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英译本之多重互动性
李庆明 习萌
〔摘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幻文学作品对外传播也日益重要，而中国科幻文学翻译则一直处于文学作品翻译的边缘地带。为促进中国科幻文学对外传播，文章尝试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对《三体》英译本译者主体体验性和译者多重互动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科幻文学翻译研究应从译者出发，兼顾翻译活动中各因素。翻译活动前译者应加强与双语世界的体验，翻译过程中应更多关注读者需求，主动向读者靠拢。文章还对科幻文学翻译以及科幻文学译者队伍建设提出若干建议，以期为我国科幻文学翻译提供借鉴。
〔关键词〕 科幻小说翻译；《三体》；认知语言学；多重互动性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5-0113-06
随着我国对“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大力倡导以及“一带一路”的逐渐推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愈加浓厚，国家也更加重视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文学作品的传播无疑成了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桥梁之一。学界近年来也加大力度对此进行研究，但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对《论语》《中庸》《孙子兵法》《楚辞》《红楼梦》《三国演义》《道德经》《庄子》等传统文学作品的英译研究，而科幻文学的翻译及“走出去”问题显然处于边缘地位。然而，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评判标准之一，科学文化传播更是重要指标。科幻文学不仅有助于培养大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其文学翻译更承担着科学文化的传播重任，需要更多研究力量的投入，促进其在广度与深度上更进一步的传播。
2015年王雪明、刘奕于《中国翻译》杂志发表文章对中国科幻小说近百年来的发展进行了回顾。文章系统阐释了科幻小说向我国的传入、发展以及冷落，勾画出科幻小说的高潮与低谷，道出了科幻小说翻译处于当前文学翻译研究的边缘地位[1]。事实也的确如此，从晚清通过翻译引入至今，科幻小说经历了起起落落，一直以来未能被重视。科幻小说与提高民众科学文化素养，促进社会进步有着不可分隔的关系。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英译本荣获“雨果奖”，在科幻界影响巨大。《三体》的成功打破了我国科幻界的僵局，使我国科幻文学传向海外，真正实现了文化“走出去”。但此时更值得思考的是，现实中我国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并不少，翻译传播得也不少，但是能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却不多。如何才能译出高质量的科幻文学作品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本文对《三体》这一成功案例进行研究，试图找出一条值得借鉴的翻译之路。对《三体》英译本研究，学界有从女性主义角度、翻译目的论、翻译伦理视角、顺应论角度、接受美学等视角进行分析的，但大都停留在对译本的文本分析这一单一层面上。然而，翻译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向翻譯实践活动提供借鉴。翻译活动包含译者、译本及读者等多个因素，译者更是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而存在。仅针对译本的翻译研究过于片面，将译者作为主体同时兼顾翻译活动中各个因素进行多维度透彻研究，方能弥补这一缺失。2016年，李庆明、刘冰琳于《外语教学》发表的文章将认知语言学与秦腔翻译相结合，充分分析了多重互动性对秦腔翻译的启示，弥补了秦腔翻译的不足，并推动秦腔翻译研究进一步发展[2]。认知语言学基于体验哲学对认知过程进行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翻译规则及策略，将译者、文本及读者进行结合，从而更加系统地进行翻译研究。因此，笔者从认知语言学出发，抛开单一文本层面的研究，从译者入手，以译者为中心，将其与译本及读者进行结合，着力研究译者体验性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与译本、读者进行多重互动，并采取恰当翻译策略进行翻译转换。
一、 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源自西方，又称“科学幻想小说”，英文为Science Fiction。国内有学者曾因Science Fiction究竟译为“科幻小说”还是“科学小说”而进行讨论。笔者认为，无论是“科幻小说”还是“科学小说”都可以起到提高民族科学素养，营造科学氛围的作用。因此，在如何翻译上大可不必纠结。其实，我国古代典籍中就存在“科幻因素”，如《山海经》《梦溪笔谈》《五杂俎》等都存在一些大胆幻想。清末民初，一些仁人志士便开始从事西方科幻小说翻译，目的是通过科幻小说将科学思想传递给民众并推动变革。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翻译量较大。据统计，仅在两个月之内科幻小说翻译量便高达30多篇。该时期进行科幻小说翻译的作家包括梁启超、陈独秀以及鲁迅等[3]。虽然新型文学引起了民众的兴趣，但终归是异质文化，大量的科幻小说输入使得民众开始对其产生质疑，最终沉寂。随后，我国大量翻译引入苏联科幻小说，这一改变将科幻小说的主体从“大众”转向“儿童”，阻碍了科幻小说的发展[4]。
科幻小说在我国的发展可谓起起落落，此前大都是通过翻译“引进来”。随着综合国力增强及科技的发展，我国科幻小说创作有所改善。优秀科幻作家，如郑文光、迟叔昌等为建国后的科幻小说发展注入了活力。叶永烈、童恩正、刘兴诗等作家推动了文革后期的科幻小说进一步发展。新时期的优秀科幻作家如刘慈欣、王晋康、夏笳、何夕、金涛等使我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再一次繁荣。为促进我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与交流，优秀的科幻作品开始被翻译并向世界传播。其中包括老舍的《猫城记》，中短篇英译科幻作品包括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叶永烈的《腐蚀》等。1970—2009年我国科幻小说被译成英语向海外传播的仅有14篇，2010年开始迅速增长，到2015年便高达60多部。除英语外，我国科幻小说亦被译成包括德语、法语、波兰语、日语、韩语等其他语种，共计140余篇[1]。向海外传播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包括《零》《沙嘴之花》《开光》等，但影响力皆不如《三体》。《三体》三部曲是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代表作之一。
《三体》以文化大革命为故事背景，通过科幻小说来揭示人类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2006年，《三体》一经出版便斩获国内多种奖项。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
英译本而荣获“雨果奖”。这是中国科幻文学迈向世界的重要一步。自获得“雨果奖”以来，《三体》除英译本外还包括法语、德语、韩语等九种译本，真正实现了科幻文学“走出去”。《三体》的成功让我们认识到，要使科幻文学进一步发展，作品翻译传播乃是关键，“足不出户”则难成大器。但如何才能将优秀科幻文学作品成功地译出是一大难题。刘慈欣于2009年将翻译《三体》的重任交给刘宇昆。《三体》译者刘宇昆也是科幻文学作家，其科幻作品高达20多篇，先后凭借《手中纸，心中爱》以及《终结历史的人》获得“雨果奖”“星云奖”双奖提名[5]。经他翻译的作品《北京折叠》亦于2016年荣获“雨果奖”[6]。
刘宇昆的译作究竟具有何种魅力？能屡次获奖并受到西方读者的热捧和青睐必有其过人之处。基于此，文章从译者入手，对刘宇坤译者体验性及译者互动性进行研究，探寻其译作成功之处。
二、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三体》英译本多重互动性之体现
从指稱论、语境论、外延论、观念论、真值论等客观语义论到非客观语义论。从历时到共时，从结构主义到转换生成语法再到认知语言学，语言学经历了多次变革，使其研究更加深入。Lakoff & Johnson在对客观语义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即体验哲学[7]（119-230）。基于体验哲学这一基础，认知语言学从“心理”出发来探讨现实背景--语言—认知的联系[8]。传统语言学及翻译研究仅停留在表面，认为翻译是简单的双语转换，未触及语言之外的因素。认知语言学将翻译研究拓展到认知层面，指出翻译研究应包括除语言之外的译者的内心活动以及与现实背景的体验。译者与现实世界充分体验所形成的语言能力、理解能力、推理能力是其准确进行双语转换的保证[9]。
“多重互动性”是王寅教授基于皮亚杰的互动论进一步发展并提出的。多重互动性认为，对语言的理解离不开与文化、社会、语言环境等的互动[10]。就翻译活动而言，翻译的多重互动性则包括译者、文本与读者间的多重互动。其中，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而存在，与文本及读者互动时充分而有“度”的发挥其主体性特征。
（一） 译者体验性
认知语言学从内部心智对语言进行研究[11]，强调 “体验性”，并认为认知是基于主体与客观世界的体验而得来的[12]（497）。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少不了渗入译者的主观认知，而译者的认知又来自与现实世界的体验[9]。因此，译者翻译过程与现实世界的体验密切相关。研究译者体验性应从多维度出发，不能局限于语音、词汇、语篇等纯文本方面[13]，更应关注译者在现实世界间的感知体验活动中所产生的翻译能力及技巧。译者作为翻译主体从文本中摄取信息，并将所摄取的信息进行恰当转换。“恰当”则需与双语世界充分体验，获取对等的双语信息并进行转换。译者只有通过与现实世界充分的互动体验才能逐步提高自身理解能力、语言及翻译等水平，并且通过与双语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的体验互动才能游刃有余地在语言、词汇、及篇章之间进行转换，译出适合译语读者的作品。
在翻译界，无论是杨戴夫妇、翟理思或其他翻译大家，无不对翻译文本进行深层研究，并进行大量翻译实践，从现实体验中积累并提高翻译能力，总结翻译技巧。《三体》译者刘宇昆自身就是一个科幻迷，是作为内行来翻译，长期积累的科幻文学翻译功底得益于其与外部世界的充分体验。使其从如何“译出”转向如何“译得漂亮”，并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特征，使《三体》的成功成为可能。其次，译者的翻译环境体验也尤为重要。刘宇昆八岁时便随父母移民美国，其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环境给予了他中国式思维。加之多年国外生活的背景，对西方人的思维、审美、价值观、文化等准确的捕捉，使其译作跨越了文化鸿沟，将作品清晰的进行转换。从以上分析我们便可以看到，翻译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与外界的体验互动。译者与现实世界的充分体验对翻译尤为重要，无论是科幻文学翻译还是其他类型文学翻译，译者都应具备深厚的认知体验及积累，包括对源语及译语文化等的了解，如此方能更好地进行翻译转换。
（二） 译者互动性之体现
认知语言学强调翻译是在现实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多重性认知互动。作为翻译的中心，译者不仅需要与译本进行互动，正确把握原作者想要通过文本表达的意图；更需要与读者互动，译出适合读者的译文；还需要对双语进行正确理解，平衡译者与文本间的关系，既不过分彰显译者主体性，又不刻意强调文本而削弱译者的创造性。
1. 译者与文本的互动
在翻译思想中，有强调从文本出发或以译者或以读者为中心。这种观点或多或少过于单调。实际上，译者一人分饰两角。在翻译时译者要权衡自身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不过分强调二者的重要性，避免造成两极分化。这种极端主义不免阻碍翻译研究的发展。因此，译者需主动平衡二者，实现译者与文本的互动[2]。
《三体》不像诗歌具有严格排列的文本形式，所以译者在翻译风格方面不存在与原文的互动。原文本存在对“文革”故事背景的描述，以及大量物理学相关的知识的描述。在语篇层面译者通过构建与文本的互动选择舍弃原文大段描述，在不违背原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灵活分段描述，将冗长文字简洁化，既不与原文背离又兼顾了读者，从而实现了“和谐” 翻译。在译文第一章描述故事背景时，原文本用约300字进行描述，而译者将原文本的一整段分为四段。这种分段处理既不与原文矛盾，又考虑到译语文本的表达习惯。译者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前提下保留了原文的完整，同时又保证了译文在译语世界的可接受度，使源语在译语文本中得以复现。
其次，《三体》中不乏俗语的出现。在“疯狂的年代”一章中出现的“有奶便是娘”，字面意思是谁给喂奶水便认谁为娘，指的是贪图利益之人。译者在与文本进行互动后，译为“He would serve any master who dangled money in front of him”。译者选择归化方法将这句粗俗语所含的引申义译出。将“顺山倒咧”翻译为“Timber...”，译者善于采用英语俗语代替汉语俗语，巧妙与文本及译语进行互动，不仅做到尊重源语，更减少了读者的阅读障碍。再如将“肉包子打狗”译为“a meat dumpling throw to the dogs”， 将 “扣帽子”译为“Label the author ”， 将“信口开河”译为“Making things up”等。可以看出在对俗语进行翻译时通过与文本互动，译者采取了“归异结合”的翻译策略，适当的发挥译者主体性并保留原文本的语言特色，将文本与译者进行平衡。
2. 译者与读者的互动
翻译时译者需发挥主体性特征，但需有“度”，译者可以作为第二创作者，仍需有“度”[14]（568）。“度”是一种标准及限制，译者受读者可接受程度的限制，需恰当与读者互动并进行一场“深度交谈”。译者与读者的互动是基于读者的可接受度进行翻译。翻译时，译者进入读者世界，研究读者的阅读思维，明确翻译目的并充分发揮译者主体性，这与翻译技巧的采用有着直接联系。《三体》以文化大革命为故事背景，而这对于西方读者来说非但陌生而且很难理解。其次，书中存在大量描述物理学知识的章节，以及“三体游戏”中存在大量中国历史人物。那么译者是如何选取翻译策略，将这些异质文化“输送”至读者的？通过研究《三体》英译本发现，在翻译时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发挥主观创造力，站在读者角度将原有内容进行补偿。对文革时期政治性词汇如“八月社论”“牛鬼蛇神”“宁左勿右”“黑五类”“知青”等进行加注，对“三体游戏”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如“钱钟书”“周文王”“伏羲”“墨子”“秦始皇”等进行加注，对书中的文化负载词如“二锅头”和“长戟”采用音译法且进行加注。运用注释对中西文化差异进行补偿，使异质文化得以准确传播与交流。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增加读者的阅读及思维张力，译者在注释中将中国历史人物与西方人物进行类比。如把“钱钟书”类比为“a Chinese Thomas Pynchon”，把“二锅头”类比为“Chinese vodka”，使得原文与译文具有相同的所指对象，从而补偿了读者对原语的空缺，使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在认知水平上达到一致。同时译者的补偿并不累赘，将原文与注释巧妙结合，且减少了阅读障碍。译者在翻译时补偿了文化差异，同时也懂得巧妙地舍弃，为避免西方读者对女性产生强烈的歧视，译者舍弃了原文中女性的歧视色彩转而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积极正面的空间进行阐释。译者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特征，通过与读者进行互动，对译文进行恰当添补省略等，不违背原文又译出符合译语读者的口味。
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译者并不因为是科幻小说而忽略对传统文化及历史传播，这非常有助于中西政治文化的平等交流。相比较很多译作，有些译者因作品中含有大量政治性话语或文化负载信息便对此进行大量删减，显然这种做法并不可取。“文革”时期的确是一段特殊历史，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人民用血的经验教训换来的一笔财富[15]。译者秉持不舍弃，不夸大的心态去翻译政治性敏感词汇。对文化负载信息进行翻译时，译者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至海外，对文化信息进行恰当翻译并采取策略补充译语读者的文化空缺。
三、 译者体验性及多重互动性对科幻文学翻译启示
（一） 对科幻文学翻译的启示
从认知语言学视域下译者体验性及多重互动性出发对《三体》英译本进行分析，笔者得出对科幻文学翻译的启示，以期能为科幻文学翻译提供借鉴。
首先，译者体验性要求科幻文学翻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前需进行双层体验以提高翻译能力。其一，译者须与双语文化、思维、价值观等背景进行充分体验以提高其双语文化知识、理解能力及翻译水平等。其二，译者需懂科幻并与科幻文学中所涉及的相关知识进行充分体验。译者在双层体验的基础上再着手进行翻译活动方能提高翻译的准确度。其次，译者无论是对原文的补偿还是舍弃都应有限制，保持文本与译者关系的平衡尤为重要。过分极端则会背离原文，阻碍翻译进行。译者多重互动性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与文本及读者进行互动。与文本互动，译者充分而有“度”地发挥其译者主体性特征，平衡文本中心与译者中心，充分发挥但有节制，充分而非越界，创作而非叛逆。与读者互动要求译者要善于换位，站在读者的角度，考虑读者的可接受度及读者的兴趣。我国科幻文学作品主动译出，在翻译时也应尽量向读者的阅读习惯、思维及价值观靠拢。一味地按照自己的喜好、阅读习惯、思维方式等进行翻译，将读者置之度外，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会大大降低科幻作品的翻译效果，阻碍我国科幻文学走出去。
（二） 科幻文学翻译队伍建设
《三体》英译本成功地在海外传播，是我国科幻文学的一大进步。与此同时，也应该引起我们深思。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并不少，但要将我国优秀科幻文学作品成功地“译出”并“译得漂亮”成为一大难题。“文化走出去”战略并不是假大空的口号，作为翻译研究者我们应更多地从实际出发，探索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翻译队伍更是我国科幻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对《三体》英译本进行分析，本文从认知语言学体验性及互动性出发对科幻文学翻译队伍建设提出若干建议。
首先，优秀的译者离不开与现实世界的体验互动。译者与现实的体验程度高低决定其理解能力及语言能力等的强弱。科幻文学中包含大量科学文化知识，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知识会不断加深。首先，应着力建设对科学文化知识及科幻小说怀有浓厚的兴趣的译者团队，并秉持将优秀科幻文学作品向外界传播的初心。其次，科幻文学作品中不乏异质文化的出现。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观等并非于一朝一夕形成，因此需加强科幻文学译者队伍与双语国家文化、思想、习俗等方面的深入互动研究。译者在对双语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方能准确进行传递转换。译者应避免因不了解或片面了解而造成对传统文化的删减甚至误译，从而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传播。最后，无论是传统文学作品还是科幻文学作品翻译，都需译出适合译语读者的口味的作品。因此，应加强科幻文学译者对译语读者阅读习惯，思维方式等的研究。译者应尽量向读者靠拢与读者进行互动，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但需有节制，不能一味向读者靠拢而偏离原文。
四、 结 论
对《三体》英译本的研究深入也好浮于表面也罢，《三体》的成功已是不争的事实。归根结底，翻译研究服务于翻译实践活动。如何从成功案例中提取精华并用以指导科幻文学翻译继而译出下一个《三体》，才是科幻文学翻译研究的重中之重。《三体》的成功，更充分表明了翻译活动是在多维度进行的，包含译者、文本、读者、翻译环境等多个因素。首先，译者是翻译的主体。翻译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译本，应从译者着手，分析译者如何与双语世界进行体验以提高其翻译能力，译者如何与翻译活动中各因素进行多重性互动并选取恰当策略进行翻译。只有以译者为中心，兼顾翻译环境中各个因素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为科幻文学翻译实践活动提供借鉴。其次，我国科幻文学主动译出，“文化自信”是必不可少的，但作为异质文化，要想被读者接受则要懂得“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我国现阶段的科幻文学发展来讲，译者应更多关注读者的需求，投其所好，翻译读者感兴趣且适合读者的作品。科幻文学翻译者不能盲目自信，一味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翻译，否则异域读者不接受也是徒劳无功。再次，科幻文学对外传播切忌急于求成，不能因为《三体》大火便大量向西方输出科幻文学作品。科幻文学传播应逐步进行，使西方读者逐渐了解，慢慢接受我国科幻文学。本研究仅是科幻翻译研究历程中的一小步，希望能为我国科幻文学翻译研究以及科幻翻译队伍建设提供借鉴，引起学界对科幻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视，促进我国科幻文学更快更好地走出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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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寅.认知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15] 谢天振.非常时期的非常翻译——关于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J].中国比较文学，2009，（2）：23-35.
（责任编辑：夏 雪）
〔摘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幻文学作品对外传播也日益重要，而中国科幻文学翻译则一直处于文学作品翻译的边缘地带。为促进中国科幻文学对外传播，文章尝试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对《三体》英译本译者主体体验性和译者多重互动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科幻文学翻译研究应从译者出发，兼顾翻译活动中各因素。翻译活动前译者应加强与双语世界的体验，翻译过程中应更多关注读者需求，主动向读者靠拢。文章还对科幻文学翻译以及科幻文学译者队伍建设提出若干建议，以期为我国科幻文学翻译提供借鉴。
〔关键词〕 科幻小说翻译；《三体》；认知语言学；多重互动性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5-0113-06
随着我国对“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大力倡导以及“一带一路”的逐渐推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愈加浓厚，国家也更加重视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文学作品的传播无疑成了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桥梁之一。学界近年来也加大力度对此进行研究，但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对《论语》《中庸》《孙子兵法》《楚辞》《红楼梦》《三国演义》《道德经》《庄子》等传统文学作品的英译研究，而科幻文学的翻译及“走出去”问题显然处于边缘地位。然而，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评判标准之一，科学文化传播更是重要指标。科幻文学不仅有助于培养大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其文学翻译更承担着科学文化的传播重任，需要更多研究力量的投入，促进其在广度与深度上更进一步的传播。
2015年王雪明、刘奕于《中国翻译》杂志发表文章对中国科幻小说近百年来的发展进行了回顾。文章系统阐释了科幻小说向我国的传入、发展以及冷落，勾画出科幻小说的高潮与低谷，道出了科幻小说翻译处于当前文学翻译研究的边缘地位[1]。事实也的确如此，从晚清通过翻译引入至今，科幻小说经历了起起落落，一直以来未能被重视。科幻小说与提高民众科学文化素养，促进社会进步有着不可分隔的关系。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英译本荣获“雨果奖”，在科幻界影响巨大。《三体》的成功打破了我国科幻界的僵局，使我国科幻文学传向海外，真正实现了文化“走出去”。但此时更值得思考的是，现实中我国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并不少，翻译传播得也不少，但是能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却不多。如何才能译出高质量的科幻文学作品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本文对《三体》这一成功案例进行研究，试图找出一条值得借鉴的翻译之路。对《三体》英译本研究，学界有从女性主义角度、翻译目的论、翻译伦理视角、顺应论角度、接受美学等视角进行分析的，但大都停留在对译本的文本分析这一单一层面上。然而，翻译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向翻譯实践活动提供借鉴。翻译活动包含译者、译本及读者等多个因素，译者更是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而存在。仅针对译本的翻译研究过于片面，将译者作为主体同时兼顾翻译活动中各个因素进行多维度透彻研究，方能弥补这一缺失。2016年，李庆明、刘冰琳于《外语教学》发表的文章将认知语言学与秦腔翻译相结合，充分分析了多重互动性对秦腔翻译的启示，弥补了秦腔翻译的不足，并推动秦腔翻译研究进一步发展[2]。认知语言学基于体验哲学对认知过程进行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翻译规则及策略，将译者、文本及读者进行结合，从而更加系统地进行翻译研究。因此，笔者从认知语言学出发，抛开单一文本层面的研究，从译者入手，以译者为中心，将其与译本及读者进行结合，着力研究译者体验性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与译本、读者进行多重互动，并采取恰当翻译策略进行翻译转换。
一、 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源自西方，又称“科学幻想小说”，英文为Science Fiction。国内有学者曾因Science Fiction究竟译为“科幻小说”还是“科学小说”而进行讨论。笔者认为，无论是“科幻小说”还是“科学小说”都可以起到提高民族科学素养，营造科学氛围的作用。因此，在如何翻译上大可不必纠结。其实，我国古代典籍中就存在“科幻因素”，如《山海经》《梦溪笔谈》《五杂俎》等都存在一些大胆幻想。清末民初，一些仁人志士便开始从事西方科幻小说翻译，目的是通过科幻小说将科学思想传递给民众并推动变革。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翻译量较大。据统计，仅在两个月之内科幻小说翻译量便高达30多篇。该时期进行科幻小说翻译的作家包括梁启超、陈独秀以及鲁迅等[3]。虽然新型文学引起了民众的兴趣，但终归是异质文化，大量的科幻小说输入使得民众开始对其产生质疑，最终沉寂。随后，我国大量翻译引入苏联科幻小说，这一改变将科幻小说的主体从“大众”转向“儿童”，阻碍了科幻小说的发展[4]。
科幻小说在我国的发展可谓起起落落，此前大都是通过翻译“引进来”。随着综合国力增强及科技的发展，我国科幻小说创作有所改善。优秀科幻作家，如郑文光、迟叔昌等为建国后的科幻小说发展注入了活力。叶永烈、童恩正、刘兴诗等作家推动了文革后期的科幻小说进一步发展。新时期的优秀科幻作家如刘慈欣、王晋康、夏笳、何夕、金涛等使我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再一次繁荣。为促进我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与交流，优秀的科幻作品开始被翻译并向世界传播。其中包括老舍的《猫城记》，中短篇英译科幻作品包括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叶永烈的《腐蚀》等。1970—2009年我国科幻小说被译成英语向海外传播的仅有14篇，2010年开始迅速增长，到2015年便高达60多部。除英语外，我国科幻小说亦被译成包括德语、法语、波兰语、日语、韩语等其他语种，共计140余篇[1]。向海外传播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包括《零》《沙嘴之花》《开光》等，但影响力皆不如《三体》。《三体》三部曲是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代表作之一。
《三体》以文化大革命为故事背景，通过科幻小说来揭示人类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2006年，《三体》一经出版便斩获国内多种奖项。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
英译本而荣获“雨果奖”。这是中国科幻文学迈向世界的重要一步。自获得“雨果奖”以来，《三体》除英译本外还包括法语、德语、韩语等九种译本，真正实现了科幻文学“走出去”。《三体》的成功让我们认识到，要使科幻文学进一步发展，作品翻译传播乃是关键，“足不出户”则难成大器。但如何才能将优秀科幻文学作品成功地译出是一大难题。刘慈欣于2009年将翻译《三体》的重任交给刘宇昆。《三体》译者刘宇昆也是科幻文学作家，其科幻作品高达20多篇，先后凭借《手中纸，心中爱》以及《终结历史的人》获得“雨果奖”“星云奖”双奖提名[5]。经他翻译的作品《北京折叠》亦于2016年荣获“雨果奖”[6]。
刘宇昆的译作究竟具有何种魅力？能屡次获奖并受到西方读者的热捧和青睐必有其过人之处。基于此，文章从译者入手，对刘宇坤译者体验性及译者互动性进行研究，探寻其译作成功之处。
二、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三体》英译本多重互动性之体现
从指稱论、语境论、外延论、观念论、真值论等客观语义论到非客观语义论。从历时到共时，从结构主义到转换生成语法再到认知语言学，语言学经历了多次变革，使其研究更加深入。Lakoff & Johnson在对客观语义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即体验哲学[7]（119-230）。基于体验哲学这一基础，认知语言学从“心理”出发来探讨现实背景--语言—认知的联系[8]。传统语言学及翻译研究仅停留在表面，认为翻译是简单的双语转换，未触及语言之外的因素。认知语言学将翻译研究拓展到认知层面，指出翻译研究应包括除语言之外的译者的内心活动以及与现实背景的体验。译者与现实世界充分体验所形成的语言能力、理解能力、推理能力是其准确进行双语转换的保证[9]。
“多重互动性”是王寅教授基于皮亚杰的互动论进一步发展并提出的。多重互动性认为，对语言的理解离不开与文化、社会、语言环境等的互动[10]。就翻译活动而言，翻译的多重互动性则包括译者、文本与读者间的多重互动。其中，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而存在，与文本及读者互动时充分而有“度”的发挥其主体性特征。
（一） 译者体验性
认知语言学从内部心智对语言进行研究[11]，强调 “体验性”，并认为认知是基于主体与客观世界的体验而得来的[12]（497）。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少不了渗入译者的主观认知，而译者的认知又来自与现实世界的体验[9]。因此，译者翻译过程与现实世界的体验密切相关。研究译者体验性应从多维度出发，不能局限于语音、词汇、语篇等纯文本方面[13]，更应关注译者在现实世界间的感知体验活动中所产生的翻译能力及技巧。译者作为翻译主体从文本中摄取信息，并将所摄取的信息进行恰当转换。“恰当”则需与双语世界充分体验，获取对等的双语信息并进行转换。译者只有通过与现实世界充分的互动体验才能逐步提高自身理解能力、语言及翻译等水平，并且通过与双语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的体验互动才能游刃有余地在语言、词汇、及篇章之间进行转换，译出适合译语读者的作品。
在翻译界，无论是杨戴夫妇、翟理思或其他翻译大家，无不对翻译文本进行深层研究，并进行大量翻译实践，从现实体验中积累并提高翻译能力，总结翻译技巧。《三体》译者刘宇昆自身就是一个科幻迷，是作为内行来翻译，长期积累的科幻文学翻译功底得益于其与外部世界的充分体验。使其从如何“译出”转向如何“译得漂亮”，并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特征，使《三体》的成功成为可能。其次，译者的翻译环境体验也尤为重要。刘宇昆八岁时便随父母移民美国，其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环境给予了他中国式思维。加之多年国外生活的背景，对西方人的思维、审美、价值观、文化等准确的捕捉，使其译作跨越了文化鸿沟，将作品清晰的进行转换。从以上分析我们便可以看到，翻译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与外界的体验互动。译者与现实世界的充分体验对翻译尤为重要，无论是科幻文学翻译还是其他类型文学翻译，译者都应具备深厚的认知体验及积累，包括对源语及译语文化等的了解，如此方能更好地进行翻译转换。
（二） 译者互动性之体现
认知语言学强调翻译是在现实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多重性认知互动。作为翻译的中心，译者不仅需要与译本进行互动，正确把握原作者想要通过文本表达的意图；更需要与读者互动，译出适合读者的译文；还需要对双语进行正确理解，平衡译者与文本间的关系，既不过分彰显译者主体性，又不刻意强调文本而削弱译者的创造性。
1. 译者与文本的互动
在翻译思想中，有强调从文本出发或以译者或以读者为中心。这种观点或多或少过于单调。实际上，译者一人分饰两角。在翻译时译者要权衡自身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不过分强调二者的重要性，避免造成两极分化。这种极端主义不免阻碍翻译研究的发展。因此，译者需主动平衡二者，实现译者与文本的互动[2]。
《三体》不像诗歌具有严格排列的文本形式，所以译者在翻译风格方面不存在与原文的互动。原文本存在对“文革”故事背景的描述，以及大量物理学相关的知识的描述。在语篇层面译者通过构建与文本的互动选择舍弃原文大段描述，在不违背原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灵活分段描述，将冗长文字简洁化，既不与原文背离又兼顾了读者，从而实现了“和谐” 翻译。在译文第一章描述故事背景时，原文本用约300字进行描述，而译者将原文本的一整段分为四段。这种分段处理既不与原文矛盾，又考虑到译语文本的表达习惯。译者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前提下保留了原文的完整，同时又保证了译文在译语世界的可接受度，使源语在译语文本中得以复现。
其次，《三体》中不乏俗语的出现。在“疯狂的年代”一章中出现的“有奶便是娘”，字面意思是谁给喂奶水便认谁为娘，指的是贪图利益之人。译者在与文本进行互动后，译为“He would serve any master who dangled money in front of him”。译者选择归化方法将这句粗俗语所含的引申义译出。将“顺山倒咧”翻译为“Timber...”，译者善于采用英语俗语代替汉语俗语，巧妙与文本及译语进行互动，不仅做到尊重源语，更减少了读者的阅读障碍。再如将“肉包子打狗”译为“a meat dumpling throw to the dogs”， 将 “扣帽子”译为“Label the author ”， 将“信口开河”译为“Making things up”等。可以看出在对俗语进行翻译时通过与文本互动，译者采取了“归异结合”的翻译策略，适当的发挥译者主体性并保留原文本的语言特色，将文本与译者进行平衡。
2. 译者与读者的互动
翻译时译者需发挥主体性特征，但需有“度”，译者可以作为第二创作者，仍需有“度”[14]（568）。“度”是一种标准及限制，译者受读者可接受程度的限制，需恰当与读者互动并进行一场“深度交谈”。译者与读者的互动是基于读者的可接受度进行翻译。翻译时，译者进入读者世界，研究读者的阅读思维，明确翻译目的并充分发揮译者主体性，这与翻译技巧的采用有着直接联系。《三体》以文化大革命为故事背景，而这对于西方读者来说非但陌生而且很难理解。其次，书中存在大量描述物理学知识的章节，以及“三体游戏”中存在大量中国历史人物。那么译者是如何选取翻译策略，将这些异质文化“输送”至读者的？通过研究《三体》英译本发现，在翻译时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发挥主观创造力，站在读者角度将原有内容进行补偿。对文革时期政治性词汇如“八月社论”“牛鬼蛇神”“宁左勿右”“黑五类”“知青”等进行加注，对“三体游戏”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如“钱钟书”“周文王”“伏羲”“墨子”“秦始皇”等进行加注，对书中的文化负载词如“二锅头”和“长戟”采用音译法且进行加注。运用注释对中西文化差异进行补偿，使异质文化得以准确传播与交流。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增加读者的阅读及思维张力，译者在注释中将中国历史人物与西方人物进行类比。如把“钱钟书”类比为“a Chinese Thomas Pynchon”，把“二锅头”类比为“Chinese vodka”，使得原文与译文具有相同的所指对象，从而补偿了读者对原语的空缺，使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在认知水平上达到一致。同时译者的补偿并不累赘，将原文与注释巧妙结合，且减少了阅读障碍。译者在翻译时补偿了文化差异，同时也懂得巧妙地舍弃，为避免西方读者对女性产生强烈的歧视，译者舍弃了原文中女性的歧视色彩转而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积极正面的空间进行阐释。译者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特征，通过与读者进行互动，对译文进行恰当添补省略等，不违背原文又译出符合译语读者的口味。
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译者并不因为是科幻小说而忽略对传统文化及历史传播，这非常有助于中西政治文化的平等交流。相比较很多译作，有些译者因作品中含有大量政治性话语或文化负载信息便对此进行大量删减，显然这种做法并不可取。“文革”时期的确是一段特殊历史，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人民用血的经验教训换来的一笔财富[15]。译者秉持不舍弃，不夸大的心态去翻译政治性敏感词汇。对文化负载信息进行翻译时，译者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至海外，对文化信息进行恰当翻译并采取策略补充译语读者的文化空缺。
三、 译者体验性及多重互动性对科幻文学翻译启示
（一） 对科幻文学翻译的启示
从认知语言学视域下译者体验性及多重互动性出发对《三体》英译本进行分析，笔者得出对科幻文学翻译的启示，以期能为科幻文学翻译提供借鉴。
首先，译者体验性要求科幻文学翻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前需进行双层体验以提高翻译能力。其一，译者须与双语文化、思维、价值观等背景进行充分体验以提高其双语文化知识、理解能力及翻译水平等。其二，译者需懂科幻并与科幻文学中所涉及的相关知识进行充分体验。译者在双层体验的基础上再着手进行翻译活动方能提高翻译的准确度。其次，译者无论是对原文的补偿还是舍弃都应有限制，保持文本与译者关系的平衡尤为重要。过分极端则会背离原文，阻碍翻译进行。译者多重互动性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与文本及读者进行互动。与文本互动，译者充分而有“度”地发挥其译者主体性特征，平衡文本中心与译者中心，充分发挥但有节制，充分而非越界，创作而非叛逆。与读者互动要求译者要善于换位，站在读者的角度，考虑读者的可接受度及读者的兴趣。我国科幻文学作品主动译出，在翻译时也应尽量向读者的阅读习惯、思维及价值观靠拢。一味地按照自己的喜好、阅读习惯、思维方式等进行翻译，将读者置之度外，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会大大降低科幻作品的翻译效果，阻碍我国科幻文学走出去。
（二） 科幻文学翻译队伍建设
《三体》英译本成功地在海外传播，是我国科幻文学的一大进步。与此同时，也应该引起我们深思。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并不少，但要将我国优秀科幻文学作品成功地“译出”并“译得漂亮”成为一大难题。“文化走出去”战略并不是假大空的口号，作为翻译研究者我们应更多地从实际出发，探索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翻译队伍更是我国科幻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对《三体》英译本进行分析，本文从认知语言学体验性及互动性出发对科幻文学翻译队伍建设提出若干建议。
首先，优秀的译者离不开与现实世界的体验互动。译者与现实的体验程度高低决定其理解能力及语言能力等的强弱。科幻文学中包含大量科学文化知识，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知识会不断加深。首先，应着力建设对科学文化知识及科幻小说怀有浓厚的兴趣的译者团队，并秉持将优秀科幻文学作品向外界传播的初心。其次，科幻文学作品中不乏异质文化的出现。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观等并非于一朝一夕形成，因此需加强科幻文学译者队伍与双语国家文化、思想、习俗等方面的深入互动研究。译者在对双语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方能准确进行传递转换。译者应避免因不了解或片面了解而造成对传统文化的删减甚至误译，从而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传播。最后，无论是传统文学作品还是科幻文学作品翻译，都需译出适合译语读者的口味的作品。因此，应加强科幻文学译者对译语读者阅读习惯，思维方式等的研究。译者应尽量向读者靠拢与读者进行互动，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但需有节制，不能一味向读者靠拢而偏离原文。
四、 结 论
对《三体》英译本的研究深入也好浮于表面也罢，《三体》的成功已是不争的事实。归根结底，翻译研究服务于翻译实践活动。如何从成功案例中提取精华并用以指导科幻文学翻译继而译出下一个《三体》，才是科幻文学翻译研究的重中之重。《三体》的成功，更充分表明了翻译活动是在多维度进行的，包含译者、文本、读者、翻译环境等多个因素。首先，译者是翻译的主体。翻译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译本，应从译者着手，分析译者如何与双语世界进行体验以提高其翻译能力，译者如何与翻译活动中各因素进行多重性互动并选取恰当策略进行翻译。只有以译者为中心，兼顾翻译环境中各个因素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为科幻文学翻译实践活动提供借鉴。其次，我国科幻文学主动译出，“文化自信”是必不可少的，但作为异质文化，要想被读者接受则要懂得“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我国现阶段的科幻文学发展来讲，译者应更多关注读者的需求，投其所好，翻译读者感兴趣且适合读者的作品。科幻文学翻译者不能盲目自信，一味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翻译，否则异域读者不接受也是徒劳无功。再次，科幻文学对外传播切忌急于求成，不能因为《三体》大火便大量向西方输出科幻文学作品。科幻文学传播应逐步进行，使西方读者逐渐了解，慢慢接受我国科幻文学。本研究仅是科幻翻译研究历程中的一小步，希望能为我国科幻文学翻译研究以及科幻翻译队伍建设提供借鉴，引起学界对科幻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视，促进我国科幻文学更快更好地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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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