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广播的“最后一公里”
柳帆 盖颐帆
【摘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喇叭”在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体验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聚焦于农村“大喇叭”的应急传播功能，从“大喇叭”的应急传播内容和传播模式等方面呈现其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并结合日常生活中农村“大喇叭”的作用，阐述当前农村“大喇叭”在信息传达、维护社区稳定中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村广播 大喇叭 應急 社区
【中图分类号】G223 【文献标识码】A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约为6.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32%。显然，超过一半的农村人口的发展是事关我国未来发展建设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农村的未来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农村地区地理和社会环境因素复杂，准确把握当前农村受众的需求，大力发展农村广播，助力乡村振兴，对我国农村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大喇叭”是农村广播的“最后一公里”，是农村受众接收信息的重要传播平台，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应急作用。
一、应急广播与乡村发展的契合性
广播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传播信息和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尤其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的差异，农村群众的信息接收和城市居民有着很大不同。农村广播肩负着“为农民说话、让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的艰巨使命。此次疫情期间，农村“大喇叭”的及时提醒和应急关照，成为农村地区防疫工作的重要信息保障。
（一）农村地区应急广播发展的重要性
1.农村地区的地理与社会属性
目前，我国农村大多以农、林、牧、副、渔业为主，上述行业对地理环境要求较高，气候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给农业发展带来影响。我国地域辽阔，受到地形地势以及复杂气候环境的影响，地震、泥石流、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事件时有发生，将天气和环境信息第一时间传递给农民是农村广播的重要使命。从社会环境看，我国的农村人口以聚集性居住为主，而以“村落”为界限的聚集性居住让信息的群体传播和群体内部的人际传播变得活跃。村民们在接收信息后往往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进行二次传播，从而加强了信息传播的有效性。而农村“大喇叭”，既是村庄群体传播的载体，又是人际传播消息的重要来源，是当前农村信息应急服务的有效平台。
2.广播应急功能的关照
据统计，2019年，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台风、干旱、地震等为主，共造成1.3亿人次受灾，12.6万间房屋倒塌，农作物受灾面积19256.9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3270.9亿元，自然灾害给各地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影响。而以聚集性居住为主的村民，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也面临着聚集感染的危险。因此，及时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危险，是农村应急广播保障农村发展的关键。
从农村群众和媒体的受传关系看，农民在农业劳作的过程中很难实现劳动和信息接收的同步性。广播对于信号要求难度较低，广播的电波传播几近同步，从而达到解放双眼、双脚，听众进入自由流动状态，农民可实现边劳动边听广播。听觉信息的这种即时同步、持续滚动，会形成兼具时效性和影响力的有效传播。农村“大喇叭”不受自然环境影响，只要有电源接入即可通过放置在公共空间的大喇叭实现扩音，是最简单的“喊话”传播。
（二）从“四级办广播”到农村“大喇叭”
在经历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后，广播已经成为灾区民众首选的应急媒体。2012年12月，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国家应急广播中心成立，应急广播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追溯农村“大喇叭”的发展历史，早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就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决定》指出：“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我国目前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的条件下，作用更为重大。”1952年4月1日，全国第一座面向农村的县广播站在吉林省九台县诞生，并开始利用“大喇叭”在村落的各个场所公开广播。随后，我国各地的广播站数量不断增多，成为村民们接收信息的重要平台。而广电“村村通”“村村响”“西新工程”等工程的开展，都促进了我国农村地区应急广播的发展。2017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建设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并布置应急广播终端，建设覆盖到行政村的应急广播系统，最终实现应急广播全覆盖。”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农村“大喇叭”的建设从未停止。
除此之外，各地也积极筹建农村广播频率。2003年，我国第一家省级对农广播频率在陕西成立，随后山东、黑龙江、河北、辽宁等省也先后开设对农广播频率。截至2020年4月，全国共有49个地级以上的对农广播频率，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农广播、15个省级对农广播频率以及33个市级对农广播频率。而1901个县级广播电台中，虽然没有频率分类，但频率内容中均兼顾到了农村与农业服务。
当前，农村地区的广播服务以农村广播频率和“大喇叭”协同服务为主，但从时效性和传播效果来看，农村“大喇叭”的应急服务功能是不可取代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16～2020年共落实资金6.4亿元，为3.2万个村配置了播控平台、应急广播适配器、大喇叭、音柱音箱等系统设备。
二、农村“大喇叭”在疫情防控中的应急传播
大喇叭，过去就是指村头常见的高音喇叭，代表着农村广播的起源和最初形式，其播送的内容也是较为贴近村民现实生活的内容，多用于事项通知、应急预警或提供娱乐等;现在的“大喇叭”则是包括村头高音喇叭、家庭智能音箱甚至是农村无线广播系统的农村广播服务网。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农村“大喇叭”以其消息传达及时、强制性接收和社会动员效果明显，成为农村地区信息有效传播的重要渠道。
（一）农村应急传播第一媒体
此次对疫情的防控，农村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疫情正值春节期间，虽然不少地区已经对交通有所管控，但农村地区传统观念严重，大量务工人员返乡过年是不可逆之趋势，加之春节期间互相拜年、走亲访友的传统习俗，非常容易产生人口集聚现象。另一方面，常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口中老龄化严重，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科普和防疫知识掌握不够全面，廣播、电视和互联网媒体在信息传播和防疫科普上的针对性相对不强。因此，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比城市地区更为严峻，必须通过针对性较强的媒体平台为农村受众提供有效信息服务。
1.第一时间传达防疫要求
2020年1月20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新闻1+1》节目中，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在接受连线采访时明确表示，此次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当时疫情主要集中在湖北武汉地区，尚没有在其他地区蔓延。但山东省烟台市兰高村于1月22日通过村里大喇叭向村民简单传达了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信息，提醒大家采取措施，注意安全防护。
对于不同地区来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防控的措施和目标不同，应急传播的信息侧重点也不一样。除了第一时间关注村民的身体健康，也需要对防疫信息进行科普和扩散传播。2020年1月3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通过循环播放广播、编印宣传资料、印发倡议书和公开信、电话微信通知等多种方式，加强农村地区防控信息通报和防疫知识宣传，增强农民群众健康意识、防病意识，提高防病能力，加强防控工作宣传引导。因此，第一时间传达防疫要求，最大限度减少病毒扩散传播的可能，是新冠病毒流行以后的重要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目标。兰高村所在村庄有正月初一拜年传统，街坊邻居和宗族亲戚要在天亮之前完成挨家挨户拜年。2020年1月24日除夕夜，兰高村再次通过“大喇叭”三次向村民发布共同防疫倡议书，建议村民取消大年初一的拜年活动，同时强调不要串门聚会。
大家注意了，这几天肺炎疫情一直在传染，拜年的人多，一旦传染就麻烦了，明天早晨就不要出来拜年了。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电话拜年、微信拜年都行，等疫情过去了，再凑一块儿耍。
2.有效信息多次传播
突发公共事件暴发之后，应急广播重点应放在对突发公共事件本身以及对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情况等的持续性关注上。在疫情防控中，农村“大喇叭”实现了第一时间防疫信息传播和动员，但“大喇叭”传播本身以口语为载体，声音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转瞬即逝，如果没有第一时间收听到信息，则其应急服务的功能和效果就会打折。基于此，农村“大喇叭”在疫情防控中采取通过录音多次播放或播音员不定时朗读的方式对村民持续传播。据山东省烟台市柳家村的广播员介绍，防疫期间，重要信息每半天播报3次，每次要播报2～3遍，避免有的村民没有听到。
（二）强制性的传播方式
1.农村广播“最后一公里”的针对性
1983年，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的方针，“四级办广播”使广播的覆盖范围扩大，但广播频率的听众以集合概念的形式出现，针对性不强，听众的个体性差异在集合概念中被削弱。而农村“大喇叭”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大喇叭覆盖的村庄村民，传递的是该村村民关注的信息。其主要传播信息可以分为上级政策宣传和社区管理与服务政策。例如：村庄防疫具体要求、水电费缴纳、医疗保险费用缴纳等。由于不同地区的政策落实时间和具体政策不统一，难以依靠大众传媒落地宣传，而农村“大喇叭”就成为了信息传播和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工程。
2.强制性收听与信息接收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受众信息接收渠道的增多，更多农民也开始利用手机使用微信、“抖音”等应用程序。但“抖音”、微信等应用程序更多是村民们人际沟通和休闲娱乐的平台，加之平台上的信息鱼龙混杂，有效防疫信息的发布和科普效果有限。广播和电视媒体则依赖于村民们的主动选择和使用，如果受众不选择主动收听收看，也很难接收到相关信息。
农村“大喇叭”的另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强制性收听，只要有紧急信息，乡村广播员就第一时间通过“大喇叭”向村民们发布。无论是在乡村劳作还是在家里休息，只要听到“大喇叭”播音，就意味着有时效性的重要消息发布。这种强制性的信息接收方式，虽然不再强调受众的主动使用，但对于紧急状态下信息传达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动员效果
疫情防控与突发自然灾害事件不同，虽然两类事件中“大喇叭”的应急使命都是第一位的，但对于突发自然灾害事件重点在于“疏”，通过口语传播安抚灾区人民;而疫情防控重点在于“防”，通过政令传达式的表述提高村民们的预防意识。
1.口语传播接地气
乡村“大喇叭”的服务对象比较固定。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通过大喇叭进行强制性动员，让村民充分认识到疫情的严峻，提高防控意识，是基层防疫工作的重要任务。乡村“大喇叭”的实质是将相关信息通过扩音喇叭让村庄里更多的人知晓。因此，“大喇叭”的播音和其他媒体不同，必须用当地方言和口语进行传播，避免书面语带来的理解偏差。而且要用强制性口吻突出疫情防控的重要性，使听众提高对信息的理解程度，提升传播效果。
山东省烟台市的柳家村有元宵节（正月十五）傍晚上坟、送灯、祭祀的传统，而今年元宵节正值疫情高峰期间，当地在正月十四、十五两天多次通过大喇叭发布严禁实地上坟祭祀的禁令：
大家注意啦！大家注意啦！明天就是正月十五，按照上级防控要求，不能上坟送灯，大家在自个儿家里摆几个灯，念叨念叨就行了。再次提醒大家，明天下黑儿（傍晚），公安局、派出所、政府、村委都会有人把守坟地路口，不让去上坟送灯，别让他们把你抓走……
这种口语化的强制性表达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简单明确。
2.线下行动与线上信息相呼应
“大喇叭”的社会动员必须与当地的防疫措施相结合，在保证信息传播准确性的基础上争取全民参与到疫情防控中来。部分有条件的村庄甚至通过数据网络系统准确定位到每一位村民，通过大喇叭实时点名，让户外活动的村民减少流动。在不少村庄，防疫横幅也成为“大喇叭”防疫的有效支持，以“今天邻里串门，明天肺炎上门”“现在请吃的饭都是鸿门宴”等土味风格话语起到了有效宣传作用。
在持续性的关注上，“大喇叭”的信息传播准确把握了疫情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在疫情暴发、过年团聚、元宵灯会、清明祭祀等重要时间节点给予了村民足够的应急提醒，与村民的线下行为形成有机互动。
三、日常生活中农村“大喇叭”的应急服务
对于长期存在的農村“大喇叭”来说，突发事件应急服务是其重要功能，而在平时的常态生活中，农村“大喇叭”也可以通过及时的预告和提醒，在维护社区稳定上起到推动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一）社区应急信息传达与服务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Tonnies Ferdinand）最早提出了“社区”的概念，他认为社区主要是通过自然基础上的群体（家庭、宗族）实现的，也可以是在其他的历史原因基础上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或是思想的联合体（如友谊、师徒关系等）。乡村的形成主要是通过人口迁徙以及家族繁衍等因素而逐渐形成的，具备最基本的社区形成特点，农村“大喇叭”就充当了社区内信息传播与服务的平台。日常生活中，农村“大喇叭”传播的信息主要分为常态信息的预告和临时性事件信息的发布。常态信息预告主要是水电费、保险费等费用的缴纳，此类活动通常具有周期性，但没有准确的时间表，需要大喇叭通过提前预告提醒以及当天的再次发布，将信息传播给村民。临时性事件则侧重于村庄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其他行为，如停水、断电、货物统一售卖等，虽然常有发生，但具体信息也需要第一时间向村民解释传达。以上两类事件发生的频率和频次不同，但都需要“大喇叭”的应急传播服务。
（二）社区小社会的稳定推进器
村庄作为社区，其本质上是提供了社区存在的物质环境，即以地理分割线为标识的村落。而在文化环境的构建中，作为稳定存在的社区，社区治理的目标是通过各种方法满足社区成员的利益诉求，并使他们认同、团结、互动起来，建立社区成员的利益共同体。在利益共同体的建构中，村委会作为村民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通过“大喇叭”及时传达来自上级单位的指示精神，而村民在接收信息的同时进行二次人际传播，保证信息的到达率。信息的主要传播模式如图所示，既保证了社区内组织与群体传播的范围，社区中的村民又是活跃的个体，人际传播的再动员保证了传播效果。
四、结语
此次疫情防控中，农村“大喇叭”充分发挥了基层应急广播的作用，在应急信息发布、疫情科普知识传播、群众心理疏导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农村广播网、“村村通”工程到“西新工程”“村村响”工程，我国一直致力于农村广播电视网络建设。以广东省、甘肃省、陕西省为代表的各地区也正在积极进行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作，我国的应急广播建设已经从四级拓展到乡镇、村六级。当前，各地仍需要结合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将农村“大喇叭”与当地的应急管理服务进一步相连接，并与移动互联网相融合，最大程度地体现农村“大喇叭”作为农村广播的“最后一公里”应急服务的功能，助力乡村振兴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