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园林中的“一只极为珍稀的鸟”
关键词：刘家和;天才;勤奋;专精;博通
20多年前的一天，我国魏晋南北朝史大家何兹全先生与我同去北师大主楼开会，他边走边说：小凌，你怎样看刘家和的学术位置？我脱口答自然是中西兼通的大学问家。他回我话说：我认为家和是当今“中国古史第一人”。
人的大脑不是录音机，即使事后补录不久前的对话，也不可能纹丝不差。而且这种经过筛选而残缺不全的记忆会随时间变形，像冰雪一般融化，像指甲、头发一样不断生长。20多年后在记忆的脑海里调取我们短暂的交谈，自然不会字字真确。所以为避免误导读者，这里没有把我们的话都标为直接引语。但出自何先生口中“古史第一人”这一定位却如雷贯耳，牢牢地铭刻在我头脑里不曾变形。
我治世界古代史，对中国古史学界所知不甚了了，因此没有评判刘先生在中国古史学界地位的资格。但以何先生的道德文章，以他对中国古史学界过去与现状的了解，以及对刘先生本人的熟识，我相信他的评定绝不是一时随想，而是深思熟虑的结论。刘先生无疑是我国学林中的擎天巨树。
20世纪卓越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22年曾写过一篇评价英国杰出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文章，盛赞马歇尔是经济学领域的“一只极为珍稀的鸟”（the rarest ofbirds），直译就是众鸟之中最稀有的一只。凯恩斯在文中提出衡量拔尖学者的基本标准，虽然是对经济学而言，却完全可以借用到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当中。他说：“经济学研究似乎并不需要特别高的天赋。从智力上看，与哲学和纯科学的高级分支相比，经济学岂不是一门很容易的学科吗？然而，优秀的、甚至颇有能力的经济学家，却是极为珍稀的鸟。这是一门容易的学科，但出类拔萃者却微乎其微！对这一悖论的解释或许在于，经济学的高手必须具备一种罕见的天赋组合。他必须在几个不同方向都达到高水平，并且必须把非同寻常的才能结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他一定是数学家、历史家、政治家、哲学家。他必须理解符号，并用语言加以表达。他必须从一般的角度去思考特殊，并在同一思路下审视抽象与具体。为了将来的目的，他必须根据过去来研究现在。人的本性或人的各种制度，无一不在他的关注之下。他必须目标明确，不在意同步产生的某种情绪;他要像艺术家一样物我两忘与两袖清风，但有时又如政治家一般脚踏实地。马歇尔拥有这种多面性，有很多，却并非全部。但最主要的是，他有多方面的训练和专精的天性，这为他提供了经济学家所必需的天赋中所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东西，即他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历史家和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在特殊与一般、暂时与永恒中游刃有余的操盘手。”
凯恩斯的说法与自然科学讲究学识的频宽、社会科学提倡支援性知识、人文学科强调功夫既在诗内也在外，是一个道理。相对于经济学，历史学研究达到高水平，也一般不要求特别高的天赋。这里省略凯恩斯对经济学所用的虚拟语“似乎”（seem），因为史学史上不乏并非拥有头等智力的史家做出一流成果的例子，特别是在史料学、考据学领域。但杰出的史学大家是例外。阅读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塔西佗、左丘明、司马迁等人的史作，总是能感觉到他们目光敏锐，聪明过人，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多方面的才能，所以识人、识物别具只眼，具备常人所缺的通古今之变的分析与概括能力，亦即凯恩斯所说从一般角度去研究特殊的深邃目光。当近现代史学专业化、研究对象扩大到人类一切历史活动领域之后，对专业史家的这种资质要求更是远远跃出史学单科的范围，扩及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没有一定程度的知识频宽，不可能写出实事求是的各种专题史，如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自然史或科学技术史，甚至写不好政治史、军事史、传记这类传统题材的历史。换句话说，杰出的史家一定是能够借力自身的多方面支援性学识和技艺，既对细微末节能够进行穷根究底的追究，又是能见微知著，善于比较与归纳、演绎与推理的智者。刘家和先生便是这种专精与博通高度统一、多才多艺的历史思想家。
就史学微观研究的深度与精度而言，刘先生并不是唯一的超群脱俗者。他的老师钱穆、陈垣先生以及中国史领域的刘先生同代人及其晚辈中的一些人，在微观考据方面也能做得和刘先生一样彻底。他们对古代文献的释读，音韵和训诂的把握，版本目录的了解，与刘家和先生难分伯仲。但在凯恩斯所提出的“罕见的天赋组合”方面，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我国史学界尚无出其右者。
首先一个过人之处是刘先生对中外语言的深刻理解与运用，尤其对专业语言的释读。历史学在专业化之后，大多数分支学科类同于自然科学，对语言有特殊的要求，这就把众多业余人员挡在了学科门外。比如中国古史需古代汉语作为入门条件，其中先秦史还需甲骨文、金文;世界史的国别史则需对应的现代外语，往往一门还不够，因为了解有关课题在国外的研究状况，只会英语远远不敷需要。而世界古代史则需对应一些死语言，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波斯文、粟特文、吐火罗文等等。我们知道，一个人熟练掌握母语通常需要15-20年以上的努力，熟练掌握其他语系的文字，包括已经灭亡的古老文字，则需付出双倍时间甚至更多倍的努力。鉴于此，愚以为，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和中国古代史是历史学各分支学科中技艺门槛最高的部门。同时精通多种语言，既懂古今汉语，又懂古今外语，对绝大多数史学从业者而言，都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梦想。
然而刘家和先生不仅深谙古汉语和中国古代典籍，精通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版本目录学，而且熟练掌握了多门外语。他英文可以做到四会，且不是一般四会，而是深度四会。他小学开始学习英文，对英文语法怀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喜欢推敲单词与惯用语释义，词根、前缀、后缀以及辞源等构词因素，亦如他喜欢推敲汉字字源、原生义与引申义、构字特点与发音一样。由于刘先生精于语法，处理难句如庖丁解牛，总是能把句子分解为若干语法单位，一一确定各个单位的关系。他是外文的语法家，再难的语句在他面前也会迎刃而解，简言之就是难不住。
英文四会能力的基础是单词量，包括对词组、习语的驾驭。刘先生博闻强记，英文词汇量惊人，一些极为冷僻的哲学、数学、宗教学、人类学词汇，甚至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的偏冷词汇和习语，他往往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并能讲出辞源与构词特点，常令我们后学惊叹不止。他自述曾经刻苦背诵过英文词典，把词典翻烂几本，这是老一代学人苦学外文的有效方法。而且，他的背誦方法同其他人不一样，他把每个英文单词与俄文、法文、德文、梵文的同一个词相互对照，注意共同的词根、不同的词形和发音，这样一来，记住一个词等于记牢了几种语言的词。
改革开放以前，刘先生没有留学或出国访问的经历，这意味他极少与外国人进行口语交流和听力练习。但改革开放后，无论是出国讲学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还是在国内接待外国专家，他都能较为熟练地运用英文授课，发表英文讲演，进行英文对话，发音虽有非母语痕迹，但准确无误，具伦敦音特点。我对先生的英语听说能力钦佩之至，因为对我们这些半路学习英文的人来说，自如听说是较阅读理解要难上许多的两道关卡。刘先生主要依靠自学，能够把英文运用到如此娴熟，除了天赋，必定是长期艰苦磨炼的结果。一次与先生聊天，他说他在读英文的解释学著作，我才知他每日临睡前都要阅读英文原著，而且往往是难度很大的英文哲学著作，有时还和德文等原著对照着精读，比如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戏称这是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必做的思维体操。刘先生之所以较我们在外文方面有高明之处，乃是长年累月刻苦钻研的结果。
为什么如此刻苦？刘先生有一个非常诚恳的自我解释，就是他认为自己比别人笨，因此勤能补拙，需要比别人多花些气力去弥补不足。这很有些类似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无知的哲学省思，体现认识主体对无限的自然和人类世界、业已积累的庞大知识综合体的高度敬畏。苏格拉底说这是他比那些自以为有知的人的聪明之处，我想这也是刘先生比我们这些人聪明的地方。
建国之初我国仿苏联进行学科调整，刘家和先生定向世界古代史，开始学习一门新的外语——俄文。在学会基本语法之后，他采取俄文本与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对照阅读的方法，逐词逐句研讨推敲。用同样方法，他进一步研读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甚至啃过《资本论》的“坚果”。所以他的俄语功夫亦属上乘。随着时间推移，他还自学了德文、法文，同样阅读原著，一直乐此不疲。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刘先生因专业方向选择古希腊史，着手学习了古希腊语。后因在50年代晚期学术兴趣转移到古印度史而放弃古希腊语，转攻梵语，竞也当行出色，能够对梵语佛经与汉语佛经进行比较研究，并据此写出几篇高质量的论文。何兹全先生曾说，他的朋友季羡林先生（印度学专家）盛赞刘先生的印度史文章。
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出生的我国历史学人中，包括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史家中，像刘先生这样中西语言兼通且不止两三门的可谓凤毛麟角，这使他能够始终把切到国外史学的脉动，从更宽广的视域去处理具体的历史问题。
凯恩斯把哲学与纯科学视为高难度的学科，刘先生在这两个学科中居然也能登堂人室，达到哲学家和数学家的程度。我想这恐怕是他的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刘先生曾讲他在大学时受老师唐君毅的启蒙，避免用常识思考，而要学习哲学，用逻辑来思考。他为此孜孜以求，终生不渝。与刘先生相识相交、耳提面命近40年，我常受益于先生在哲学命题上的真知灼见。从古希腊哲学到经院哲学、法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再到相对主义哲学与后现代历史哲学;从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精华所在，到德里达、福柯的后结构主义，伽德墨尔的解释学，海登一怀特的叙述与历史解释，刘先生均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且往往提纲挈领，一语中的。如果没有对原著的认真研读与透彻理解，这种领会与评判是不可能的。写到这里，刘先生高谈阔论古希腊的逻各斯、柏拉图的理念论、康德与黑格尔道德论、逻辑学与历史哲学的情景，不由得浮现在我脑际。他的专著和论文，乃致散文小品和传统诗作，总是能赋予读者清晰严谨的思路，鞭辟入里的分析，耐人寻味的归纳，高屋建瓴的总结，进一步思考的启示，显然同这种哲学的智慧紧密联系在一起。
柏拉图在雅典办阿凯戴米亚学校，提出不懂几何学的人不得入内的资格要求。刘先生欣赏这个例子，并用它来举证，作为他自己钟情于数学的理由之一。因文革的关系，我的数学认识只达到一元二次方程和平面几何的老初中水平，所以每当刘先生谈数学，我只有洗耳恭听，似听天书。但我知他熟悉解析几何、微积分、高等函数，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因此可以和校内外的著名数学家进行平等对话。他还在此基础上研究过数理逻辑，这是他在逻辑学方面胜过许多逻辑学家的地方。
英文中有三个单词指代聪慧超群的人，即Talent（才能），Gift（天赋），Genius（天才）。三个词还可分作三个梯次，天才最高，愚理解既有先天的禀赋，又有后天的才能。我认为刘先生属于天才梯次上的学者。这个梯次上的人，因素质优异，后天勤奋，学什么都能入境，而非浅尝辄止，只摸到表面的一点皮毛。比如刘先生兴趣广泛，喜欢西洋古典音乐和歌剧，熟识巴赫、贝多芬、舒曼、罗西尼等作曲家的作品，兴之所至，放声哼唱，还能吹出气息饱满的口哨。他说他曾攻读过交响曲的总谱，这也是真正爱乐人所必须做的功课。他从小便读写诗词，精通格律，他的上百首传统诗符合严格的平仄规定，可做格律詩教学的案例。他还是理性的军迷，熟知中外武器装备，他曾和晚辈热烈地讨论东风31导弹的射程与精度，核潜艇的静音效果。
终上所述，刘家和先生能在史学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也就不难理解了，那是多方面才能与学而不厌的必然产物。譬如，他起初醉心中国古史。50年代初，服从组织安排，转教世界上古史，致力于古希腊史研究。他在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班的古希腊史毕业论文《论黑劳士制度》，约8万字，把传下来的相关古代文献史料一网打尽，也参考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国外研究成果。这篇长文始终是华语世界有关古代斯巴达黑劳士制研究的经典之作。就史料的彻底性与论点的合理性而言，国内史学界至今仍无后来者。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刘先生的学术方向有所调整，改治古印度史，写出三篇深入分析种姓制、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论文，同样沉到史料的底部，依据原始佛经和中英文佛经译本及近现代西人研究成果，史料详实，结论令人信服，迄今仍是学研古印度史的必备参考读物。
文革结束以后，刘先生第三次学术转向，改治中外古史比较研究。这是一个全新领域，因入门条件高，需中外兼通，所以近代以来，除却个别笼统比较的尝试，例如思辨的历史哲学家所作的比较，历史家的一些随想式讨论，并无深入具体的大作。林志纯先生和刘家和先生结合自身有利条件，大约同时敏锐地发现这个缺口，认为这或许是我国学者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可以做出自身贡献的一个方向。经过三十多年的筚路蓝缕、躬亲力行，刘先生在这方面的论文、专著蔚为大观，培养出一批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新锐，一个新的富有成果和广阔发展空间的学科方向已经形成，因此引起国内史学界对这一研究方向的注意与效仿。刘家和先生的学生蒋重跃教授对先生在古史比较方面的杰出贡献做过精彩的评述，这里不再赘述。
常言树高蝉声细，山高语音低，揭示我国传统美德的一种表象，学识渊博的人一般内敛、低调，自制力强，体现一个人内心境界的高度、广度。刘家和先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与人与世无争。他曾多次自省，反右时作为青年教师，写过一篇批人的文章，因此悔恨终生。经此教训，他淡定悠远，埋头读书著文，不掺和派系斗争，人事纠葛，平生当过最大的“官”是教研室主任，他笑言还没当好。他尊敬自己的先生长辈，关怀自己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楷模。因他在学界的声誉，不知有多少后学请他写过推荐信、评估表、鉴定书，包括工作介绍。他对人从不轻言拒绝，能助则助，但对自己，他却秉持君子求诸己的原则，凡个人能做之事绝不让他人代劳，免得给别人添麻烦。我曾与他多次一道出差。每次的行李箱包，他一定要自己携带，即使到耄耋之年，依然如此。我倘要伸手相助，他总是说：“自己能做的事干嘛让你做。”
我为自己能够在北师大工作期间遇到刘家和先生这样的谦谦君子，鸿儒钜学，智者达人，良师益友，而感到人生的幸运。
[作者郭小凌（1950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收稿日期：2019年11月20日]
（责任编辑：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