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农户生计响应研究
蒋辉 蒋舒娜 周忠丽
摘要：产业扶贫是扶贫工作中最基础，也是最有难度的扶贫策略。总结产业扶贫中农户生计响应特征，既是深入推进产业扶贫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现实需求。研究采用湖南省桂东县10个贫困村480份入户调研数据，构建了“四维度-三强度”农户生计响应测度指标体系，利用专家打分法与熵值法确定农户生计响应测度的基准权重，运用SPSS软件分析了产业扶贫中农户生计响应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扶贫对推动深度贫困地区持续脱贫与内生发展具有显著作用，对于改善农户生计空间的效果最为突出，但对农户的生计产出和生计资本的提升作用还有待加强。相较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农户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响应并不显著，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户生计水平的提高。进而从升级扶貧产业、强化赋权赋能、提高农户抵御产业风险的能力、改善公共服务和民生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 键 词：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生计资本;生计水平;生计响应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已经进入脱贫攻坚最后冲刺阶段，把扶贫工作重心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是党和政府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产业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关键举措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保障，不仅能有效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致富，更能持续为深度贫困地区强基础、注动能、补短板[1]，这既是如期完成脱贫攻坚宏伟蓝图的重要抓手，更是跑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公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顺利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的必然要求。
农户生计是指建立在农户自身能力、资产以及活动基础上的营生方式。近年来，理论界比较注重农户生计视角下的扶贫问题。英国萨赛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将农户生计看作避免陷入贫困的一系列收入流，一旦营生的方式受到威胁，那么农户的生计将逐渐脆弱。国外学者对农户生计的研究聚焦于农户生计多样化和脆弱性以及寻求生计替代方面，2001年，世界银行在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贫困脆弱性”这一词语，认为导致农户生计脆弱的原因是由于家庭遭到风险，从而使得贫困人口基本生活水平降低到地区社会公认水平之下。Martha G.Roberts（2003）[2]指出贫困人口生计脆弱是由于其生计资产的短缺造成的，随后又进一步指出生计资产包括自然、金融、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贫困人口的生计资产的不足往往是多种资本的不足。为了更好的分析生计可持续性，英国国际发展研究署（1999）[3]建立了DFID模型，提出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该模型利用了SEM测度了生计脆弱性、环境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制度的转变、生计策略与生计结果等5个因素。区别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更加侧重于研究农户的生计演变规律与它的调控系统、农户生计策略与生态破坏带来的影响等。国内已有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就是从农村贫困地区着手，研究农户生计，任威、熊康宁（2019）[4]以因自然环境恶劣而导致农户生计严重不足的贫困地区为例，发现转变农户生计策略是解决生态环境恶劣导致农户生计脆弱问题的主要途径。伍艳（2015）[5]基于贫困地区研究，得出贫困地区生计脆弱性明显，越是生计资本缺乏的农户，其生计脆弱性程度最高，生计资本不足是深度贫困地区陷入慢性贫困的根源。何仁伟（2014）[6]以民族地区为例，运用DFID模型分析影响农户生计水平的相关因素，并进一步发现了农户生计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表明民族地区农户生计水平同其地理条件具有显著相关性。第二类则将目光放到了城镇，刘自强、李静（2017）[7]研究发现农户生计资本结构和总量在城镇化扩散效应和聚集效应的影响下，呈现出直接响应和间接响应两种形态，城镇化对农户生计资本具有正面影响，但其总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还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伴随着城镇化的进展，外出务工的人数不断增加，李聪（2010）[8]发现外出务工虽然有利于家庭生计资本的积累，但会阻碍流出地非农生计活动和劳动力供给。第三类研究则重于提高农户的生计水平，黄建伟（2011）[9]指出，良好的公共政策可以帮助失地农户提高生计能力和积累生计资本，生计资本和无形资产之间具有正相关性，可形成良性循环，强化政府行为可以改善农户生计资本，提高抗脆弱性能力。刘自强（2018）[10]认为农户生计资本总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李伯华（2019）[11]基于乡村旅游并以提高农户生计资本为媒介，对农户的生计适应行为、影响因素以及适应机制进行探讨。上述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农户的生计问题进行了相应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建议。近年来我国产业扶贫作为深入推进精准扶贫战略的一项重要抓手，在助贫脱困和区域发展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从理论角度来探讨产业扶贫对农户微观生计能力的影响机理以及作用程度的研究相对欠缺。
诸多实践表明，产业扶贫的模式依然可以抽离归纳为救济式扶贫与开发式扶贫两种。不同的产业扶贫模式产生的扶贫成效各有迥异，救济式产业扶贫主要依靠政府转移性支出，其侧重点在于通过政府资金和政策扶持来遴选项目和培育产业链，进而吸纳贫困户进入产业链，共享产业发展利益;开发式产业扶贫则更强调“内生造血”，其侧重点在于立足当地优势资源和既有特色产业，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优化发展环境和创新机制体制，推动当地形成优势突出、特色鲜明、辐射明显、带动有效的产业，有效促进区域发展和农户增收。随着扶贫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上述产业扶贫方式要想持续发挥作用，必须向扶贫对象进行有效的赋权和赋能。所谓的赋权，即赋予扶贫对象有关产业扶贫相关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收益权和监督权，十八大以后，作为精准扶贫战略一项内化的扶贫举措，扶贫赋权在国家强力推进下成效显著。赋能，可形象的表述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收入的提升相比，它更加关注持续发展的能力与内生的生计策略，即阿玛蒂亚·森所指的“尊重人们想过自己珍视的生活的自由，以及去扩展其选择的能力”。精准扶贫的最终目的是帮助贫困群体形成赖以发展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如此才能真正实现脱贫目标且有效防止返贫。因此在产业扶贫过程中深入考察农户的生计能力及其响应行为，有助于找到与特定产业扶贫情境相匹配的农户生计策略。本研究以湖南省桂东县为例，对该县10个贫困村的产业扶贫及生计状况进行入户调查，了解各村农户对于产业扶贫的生计感知，并从生计资本、生计方式、生计产出、生计空间四个维度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期为深度贫困地区的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
二、数据来源、指标选取与方法确定
（一）数据来源
桂东县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腹地，是典型的深度贫困县。截止到2018年，桂东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累计脱贫14407户44620人，通过产业扶贫成功脱贫人数达到34427人，占总脱贫人数的77.16%。研究以桂东县为例来分析产业扶贫中农户生计响应。采用实地调研的方法来搜集数据，调研数据样本采集于桂东县下辖的10个贫困村，分别是青竹村、上东村、羊社村、秋里村、马坊村、寨坪村、船塘村、三洞村、秋坪村、大水村，共计采集调研数据样本480份，其中342份是建档立卡户，138份是非建档立卡户。青竹村与寨坪村作为重点调研村进行数据采集，青竹村共计采集调研数据样本80份，其中建档立卡户45户、非建档立卡户35户，寨坪村共计采集调研数据样本80份，其中建档立卡户52户、非建档立卡户28户。其余8个村每个村随机采集了40份共计320份数据样本，其中建档立卡户245户、非建档立卡户75户。
（二）指标体系设计
问卷包含“生计资本响应”、“生计方式响应”、“生计产出响应”和“生计空间响应”四个一级指标（见表1）。其中，生计资本响应又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五个二级指标。同时在问卷调查中要求调查对象对表2中四个维度的响应强度和所设定测度要素进行评价打分，对测度问题回答“完全同意”计5分，“基本同意”计4分，“不清楚”计3分，“基本不同意”计2分，“完全不同意”计1分。
调查自然资本的测度要素是指农户对耕地、林地、菜地、鱼塘等由于产业扶贫而被征收或流转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反应。物质资本的测度要素是指农户对购房或住房改建中家居（小车、家具等）受产业扶贫影响的认知、态度及行为反应。人力资本的测度要素是指农户对家庭成员的见识、技能及对教育的认识等受产业扶贫影响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反应。社会资本的测度要素是指农户对邻里、亲戚和朋友关系等社会网络资源受产业扶贫影响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反应。金融资本的测度要素是指农户对持有金融产品、发生金融业务及与金融机构互动频率和方式受产业扶贫影响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反应。生计方式响应的测度要素是指农户对非农就业机会（做生意、务工、兼职等）以及乡村生计方式受产业扶贫影响的认知、态度与行为反应。生计产出响应的测度要素是指农户对产业扶贫引起的产出水平、收入渠道以及受自然条件（灾害、恶劣天气等）、市场条件（价格、需求等）影响的认知、态度及行为反应。生计空间响应的测度要素是指农户对生计活动的空间（居住、就业、就学、就医、购物、娱乐空间等）受产业扶贫影响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反应。
（三）指标权重确定与方法选择
针对调研数据采用SPSS22.0软件对生计响应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采取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相结合确定生计响应各要素权重，其中主观赋权采用专家打分法，针对生计响应各维度和响应强度的相对重要性，结合专家的意见综合确定各自权重。体现了专家对各響应维度相对重要性的专业判断。客观赋权则采用熵值法，该方法适合多指标权重计算，能有效克服指标间的信息重叠，可信度较高。生计响应的维度包括生计资本、生计方式、生计产出、生计空间响应以及生计资本响应，而生计响应的强度则包括感知、意愿和行动响应。将主观权重与客观权重各占50%合成，综合权重作为生计响应测度的基准权重（见表1）。
三、数据分析与检验
（一）产业扶贫农户生计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1.是否建档立卡户对生计水平的影响
利用SPSS22.0软件计算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将农户是否属于建档立卡户视为自变量，因变量则为农户问卷答题得分。根据自变量的特定值，比较各组中因变量的均值。结果表明建档立卡户的问卷得分要略高于非建档立卡户，如表2所示。根据SPSS计算结果T = 0.685，显著性（双尾）= 0.000，即P = 0.000，P<0.05，表明建档立卡户与非建档立卡户之间的生计响应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因为产业扶贫的对象具有很强的目标性，优先建档立卡户，多数帮扶政策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只有建档立卡户可以享受。这种目标性的扶贫对象和排他性的帮扶政策很大程度上打击了非建档立卡户在参与扶贫产业上的积极性。
2.家庭拥有劳动力数量对生计水平的影响
假设家庭拥有劳动力数量对农户的生计响应有影响，利用SPSS软件进行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根据表3和表4的方差分析数据结果可知，原假设是：产业扶贫农户生计响应受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卡方的概率P值为0.007，小于0.05，因此拒绝原假设，产业扶贫农户生计响应不受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劳动力数量的差异并不影响产业扶贫中农户生计响应。这一现象是可能由于农村“空心” 化，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向城市迁移，留在家中的大多数是缺乏劳动能力的老人孩子”。
3.主要经济来源对生计水平的影响
在显著性0.05水平下，表5中卡方的概率P值为0，小于0.05，因此拒绝原假设，认为产业扶贫农户生计响应不受家庭收入来源的影响。
4.受教育程度对生计水平的影响
采用卡方检验的方法，将农户生计响应受最高受教育程度影响设为原假设。根据表6卡方检验结果分析，P值小于0.05，则拒绝原假设，说明农户家中受教育程度对于农户生计响应成效无显著性差异。
5.家庭年龄结构对生计水平的影响
在显著性为0.05的水平下，由交叉列联卡方检验可看出，卡方的概率P值为0.554，大于0.05，因此接受原假设，认为产业扶贫农户生计响应受年龄结构的影响（见表7）。
（二）产业扶贫农户生计响应分析
1.生计方式响应
在生计方式响应方面，意愿层次得分最高为4.30分，感知层次次之为4.08分，行动层次得分最低为3.97分。桂东县超过77%的贫困人口依靠产业扶贫脱贫，扶贫效果显著，农户对于利用产业扶贫优化生计方式的意愿高。产业扶贫政策在当地实施时间较长，村民对于扶贫产业中的经济活动比较了解。而行动层次得分略低的原因主要是农户外出务工带来的经济收入影响较大，导致农户参与产业扶贫的时间较少。
2.生计产出响应
从生计产出响应层次的得分情况来看，感知、行动层次得分相同，为3.87分，意愿层次得分偏低为3.73分。可以看出，生计产出响应三个响应强度得分均较低。结合我们实际走访情况来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由于产业同质性高，农产品数量多，价格低廉，农业成本增加;二是受雨雪天气影响，导致种植作物明显减产;三是农产品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牌，渠道狭窄，部分农产品滞销。
3.生计空间响应
计空间响应层次的得分情况相对理想，行动层次得分为4.34分，感知、意愿层次得分分别为4.16、4.10分，这主要是由于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深入实施，使得桂东县交通、医疗、教育等各方面设施和条件大幅度改善，当地贫困农户发展的机会、空间大幅拓展。
4.生计资本响应
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五个方面展开对生计资本响应的分析。自然资本的意愿层次得分最高，为4.28分，表明在产业扶贫的过程中，由于引进外来资本在当地发展产业，租用土地的需求大为增加，加之外出务工的农户较多，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农户对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呈现高涨的趋势。而自然资本行动层次的分数最低，为2.86分，这种积极性高却流转率低的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地土地流转价格较低，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项的综合得分相近，分别为3.82、3.77、3.77分，处于“一般”到“较好”两个等级之间，从感知、意愿、行动三个层次的得分情况看，行动层次得分略高于感知层次，感知层次略高于意愿层次。意愿层次在金融资本中得分最低为3.35，行动层次其次，得分为3.54分，感知层次得分略高些为3.60，这表明仍然有部分农户即便在对扶贫贷款相关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后，由于观念的制约，贷款参加扶贫产业项目的意愿仍然较低，因而对贷款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构建了基于“生计资本、生计方式、生計产出和生计空间”四个生计响应维度和“感知-意愿-行动”三个生计响应强度的“四维度-三强度”农户生计响应测度指标体系，以湖南省桂东县为实证对象，测度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对于产业扶贫的生计响应水平。研究表明，产业扶贫对于推动深度贫困地区持续脱贫和内生发展产生了比较显著的效果，农户对产业扶贫的生计响应水平多在3.5分以上。深入分析后发现，产业扶贫对于改善农户生计空间的效果最为突出，依次是对生计方式、生计产出和生计资本的改善效果。由此可见，产业扶贫比较明显的优化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让其在居住、就业、就学、就医、购物等方面有了更多的渠道、机会、平台和能力，有助于贫困户采取更加积极有利的行动来切实提升自身境遇。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产业扶贫对农户的生计产出和生计资本的提升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如何选择带动力、辐射面更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突出的项目和产业依然是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生计资本五个方面的分析表明，在产业扶贫背景下，农户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响应相对明显，而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响应并不显著，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深度贫困地区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人们对土地、河流、树木等自然资源的依赖依然根深蒂固，依靠自然力劳作，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生产和生活所需，“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这些自然资本承载的不仅是生产资源的功能，更是农户们心中自我保障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使得贫困地区农户不敢放弃对于土地等重要资源的经营使用权，他们也不敢运用现代金融资本等手段来改善生产经营的状况，一些研究已经印证了上述结论。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由抓“产业扶贫”升级为抓“扶贫产业”，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精准扶贫的终极目的不是阶段式脱贫，而应实现长期富裕和持续发展，这就需要扶贫产业的永续发展。产业扶贫更注重过程、手段，而扶贫产业强调的是结果和目标，对于一些深度贫困地区而言，产业扶贫依然存在项目短、平、快，产业链条弱、小、散等问题，动力主要来自于外部，政府切入的焦点还是在参与项目遴选，甚至直接参与到种植养殖的具体环节。政府应切实转变工作着力点，通过优化发展环境、搭建合作平台、疏通销售渠道、打造区域品牌、改善配套条件等措施来培育当地特色突出、优势明显的扶贫产业，进而形成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
强化产业扶贫过程中的“赋权”“赋能”，培育贫困个体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过程中，既要给予贫困地区和贫困户足够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让其参与到扶贫的整个环节和共享发展的成果，更要让这些地区和农户在参与产业扶贫中获取更多发展的机会、能力和平台。由于知识水平的制约，部分贫困户对政策信息、市场信息、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知之不多，往往盲目跟风或冒进决策。这要求政府加强对农户的培训，一是要强化政策宣传力度，采取农村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宣传国家扶贫政策，让农户充分理解国家大政方针。二是要加强农户技能培训，采取入村培训、能人集训、新型经营主体短训等多种方式，对农业生产技能、农村电商技巧、基本金融知识、常规谈判技巧、品牌包装推广等方面进行有计划的系统培训。三是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重视程度。进一步强化对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优化贫困地区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集中力量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对老少边穷地区寄宿制学校建设，抓好硬件条件改善和师资水平提升。推行灵活、多样、开放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适应地方三农发展实际需要，设置有针对性的特色课程和实践教学环节，将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融合起来，采取产教融合、半工半读、工学交替等方式有效发展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
提升农户生计响应水平，提高农户抵御产业风险的能力。通过产业扶贫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合理设置产业扶贫利益共享机制，探索和优化“企业+合作社+农户”等产业化发展模式。引导贫困农户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和就业结构，有序引导部分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换，政府通过金融、信贷等方式积极支持贫困户从事非农活动，将劳动力分散于不同产业部门，从而形成多样化的收入来源，降低单一产业收入来源可能导致的各种风险。积极推动农村信贷和农业保险，结合当地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发一些信贷服务和农业保险品种，有效弥补农户生计应对能力薄弱的现状，切实提升贫困地区农户运用金融资本的能力。
改善公共服务和民生水平，优化深度贫困地区生计空间。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和民生短板相对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发展。要精准聚焦，找出横亘在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的症结，精准施策，稳步有序的逐个解决这些突出问题。一方面，着重在交通基础设施、医疗、就业、教育、农田水利、通讯等领域加大政府投入，切实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真正破除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的各种障碍;另一方面，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民生领域，形成基本需求政府兜底、特殊需求市场补充的多元开放的公共服务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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