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的大数据赋能与现代化之思
张骞 葛玲
[摘? ? 要] 大数据介入基础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技术的僭越和教育主体的异化，导致教育实践中对技术的推崇代替了对“人的现代化”的模塑。实际上，大数据技术在基础教育的治理中拥有科学的前景、“生产社会化”的开放性能，零界共享的空间以及个性化的服务内容。厘清大数据思维在基础教育现代化中真正应该发挥的作用，促进教育决策及素质评价的公平性、实现教育系统的“托管化”、区域教育网点“差异集团化”和创建教育主体的个人终生数据资料库，才是大数据技术介入教育治理的应有之义。让技术理性回归价值理性，使得教育现代化归根于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与数据理性的内在逻辑，也是现代化与技术发展的价值旨归。
[关键词] 基础教育现代化;大数据治理;教育信息化;数据理性
[中图分类号] G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1）07-0082-07
2021年2月3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2021年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要点》指出中国教育的重点任务是“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深入实施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普及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这其中包括网络平台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精准扶智和教育信息化智慧引领;教育治理体系化工作[1]等要素，为中国的教育信息化推进指明了方向。实际上，教育信息化是教育面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发展信息化是推进现代化的关键途径。改革开放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技术史观的角度再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追求物质的丰富积累和技术的极大进步，因而较少关注人的现代化。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作为我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教育体制改革逐渐从物到人，以实现教育主体的现代化为发展目标之一。在此过程中，现代化的动因仍然受到诸多传统的制约，因而，当前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面对的是传统因素与现代性的混杂局面。大数据技术作为极佳的治理切口，在基础教育的现代化推进中输入了巨大的能量，虽然在应用初期落入了现代性的陷阱，但是人的现代化最终会与数据理性达成某种平衡。本文从基础教育实现现代化发展的诸多问题出发，以大数据技术平台的应用为视角，重新探讨基础教育领域中传统因素与现代性的博弈过程;精确定位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对基础教育的治理和实现现代化的本真意义;找寻究竟何为教育大数据的思维方式，让数据理性和教育主体的人文关怀实现合理的对接，达成有效的循环;以此为起点，从应然的角度尝试提出有效的治理路径。
一、基础教育的现实困境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前景
基础教育自身面临着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发展任务，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在教育目的上存在“工具论”和“本位论”的冲突、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冲突以及科学教育和德育教育的冲突[2]。这是现代基础教育发展的根本思想障碍。长远来看，“工具论”对于教学模式的创新、教学理念的更新、教学方向上的规划往往会形成负面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在整个基础教育框架中，教育者关注并鼓励学生寻求后天的解放，但整体的教学呈现仍旧存在极大的限制，因之弱化了教育模式的创新度。传统的理念束缚导致教育改革缺乏动力，教育者重视教育的社会化价值，易于忽视现代教育发展中的个性化需求;重视对学生的知识灌输，相对地压迫了学生的综合发展潜力，这些问题都催促着大数据在技术突破和个性化研究中寻找应用空间。从器物层面探讨阻碍教育现代化的因素，则首先要对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历程有高屋建瓴的认知。笔者认为，学界多年之讨论皆无法逃离一个最大的问题——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的公平配置和效率提升。中国的超大规模教育人口和超大地域教学空间中充满着诸多不平衡因素，资源的集中性和教育的公平性之间的绵绵矛盾冲突，牵涉多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留守儿童问题、安全防护问题、民工子女异地上学等诸多问题。因此，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并非一日之功，目前看来，大数据思维下的信息共享及知识链接等优势或许是当前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的绝佳方案。
时至今日，大数据的工具属性不断地扩展延伸空间，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主体培养、结构升级、内容涵养、系统生成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国内部分学者专家基于知网的共词分析对此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说明①，大数据独有的信息化思维为学界探索解决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人才流失、教育技术化等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随着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更新应用，人们也在不断地挖掘教育大数据所蕴含的潜在价值，但是总体而言研究尚未成熟。具体表现为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的结合成功实例较少;前沿教育科技向高精尖领域倾斜，基础教育关注度不足;数据收集、应用和处理过程无序，隐私安全保护机制尚待健全;数据理性和人文关怀融合程度较低，教育与科技的良性循环尚待建构等等。但无可否认的是数据的介入作为基础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法器和前沿工具，在厘清本末、追溯源头、靶向定位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过去的数年，大数据技术应用在基础教育的各个方面，如数字化校园建设等教育系统改革;翻转课堂、习本课堂等教学形式革新;双师课堂、捆绑模式等教学资源共享;MOOC、可汗学院、雨燕课堂等教学内容O2O共享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数据深度介入到教育过程之后，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僭越，主体异化的现象——人被数据所嵌套，学习过程异化成数据的完善过程，人与人的交流依靠数字与数字的互动。因此辨别大数据在基础教育的治理过程中所应该具备的作用和存在的真正意義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大数据在基础教育现代化中的的优势
大数据核心特征常被概括为“4V”，即数据量大（Volume）、输入和处理速度快（Velocity）、数据多样（Variety）和精确性高（Veracity）[3]。随着各种平台的建立，网络的信息发展，大数据在基础教育领域建立起强大的信仰。其应用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基础教学资源的无限更新状态;第二，教育治理主体高效率公平性的互动方式;第三，多维度全方位的教学督导、评价及预测手段。此三点是经过学术界长期的研究所得出来的被普遍认同的结果，基于此，基础教育的发展才有了进一步的拓展空间和前进方向。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合理安排进行合作互动、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一种常规化的状态[4]。但教育主体享受教育现代化红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可能出现的一切风险，包括公共服务平台之间信息的断层所产生的“信息孤岛”现象，信息获取的高成本与教育专项资金之间冲突导致的“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教育治理中政府、组织、学校多元失衡和利益纠葛以及基础教育迈向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畸形发展问题。而教育大数据在克服发展不均衡、方式单调化、信息隐形化、决策粗放化[5]等弊端上有着一系列的优势。
（一）大数据应用教育事业的科学前景
大数据技术的产生是现代化的结果，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也是教育面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大数据技术的科学应用有助于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和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其一，大数据的资源共享机制为学生学习和教师产学研究均提供了机会，保障了教育主体的权利，保证了贫困生和学困生应有的尊严。其二，大数据技术将众多的教育组织置于同一平台，实现了不同地区教育参与者的相互监督，包括体制内行政监督、同级别机构竞争性监督以及强大的舆论监督等，可谓“将独断愚昧关在数据监督的笼子里”。其三，随着大数据技术应用的普遍化，教育资源的超大规模流动，城乡和区域间的知识差距在信息资源共享中或被逐步缩小，大数据介入教育治理亦有助于社会阶层障碍的破除。其四，利用大数据的智慧分析系统和海量信息对接教育立法，开发前景巨大。由此看来，大数据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对于维护教育秩序，推动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善治”局面，意义深远，拥抱而不是排斥大数据的态度将会使得大數据的治理逐渐得到规范。
（二）大数据开放形成的“生产社会化”
大数据时代催生了很多的开放性资源，教育参与者出于各种目的往往会对外来资源进行二次开发和适应性完善，生成一种可用性更高的新资源[6] 5-12，27。这种资源的不断叠加和个性化生产可以被称为数据的“生产性”，资源在后续的共建共享中可用性和适用程度会越来越高。这种资源进化的特点有利于兼顾教育的多样性和个性化需求。开放与个性化的良性循环又有助于实现教育目标和评价标准的多样性、教育结构的多样性、办学模式的多样性、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性。教育需要为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条件，重视个性化教育，培养特殊人才。以此为逻辑起点，数据的开放为单个的教育主体提供了共有的实践平台，开放的数据可以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流动与教育主体的自由成长。生产一旦有了集体的属性便易于形成社会整体的分工，而大数据生产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教育主体的社会分工和相互合作以及教育最终服务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
（三）大数据支持的零界共享
在大数据技术的介入下，数据是完全可以超越时空限制，在校内与校外、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强势地区与弱势地区实现资源的共享，发展的捆绑，监测的无界。大数据支持下的教学模式，可以通过包括学生学习软件平台、教师教学共享平台以及学校综合评价平台的全部整合，实现整体性的战略管理、调控和分配。通过超越时空的技术应用，大数据平台的信息无障碍传输、校际间资源有效对接，既有助于对过往的政府政策、教育基础平台建设以及学校管理模式经验的反思，也有助于针对薄弱学校的资源不足，实现输血的畅通无阻。普通学校和重点学校学生似乎处在同一个课堂，适时互动，聆听数千名师同步讲学。这并不同于“慕课”，它在应用范围、使用主体、驱动力上面都不同。大数据技术平台的流动教学长期存在和发展，流动讲台、流动教室甚至流动学校都成为常态。有学生的地方就有教育，有数据的地方就有教学。
（四）大数据实现的“个性化定制”
“因材施教”堪称一种美好的教育理想，伴随着大数据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开发，教育主体的个性化成长将不再遥远。目前，基于大数据平台的个性化服务，已大规模应用于图书馆数字化管理、档案分类、服装设计等领域。在教育过程中尤其是对学生培养和教师发展的“个性化定制”成果略显单薄。对于教师的个性化培养，首先是改变传统教育中的教学比重，高度重视数据技术软件的应用、教育数据模型的建构以及建立健全终生学习数据体系。教师在不断熟悉大数据技术平台过程中，既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也能提高大数据教学应用的普适性，从小规模的课堂突破，慢慢地形成集群效应。其次是教师培养种类专门化，“个性化定制”要求从深度上优化、弥补教学资源广度的不足，利用大数据丰富的信息资源共享功能，来辅助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劣势科目。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理论在我国已渐趋成熟，主要体现在学习资源的极大丰富和使用的方便高效，突破时空限制的交流互动以及实现教学监督、预测、评价一体化等方面。“大数据技术使得学习行为的记录更加精细化，可以准确记录到每位用户使用学习资源的过程细节，如点击资源的时间点、停留了多长时间、答对了多少道题、资源的回访率等信息”[7]。这些信息交流互动，有利于学生针对自身的学习状况尽早做出决策，拓展学习方法，完善知识结构。
三、大数据技术在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应用路向
数字技术时代，价值网络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开展互动合作，是实现共生共赢和创建新生态的主要途径[8] 156-161。基础教育的现代化路向必须通过信息共享、开放性结构、协同规则实现技术赋能，前文已经说明大数据治理的优势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现代化系统的具体铺开。当前技术创新实现了教育硬件的革新，教学形式的更新，教育主体的再造和教育系统的升级，这四个维度的集成可以产生新的需要，进一步促进技术的突破，由此形成技术与教育的双向赋能。因此可将对技术治理新内容的寻找纳入到技术理性和人文关怀的双向互动之中，厘清基础教育面向现代化的路向，不至于陷入技术异化的窠臼，避免教育主体的物化才是大数据思维参与基础教育治理的价值取向。
（一）借助大数据平台参加教育决策及教育评价
大数据的科学性决定了其参与教育部门决策的民主性和公平性。数据权威作为一种新的决策模式，可以有效克服行政部门效率低下、被动反应、分工杂乱的困境，教育新理念的推行、教师职称评级以及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引入数据治理的方式亦是教育正义的体现。数据平台的教育调研包括综合入学率、农村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财政投入水平、经济困难家庭资助等诸多方面，在确凿的数据事实分析中，理论的建构基于定量分析以完善定性分析。即采用比率分析、趋势预测、相关对比产出教育模型，用以对教育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进行分析，在技术使用上合理避免了数据的随意性。
（二）在大数据信息场中实现学校教育管理系统的“托管化”
教育系统托管化即教育联动治理中引入第三方教育管理平臺，第三方系统按照由人为提前设定的原则计算分析，根据以往较为成熟的实例作出简单的行为解剖，继而联网全国性的大数据平台，找到行为的理性价值依托以及非理性原因分析，据此作出判断是否持续该动作或依据其他区域更先进的管理实施方法来因地因时制宜制定出可行性更高的实施方案，譬如教师课表的制定和调整应该考虑到教师的作息规律、日常备课习惯、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甚至在女教师预产期应考虑减轻其教学负担等。对于学校的非常规活动（外出游学、集体登山运动、春游秋游）等系列动作可以综合季节干燥程度，未来一周晴雨状况做出是否出行的决策，根据全国其他区域的外出情况以及往返经验，危险性和可行性的分析来提前显示出各种可能性。
（三）在大数据资源共享中审视区域教育网点“差异集团化”
我国目前集团化主要分布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是因为集团化需要参与的专业公司团队分布在沿海地区。这里提出的差异集团化是在存在一定的教育水平差的区域之内建立由政府部门主持、市场组织经理、教育网点参与的教育生态圈[9]。由于各学校教学水平不一样，因此在大数据传输中存在数据差，在此基础上的学校之间的交流就十分必要。数据差的存在使得学校之间发生“产业转移”，资源逐级传递，在政府的调整之下，优势学校的过剩资源没有任何限制地转移到更新换代比较慢的低差区域，该区域学校的资源购置资金又可以分拆利用，多方面地补充自身。这样一种双赢的模式必然有社会盈利性组织的参与，三方联动的“差异集团化”无疑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
（四）以大数据技术创建教育主体的个人终生数据资料库
大数据技术应用下的基础教育将个性化的教育放在突出位置，主张成立学生的终生数据资料库，强调根据每一个学生不同的认知水平、兴趣程度来制定更加适合的学习体系，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获奖受罚情况到课堂发言、学习消费、日常考勤情况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个体的行为习惯、性格特征、学习走向以及预测未来就业方向。为了引导学生更好地学习，还可以采用学分终身制，每一个阶段设立一个初始学分，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后获得相应学分，然后自由兑换下一阶段的教学资料。同理，教师作为教育主体，其培养模式也可以参考学生数据库的模式来建设。美国的Kick Up是一个专注于教师测评的标准化Saas工具，测评数据来自教师的自查报告以及学年内各项教学成果的反馈，这些数据可以纵向记录教师的成长历程，提出有待改善的地方。为教师设置专门的成长机制，督促教师教学水平的大幅快速提升。
四、对基础教育现代化的省思
2015年联合国通过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描绘了现代基础教育的远景蓝图：“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10]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现代基础教育最重要的三个因素乃是创造性、终身学习和非认知能力。创造性应是教育的核心属性，人的意识并非完全是主体建构的过程，更是外界不断的刺激和自我成长的过程，在漫长的意识生涯中，主体的最佳状态当然是终身学习，通过外界信息的持续输入与启发，通过不断地革新认识和培养非认知能力，实现内心世界的发育壮硕和精神土壤的开花结果。
（一）现代化与数据理性的逻辑同构
在推进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基础教育治理的过程中，数据理性的扬弃与基础教育现代化的探索越来越表现出同构性和同向性[11]：第一，二者都遵循教育发展的哲学逻辑。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最根本的哲学逻辑。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因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核心观点。基础教育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在他们三观塑造的关键时期，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真正践行素质教育的理念。在这一发展过程当中，大数据技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赋能，促进教育决策及素质评价的公平公正，优化教育资源在不同区域和领域的均衡配置，完善教育制度机制和改善教学软件硬件质量。第二，二者都遵循教育发展的系统逻辑。大数据技术参与基础教育治理，需要从理念、体系、制度、内容以及方法等多个节点渗透融合，具体来讲就是要重塑教育主体地位，明确教育权责范围，提升教育决策能力，优化教育服务质量[12] 26-32。技术全方位多领域高水平地融入教育治理，实际上是作为贯彻落实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具体抓手，因为现代化是一种动态的、借助大数据的价值优势重构能力体系的过程[13] 2，包括理念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教育实践及效果的现代化等传统的三大维度，都是遵循系统逻辑的表现。第三，二者都遵循教育发展的实践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也是当今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以此为背景的基础教育深化改革要坚持“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大数据技术参与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环节的建设也要紧紧围绕这一目标来运作。现代化对于教育发展的促进是基于时代的需求而非无序的扩张，现代化的发展程度是与教育思想的发育状态、教学形式的接受范围、教育改革的创新区间、教育主体的认知水平双向决定且互为表里的。此四者的改革创新又是通过数据介入的方式具体而微，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绝非一日之功，而是深入到教育基层和教改一线，收集处理亿兆数量级的教育教学反馈之后才得有寸进之功。现代化的探索过程实际上就是教学的实践、数据的产生和技术的检验过程，也是教育实践体系化和社会化的选择。
（二）现代化与技术发展的价值旨归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将视野落在技术创新与技术赋能等物质层面，但是技术的飞跃不仅推动了教育系统的升级，还间接地造成了人的异化，人成为了数据的附庸，数据的生产使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教育的分析决策评价完全基于数据的思维而不关心人的需要，这种技术对人的僭越在前文中已有过相关的分析。基础教育的治理应该借助技术实现更好的发展，而非依赖数据，唯数据至上。从技术理性回归价值理性是基础教育发展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大数据技术要充分发挥在教育治理中的巨大优势，实现基础教育现代化的路向突破，就不得不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主观意愿。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能凌驾于人的现实需要之上，这才是技术发展的理想状态。当前大数据应用中人的缺失不仅仅表现为数据的僭越和教育主体的失范，还表现在大数据技术使用中人的缺位和错位：专业技能的核心人才和既拥有某些行业背景又具备一定大数据专业技术应用的复合型人才较少;大数据整合分析专业人才的结构分化严重亟需优化;大数据从业人员的地域分布和行业分布不均衡等等。因此，技术发展的未来在于人对技术的掌控，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积极参与大数据技术创新，培养大数据治理人才;政府以“科教兴国”带动“数据强国”，紧跟大数据国际发展趋势;社会加强“政—企—产—学—研”相结合促进高质量大数据人才的培养。同时教育的主体在参与现代化治理时要懂得大数据思维，掌握数据介入的方法，把控数据教学的节奏，端正数据运用的态度，追求数据与人的平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會上提出“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这实际上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基础教育的现代化本质是要实现教育主体——人——现代化，激发人的主体创造性，使得人在教育参与的全过程中始终是主导的、主要的、主动的。而数据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和谐则要求大数据的工具价值服务于教育主体的需要，技术的生产助力人文理性的张扬。以此价值主张为逻辑起点，从教育意识的维度达到教育发展的内在同构。
五、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的在线教育市场爆发式增长，资本战争蔓延至全中国的各个角落。国家“停课不停学”的政策不仅仅是教育部门应对疫情采取的过渡措施，更是教育信息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质的飞跃，间接地使得整个教育界参与到了大数据的生产管理中来。这种以外界刺激、危机干扰、资本扩张的形式推动国家实现整体进步和单领域跨越式发展的案例在历史上并非少数。大数据在学界一直被认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兴事物之一，数据技术的创新也使得教育治理的主体担心技术理性僭越对人的关怀。不过，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待技术发展史长河中每一朵激起的浪花，人们的态度总是似曾相识。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所说，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每一个社会都是传统因素与现代性并存的，因而“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中国的教育包含着大量的传统文化根茎，从传统走向现代，本没有一个可循的固有模式，先进的教育发展理念对我国基础教育的革新均具有借鉴意义，但是面对教育现代化的十字路口，教育主体实质性地存在自我迷失，或曰反思批判精神的缺失，改革者们还是要周密设计，固本清源，不忘初心，以人为本。笔者相信，唯有认真厘清大数据在基础教育治理中的优势，明确大数据应用于基础教育现代化的技术路向，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才不至于在此类技术崇拜中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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