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而未亡型乡村环境设计策略研究
王东 李朝阳
摘要：为了探寻衰而未亡型乡村复兴与转型的路径，运用点、线、面结合的研究思路，以毗邻北京的坊口村的城乡实验为“点”，以环境设计为“线”，从基础、关键、驱力、机制四个角度阐述衰而未亡型乡村环境设计策略，探索出乡村环境设计未来发展的合理模式，以期为我国分布广泛的衰而未亡型的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关键词：衰而未亡型乡村 乡村振兴 城乡实验 环境设计 坊口村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21）03-0133-03
引言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乡村是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区域，具体表现为乡村的巨大分化。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的分化问题同时存在。不同类型的乡村有不同的发展诉求，因此乡村环境设计实践及理论研究需要科学把握乡村“分化”的确定性问题，分类施策。（图1）衰而未亡型乡村是中国乡村分化普遍面临的一个类型，“城乡实验”是为寻求衰而未亡型乡村振兴的积极尝试。秉承社会的人文关怀理念，“城乡实验”涵盖了乡村激活、复兴、持续发展的全时段内容，是包含着对乡村的深刻理解和对村民需求的深刻领悟，是关涉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是环境设计专业视域的突破，是当代视野下环境设计介入乡村的应用实践，对于衰而未亡型乡村振兴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乡村“分化”的确定性
从“乡村分化”的实际出发进行乡村环境设计，是站在“确定性”之上进行乡村建设的表现，是对过往乡村经验的反思，是对当下乡村建设现状的考量。民国时期的乡建之所以失败，就是站在不确定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一轮乡建浪潮中，我们针对乡村分化的確定性研究还涉及不多。从调研分析看，我国乡村一部分走向扩张，一部分走向衰亡，一部分收缩。扩张型乡村主要是乘时代之风，走向复兴与转型，如资源丰富的传统村落和区位较好的城郊乡村在新一轮的“乡村振兴”与“资本下乡”中整体走向扩张。由于“农本”文化对土地的眷恋，走向收缩的乡村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多不会消亡，并广泛分布于各区域，总体呈现“衰而未亡”的特征。
对于“衰而未亡型”乡村，如何在新一轮乡建中摆脱收缩、衰亡的命运，环境设计如何面对变化中的人文语境，取决于这类村落能否真正振兴。因此站在乡村分化的确定性基础上开展乡村环境设计实践和理论研究，是我们需要首先考量的问题。
二、坊口村的“城乡实验”
（一）坊口村概况
坊口村位于北京城西北部的河北省怀来县境内。“坊口”原名“防口”，明代在此屯兵，即是京西防御门户，西部、北部为长城环绕，分布有踞虎关、东西察院、古商道、军垦田等遗址，反映了明清两代坊口村作为进出北京、联结内外的商业与军事通道。随着现代公路的修建，古商道被弃用，坊口村也随之没落。改革开放后，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都市圈快速城市化，在兼并近郊乡村并带动发展的同时，也在抽空远郊乡村发展的“动力源”。坊口村作为毗邻北京的远郊乡村，青壮年进城谋生、老人与儿童留守、民宅大量闲置、耕地抛荒严重、特色资源缺乏，演变为当下常见的空心村。坊口村的现状仅是中国四十年城市化背景下乡村分化的一个类型，其确定性呈现出“衰而未亡”特征。（图2）
危机中往往孕育着机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农村土地、金融、政治、文化进入现代化系统的初建期。乡村环境建设的需求为环境设计的介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为环境设计的当代学科定位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静西谷”设计团队主导的“城乡实验”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
（二）城乡实验的突破口
坊口村“城乡实验”的开展是基于北京郊区拥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和农村海量的闲置资产，以及城乡发展的需求和社会多元主体共赢受益，前者是物质保障，后者是动力源泉。但是如何寻找突破口，如何开展环境设计是困扰团队的难题，设计团队以“聚民力”为突破口，调动村民和新乡民的力量共同参与。
坊口村未能像列入各类名录的“网红”村落能获得政府与各界财政的大力支持。静西谷团队既是设计方也是投资方，因财力有限，他们试图摆脱中国乡建片面强调外力作用（尤其是政府力量）的传统做法，转而培育民力，“花最少的钱办农民能参与的事”，并将之确定为实现坊口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将合作社建设视为凝心聚力的重要路径。在合作社建设初期，大多数村民持观望及消极态度，认为时下集体很难恢复往日的景象。静西谷对此采取“以点撬面、点面结合”的措施，通过捆绑利益，实现共赢。如在民宿合作社中约定村民的权利：“民宿盈利30%，享有对合作社询问权、监督权，按社员股占比享受合作社年终分红权”。“3年内村民从该民宿项目所得分红未达到3年房租（约定金额）金额，未兑现的部分由合作社进行补足”。通过多种措施激发并重构村民主体意识，逐渐参与到村落项目的立项、设计、监督、管理中来。随着坊口村“城乡实验”初见成效，“民力”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主体构成也逐渐多元化，本质上与住建部推广的“共同缔造”乡建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村民积极参与的同时，社会各界力量纷纷加入，有效弥补了静西谷财力不足的现状。通过这个过程，凝心聚力，为乡村环境设计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坊口村作为广大衰而未亡型乡村中的一员，对其开展的“城乡实验”即是应时代之需的产物。秉承社会的人文关怀理念，本文以坊口村“城乡实验”为“点”，以环境设计为“线”，试图为我国资源贫乏，无明显区位优势的衰而未亡型乡村，即“面”，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为破解长期以来我国乡村环境设计缺乏持续动力的难题提供一种思路。（图3）
三、衰而未亡型乡村环境设计策略
（一）基础：生态与生计的互促
坊口村作为衰而未亡型乡村的代表，从“主位”角度看，区位不佳、资源匮乏、特色不足，但是从“客位”视角看，坊口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却是都市所向往的。20世纪90年代施行的“林业三定制度”，根本性地改变了坊口村生态面貌，这被视为坊口村振兴的逻辑起点，也被认为是未来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的必要举措。设计团队在坊口村的规划设计中延续“生态建设”理念，以村落外围丰富的农林资源为生态屏障，修复村内的生态空间，建立垃圾分类，促进生物多样性发展，进而通过农林产业结构的调整，衍生与生态有关的业态，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渐改变原有生计方式，进而提升村落经济效益，在生态建设与生计修复层面实现互促。村落原住民在生态产业高附加值的吸引下，纷纷加入乡建行列，外来群体在良好生态的吸引下，积极加入成为新乡民。在合作社的框架下，对新乡民和原住民进行有序约束，保护各自权益。同时各参与主体为了更好地维持各自经济利益，在合作社中积极作为，如原住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产业发展的积极配合，这也是持续吸引新乡民的重要原因，而新乡民重视对村民生计层面的保障。在坊口村建设的多元参与主体中，新乡民的生态需求与村民的生计需求相统一，实现互惠共赢，有效促进了以现代合作社为架构的自组织结构的建构，并逐渐完善，走向成熟，以实现有别于传统自组织的现代乡村振兴。
（二）关键：传统与现代的互融
静西谷设计团队在坊口村环境营造中重视传统与现代结合。从聚落环境营造看，现代设计师与传统匠师共同参与，协商推进，发挥各自所长。坊口村的传统空间肌理、建筑遗址得到很好延续，如东西察院、古商道、军垦田、农业学大寨等遗址。同时根据需要新建或改变原有空间的功能用途，植入现代生产生活理念。在坊口村的规划设计中，为了不破坏原有肌理，不做“大规划”，而是嵌入20个经济点位系统，以“针灸”设计手段为主，逐渐实现“以点撬面”的效果。在功能空间的划分上，因地制宜发挥已有资源，并结合京津冀都市圈乡村游的潜在性，将坊口村划分为民宿、康养、乡创和农园四大主题，每个主题下又细分若干功能区。在建筑更新改造层面，不论是民宿设计，还是茶室、接待室、文化活动室等公共空间设计，都充分延续原有空间格局，尽量使用当地材料;对于新增建部分，根据功能需求植入新的设计理念，使用新材料、新形制。民宿服务对象主要为外来体验者，设计上延续原有空间格局、嵌入地域元素，重复使用当地特有的废弃长城砖作为点饰，以彰显其传统文化特色，室内秉承现代居住需求，体现设计的现代性，外檐部分为营造轻盈通透的空间氛围，多采用轻钢、玻璃等现代材料。（图4、5）
（三）驱力：理性与野性的交织
乡村振兴是一个体现科学价值，追求理性的过程，需要改善人居环境空间，鉴别并继承传统遗产价值，满足现代生产生活需求。从坊口村参与的投资方与村民看，二者以逐利为驱力。投资主体和村民是乡村建设的“生產方”，而到此休闲体验者扮演“消费方”的角色。“消费方”消费的设计作品需蕴含感性特征与浪漫色彩，体现美学价值。因此“生产方”设计的作品虽然是以理性为出发点，但其设计须满足消费者感性的审美需求，契合审美价值的环境设计作品是“消费方”持续消费的内驱力。坊口村在乡村环境设计中充分考量“生产方”的理性需求和“消费方”的感性需要，并将其作为推动坊口村可持续发展的驱力。坊口村在空间环境设计中，植入众多如长城文化体验馆、坊口大讲堂、微型水包美术馆、停车场等具有现代城市功能属性的空间，以满足人们对现代居住空间的追求;同时保留山水林田完整格局，呈现独有的乡野之美。部分建筑墙体使用当地的毛石砌筑，部分墙体外围部分使用精料砌筑，内嵌毛石，对比鲜明，显现出理性与野性的交织。（图6、图7）
坊口村粗狂野性之美还体现在对长城基因的嵌入。坊口村北部和西部的长城在当地俗称“野长城”，一个“野”字彰显了远离市区、融乡村为一体的现状。设计师有意识地将“野长城”纳入规划设计范畴，旨在承袭乡野之美。村中现存的民宅多数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使用废弃的长城砖修建的，这既是长城生命的延续与再生，也是长城的“野性”基因在异质空间的传承。在民宿更新改造中，设计师继承并强化这种野性，有意识地将乡野材料植入到铺装、墙体等细部构造中，渗透出鲜活的自然与人文气息。（图8）
（四）机制：城市与乡村的对流
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城乡要素的流动问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乡村端的坊口村有大量的闲置房屋、弃耕农田以及良好生态环境，而城市端的京津冀都市圈则拥有政策资源、资本、知识等优势要素。坊口村“城乡实验”即是在对比考量城郊巨大的成长空间与海量农村闲置资产价值的基础上展开的。实际上“城乡社会不同领域重组产生的巨大张力进发出的不确定性和多重机遇，业已成为环境设计专业拓展创新的加速器和助推剂”。如何推进城乡各要素的对流，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发挥城市优势，实现城乡之间互惠共赢是坊口村“城乡实验”设计者一直思考的问题，并试图建立一种合理的城乡对流机制。（图9）
“静西谷”在坊口村的“城乡实验”，也带动了城市各界人士介入，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师生、旅行社与周边游客等都到此开展专业考察、旅游体验，并举行各种公益活动激活乡村文化，实现城乡共融。通过新乡人与原住民的共同努力，在外界资本、知识、政策等要素的作用下，坊口村逐渐重构起自组织系统，碎片化的文化要素被重新系统组织，碎片化的生产生活要素也被盘活为一个经济系统。为了解决好坊口村新农人进入问题，设计团队建构了村落信息资源系统，并搭建了城乡信息交流平台。在此信息交流平台上，市民和企业可以了解闲置宅基地、耕地、林地、经营性建设用地等资源，以提高出行或投资预判的科学性。村民时刻关注市场需求，会根据变化及时对村落发展做出相应调整。在城乡对流机制下，自组织系统、文化系统、经济系统、信息资源系统的重新组织及协调配合，高层次地建构了一个大系统，这个大系统把土地、产业、人口、能源、文创、合作社等城乡要素集合起来。在这个系统中，乡村建设中存在的诉求得到了关注并逐渐被解决，参与的相关多元主体从中受益，共同推动着坊口村向着内涵式、可持续方向健康发展。
结语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反思以往研究范式，正视中国乡村分化的确定性，分类施策是当下乡村环境设计必选之路，衰而未亡型乡村是中国当下乡村分化普遍面临的一个类型。依托于城市的巨大消费空间，得益于资本下乡谋求新领域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契机，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迎来了“春天”，这也为乡村环境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坊口村的“城乡实验”就是对这一时代变化的积极回应。
诚然，衰而未亡型乡村区别于区位优越、风貌独特的城郊乡村与传统村落，该类村落受城市化影响较大，传统渐失，自组织系统瓦解，需要从根源上谋求持续的发展动力，建立乡村环境设计的长效发展机制。笔者认为衰而未亡型乡村首先要以聚民力为突破口，以解决资金缺乏、政策保障不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生态与生计互促、传统与现代互融等设计策略重构乡村秩序，考量各参与主体的诉求，坚持理性与感性的设计导向，营建诗意的栖居环境，重组乡村的文化系统、经济系统、信息资源系统，建立城乡各要素的对流机制，真正向着内涵式方向发展，以促进衰而未亡型乡村共同走向振兴，全面推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