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中晚期淮夷入侵与周王朝的御戎机制

    提要:西周中晚期由于突发的气候变冷事件以及淮夷势力的增强等原因,处于今安徽、江苏一带的淮夷族群沿着淮水及其支流汝水、颍水等持续向西、向北突进,冲击到周王朝南方诸侯国,甚至侵入晋南地区。近出西周霸氏诸器以及由北赵晋侯墓地流出的晋侯铜人铭记载了该时期淮夷入侵及周王朝御戎之事。相关铭文内容反映,周王朝在淮水中上游及其支流一带设立军事据点,派遣王师与地方侯、伯势力联合抵御淮夷。周王朝御戎机制的主要特征是以王师作为主导力量,地方侯、伯势力加以配合,御戎战争背后有着周王朝的统一部署。这种以王师为主导的御戎机制是西周王朝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旦遭到破坏,西周王朝也就很快走向衰亡。

    关键词:西周;霸氏;淮夷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20.04.005

    山西翼城县大河口霸国墓地是近年来周代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对研究西周时期的诸侯制度、贵族家族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M1017、M2002两座墓葬的资料已经公布,M1017为一代霸伯的墓葬,M2002是霸伯之弟霸仲的墓葬,两者皆在西周中期。两墓出土了大量的有铭青铜器,其中霸伯盘、格仲鼎以及两件格仲簋铭文都直接讲到了霸伯、霸仲“搏戎”之事,已有学者对此加以讨论。实际上,除上述铜器外,尚有霸伯方簋、霸伯盉等铜器铭文,虽没有直接谈到御戎之事,但其内容实则与当时西周王朝的御戎机制有一定关联,学界于此尚未论及。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出资料探索西周中晚期周王朝抵御淮夷的过程及相关御戎机制的问题,祈请学界指正。一、霸氏诸器铭所记的“搏戎”事件

    霸国墓地M1017、M2002两墓埋葬时间当在西周中期。考古报告中将两墓埋葬时间判定为西周中期偏早,认为在穆王、恭王之际,其定时则略嫌偏早。两座墓葬所出铜器较多,器物组合及纹饰比较复杂,反映出铜器的制作时间当早晚有别,虽然如此,判定墓葬埋葬时间当以形制最晚的器类作为標准。M1017所出伯鼎(M1017:25)下腹倾垂,三蹄足上端有兽首装饰,与之形制类似的有传世器师汤父鼎(《集成》2780),一般定为恭王前后,也有学者定到懿、孝、夷王时期,都不早于恭王时期。另外M2002中所出土的格仲鼎(M2002:9)器型呈桃形敛口,下腹倾垂,上腹饰一周窃曲纹,三柱足上粗下细。与之形制相类似的有五祀卫鼎(《集成》2832)与九年卫鼎(《集成》2831)等,一般均判定在恭王时期。由此看来,两座墓葬的埋葬时间很可能晚到恭王时期。

    霸氏诸器铭所反映的“搏戎”事件应当就是发生在西周中期恭王前后。其中直接涉及到“搏戎”的铭文有四篇(其中格仲鼎与两件格仲簋铭文内容基本相同,故本文只引格仲簋铭):

    唯正月甲午,戎捷于丧原,格仲率追,获讯二夫、馘二,对扬祖考福,用作宝簋。(格仲簋,M2002:8)

    

    已有学者考证,格仲簋铭中的“格”与“霸”是对同一族氏的不同写法,所谓“霸国”或“霸族”实际上就是以往见于铜器铭文的“格国”或“格族”。格仲簋实即霸伯之弟霸仲为搏戎胜利所作的纪功铜器。格仲簋铭文记载戎人侵袭至于“丧原”,霸伯之弟格仲(即霸仲)率领武装力量追袭,活捉了两人,获得了两个首级,因此作器纪功。霸伯盘铭文记载戎人侵袭到了霸地,霸伯率队御戎,俘获了一名俘虏,并因此作器纪功。

    两篇铭文所记月份俱是“正月”,且铭文内容及格式近似,所描述的极有可能是同一次的戎人侵袭。霸仲御戎是在甲午日,其地点所在的“丧原”,以战况的发展来看,当在霸国所在地即今天的山西翼城县以南,详细已不可考。只是戎人并没有因霸仲的抵御而退却,十二天之后的丙午日就侵袭到了霸地,这次是由霸伯亲自率队御戎。从两次战役的俘获来看,一共俘获三人及二首级,谈不上取得了多大的胜利。此既反映出铭文中的“戎人”骁勇善战,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又反映出戎人的这次侵袭很可能只是派出小股势力骚扰周的内地,并非大规模的集结,是以并没有留下很多俘虏,也不见俘获武器装备的相关记载。

    已有学者根据传世的晋侯铜人铭文内容推定上引铭文中的“戎”实际指的是东南方的淮夷族群。据学者考释,晋侯铜人铭文作:“唯五月,淮夷伐格,晋侯搏戎,获厥君(厂+豕)师,侯扬王于兹。”铜人铭中淮夷所侵伐的“格”即上引格仲簋之“格”,也就是“霸”。淮夷入侵到了霸地,位于霸国附近的晋侯出动军队抗击淮夷,铭文称之为“搏戎”,与上引两篇铭文所记的“搏戎”是一致的。西周中后期的铜器铭文中,位于东南方的东夷、淮夷有时也被称为“戎”,例如班簋铭:“伐东国疳戎”(《集成》4341)、(戈+冬)鼎铭:“御淮戎”(《集成》2824)等。王玉哲认为西周虽用蛮戎指称北方异族,但也视东方的殷、徐等为戎,“戎”的含义并不是代表特定的种族。学者因此推定上引霸氏诸器铭中的“戎”亦应是入侵的淮夷,是有道理的。

    晋侯铜人铭所记载的晋侯“搏戎”事件很可能亦是发生在恭王前后。该铜人据传是山西曲沃北赵被盗晋侯墓中所流出的器物。资料的公布者苏芳淑、李零两位学者认为铜人铭文系凿刻而成,倾向于将铜人铭文与晋侯苏钟、敌簋等铜器铭文加以联系,认为铭文所反映的当是西周王朝厉宣之际与淮夷的战争。李学勤亦认为铜人铭文反映的当是厉王时期淮夷入寇的事件。只是从拓片上看,铜人铭文字体有明显波磔,似乎并非凿刻而成。李伯谦认为铜人铭文字型结构具有西周早、中期的特征,明显较晋侯苏钟时代为早,而且“晋侯”二字下无晋侯之名,与晋侯苏钟铭称“晋侯苏”亦有不同。结合北赵晋侯墓地被盗的情况,李伯谦、刘绪等学者认为晋侯铜人最有可能是北赵6号、7号墓组晋成侯夫妇墓葬中的随葬品。这种意见综合了多方证据,尤为值得重视。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晋成侯在位时间与西周恭王时期恰是能够对应起来的。换句话说,晋侯铜人铭很可能与上引霸氏诸器一样,反映的亦是恭王时期之事。

    

    所谓晋侯铜人是一件青铜跪人像,人像为一成年男性,头戴平顶帽(或为一种头饰),上身赤裸,腰带下垂条状蔽膝,双手反背在身后,其表现的当是铭文所记的淮夷俘虏的形象。霸伯墓M1017中发现的一件铜人顶盘,其中铜人的形象亦是跪坐男性,头戴平顶帽,赤裸上身,下身着垂条状的蔽膝,除了双手放置于两条大腿上而非反背身后这一点之外,其造型与晋侯铜人极为相似,所描绘的应当是同一族类的淮夷俘虏。这也是我们作出上述推断的一个旁证。

    总的来看,上引包括晋侯铜人铭在内的三篇铭文所记录的当是同一次淮夷入侵事件。大约发生在西周中期恭王前后的这次淮夷入侵,一直侵袭到了今天山西境内的翼城县附近,淮夷族群能夠深入到晋南地区,这在以前的资料中是没有记载的,可能与晋南地区拥有丰富的池盐资源有一定关系。处于晋南一带的晋侯、霸伯、霸仲等地方上的侯、伯等分别率队抵御入侵的淮夷,俘获了少量淮夷活口,其中包括一位夷人的首领。二、“搏戎”事件的背景

    西周中晚期,多次发生淮夷内侵以及周王朝组织各级军事力量抗击淮夷的事件。这正是上述诸器铭中所记晋、霸“搏戎”事件得以发生的时代背景。M1017霸伯墓中所出的还有霸伯方簋与霸伯盉两件铜器,其铭文信息透露了霸伯搏戎前后的一些情况。霸伯方簋(M1017:42)铭文云:

    唯正月,王祭型于氐(泜),大奏,王赐霸伯贝十朋,霸伯用作宝釴,其万年孙子子其永宝。另有霸伯盉(M1017:70)铭文云:

    唯正月,王在氐(泜),霸伯作宝盉,其万年孙子子永宝。

    霸伯方簋与盉从器型及纹饰特点上看,与前引霸氏诸器当是同时铸造的。铭文记载周王于某年正月在汦地举行祭祀活动,霸伯身在祭祀的现场并受到周王的赏赐,因此作宗器铸铭文以作纪念。两篇铭文所记事情都在正月,与前引晋、霸搏戎事件的月份相同,而且泜地在西周时期是周人抗击淮夷的前方基地,因此月份上的相同应当不是巧合,其所记的正是晋、霸搏戎前后的事情。周王赏赐霸伯,应是对其参与御戎之战的奖励。

    两篇铭文均记载周王所亲临的一处地名“氐(泜)”,并非无名之地,而是西周中期周王朝抗击淮夷入侵的一处重要据点。泜地又见于平顶山应国墓地M50所出的匍盉铭文,其云:“唯四月既生霸,匍即于氐(泜)。青公使司史艮赠匍于柬唐贲、韦两、赤金一钧,匍敢对扬公休,用作宝尊彝,其永用。”李学勤认为“氐”应读为“泜”,古有两泜水,一在今河北,一在今河南,此处应指后者,或称滍水,就是今天的沙河,源出鲁山西北的尧山,东流经鲁山县南,东经平顶山市南、叶县北,向东汇入汝水。西周时期的应国都城就处于汦水之北,是周王朝为了藩屏周室、抗击东南方淮河流域的夷人群体所设置的诸侯国。泜水一带在两周时期长期成为中原国家与南方族邦对抗的前线地区,例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泜而军”,所记载的就是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国与南方荆楚之间的一次对抗。上引铭文中的“泜”应是与泜水有关的一处地名,即应国附近泜水之上的一处军事据点。

    另外,国家博物馆近年收藏的任鼎铭文中也提到了周王在泜地赏赐臣下之事,其铭文云:“唯王正月,王在氐(泜),任蔑懋,使献货于王,则毕買。王使孟联父蔑懋,赐艇牲大牢。”专家据器型、纹饰及铭文的风格,认为任鼎与恭王时期的五祀卫鼎、九祀卫鼎相似,将该器上下限定为西周中期恭王至懿王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前引霸氏诸器与此鼎亦属同一时期,且铭文中同为“王正月”,又同是“王在泜”,因此,任鼎与前引诸霸氏器铭所述的很可能是同一次周王出巡南方的活动。

    周王的这次南巡与抗击淮夷有关。据学者的研究,西周时期周人南向经营大致沿两条线路:一条是沿汉水朝向东南,重点控制南阳盆地及随枣走廊,南向控制江汉平原。周王朝在这一线上设置了一些据点供周王出巡时驻扎,还设置了申、吕、曾、噩、厉等诸侯国,目的大概是为攫取南方地区的铜、锡等资源;另一条线路集中在淮河中上游,特别是淮河的支流颍水、汝水流域一带。西周王朝在这里设置了应、陈、蔡、胡等诸侯国,主要抵御顺淮水各支流北上及西进的各路淮夷族群。上引铭文中的“泜”地即处于后者这条线路上。周王远巡至于淮河上游支流的泜水一带,应当是为了深入前线亲自组织与领导诸侯国抗击淮夷。周王在泜地举行的祭祀活动也当是考察前线、会见诸侯、奖赏战功的一种方式。

    西周中晚期,处于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地淮河流域的夷人常常沿淮水及汝、沙、颍水等淮水支流西进北上,多次突入内地,对周王朝包括东都洛邑在内的东方地区形成了很大的威胁。这一时期的不少铜器铭文都记载了淮夷入侵、周王朝君臣抵抗淮夷之事。1975年考古工作者于陕西扶风县庄白村发现的一座西周中期墓葬,出土了多件作器者名“戈+冬”的铜器,有下述铭文:

    或曰:呜呼,王唯念或辟烈考甲公,王用肇使乃子或率虎臣御淮戎。(或方鼎,《集成》2824)

    

    两篇铭文均讲述了西周中期周王派遣(戈+冬)担任将领抵抗淮夷之事。(戈+冬)所率军队的驻扎地在“堂师”,学者认为其地当是春秋时期楚国的“棠谿”,见于《史记·楚世家》,其故地在今郾城之西。另外也有学者指出铭文中的“械林”即见于《左传》襄公十六年者,其地当在今天的河南叶县东北,并且指出“搏戎胡”即“搏戎于胡”,“胡”指西周的媿姓胡侯国,其地在今河南郾城一带。这些地方均在今天淮河支流沙河、颍河流经地区,与前文所说的“泜”地在同一地区,这一地区在西周中晚期正是周王朝军队抗击淮夷族群的前沿阵地。

    唯六月既死霸丙寅,师雍父戍在古师,(禹+辶)从。师雍父眉使(禹+辶)使于胡侯。侯蔑禹懋,赐(禹+辶)金。((禹+辶)甗,《集成》948)

    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臤从师雍父戍于古师之年,臤蔑懋,仲兢父赐赤金。(臤尊,《集成》6008)

    由王师所主导的御戎机制是周王朝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西周末年,王师实力不振,在御戎战争中屡屡遭败,随之而来的就是西周王朝在内外纷争中走向衰亡。西周晚期的禹鼎铭记载:

    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王廼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肆师弥怵匌恇,弗克伐噩……粤禹以武公徒驭至于噩,敦伐噩,休获厥君驭方。(《集成》2833)

    噩侯驭方率领南夷、东夷反叛,作为王师的“西六师”及“殷八师”均无力平叛,最终还是王朝大臣武公派出自己的私属武装平定了叛乱。王师实力衰落之后,依靠贵族的私属力量平定叛乱终非长久之计,西周王朝最终仍是亡于戎人与地方势力的联合进攻。

    据上所述,从御戎机制的角度来看,在西周中后期的御戎战争中,不管是周王御驾亲征抑或是周王朝派遣大臣赴前线主持大局,均是以王师力量作为主导,由周王朝对各方军事力量实施统一的调配与部署。周王朝派遣王师在前线设置军事据点,与地方侯、伯势力配合作战。这种以王师为主导的御戎机制是西周王朝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王师实力的削弱正是西周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概括全文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山西翼城大河口霸氏墓地所出的数件铜器铭文与早前北赵晋侯墓地所流出的晋侯銅人铭俱记载了同一次淮夷入侵以及地方侯、伯起而御戎的事件。这次淮夷入侵大约发生在西周恭王时期,一直深入到今天的晋南地区。处在淮水流域的夷人族群能够西进北突深入到晋南地区,这在以前的资料中是没有记载的。

    (2)西周中晚期以来,由于突发的气候变冷事件以及淮夷实力的增强,位于今天安徽、江苏一带的淮夷不断沿淮水及其支流颍水、汝水等向西、向北突进,冲击周王朝的南方诸侯国以及成周周边地区。晋、霸铜器铭文中所记的淮夷入侵事件并非孤立发生的,而是有着复杂的背景与原因。

    (3)为了应对淮夷的持续入侵,西周王朝在淮水中上游及其支流流域地区,大致在今天的平顶山、叶县、郾师一带设置军事据点,并派遣王师驻扎防守,与地方侯、伯势力联合,共同抵抗淮夷入侵。

    (4)西周中后期的御戎机制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包括地方侯、伯在内的各方势力“搏戎”的背后有着周王朝的统一部署,侯、伯常率领军队亲随周王奔赴前线;其二御戎战争是以王师力量作为主导,地方侯、伯势力加以配合。这种以王师为主导、以地方侯、伯为辅助的御戎机制是西周王朝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西周末年,王师实力不济以及地方侯、伯势力坐大,以王师为主导的御戎机制遭到破坏,是西周王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因素。

    [作者王坤鹏(1984年—),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收稿日期:2020年3月21日]

    (责任编辑:谢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