流之后，或为清朝皇族宗室。但究竟所指何人，却说法各异，而这些公子们的事业发展、兴趣爱好与个人命运，也都存在巨大的差异。”马勇[3]曾对“民国四公子”都有谁这一问题进行过梳理，他归纳出四种说法：一是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驹、宋传兴组合；二是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是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是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马勇认为，“不过要说民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溥侗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特征）：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敢做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忱”。[3]王忠和甚至专门编著《民国四公子》一书，该书《写在前面》说：“末代皇帝溥仪之族兄溥侗、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河南都督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均为民国初年京津沪上层社会颇具传奇色彩之豪门子弟，人称‘四大公子或‘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亦有他本，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三人各本皆榜上有名，卢永祥之子小嘉、张謇之子孝若、张之洞之子张权亦曾列于其中。本书所取是依民国年间社会最为通行之说法。‘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4]
本文征引的张晨怡、马勇、王忠和三位的论说只是例举而已，其实还有不少文章，如智效民的《民初“四大公子”中的张伯驹》[5]、魏泯的《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中的文艺通才》[6]、邢建榕的《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张伯驹绑架案》[7]、周利敏的《张伯驹绑架案轰动上海滩》[8]、吴用的《“民国四大公子”的风雨人生》[9]、王凯的《“民国四公子”的风雨人生路》[10]和《民国四公子：名副其实的“官二代”》[11]、汪上荷的《民国“京城四少”的范儿》[12]、殷晓章的《“民国四公子”张伯驹传奇》[13]、朱浩云的《各领风骚的民国京城四公子》[14]、王烜的《公子风流散人间遗恨长——写在张伯驹诞辰115周年之际》[15]，就连王忠和、荣进编写的张伯驹传，书名都是《生是长穹一抹风：民国公子张伯驹》[16]，其他张伯驹传记著作，如任凤霞、迟秀才的《张伯驹与潘素》[17]、刘军的《大收藏家张伯驹》[18]、任凤霞的《一代名士张伯驹》[19]、楼宇栋、郑重的《张伯驹》[20]、张恩岭的《张伯驹传》[21]、寓真的《张伯驹身世钩沉》[22]等，都无例外，可见“民国四公子”说的影响之大。
以上例举表明，许多学者都把“民国四公子”当成了客观事实，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此说是否属实。但如果真有“民国四公子”之说，又是由何人在何时、何地先说出来，或先用文字记下来，在报刊图书上刊登出来的？之后都有哪些书报刊在继续散布？即使如大家众口一词的说法——“‘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1920年代初”，但没有一位学者告诉我们这种提法出自何处。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库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民国期刊库、申报库等海量数据为我们搜检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我们检索的结果是：民国时期没有关于“民国四公子”的信息。笔者所见最早关于“民国四公子”的文字出自张伯驹手笔，他于1970年代前期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所著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说：“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按：袁克文），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前十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也。”[23]之后，张伯驹在《也算“奇缘”——我与陈毅元帅》中又提及：“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宣传部所属文教部门被冲击，我的帽子为封建余孽、反动学术权威、四公子之一、康生点名的大右派、陈大炮（造反派称陈毅元帅为陈大炮）的死党，尤以因写《春游琐谈》笔记，称为春游社反党集团，全国皆有组织。”[24]或许近代确实有“四公子”的说法，但绝不是所谓的“民国四公子”，因为张伯驹自言“人谓近代四公子”，此言“近代”而非“民国”。
先来看“四公子”说法产生的时间。学界的认定和张伯驹的自言，显然有着巨大的时间差。学界认定“‘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1920年代初”，固然是为了避开袁克文（1931年死于天津），但我们要分析在1920年代初有无形成这种说法的可能。
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市阎楼镇，其生父是张家老六张锦芳。张家老五张镇芳是张家唯一考中进士做官之人，遗憾的是两个子女先后夭折。1905年，7岁的张伯驹过继给时任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来到天津。张伯驹曾自述：“八岁至十四岁住天津，在家中私塾上学，十四岁曾入法政学堂，肄业，十五岁随父去河南开封，十七岁在北京，十八岁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科肄业，二十岁毕业，二十一岁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后改任长江巡阅使署咨议（在蚌埠）。后安徽督军倪嗣冲病故，二十三岁去职，二十四岁任河南暂编第一师参谋，四省经略使署咨议（皆名誉职），二十六岁任陕西省军署参议（在西安），二十八岁去职，二十九至三十七岁任盐业银行经理（在上海、南京）……”[25]可以说，1927年以前，张伯驹的生活过得很平淡。张伯驹30岁以后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逐渐将重心转移到自己钟爱的传统艺术上。他自述：“我三十岁开始学书法，三十岁开始学诗词，三十岁开始收藏法书名画，三十一岁开始学京剧。”[25]当然，也就从这时开始，张伯驹徜徉花街柳巷，吃花酒，得识潘妃（后改名素），惊为天人，才有了后面的美满姻缘。这些都基于张伯驹子承父业，任职盐业银行，有经济后盾、有职有闲的家庭背景。
谢燕[26]试图给出一个“民国四公子”的时间断限，并探讨了这个名士圈的活动平台——《北洋画报》。但1927—1928年，张伯驹刚刚加入这个圈子，声名不著，只是“一心一意想要作个名士”，当然无法也没有可能与张学良齐名。张伯驹真正进入该圈子，应以其连载于《北洋画报》1930-01-07至1930-03-18期间的《蛇尾集》为标志。可在此之前，“1928年，张作霖死后，张学良退出这个名士圈”，两人交集的可能几乎没有。显然，张伯驹能过张扬的名士生活，声名广播，交游遍天下，在时间上无论如何要往后推几年。直到1937年，张伯驹40岁生日时，为赈济河南旱灾义演《空城计》，其主演诸葛亮，并广邀名角登台献艺，连余叔岩都在《失街亭》中饰王平，才使张伯驹名声大噪。此时，张学良已因“西安事变”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后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从此开始幽居生涯。如此看来，张伯驹与张学良怎么可能有交集？
我们再从张镇芳的身份来看。1892年，29岁的张镇芳考中进士，在北京做官。1900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时，张镇芳微服出京，在潼关赶上銮驾，被任命为陕西司行走，为两宫尽力效命。两宫回京后，张镇芳官升两级，成为四品京官。而袁世凯与张镇芳都是项城人，张镇芳的姐姐嫁给袁世凯的大哥，两家有姻亲关系。1901年11月，李鸿章病故，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张镇芳大加提携，张镇芳先后出任北洋银元局会办、直隶差委总办、天津河间兵备道、长芦盐运使等职务。因张镇芳有经营方面的才干，几年间为国库增收56万两白银，还成功完成与英国人的谈判，将英国人独霸的开滦煤矿改为中英合办，因此升任二品大员。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去世，袁世凯受到排挤，张镇芳被迫退隐安阳。1911年武昌起义后，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袁世凯被重新起用，张镇芳被袁世凯委以重任，署理直隶总督。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任命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张镇芳主政河南期间，贸然杀害《民立报》数名编辑，搞得怨声载道；尤其是1914年1月，豫西起义的白朗穿越京汉铁路，攻破潢川、商城及安徽六安等地，项城一带受到严重威胁。袁世凯大为震怒，2月就以“剿匪无方，乱杀青年”之名，将张镇芳撤职，仅让其担任总统府顾问的闲职。1915年袁世凯为称帝，任命张镇芳为“更变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副会长和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在此期间，张镇芳向袁世凯提议以盐税结余办一家官商合股银行，1915年3月26日，经北洋政府财政部核准，成立盐业银行，“以辅助盐商，维护盐民生计，上裕国税，下便民食为宗旨”，总资本额计划500万，由财政部拨款200万元为官股，私商集资300万元作为商股，张镇芳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开业时仅收股款64.4万元，其中官股盐务署出资10万元，商股出资54.4万元。[27]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举国反对，不久就在忧愤交加中病逝。盐务署将以前所拨资金全部抽回，盐业银行转为普通银行，全部改招商股，大半股份落入张镇芳手中。此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难得的发展空间，北洋各大军阀都愿意把钱财存在盐业银行，连溥仪小朝廷也愿意在该行抵押借贷[28]，盐业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存、贷款额逐年递增，利润丰厚。该行以巨额资金购入国内公债和外币债券，执当时银行业之牛耳。特别是其购入的善后借款公债、中法五厘美金公债、中比六厘美金公债、沪宁铁路英镑公债、克利甫斯以盐税担保的英镑公债等，为銀行取得了巨额利润。该行成立当年实现纯利润9.57万元，1925年达188.5万元，增长了18.7倍，11年累计纯利润 1332.9 万元，为同期实收股东年累计额3825.8万元的34.84%。其中从1918年起，连续4年股东年纯利率超过40%，1919年曾高达476%，效益之高居当时各行之首。[29]在北洋政府时期，该行与浙江兴业银行交替为私营银行之首。
1917年，张勋复辟，张镇芳成为张勋最重要的支持者，张勋部队的一切开支和军饷，都用盐业银行的支票，溥仪再度登基，张镇芳被任命为度支部（相当于财政部）大臣。张勋复辟仅持续12天就事败，张镇芳以内乱罪被捕。张伯驹为营救其父四处奔走，义捐赈灾款40万元，在多方通融下，张镇芳被判处无期徒刑，又保外就医。1921年，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张镇芳再度出任盐业银行董事长。
张镇芳在政治上曾两度跟随的袁世凯、张勋都是民国大敌，本人且曾被判处极刑，其儿子是不太可能被称作“民国四公子”的。何况在1920年代初，张伯驹也没有表现出一位“公子”应有的风范，或许这时期他还在蚌埠长江巡阅使府咨议任上，与当时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繁盛之地相去甚远，不可能进入官少集中活动的场域，自然与“民国四公子”的称呼难有关涉。
这样，张伯驹所说“人谓近代四公子……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似乎与其履历接近。张伯驹1927年进入金融界，1920年代末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在那里吃花酒，得识妻子潘素，1935年与潘素结婚，时间、行事都正好相合。
从组成上来看，也不可能有这样组合的“四公子”存在。众所周知，中华民国是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声中成立的。民国初年，旗人的境遇是极为不好的，当时有很多旗人纷纷改从汉姓，今天对于清代帝室的许多秽言也都起于民国初期。因此，实在难以想象，溥仪族兄、作为爱新觉罗氏的溥侗，此时会被人称作“民国四公子”之一。而且溥侗的年龄比袁寒云大18岁，比张伯驹大28岁，比张学良大30岁，差了辈分，如何能并称？何况张伯驹出名时溥侗已近古稀，难道还可称“公子”？同样，袁世凯虽然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1916年的洪宪称帝，为国人所唾弃，袁家是树倒猢狲散，其诸子以后的命运不堪一提。如在洪宪帝制前，袁世凯之子被列为“民国四公子”，尚在情理之中，但到了1920年代，其子还能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则实在是不太可能。再则，袁寒云死得早，袁寒云死时，张伯驹还寂寂无名，怎么“并列”？
张宏武、梁转琴指出：“‘民国四公子是近百年来流传于坊间的一组豪门后裔，其说法在北洋军阀时期出现。‘四公子的产生是反对曹锟而结盟的果实。‘四公子指四名当时大名鼎鼎的政军显贵的后代：张学良、孙科、卢筱嘉、张孝若。‘民国四公子不含前清宗亲红豆馆主溥侗，‘民国四公子将袁寒云、张伯驹列入纯系民间误读。”[30]
综上所述，可以说，把张伯驹列入所谓的“民国四公子”之说，是毫无根据的，更不用为削足适履而去重新搭配组合“四公子”有哪几个更合适，这个说法应该归结为张伯驹“名士”思想所致。
二、所谓“张伯驹为抢收中华稀世文物而不惜倾家荡产”的说法并不属实
张镇芳在盐业银行期间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据其子张伯驹自述：“一九三三年我父亲张镇芳去世，遗有盐业股票五十万元，但那时股票已不如以前值钱，我以三十万元归天津家用，自己拿去二十万元作为北平家用。我以这些钱购进了我喜爱的宋元字画，以后陆续向盐业透支到四十万元收购字画。”[31]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被汪伪特务绑架，被勒索高额赎金。在当时盐业银行上海总管理处与在天津的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凤苞的往来函电中，有关于张伯驹财产的叙述[32]。雄厚的资本为张伯驹的收藏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大约在1927年，一个偶然的机缘，张伯驹买了一块康熙早年题写的“丛碧山房”匾额，从此爱上了收藏，并一发不可收拾。雄厚的资金与历史的机遇，使张伯驹能够收藏到诸如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李白的《上阳台帖》、唐代杜牧的《赠张好好诗》、宋代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宋徽宗的《雪江归棹图卷》、宋代蔡襄的《自书诗》、宋末元初钱选的《山居图卷》等古代珍贵书画。张伯驹自云：“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多年所聚，蔚然可观。”[33]103张伯驹最初收藏只是出于爱好，后来就生发出了一种责任，要保护文物不外流。张伯驹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34]为了收藏文物，张伯驹时常一掷千金，有些确实付出了令人瞠目的价格，如购买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用了1万元、黄庭坚的《摹怀素书》用了5千元[33]12，收杜牧之《赠张好好诗》花费了五千数百金[33]7，购买李白的《上阳台帖》并唐寅的《孟蜀官妓图》轴、王时敏的《山水》轴、蒋廷锡的《瑞蔬图》轴共花费6万元[33]10，购买范仲淹传世的唯一楷书《道服赞》花费了黄金110两[33]6，陆机的《平复帖》用了4万大洋[33]4，蔡襄的《自书诗》用了45 000 元[33]9，展子虔的《游春图》花费了黄金二百两[33]7。
张伯驹有时手头一时筹不上那么多钱，而不得不借贷鬻物，如为购《道服赞》，“乃于急景残年鬻物举债以收之”[33]6-7；特别是买《游春图》，“时余屡收宋元霁迹，手头拮据，因售出所居房产付款”[33]7，这使得大家倾向于用类似“张伯驹不惜倾家荡产，抢收中华稀世文物”“张伯驹毁家救国宝”这样的语言来表达对张伯驹的敬意。
其实，张伯驹收藏古字画，虽然花费巨大，但不至于倾家荡产。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讲，其实是积累巨额财富的一种手段。至于卖房子，也只是变现而已。一个人有多套房子，拿出一套来变现，用来投资，是一项最正常不过的经济活动。张伯驹以4万大洋购得的《平复帖》，溥心畬一直要价20万，“时白坚甫闻之，亦欲得以帖转售日人，则二十万价殊为易事”[33]4。《游春图》在玉池山房掌柜马霁川手中待价而沽时，要价黄金八百两，张伯驹买到《游春图》“月余后，南京政府張群来京，即询此卷，四五百两黄金不计也。而卷已归余有。马霁川亦颇悔恚”[33]7。由此可知，张伯驹购藏书画名作，绝不可能倾家荡产。在今天很多人看来，收藏是一种投资方式，收藏是为了升值、赚钱。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收藏界，张伯驹的学识和眼力得到高度认可，是公认的最优秀鉴赏家之一，古字画只要经他的手，肯定升值无数。
三、所谓张伯驹“因字画得罪康生”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一种说法，应当是出自张伯驹的族孙张柱堂，后经记者、作家姚伟文、唐师曾等的渲染，俨然真有其事：张伯驹因字画得罪了康生，并因此而被打成右派。[35]故事编得有模有样：说康生到张伯驹家，将“看中”的几件古书画借回家欣赏，但逾期不还，张伯驹反复追讨，还找到陈毅，陈毅又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让邓颖超前去康家找到康生夫人曹轶欧，自称要借来欣赏，意在提醒康生归还，张伯驹因此而得罪康生，后来张伯驹被打成右派，是康生派人“下的套”。
按理说，张伯驹的族孙所说总有根据吧，而且故事说得有板有眼，其实这纯属子虚乌有。且不说这件事涉及新中国几位领导，他们的思想、行事外人何从得知？就说故事里所说张伯驹与陈毅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来往，“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由于住得近了，二人之间走动更多。一天，无意之中，张伯驹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陈毅是个耿性子人，当下十分生气，回去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见了画，张伯驹好生惭愧，以为是错怪了人。对陈毅一说，陈毅听说画已经送回，心中暗觉好笑”[36]。为了证明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凭空而来，作者又说他俩是因诗词围棋而结为挚友：“张伯驹与陈毅相识相知，与他的另一大爱好——围棋——有关。陈毅初到北京时，找不到下围棋的对手，经北京市政协推荐，张伯驹与之下棋。几局过后，陈毅大呼过瘾，一谈话，发现两人在诗词等方面有太多的话题，一来二去，他们诗词唱和，逐渐情谊深厚。张伯驹夫妻捐献字画后，陈毅更是常请他们夫妇来家里做客，两位老头下棋，两位太太则切磋山水画技艺。”[37]
但是，张伯驹曾说自己一生共和陈毅见过两次面：“五七年夏始相晤于北京，坐接春风。陈帅如冬日可爱，平易近人，言谈爽快直截，全出于诚。六一年余于役吉林，又相晤。”[38]张伯驹另有一文《也算“奇缘”——我与陈毅元帅》也写到了这两次见面：“六一年，吉林省艺专学校约我爱人潘素去讲授国画，省宣传部长来电并约我同去。行前，我写信给陈毅元帅辞行，内有‘五七年与公一晤，觉公如冬日可爱，至今耿耿难忘语。陈帅见信后接我见面，首先问我列入右派事先为何不向彼说。我说：‘事先我未想到，不过受受教育也是好的。陈帅说：‘你这样说，我替党谢谢你了。你把你一生所珍藏的晋唐宋元清书画都捐给国家了，你会反党吗？陈帅之言，至今感激。”[24]张伯驹与陈毅后续关系还有二：一是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0年，夫妇回到北京，生活无着，“会陈毅元帅病重，为其两少君同日结婚。大少君之爱人为秦力生同志之女公子。吾友吴则虞与秦同志住同院，因以相识。因由我爱人潘素绘两幅画，我题诗，交送相贺。陈帅见画，始知我回京，嘱夫人张茜询问我的情况，并谓我是其老友，须请周总理照顾”。二是陈毅元帅逝世时，张伯驹写的挽联在追悼会上被毛主席见到，毛主席向张茜问及张伯驹与陈毅的关系，得知张伯驹的户口工作尚无着落，即嘱周总理为其安排一下。[24]张伯驹自己的回忆无疑是真实可靠的，社会上流传的故事显然纯属编造。
尽管康生的问题中央早有结论，他的古物癖、占有欲也让他声名不佳，但切不可无中生有，编造故事，如若那样，那就不是历史，而是小说了。
四、所谓“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的说法不切实际
有学者认为，“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候便已读完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39]。而张伯驹曾自云：“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35]如果说连《二十四史》都读过两遍，还需自谦“恨少读书”？《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如果坚持每天读两卷，读一遍需要整整4年。如果不是以治史为职志，又有几人会坚持阅读？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通读过全套《二十四史》的，也不过吕思勉、张舜徽等不多的几位。而认为张伯驹“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候便已读完了两遍”，显然是过分夸誉前辈了。
五、结语
张伯驹是收藏家中的“另类”，他的收藏不为投资，不为赚钱，是为了保护文物，而且“收”而不“藏”，凡“收”必捐。这大概就是收藏的最大意义：记录历史、保存文化，使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产得以传承、延续。张伯驹曾说：“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33]103这或许就是张伯驹收藏文物的最大动力，也是他捐献文物的最重要原因，其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们要记住：無论是历史研究还是人物纪念，都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切不可有意拔高。
参考文献：
[1] 许凯.烟云已与我相合——纪念张伯驹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J].紫禁城，2013（3）：150.
[2] 张晨怡.教科书里没有的民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2：33.
[3] 马勇.民国四公子的政治情怀[J].新江淮文史，2013（2）：149.
[4] 王忠和.民国四公子[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1-2.
[5] 智效民.民初“四大公子”中的张伯驹[J].博览群书，1996（11）：11.
[6] 魏泯.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中的文艺通才[J].世纪行，1997（12）：29.
[7] 邢建榕.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张伯驹绑架案[J].检察风云（法制新闻），2001（12）：78.
[8] 周利敏.张伯驹绑架案轰动上海滩[J].湖北档案，2006（8）：42.
[9] 吴用.“民国四大公子”的风雨人生（连载一）[J].乡音，2006（12）：43.
[10]王凯.“民国四公子”的风雨人生路[J].北方人，2007（3）：50.
[11]王凯.民国四公子：名副其实的“官二代”[J].政府法制，2010（36）：39.
[12]汪上荷.民国“京城四少”的范儿[J].新闻天地（上半月），2011（11）：17.
[13]殷晓章.“民国四公子”张伯驹传奇[J].记者观察（上半月），2011（10）：68.
[14]朱浩云.各领风骚的民国京城四公子[J].东方收藏，2012（12）：122.
[15]王烜.公子风流散人间遗恨长——写在张伯驹诞辰115周年之际[N].解放日报，2013-06-25（08）.
[16]王忠和，荣进.生是长穹一抹风：民国公子张伯驹[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13.
[17]任凤霞，迟秀才.张伯驹与潘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30.
[18]刘军.大收藏家张伯驹[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19]任凤霞.一代名士张伯驹[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28-36.
[20]楼宇栋，郑重.张伯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8.
[21]张恩岭.张伯驹传[M].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17-26.
[22]寓真.张伯驹身世钩沉[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107-126.
[23]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53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15.
[24]张伯驹.也算“奇缘”——我与陈毅元帅[J].党史纵横，1993（05）：39.
[25]张伯驹.张伯驹自述[M]//张伯驹潘素文献整理编辑委员会.回忆张伯驹.北京：中华书局，2001：197-198.
[26]谢燕.张伯驹词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27]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金融志》编委会办公室.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四）[M].北京：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1993：402.
[28]叶秀云.逊清皇室抵押、拍卖宫中财宝述略[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01）：44.
[29]郭凤岐.天津通志·金融志[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127.
[30]张宏武，梁转琴.“民国四公子”探颐[J].前沿，2012（14）：173.
[31]张伯驹.盐业银行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69.
[32]邢建榕.盐业银行关于張伯驹被绑案的来往函电[J].档案与史学，2001（1）：24.
[33]张伯驹.春游纪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4]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17.
[35]唐师曾.张伯驹与陈毅[J].中国文化，2010（2）：222.
[36]林玫，谢沐.大收藏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54.
[37]姚伟.张伯驹轶事[N].中国文化报，2009-04-23（05）.
[38]张伯驹.回忆陈毅元帅[J].社会科学战线，1979（1）：25.
[39]王晓飞.文化奇人张伯驹[J].文史精华，2000（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