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应急报道中广播人际化传播的实践与认识
张超
【摘要】本文通过对人际传播性质和特征的梳理，提出广播利用人际传播特征提升传播能力的三条路径：即设计人际关系，让听广播变得“更直接”;营造在场情境，让听广播变成“面对面”;深耕人本理念，让听广播变得“受尊重”。
【关键词】广播 抗疫报道 人际传播 媒体融合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2020年，对广播媒体而言，注定将是一个难忘的年份。
开年以来，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全国打响。在抗击疫情的应急报道中，广播媒体充分调动声音传播优势，有效利用各类节目形态，在助力抗击疫情中发挥了压舱石、稳定器作用。“听起来”，广播还是原来的广播1
2014年以来，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深入，各类媒体不断发力。历经数年，广播媒体已经掌握了更多的传播渠道，能够运用自如地生产多种新形态产品。在抗击疫情的应急报道中，广播媒体利用全媒体手段、调动新的报道形态，让内容传播实现全感官参与。“用起来”，广播已不再是原来的广播。
根据社会传播系统不同的情境特质，传播被划分为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类型。广播是大众传媒之一，大众传播有一个显著特点：因为面广规模大，受众被归纳为具有某些共同特点的群体。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网络大数据让以往难以直接接触的受众正在与大众传媒发生越来越多的、直接的、亲密的接触。大众传媒也正在呈现出一种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偏移的现象。
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广播为疫情防控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也让人意识到：在融合发展的推动下，广播可以更好地利用好人际传播规律，并构建好自己的人际传播特点，这或许将是广播在竞争中突围的一条新路。
一、广播抗疫：在主动作为中大有可为
疫情突如其来，抗疫应急报道必须发挥出大作为。实际上，广播也确实做到了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目标任务，国家和地方各级广播电台、频率的报道成果亮点纷呈。
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为例，1月底启动应急报道以来，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各类抗疫、战“疫”信息全天滚动播出。中国之声始终保持了国家级媒体在策划、组织和报道上的系统性和层次感。以《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新闻纵横》《新闻晚高峰》等节目为代表，注重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和及时性，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直面诉求、满足需求。而《天使日记》《抗击疫情小贴士》《我是志愿者》《我的治愈故事》等多个原创专栏，特色展示、生动再现发生在抗疫斗争一线的感人事迹。众多接地气、带泥土、沾露珠的作品为听众了解真实情况、客观评价抗疫工作进展提供了第一手参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方面，借助网站、客户端、微博微信、“慢直播”等融合渠道，不仅实现了音频节目的图文再现，让声音媒介升级为视听媒介;同时，诸如《脱下防护服，她们是可可爱爱的小姐姐》《短短两天，430户业主自发筹集26097元！为的就是这件事……》等新媒体报道，既自成一格，又帮忙补漏，为疫情应急报道提供了新的用户体验。中国之声也在这个特殊情境中获得了与个体用户“亲密接触”的可能性，从“我说你来听”升级为“你说我也听”，有效增强了感染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在众多应急抗疫报道产品中，《天使日记》是一个亮点。“战‘疫一线医护人员的舍生忘死、义无反顾，让人深受触动。把他们的声音传递出来，把医护人员的故事讲好，就是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段特殊历史最核心、最重要的记录。”
在地方层面，省市级广播电台、频率充分发挥好本土化传播优势，实现了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扬长避短、扬长补短。
直播报道依然是各地广播的重要产品。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例，从2月25日开始，北京交通广播《行走天下》栏目开始直播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由于发布会每天的具体时长不固定，节目空余时间需要现场主持人补足，主持人此时对抗击疫情的补充内容又很好地发挥了解释性作用。“直播+解读”的节目模式，不仅让听众感受到了广播作为实时媒体的时效性，同样也考验着创作团队的统筹能力。对新闻时度效的准确驾驭，让“广播现场”再一次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如果说，“硬新闻”展示应急反应能力，那么，主动出击、设计话题的新闻议程设置思路则展示了何为专业积累。疫情对各行各业都有影响，没有谁能独善其身。出于防疫要求，各类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群众性活动停办。这无疑给体育广播之类的专业频率带来巨大的内容压力。面对“无赛可报”的特殊状况，北京体育广播主动策划、阵地前移，加大了盘点、反思、展望类等思辨性节目的制作播出，其系列述评《面对疫情，思考体育产业的“冷”与“热”》让人感到了专业频率的节目成色和品位。
在地方媒体中，湖北广播在抗疫一线主动出击、主动作为，建立的方舱广播是湖北之声抗疫报道的一项特别之举。在医疗专家的建议下，方舱广播除了播出防疫常识和心理疏导节目，还根据听众要求，增加了音乐治疗、读书、文艺欣赏和互动等内容。
二、人际化传播，融合带来广播的功能升级
梳理此次疫情报道，不难发现，作为大众传媒的广播正在技术进步的赋能下而兼具了人际传播的特征。
（一）媒体融合，让媒介兼具了其他媒介的特点
前几年，媒体传播从“耳闻目睹”到“触手可及”，乃至虚拟现实、人机对话。人们在不同的感官渠道上感受着融合发展带来的变化，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等方向上的转型和进步，让我们看到了融合发展对媒体“外形”的重塑。在不断“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过程中，媒体在一些特征或功能上出现改变，甚至发生向某些方向的偏移。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曾对媒介间这种偏移现象进行过阐述，他说：“媒介在时间一空间特性上会有偏向，产生‘偏向时间的媒介和‘偏向空间的媒体。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各有特点，最终呈现为侧重视觉和口语的传播或偏重听觉和书面的传播。”伊尼斯的学生——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了“冷一热媒介说”，提出，“热媒介”能够充分调动某一感官參与意义理解过程，而“冷媒介”则无法调动感官参与意义理解过程。
受到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性局限，人们对“时一空偏向说”和“冷一热媒介说”的评价一直存在着赞许与质疑两种意见。而随着媒体技术的进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传播中时间和空间的物理屏障正在逐渐消失，人的感官功能正在越来越多地融人信息的交流活动中。在“时间一空间”和“冷一热”的维度表现上，传播活动早已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单个媒介活动，而是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既偏向某个重点又兼具另一媒介特征的动态行为。并在这种动态移动中，出现与其他形态之间直接结合或间接综合的组合力，使它们相互吸收借鉴。
（二）广播的人际化传播特征
考察不同的传播活动，不难发现，区分几种传播类型的核心是人们在传播活动中形成的关系，关系差异影响信息的交流和互动。而关系差异让传播活动成为不同持续延展的过程，从大众传播到组织传播，再到人际传播，这中间，人与人的关系是从模糊走向清晰的过程，个体间的联系不断增强。
新技术的重要突破是让人们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容易，同时也让媒体能够与受众个体直接接触，形成“一对一”、具有更强人际交往特征的互动关系。现在新技术已经进入到人们的日常活动，传播活动可以随时随地发生。当跟帖和评论成为固定习惯，当“双击666”和“打赏”成为主动作为，大众媒体就走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身边，成为具有人际化传播特征的媒体。
人际化传播正在以新的方式重塑媒体的覆盖力和影响力。原来只能“点对点”完成的人际传播，现在借助互联网平台获得了“一对多”“点对面”的传播力。当某条有个性的个人信息同时被几百、上千量级的好友“围观”，这样的传播活动就呈现出从人际化传播到大众化传播的转移。
对广播特征的传统认识中，其实就隐藏着广播具有人际化传播特征的思考线索。广播以声音为信息载体，口语是广播的特质。口语的人际交流特征从载体层面曾为广播带来个性和人性的标签。伴随性是广播的另一重要特征，伴随同样也是一种潜在的人际关系状态。“伴”是心理建设，“随”是行动结果，听众与广播之间彼此独立又相互依赖。媒体融合下的广播，在技术赋能下，客观上强化了其人际化传播的特征。广播遵循人际传播的规律，不断挖掘新思路、总结新方法，在改革创新中进步升级。
三、人际传播，一种对意义和关系的规律性认识
新技术为受众感知媒体、参与传播活动带来新动能。广播要在其大众传媒的属性中强化人际化传播特质，在融合发展中突围，有必要对人际传播的概念系统进行再认识。
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和关系构建。
在人际传播中，个人运用语言性的、非语言性的信息与另一个人进行交流，引发双方对某种意见的反应。交流的过程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信息在此过程中完成流动，是工具性的;另一方面意义也在此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具有主观性。信息流动与意义生发存在于同一过程中。而正是意义的生发，使得人际传播的影响进入心理层面，实现双方“心与心的碰撞”。从这个意义上讲，人际传播与人的精神活动紧密联系。
在人际传播中，沟通双方直接参与了“对人的感知”，参与人际传播活动的双方是个体的。这种“我与你”的关系，让沟通双方在传播活动中更加重视“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交往对象的人”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这一特征强烈影响着人际传播的方式和效果。
四、融合中突围：从抗疫报道看广播如何强化人际传播特征
在推进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广播作为大众传媒，正不断吸收人际传播特征实现自身的功能进化。抗疫报道中的很多节目因疫而生，有一定历史性和特殊性，但却在某个方向上实现了“他人所不能及”。这也让我们意识到：抗疫作品独特的魅力更加映衬出人际传播的独特优势，从人际传播的系统性特征出发为广播创新赋能，或将帮助广播在融合大潮中找到突围新思路。
（一）设计交流关系，让听广播变得“更直接”
人际传播是一个直接交流的过程。要创造意义就要进行交流，参与人際传播活动的双方就要进行直接对话，让传播活动在直接交流中展开。人际传播的直接性表现为，人际交往直接调动所有感官系统，采用“五感”并用的方式参与交流。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交流形态，这个过程最终往往以直抵心灵的方式形成意义的共建和共享。而发展到心理层面的传播活动，使得人际传播区别于其他传播活动，对传授双方的影响也更直接且“简单粗暴”。
人际传播堪称最直接的传播活动，这种直接性同时也表现为关系的直接性。人际传播中，时空关系等物理特征是统一的、完整的，同时“我和你”之间，关系也是当下的、即刻的。这种关系因人际活动而存在于当下，与传播活动同在、一致，随着传播过程结束而立即结束。
直接交流，往往以面对面的形式展开。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直接交流被称为“对话”。“对话”是人际传播中最有影响力的行为。面对面传播，让传播具有个性，同时也直接受到交流双方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等因素影响和约束。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共同影响了人际传播的形态和效果。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际传播。我和你、我和这个人、我和那个人，如何交往，都是有条件的。
中国之声推出的《天使日记》受到广泛关注，节目的新媒体版上，网友留言互动十分热烈。
分析《天使日记》的成功，可以看到，节目通过医护人员自己“发声”朗读日记的方式，在播出与收听之间营造了一种“一对一”的对话关系。这就使得一档面向大众的广播节目有了二人关系的私密性。“二人关系”的构建拉近了朗读与收听双方之间的心理距离，让共振、共情和共鸣成为可能。
节目以“日记”命名、内容以“日记”形式呈现，强调了符号化意义，在意义层面和情感层面增强了内容的感染力，拉近了收听双方的情感距离。在正常生活中，日记是写给自己的文字，是自我的内心独白。能够写在日记里的东西，一般不宜公开。日记对谁可以公开？只有对自己绝对信任的人。这也就从符号背后的文化认同上赋予了“日记”本身以深层意义——《天使日记》，讲给自己最信任的人听;也只有彼此建立了信任关系，有了心理依赖、情感共鸣和精神共振，这“日记”听起来才有意义。这种借助文化规约的意义赋予，通过“日记”将“一对一的对话”升华为信任和依赖关系，听者感受不到，但却在收听过程中欣然认同，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营造在场情境，让听广播变成“面对面”
人际传播是一个强调在场的过程。这种在场特征，首先表现为交流过程必然发生在某个特定情境中。这种情境，首先是物理空间的限制，其次是时间关系的延续。时空特征上的约束性让参与人际传播活动必然表现为“在场”。“在场”同时还受到时空环境中特定表征如人文、地理、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心理上的规约的约束。因此，要有效完成意义交流，人际传播就要同时呈现出某些适应性。只有恰当适应因在场而遇到的各种约束，参与双方才能达成尽可能多的意义获取，实现传播效果的最优化。
在场，同时也表现为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同时在场。强烈的目的性决定了人际传播的效果就是要能够建设新的体验和经验，同时创造新的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在意义和关系上的双重关联，使得人际传播具备了超越性，超越信息共享本身，直达意义建设，获取维系和沟通、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归宿。
方舱广播是应急属性突出的传播现象，在我国并不是首创。早在汶川地震期间，应急广播就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并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方舱广播是抗疫期间在特定情境、面对特定受众、为特定效果而组织的媒体形态。方舱广播身上的“三特”属性决定了它对广播的日常生产创新来说具有借鉴意义。实际上，方舱广播所营造出的“我在场”的收听关系、“面对面”的收听方式，正是广播在生存竞争中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的亮点。
方舱广播与受众，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中存在，广播不再是一个面向无个性听众的大众传媒，而更像一个面对某个特定听者的人际媒体。传受双方“近距离”接触，“听广播”不再是隔空对话，而更像是“面对面”交流。尽管交流的内容还没有实现绝对自主选择，但听者已经参与到了内容选择中，对“广播中传来的声音”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方舱广播的主持人刘炜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有的方舱医院的患者想跳广场舞，“我们就挑选了一些节奏比较慢的广场舞音乐，做好了发给他们”。
广播适应“我在场”情境也有自身的优势。广播通过声音构建了独特的意义接受模式。广播的收听过程更像是人与人之间在“窃窃私语”，有浓烈的双方“在场”对话氛围。声音传播信息，主要通过激发想象完成。听众头脑中的情景再现，其理解声音的过程往往坚持“因果论”的判断定式，不同的声音会被“简化”到同一个场景内发生。这就使得声音描摹出的画面更容易激发听者的感性认识，形成在场的想象，达成心理共鸣。这种共鸣感，即“我听故我在，我便是主人翁”。
（三）深耕人本理念，让听广播变得“受尊重”
人际传播是意义的创造交流过程。有学者指出，人际传播是“对意义的交流，而不是讯息的交流”，这让人际传播与其他传播活动产生了质的区别。这里有必要区分“意义”和“讯息”间的差异。意义是观念的反映，是应对外界刺激而形成的认识上的产品。讯息则不同，在传播活动中讯息呈现出存在性，作为“思想的中介”而具体呈现为某种刺激性存在。
意义的创造交流，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只有那些有目的的创造，才能形成有方向的交流，最终达成有作用的影响。恩斯特·卡西尔（Emst Cassirer）在其著作《人论》中曾经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是符号的形式。卡西尔抽象出的符号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对符号所携带的意义的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传播活动中创造意义并对意义完成共享、达成共识，其目的就是让人能够“成为”人。一切传播活动都围绕人而展开，传播就要体现对人的尊重。
传播活动要回归人本定位，实现对人的最大尊重，不仅表现为我们如何通过有效的方式完成共享信息的编码，同时也表现为如何高效、准确地将意义传递给目标对象，及时获取反馈，进行有效修正，提升效果效力。
抗疫期间，受众所处的環境有别于平时生活。为了满足防疫需要，每个人的行为都被限定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中。我们接触到的人是有限的，能做的事也是有限的。特定情境中，人们求知、求新、求安全的心理需求会变得更加强烈。如何帮助听众化解心理困境，这是媒体的一大任务。这种具有心理慰藉功能的作品在文艺类节目中更为常见。融合背景下，它的外在形态丰富多样。身处抗疫斗争最前线的湖北广电系统开展了《声声不息为爱接力》战“疫”网络音视频接力展播。展播活动以“云朗诵”的方式进行。参与活动的主持人录制好音频作品，湖北广电通过新媒体渠道推送给听众，用诗歌传递温暖，用声音抚慰心灵，为听者提供希望和力量，也展示出了对生命的尊重和敬意。
言论是展示“对人的尊重”最理想的体裁之一。北京体育广播推出的系列报道《面对疫情，思考体育产业的“冷”与“热”》，则让人看到了广播深入挖掘意义，理性的力量同样可以安慰“身处险境”的心灵。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体育产业受到冲击，巨大损失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北京体育广播通过权威访谈和专业分析，分别从体育产业在疫情中所受的影响、主管部门出台的政策、体育组织的应对、全面恢复生产后的产业突围等方向，思考体育产业如何面向未来，危中求机。利用特殊时期的“空闲”“闲暇”进行回顾反思，这不仅是内容生产思路的突围，同时也展示了媒体对听众的关怀，客观上满足了听众的意义需求，尊重了听众的思考和判断，实现以人为本的落地。这也启示我们，广播的人际传播特征最终就是回归听众个体，让听众成为具体的个人，让每一位听者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不但尊重听者对收听行为的判断权和选择权，还要尊重听者对内容思考的辨别权和批判权，更要尊重听者对自有观点的发言权和保留权。
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从拓展产品形态到建设渠道矩阵，从实现系统创新到指挥运行机制升级，广播一直在路上。随着技术深度介入，广播也正从单一听觉媒体向着复合感官媒体升级。融合发展正在重新定义广播的意涵。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改变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从不同角度思考广播，总会让我们看到广播适应不断变革的各种进步。这也为广播带来了更多的兼容性和更大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