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符号与文化传承： 西游题材动画中的符号再现

    陈玲 李天

    

    从古岩画到影像，从言语到语言，人类的发展过程中，符号从早期的个人行为，逐步成为社会规约，而社会规约又以符号为意义的载体，成为更丰富和复杂的可被感知的符号体系，这些符号体系被接受者解码后再现，如此反复便实现了该符号体系的无限衍义，某种社会文化认同与传承就此而形成。影像形式的文化传播方式，能够达到点到点、点到面的传播。数字多维媒介中的影像成为当下主要的交流环境，人们通过5G网络环境，实现了线上、线下的沟通与交流，数字化媒介对于符号的传播突破了时空，甚至出现表意时空距离完全消失的现象，此时，接收者会成为无意识的符号传播者[1]。这种文化的传播效应，对于主流核心价值的传播非常有利。以西游记文化为例，从口口相传，到文学戏剧表演，再到影像艺术，具备时代性和民族性特点的《西游记》（杨洁，1986），以其不断丰富的符号体系再现，成为古今中外文化交流及传承的载体。

    一、影像意图的构建——符号体系化的编码

    无论是纪录片、影视动漫还是自媒体拍摄影像，其都可归为影像。而影像艺术受到媒体技术变革的影响，成为更加丰富的文化符号体系，几乎是触及人体全感知系统的多维度艺术形式，也成为人们所追求的高效释义方式。以《大闹天宫》（万籁鸣，1964）为例，故事选取自中国人周知的《西游记》章回体小说片段;孙悟空人物形象设定及动作设计，简化了中国京剧人物造型及动作表演;场景设定参考敦煌莫高窟等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符号;配乐方面采用中国戏曲民乐。动画艺术形式作为一个综合的文化艺术符号体系，带给观者全方位的文化信息。

    影像符号的编码过程是由影像的创作者完成，而影像的符号化过程即是创作者为影像赋予于意义，并试图使接收者感知其编码的意义的过程，即：发送者（意图意义）——>符号信息（文本意义）——>接受者（解释意义）。只有完成这三个过程，才可说影像实现了符号化的过程。

    而什么样的符号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符号，从皮尔斯关于符号的研究定义来分析，他称符号为object，而在《简化牛津字典》的解释中，得出object的三个含义，“一件可见到或者可触摸的物体”——可感知;“行为或感情针对的人或物”——形象;“独立于思考心智即主体的东西”——精神价值[2]。此含义与中国学者相关研究不谋而合，可以归纳编码符号需具备的三个重要特点：具备衍生性，即能够以物的形式被接受者感知;具备符号记忆的形象特征;具备广泛感染力的精神核心价值。动画中角色是灵魂，而西游记中几乎所有的角色都具备以上符号编码的特征，孙悟空、猪八戒、哪吒、红孩儿等等。形象具备符号性（颜色、形态、道具、语言、动作等）;便于衍生（受众可以通过角色扮演、道具、手办等的拥有，实现符号再现）;精神核心（孙悟空不惧险阻、跟随师父不断成长、一心保护师傅求取真经的信念等）。故据wuhu动画人空间整理，在2020年影院逐步开放时，关于西游题材的动画，有13部之多。

    二、影像释义的过程——符号解码的关键因素

    首先，影像符号的接收者变为接受者。从符号语言学角度分析，一个能指可以出现多个所指。也就是同一个符号会出现释义的多样性。如何释义关键在于其接收者。接收者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经验等因素，直接影响符号的释义结果。譬如：孙悟空形象在中国人的心中，所释义的结果是具备人性、神性的英雄形象，是唐僧西天取经路上的“守护神”，甚至白龙马在人心目中都不仅是一匹马。而在西方人的解读中，孙悟空最多是一只具备灵性的猴子，在他们眼里孙悟空的兽性大于人性。这一同样的符号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收者，释义却天壤之别。

    影像符号的接收者决定了影像符号的释义。《西游记》中孙悟空最早被视觉化是通过京剧等艺术形式，第一次银幕化是在《铁扇公主》（万籁鸣，1941）动画片中，以幽默轻松的方式，让人们感受到孙悟空机智、勇敢、不受束缚、打破常规的精神。而《大闹天宫》首次以彩色华丽的方式呈现了孙悟空形象，他和人们想象中的孙悟空形象切合度最高。《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田晓鹏，2015）中孙悟空形象的雷公嘴、心型脸等，被马脸人形化替代;四尺身高，被八个头高替代，但是猴的身体属性依然在，加上江流儿手中拿着的，具有京剧色彩的大圣玩偶的映射。这些视觉要素符号连同孙悟空的性格，一并在受众心里形成对孙悟空的编码。看似不断的革新，却是在前人的文化基础上不断更新的，所以完全颠覆以上编码记忆的作品，或者没有这些文化熏陶的受众，都会造成影像符号解码的差异。故符号的释义是否被接收者接受并认同，是影像符号能够再现的关键因素。

    其次，接受者认同影像的释义。选择什么样的符号作为意义的载体，要找出各民族文化中的具有相似寓意的、且公有的一些符号元素，才能避免文化意义的误读，实现文化意义的传播与传承。譬如：影片《寻梦环游记》（李·昂克里奇等，2017）中，具有国际意义的符号元素——吉他。无论吉他在不同民族间释义是什么风格，它的能指依然是音乐。吉他是家庭中常见之物，人们通过对影片情节与生活中情景的相似联想，便实现了符码的重构与认同。小男孩的阁楼里，吉他的所指是他的音乐梦想;广场上，吉他的所指是追求自由人的工具;纪念馆里，吉他的所指是整个小镇人的快乐与温情的记忆。整个影片中，吉他传达给接收者的意义，就是对音乐有追求的梦想。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接收者来说，这种符码的解读，很容易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对梦想追求的认同与支持。

    再次，认同者参与符號的再构建。当影像的接受者感知到了符号编码者赋予其的原本意义，并达成一种心理上愿意通过分享其相同的符号意义来得到满足或增强自信之时，便建立了认同感。当认同者通过反复地感知符号意义，便与该符号建立了相对稳固的依赖关系，并不自觉地去重复那个符号，或者将符号赋予自己的认知理解，以参与的方式分享于其他人。通常表现为购买相关衍生产品，或者通过社交平台弹幕等方式，获得群体的身份认同。《大闹天宫》（万籁鸣，1961）的早期受众，在物质资源匮乏的时候，一个捡来的木棍和手工彩绘的面具，所以该片就能够满足这种互动需求。但是当下为什么《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后续参与互动时失利呢？其一，现在孩子们或者家长们对于金箍棒、火尖枪等危险道具没有兴趣。其二，制作方没有提前衍生的意识和相关人才积累。其三，市面上的孙悟空面具等质量粗糙的衍生品，与迪士尼、漫威等优质的衍生品，形成鲜明的选择差异。没有与内容相匹配的互动衍生环节，受众就很难参与再现衍义。

    三、影像文化的传播——符号编碼的再现及多元重组

    首先，符号再现形成衍义回路。通过图1假想模型来看，当文化符号传播的回路形成，就会产生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文化符号就在接收者的无限衍义过程中，得以传承与创新[3]。无限衍义多由受众自发而成，对于原始文本编码的再现，或者是给予新的解读。《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我命由我不由天”，受众通过台词进行参与再现。表现中国文化中对于天命与我命的理解，但哪吒最终面对天劫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无不体现着以大义为重的中国精神。这种极具中国文化根基的符号，让国人看得酣畅淋漓。通过美国产业化动漫电影分析得出：再现符号元素要简化、生活化、娱乐化、实物化，便于参与，达到集体身份认同等特点。漫威通过大量的道具与真人大小的穿戴装备，以及英雄与普通人间的无缝转换，将受众带入到再现的群体中;迪士尼通过“带给人快乐”为目标的娱乐化，使受众认同并乐意参与其中，实现符号的不断衍义。

    其次，多元重组化实现多民族的认同。在视觉符号的设计过程中，进行社会关系的整合，巴克森德尔的研究说：“形象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沉淀”[4]，影像媒体艺术，按照后现代艺术研究学者的观点“将不同文化、传统、地域、风格、艺术趣味的艺术素养，通过剪切、拼贴与组合，构成‘万花筒或者‘百衲衣般的整体，造成一种视觉上极具冲击力的异质视觉奇观”[5]。许多跨文化的影像作品，通过对异质文化的解构与重组，赋予其符号体系以新的意义，通过不断反复再现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如《功夫熊猫》（马克·奥斯本等，2008）、《寻梦环游记》等，极具民族风格的动画片，视觉元素中大量相应题材的民族元素堆叠，最大程度地得到不同文化群体的认同和接受。

    四、影像符码构建原理对文化传播与传承的启示

    影像文化符号元素的提取与传播应该通过三种主要的途径。

    第一，文学作品——可视化周知文本是优秀影像产生的前提。语言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实现了人类从局部个体到社会集体的过渡。由于语言这种社会规约形式的存在，人类实现了通过语言文字进行的广泛沟通与交流。影像作品正是在这种语言文字的基础上，通过视觉化的刺激，实现了人们对某种社会规约的普遍认同[6]。优秀的影像艺术作品往往是与观者在情感心理方面产生了共鸣，能够被普遍认同的影像作品，就会实现无限的衍义及其文化内涵的广泛传播。

    文学作品是作者通过长期的社会生活积累及社会群体生活的观察，通过语言文字的形式呈现。优秀的具有广泛读者的文学作品，都是某种文化内涵高度凝练的结果。比起受技术所限的影像语言形式，文字语言有更渊源的文化历史，而文字语言更能够先于影像，深刻的反应或者预测人类的发展。《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其中涵盖的哲思及趣味性的故事，始终是影视创作者热门开发的原始文本。《铁扇公主》《哪吒闹海》《大闹天宫》《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都是出自于西游记的经典动画。西游记小说蓝本从时代感、文化性、商业性三方面分析，都符合动漫作品开发的潜质。个性鲜明的角色、英雄形象、各种丰富的江山美景、神奇科幻的变化、以及导引人成长“自我、本我、超我”人格构建，是值得反复推敲并传承的智慧作品。

    第二，主体形象构建——可衍生为被感知的符号品牌。形象的单独存在，只能建构起他与接受者间的认同关系，要达到无限演义，就需要形成符号品牌。接受者通过该符号品牌的消费，实现了衍义过程。譬如广西桂林阳朔旅游景区，刘三姐的传说是故事构建的基础，刘三姐的形象是建立作品与观者之间距离的纽带，但是消费者通过消费，观看刘三姐演艺节目，实现了符号品牌的接触和感知。

    西游就像一个公有品牌，对于动漫人来说，是否能够遵从原著，或者有约束地进行经典IP的改编。对于疫情之后蜂拥而至的西游题材动画作品，笔者有所担忧的是孙悟空这个符号形象却不能像美国的米奇、日本的哆啦A梦一样，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品牌形象符号以及规范的图库使用手册。视觉化过程中，品牌的形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产生更强的忠诚感，但突如其来的各种不同视觉印象的孙悟空、哪吒形象，会不会造成西游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受损？中国动漫人才缺乏品牌衍生领域的坚守，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动漫IP进行持续不断的图库开发，内容更新，若一味的颠覆性创作，实际上会造成动漫IP品牌的损伤。

    第三，核心价值观念——形象必须承载某种核心精神。艺术作品中符号形象的精神核心，是接收者到接受者身份转变的重要因素，如果作品符号中所载精神核心，能够引起观者的普遍共鸣，那么该作品的核心价值观念就会很容易被受众接纳，并衍生再现。《西游记》中，孙悟空师徒克服九九八十一难求取真经，任何一难都可以改编成动画作品。其内涵隐喻能够表意的内容丰富耐人琢磨，孙悟空虽有高度的个人自由，但依然要受到某种外在约束，并遵从社会规约，修炼心魔成长，这是符合我国民众文化价值取向的，能够达成受众共鸣的精神价值。

    当然，一旦受众认同某些特定元素符号后，对形象的其他视觉上的创新差异化一定要慎重，《哪吒之魔童降世》之所以成功的地方，在于其有坚守的视觉符号部分，譬如：哪吒仆人的原型、哪吒本人的身体配饰等要素，遵从了具有一定受众认同基础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设定，但性格还是遵从了原著中，哪吒混世魔王的顽劣性格特征。这样是有利于受众对形象符号固有认知强化的。

    结语

    影像符号的研究有利于促进推广本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本质，从文化传播的载体——作品，即符号意义的构建;文化传承的主体——创作者（设计者）、接收者（潜在传承者）、文化认同者;文化传播的媒介——一切能够被感知到的事物;研究文化传播的本质从以上三点入手，通过全感知多维度的影像符号系统，结合实物等方式，实现文化的高效传播与传承势在必然。

    同时，影像文化的传承不能只靠民间的繁荣，需要官方或者多部门的组织进行一些规范约束。尤其是对于经典改编的创作，要在有一定制作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审批，否则表面的繁荣，会使得经典形象，因为粗制滥造恶意改编造成经典的损失。当下影像成为一种普遍的语言形式，国家应该持续鼓励和支持那些坚守动漫底线的创作机构和团队，使专业研讨会能够真正融合产、商、政等机构人员共同商议，促进中国动漫影像领域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2][3]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4，95，58-59.

    [4]巴克森德尔，吴幼牧，宋忠权.绘画交易的条件[ J ].新美术，1991（2）：52-59.

    [5]阎嘉.视觉艺术中的后现代空间：戴维.哈维如是说[ J ].学习与探索，2015（11）：123-125.

    [6]陈玲，林升栋.动漫符号与民族形象的塑造[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7（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