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现实题材文艺图书出版能力研究

    林滨

    摘 要：现实题材图书的出版意义不凡，但优秀图书相对不多，出版机构在组织现实题材出版时面临着多重难题。出版机构应从现代出版传统中汲取力量、肩负出版人的使命担当、运用好出版的本质与规律等方面认识现实题材出版的意义与价值，通过抓住优秀作家优秀作品、培养潜力作家发掘题材组织创作、开展协同创新等方式，提升现实题材图书的出版能力与水平，从而拓展现实题材文艺图书的出版局面，并将工作引向纵深。

    关键词：现实题材 文艺图书 出版能力

    现实题材文艺图书意义不凡：“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在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方面，现实题材文学出版物有着先天的优势。”[1]只有把出版使命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才能呼应时代造就出经典，为读者奉献更多的精品力作。但是优秀现实题材文艺出版相对不足，值得深析。本文从文艺出版从业者的角度，剖析问题的症结所在，从出版的传统、使命、本质的角度认识现实题材文艺图书出版的价值，以提升出版能力为突破口，试图找出若干有效的解决办法。

    一、出版社重大现实题材出版工作的作用

    （一）对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的聚焦关注是中国现代出版的一种传统

    对重大现实题材的关注与发掘是中国现代出版的一种传统。中国现代出版是在时代的伟大激荡中开启，“五四文化”的两大大主题——启蒙和救亡同样构成中国现代出版文化的主旋律。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看，不少重要的现实题材文学作品离不开出版者的推动。茅盾1932年12月脱稿的长篇小说《子夜》，1933年初就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小说聚焦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描绘了城市、农村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深入思考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作家对现实题材关注如椽大笔，出版者的勇于承担、积极传播，共同促进了社会各界进一步认识时代、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创业史》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巨著，它在出版社编辑敏锐发现、主动约稿、积极组织下完成了出版：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计划在一两年内出版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当编辑了解到柳青正在创作合适的长篇小说，就及时、主动联系，最后获得作家的同意，取得版权。《创业史》出版后，柳青谈及自己与出版社（编辑）的关系说，是一种“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是为了我国文学事业的联合努力”。[2]

    （二）推动现实题材文学的出版充分体现了出版人的担当与追求

    文学编辑应该带着与作家并肩作战的坚定，带着为时代留声、为历史负责的神圣使命……并为此显示出自身的魄力与决断力。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社长韦君宜的《思痛录》里写了不少这样的事例。如出版莫应丰的《将军吟》的过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老作家莫应丰拿出了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将军吟》找韦君宜。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争论是否出版“文化大革命”的图书，韦君宜认为这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该冒的风险还是要冒”，以无畏的勇气推出《将军吟》。

    （三）出版的本质决定了出版社在推动现实题材文学创作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出版的本质是“选择、呈现、传播”。推动重大现实题材文学创作应围绕出版规律展开，并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内容是出版业的核心资源，而作者是内容的创造人，出版人是内容创新性与创造性应用的操盘者。出版社必须牢牢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出版价值观，站在文化自信的高度，以继往开来的眼光认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战略位置，去抓富有新时代精神与气息的重大现实题材作品。海峡文艺出版社组织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晋江，奔流向海》就是一次颇为成功的实践。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该社敏锐地以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为切口，邀请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任林举深入晋江采访，寻求晋江为何会孕育出为人所知的“晋江经验”“晋江精神”“晋江奇迹”的答案。最终作家任林举以文学的笔触展开了隽永的书写，“以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向读者揭示了一个充满厚重闽南历史风情的文化晋江;用企业家与华侨的奋斗事迹谱写出一个爱拼敢赢、永不服输的奋斗晋江;用一笔笔来自晋江人数额惊人、作用巨大的捐款展现出一个反哺家乡、心系祖国的情怀晋江;用国家政策与地方治理探索的结合过程呈现出了一个理念领先、以人为本的先进晋江”。评论家认为，历史的创造、新时代的气息在长篇报告文学《晋江，奔流向海》中恰如其分地进行了文学性融合，体现出“廓朗的格局、丰沛的文气、灵动的笔致”。[3]

    二、出版社组织现实题材出版工作面临的问题

    （一）文学创作难度大，现实题材出版缺乏源头活水

    当下，文学创作领域有高原缺高峰、有数量缺质量的情况依然突出。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一个充满巨大变革的新时代，题材的丰富性、思想情感的巨大冲击力和把握世界认识世界的难度都给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源，但也带来难以想象的挑战。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对此有精彩的论述和判断：“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中国发生的变化的深度和规模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人类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生当此时，是作家的幸运，人们常说，现在是生活比虚构更精彩、更富于戏剧性。生活世界的巨大運动为文学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资源，但同时，它也冲破了文学认识和表现的习惯、成规和边界，把文学甩在了后边。生活一往无前、变化万千，这构成了作家认识和把握生活的巨大难度……这个时代的作家要看清这个时代的生活面临着新的巨大难度。我们不能低估这种难度，但也要看到，这个难度本身也正是时代为我们开辟的广阔天地，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艺术可能性。”“这个时代的中国作家生逢其时，应该立定志向，写出无愧于时代的高峰式的作品。”[4]在新时代文学版图的建构中，作者与出版人是文学生态良好发展的共同体，李敬泽的呼唤实际上也是出版人的迫切期待。

    创作是出版的一个源头，创作界的困境直接导致了出版资源的匮乏。表现重大现实题材的体裁固然可以多种多样，但创作者用不同体裁形式来表现重大现实题材的意识不够，在散文、报告文学和诗歌上追求创新，攀登思想内容与艺术水平高峰的作品少之又少。重大现实题材创作中体裁多样化的局面还没出现。在创作风貌中，作家更乐意将心力投入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之中。但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考验一个作家综合创作能力，准备不足、匆促上阵往往浪费了作家的精力、损耗了优秀的题材。在从创作到图书面世等生产的组织过程中，出版社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优秀作品的数量少、能够驾驭大题材的作家不多、资本力量左右文化产业市场……各种各样的因素、各个方面的力量直接影响了出版社从容选择稿件、推出精品。

    （二）新形势下编辑开展现实题材文艺图书出版任重道远

    新形势下，编辑专业水平的提升迫在眉睫。当下有三种情形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一是出版社编辑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评论家的群体还不够大;二是唯发行量、唯经济效益的思路和做法依然存在，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问题;三是编辑过分强调自己的职业技能而忽视了对专业水平的追求。能启发同时代创作者、会引导高水平的创作……这是文学编辑与作家平等对话的一个基本要求。作家们面对出版社，内心会呼唤具备评论家水平的编辑。著名作家李国文写过《作者与编辑的缘分》，坦言：“一个作者，遇到一个赏识自己的编辑，可算一段缘分。无论是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的岁月里的如琢如磨，相互砥砺，还是在或疏或密的文网下的风险共担，相濡以沫，编辑和作者所结成的文字指教，弥足珍贵。”具备评论家水平的编辑，应当具备一定的思想高度、视野宽度以及胆识、预见力和决断力，也需要编辑深刻领会为历史负责的责任感、为时代发声的使命感。

    在某种意义上，守夜者的意识有时候束缚了手脚。现实题材的作品，就必须介入火热而复杂的生活，直面现实中的矛盾，展示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挖掘其中所蕴藏的思想内涵与作者的判断思考。意识形态问题无小事、社会效益第一等观念，已然让出版工作者形成了自觉的底线思维意识。出版工作者一方面自然要肩负起内容把关的职责，对意识形态工作常抓不懈;一方面又容易存在畏首畏尾的思想和畏难的情绪，这种思想与情绪导致编辑对现实题材书稿更多地做简单化的取舍选择，而不在提升、引导上下功夫。它不知不觉中束缚了编辑的手脚，直接或间接导致一些直面现实矛盾的优秀作品不易面世。

    三、出版社推动现实题材出版工作的几种有效方式

    （一）选择优秀作家，关注优秀作品

    出版社在推动现实题材文学创作中，应全力以赴去发现优秀的作家作品、选择有价值的作品，在出版过程中实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最后及时地把鼓舞人、感染人、武装人的好作品传播出去。优秀的作家对时代与生活认知的深度、广度，对个体的精神与情感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等等，对艺术表现形式的驾驭与创新，均有其高明之处。优秀的作品往往反映出时代的精神、人的状态和智慧的结晶，体现出伟大的民族精神与深厚的文化命脉。出版社在实施现实题材出版中，在坚持百花齐放的同时，着力关注那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与国家民族同进步的价值观念，有伟大家国情怀和深层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家与优秀作品。如2019年组织出版中宣部第十五届“五个一优秀作品奖”图书、长篇小说《海边春秋》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部重大现实题材的作品呼应了新时代呼唤，小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文学的形式反映新时代伟大变革，折射新时代新发展理念，塑造带着新时代思想深度与情感温度的全新人物。书中以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中岚岛综合实验区建设开发为背景，围绕兰波国际项目与蓝港村整体搬迁的矛盾和破解展开叙事，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年轻人回乡创业”“生态文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两岸一家亲”等新时代的诸多重大议题，成功塑造了以刘书雷为代表的一批时代新人。作者陈毅达长期在基层工作，对火热的现实生活始终保持高度热情，善于思考新时代的命题。与此同时，作为福建省作协组织的负责人，他能够调整思维习惯、知识结构与判断标准，从“新时代”视角重新思考文学的本体内涵，思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自觉以创作实践表达使命担当;能够以开阔胸怀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凝聚中国人思想、情感与心灵世界，将中国经验熔铸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精品。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对该书作出了充分肯定：“新的历史阶段，知识分子走向社会、深入民间的主题，小说显现出来的新问题和新人物，以及知识分子和民众结合的新形式，都富有时代感，也延续和重写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这部可以鼓舞人、感染人的作品的成功，也体现了编辑可以激发作家的勇气与魄力的。

    （二）发现有潜力有水平的作者，发掘重大题材、组织作家创作

    作者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出版社在组织选题、出版图书中，注意培养作者，创作起步期予以鼓励扶持、发展过程予以推动帮助、成熟期努力创造机会通过约稿等方式托付以重大创作题材。相对而言，作者更注重个体的发现和创造，编辑则为了出版过程中的“选择、呈现与传播”会更重视各个社会思潮、动态、背景等，更主动感受时代的呼吸，更重视发掘重大题材。出版社的编辑在出版的过程中、在团结作者的过程中，熟知作家的水平、风格等。当编辑掌握一个有价值的题材，可以引导作者去关注、激发作者去创作，从而实现了策划选题、组织作者创作、完成出版的过程。

    （三）出版社可采取协同创新的方式推动现实题材出版向纵深发展

    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是出版社积极推动现实题材创作的有效方法。

    第一，建立出版社与文联等群团组织的协同创新机制。各级作家是专业性的人民团体，在日常运作中，通过组织作家共同学习、共同研讨等提升作家创作能力，利用财政资金积极扶持作家、扶持创作，大力繁荣文学事业。作协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体现出鲜明的事业属性。自20世纪80年代，业界对出版社的属性问题曾经有过讨论，最后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宋木文同志概括指出，出版社“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重视经济效益，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作为自负盈亏的出版社，如果不讲经济效益，也难以实现社会效益;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如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在总体上，要爭取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这一论述也成为出版行业的共识。协同作协的事业性与出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特性，把两者的优势统一起来，加强合作，深入融合，共同推动现实题材的创作出版，定然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第二，建立出版社之间的协同创新机制。按照我国的出版社建制，几乎每一个省份都分布着不同门类的专业出版社（如文艺、美术、科技、少儿出版社），每家出版社的出版方向、出版使命很一致，但是各出版社之间又都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又自发形成同行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联合体，共同研讨产业发展、事业进步的方法与做法。不同地区的出版社、不同的专业出版社共同就一个题材，按地域、按分工，共同组织优秀图书，在品种、品类的丰富性上下功夫，力求实现“现象级”的影响力。将这种经验与做法融会贯通运用于抓现实题材的出版工作上，必然会推动现实题材出版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海悦.悉心孵化精品，展示时代进步[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07-08.

    [2]《创业史》第一部出版的台前幕后[N].光明日报，2016-07-08.

    [3]施战军.由“晋江经验”到“中国故事”[N].人民日报，2019-07-26.

    [4]李敬泽.新时代，文学能做什么[N].学习时报，2017-10-31.

    （作者单位系海峡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