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究竟是不是技术

    熊纪涛

    作文，究竟是不是技术？这个问题，引起了特级教师和市教研员的争论。特级教师杨先武撰文《作文不是“技术活”》说：“前不久，某语文刊物（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推出了一个“技术作文”的专栏，连续刊发了一位市级语文教研员用‘技术作文应对高考的系列文章。笔者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从教以来，本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技术作文这个概念，也从未听说有一种作文可以称作‘技术作文。”关注和研究作文的同行，一看就明白，这是指《语文教学通讯》刊发的中山市教研员张华关于“技术作文”的文章。其实，在发表此文的三年前，杨老师就撰文《警惕作文训练中的技术化倾向》说：“有位市级语文教研员还创造出一种‘技术作文，在全市推广。”仅从这两篇文章的标题来看，杨老师的观点和看法应当是有所深化的。而张华关于“技术作文”的研究，从2014年至今发表了《技术作文：作文教学改革的宣言——我的作文教学观》《作文教学：走向技术的终端》《作文教学的八种僭越——“技术作文”认识论纲要》等十多篇文章，其中《技术：推动语文教学改革的新视角》一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中语文教与学》全文复印，张华还主持了《中学写作语言技术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学写作思维技术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省市级课题，相关成员和教师发表了多篇论文;张华除了因为“技术作文”被当地权威媒体报道外，自己还创办了微信公众号宣传“技术作文”，颇有影响面逐渐扩大的趋势。杨老师观点和看法的深化，可能与此趋势相关。

    在中小学教育里，特级教师和教研员对一线教师都是能够产生很大影响的人。“‘特级教师是国家为了表彰特别优秀的中小学教师而特设的一种既具先进性、又有专业性的称号。特级教师应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专家。”“教研员是理论与实践的转换者、政策与现实的接洽者、行政部门与中小学校的沟通者、专家学者与一线教师的对话者。”两人之间的争论引人深思：一线教师到底该听谁的？作文究竟是不是技术活，讨论的理据在哪里？对此问题，若不辨析将引發更多的一线老师产生疑惑。例如中山市的中学语文教师就撰文表示想“先让技术缓一缓”，明显是夹在本市教研员主张和特级教师观点之间飘摇。所以，探讨作文究竟是不是技术活，对一线教师的写作理论、写作课程以及写作教学实践来说，其价值都将是不言而喻的。

    思考和辨析一个问题，至少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前人已做了哪些研究？问题是否已经解决？这是研究的历史回顾，所谓无古不成今。二是外国有没有此问题的研究？外国有研究成果，就可资借鉴，就能开阔眼界，所谓不能闭门造车。三是写作实践丰富的人有哪些共识？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结论就能深入人心，所谓不能自以为是。这三个方面既是讨论理据的展开，也是三种资源的梳理，便于有逻辑有证据地辨析。“这些研究资源包括古今、内外、中外三个维度，可称为‘三通：古今贯通、内外贯通、中外贯通。”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写作学研究中，“写作与作文并非一回事。简单地说，写作指一切真实存在的写的行为和形态;而作文只限于中小学教育领域。”由于争论发生于中小学教育领域，本文对作文、写作、写文章等概念或说法不作区分。

    一、历史的观照

    写作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尤其是构思和运思等环节，跟大脑直接相关，而这些地方恰是目前大脑神经科学研究尚未完全破解的“黑箱”。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写作的认识就更加难以作出科学的揭示。就写作主体、写作文体、写作对象和写作技巧等角度而言，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写作的认识并不均衡。

    “先秦时期的写作观的核心内容，是对写作主体——人的关注，是以人为本位的、道德伦理化的写作观。”先秦诸子基本上把写作主体视为“诗、文”发生的本原，忽略了人的“情”“志”的缘起是客观世界，而到汉代，王充较准确地把握住实用文体写作的基本特征，将它从“诗、文”写作中分离了出来，意识到实用文体与文学文体在思维规律与表现特点上存在差异。可见，在先秦和汉代，写作的技术性并不是人们认识写作的主要角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学科大系统来看，可分为写作过程论、文体论、发展论、价值论、鉴赏论五个子系统。关于《文心雕龙》，范文澜指出其“底子主旨，在于讲明作文的法例”，王运熙阐说“它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做法”。潘新和说：“《文心雕龙》当属文章写作学论著。”“刘勰的写作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显然是放在写作运思上，放在对写作技能和心智的探究上，放在对普遍性的写作行为规律的认识上”。这表明魏晋时期已关注并研究写作技能。

    梁代萧统组织编纂的《文选》，在古代社会是历代文人学子的教科书。唐宋时期“学校、书院也把《文选》作为教写作文的教材”;“《昭明文选》开创了我国文选型语文教材的先河，一直为后世所仿效”，当今的中小学语文教仍是文选型教材。唐宋时期，《文章轨范》《文章正宗》《文章精义》《文则》等较有影响的写作教材出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朱熹等人的作品蕴含一定的写作教育思想。“作为教材，《文章轨范》甚得写作教学机理。我国写作教材的编写，正是由此开始有了写作教育学和教学法研究的自觉意识，这标志着写作教材和教学的科学化程度的一个质的飞跃。”这可称为文选类写作教材，写作教材中的“教学法研究的自觉意识”，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对写作技术的研究和传授的关注。而知识类写作教材《文则》，“称它为一部写作学论著（教材）可能最为恰当。所谓‘文则，即为文之法则。《文则》在后世是很流行的，宋、元、明、清均有多种版本行世。”“涉及文章体裁、遣词造句、行文章法、表现风格等诸多方面，不但示人以法则，而且附有大量的实例，表述也较为清晰平易，习作者较容易接受。”清代唐彪的《读书作文谱》，“极为强调多做多改，熟能生巧，强调通过大量的作文实践，调动学生自已的悟察力，在作中悟、悟中作。这种教学法亦可谓抓住了写作教学的关键。”知识类写作教材中的文则文法，还有相关的教学法，也包含着对写作技法的关注、总结和传授。由此可知，从唐到清的写作教学是讲究文章规范法则的，不能说对写作中的技术因素就毫无认识。

    现代出现了训练类写作教材，例如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夏丏尊、刘薰宇的《文章作法》等。“作文法固然不能无‘知，但其实质则在于‘行，“实践性”和“可训练性”是作文法的要义。”“而就‘实践性和‘可训练性而言，《文章作法》则切中其要，棋高一着。”训练性，意味着蕴涵技术的因素。“由胡适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规定，继续发展语体文的技术”，其“语体文的技术”当指语体文的“作文技术”。“作文技术”，可谓呼之欲出。夏丏尊、叶圣陶合编《国文百八课》并说：“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予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对于文章体制、文句格式、写作技术、鉴赏方法等，讨究不厌详细。”这里明确使用了“作文技术”一词。

    在不同的情况和前提下，叶圣陶在多篇文章中多次提及“作文技术”。叶圣陶说：“国文教学悬着明晰的目标：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章的技能。”“写作文章的技能不能凭空养成。”“就训练写作的技能那个目标来说……写作的技能所以要从精读方面训练，无非要学生写作得比较精一点。”又说：“学生学作文就是要练成一种熟练技能，一辈子能禁得起这种最广泛的意义的‘考试即‘考验，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学期考试和升学考试。”据此分析，就作文来说，技能和技术没有多少差异。当然，叶圣陶指出作文不是仅仅只有技能方面的支撑，还有其他方面的支撑。例如：“要文章写得像个样儿，不该在拿起笔来的时候才问该怎么样，应该在拿起笔来之前多做准备功夫。准备功夫不仅是写作方面的纯技术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实际生活的准备，不从这儿出发就没有根。”所论切合写作实际，充满辩证思想。

    改革开放后，关于“写作究竟是不是技术活”这个问题，写作研究者仍然存在争议，重视研究技术者和反对技术化者各有文章发表。

    重视研究写作技术者，例如刘孝存说，研究侧重写作的过程、本质和规律的多，而研究写作技术的少，并引用裴显生的观点：“在这个学科群里，文章学可以重理论，构成知识体系，写作学属于技术科学，应形成技术理论体系;写作教学则是工程科学，应形成有层次的技术训练体系。”石万鹏认为，写作理论的研究帮助学习者了解文章的构成以及文章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写作课还有实践性，有它技术层面上的方法和规律，而写作的这种“技术手法”是可以在课堂上传习的。孟建伟说：“从技术要素的角度，可以归纳出写作的横向技术;技术的运用总是有一定程序的，由此又可以从其自身运动过程中归纳出写作的纵向技术。”认为写作的教学和学科建设陷入困境，跟写作技术缺位密切相关。可见，重视写作技术的研究者看到了写作具有技术的一面，甚至试图探索和推动写作技术形成具有实操性的技术体系。

    反对写作技术化者，例如汪益军、郑逸农批驳“让写作文成为技术活”，指出其根本原因是“唯工具论”“唯认知论”的教育观念在作祟。贺克春认为：“技术操作面向的结果是工具理性，只重结果，只重效率，过程与价值被搁置起来，失掉的将是价值思想和人文精神高地的构筑。”应用文的技术化，同样有人反对。张同钦认为：“工具性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技术化，”“技术化倾向必然导致应用文写作训练的表层化”。就这些观点来看，并没有否认写作本身具有技术的一面，只是反对写作为技术而技术，导致写作的异化，从而使写作教学、写作教育异化，最终对学生造成危害。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写作有技术性的因素。当然，写作技术只是写作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杨先武自己也认为写作离不开一定的技术：“学生在平时通过‘情（须是真情）与‘技并重的训练打下坚实的基础，就不愁在考场上写不出好文章。”问题的关键是，在写作教学和写作实践中，教师和学生怎样正确地看待写作技术并把写作技术摆在正确的位置上。

    二、外国的研究

    近年来，外国写作学研究的论著和做法不断被译介到国内。关于写作究竟是不是技术的问题，也屡被提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实行综合写作训练，把写作训练贯穿在所有学科的课程教学中，这其实就是跨学科的写作练习。“写作是一门复杂的技术，写作教育也是一门复杂的技术。”

    叶黎明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创意书系《开始写吧》《成为作家》《小说写作教程》等系列著作，提出主张：“写作技能是可以通过有效的训练得以提高的，即便是文学创作，也有可以使创作技能突飞猛进的‘路数。”更令人意外和深思的是，美国的作家主要是通过“工作室”培养，“传授创作的技能，组织学生进行创作与互相讨论。”据此来看，美国写作并非不谈技术。美国作家艾丽斯·马蒂森说：“有的人太过执着于写作规则和技术规范，无法容忍杂乱无章的创作状态——而这正是写出一部好小说所要经历的必然阶段。”这道出写作有规则和技术规范可循，但写作者要有分寸感，不能因拘泥于规则和技术规范而使其成为写作的桎梏。

    有关外国写作的译介和研究都表明，写作完全可以是一种技术。美国中小学写作教学，也凸显了利用写作技术来实践操作的特点。荣伟东比较中外写作课程取向说：“与国外课标相比，内容笼统且缺乏实际可操作性的内容。”这就指出了国外写作课程内容比较具体且有实际可操作性，对写作技术高度重视。国外写作教学对写作的技术性这一面，无论是重视程度还是挖掘深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加强写作知识技术的开发，可以有效提升我们的写作教学质量。

    三、实践的验证

    根据历史的回顾和外国的研究，写作可以成为技术。对此，或许有人担心：把作文当成技术，这会不会导致“矫揉造作”或“假话、大话和套话”？

    从技术与人的关系来说，技术是为人服务的。写作技术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正如叶圣陶所用的那样，也正如外国写作同行所用的那样。我们应理性地审视和探究写作技术的价值，而不是直接将“功利主义”“导致写作异化”等帽子扣在写作技术的头上。更重要的是，写作本身是一个需“知”更需“行”的学习实践过程，其本身是离不开技术、能力或技能的实践操练的。写作教学，没有理由不重视、研究和开发写作技术，至少应像对待写作知识那样对待写作技术。郑桂华说：“将写作训练设计为学生能够做的、愿意做的一系列活动，使学生在这一系列的活动过程中获得写作知识技能。”“有人将按知识、技能要素指导作文训练的做法称为要素主义或技术主义，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吕叔湘在《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中指出：“使用语文是一种技能，跟游泳、打乒乓球等技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任何技能都必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正确，二是熟练。”有鑒于此，我们不仅应重视和研究写作技术，而且应立足写作的学理，从写作的技术、知识和课程的关联上研究写作技术，通过师生对写作技术的掌握而提升写作教学质量。

    就以本文的写作为例，本人秉承“修辞立其诚”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有理有据地探究问题的症结和真正的道理所在，为了让一线教师深入思考作文技术的具体的作用和前提，的确采用了一定的写作技术：先是抓住问题和缘由，思考并设计全文的逻辑构架，再将这种设计付诸实施。用建筑行业来作比，在写作过程中，本人就像一个身兼设计师、施工者和监理者等多种角色的人，整体规划构思、分部位写作，推敲理据、评估写作状况并及时修改，最终实现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以理服人。这是本人的实践认识。其实，从事外语教学的教授对写作也有类似的实践认识：“盖楼首先要设计工程蓝图，然后按图施工。同理，撰写论文首先要拟订写作提纲，然后按纲行文。”从人我共识来看，至少论文写作是离不开技术规范的。

    再以省作协会员的写作为例，经过访谈，多位省作协会员都认为写作还是有基本规矩和基本技能训练的，没有人指点就要自己模仿、摸索，不然就没法入门。其中，担任《中学生学习报·三悦文摘》执行主编的喻艳和表示，他从诗歌大量创作到实现小说创作突破，得益于研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写作教程》《情节！情节！》《冲突与悬念》等那套创意写作书系。他毫不讳言地说，对有写作经验的作者来说，学习写作技术，能够有效提升写作质量。这表明即使是写作实践经验丰富的作家，有意研用写作技术，也能提高文学创作质量。

    教师教学生使用写作技术，是不是一定将学生导向错误的方向呢？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分析。其一，教师不教学生写作技术，或者学生没有写作技术，学生写作文是否就不出现“矫揉造作”或“假话、大话和套话”？从写作教学实践来看，不会写作文的学生，不仅容易出现词语搭配不当、语句不通等语法逻辑问题，而且容易出现下句不接上句、文不对题、前后矛盾的文法逻辑问题，更重要的是，胡编乱写了事的应付心理可能更严重，其作文出现“矫揉造作”或“假话、大话和套话”的可能性，并不因缺乏写作技术而降低。通常来说，没有一技之长的同学，其写作心态、写作成就感和写作素养远不如“一技在手”的同学。其二，教师教学生使用写作技术，学生使用写作技术而出错，这本是学生学习写作的常态，关键是教师能不能积极有效地引导学生。教师若正确有效地引导，可将错误化为资源，反而有益于学生摆正写作学习态度，充分认识写作技术的价值。上海市的桑凤英、宋士广、王伟华等教师，都利用国外“冲突（愿望+障碍）、行动、结果”的模式教学生写故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桑凤英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故事写作教学，学生虽然在故事情节结构方面有所进步，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所写的故事胡编乱造，不合情理，大量充斥类似穿越、传奇等内容，故事牵强荒诞。”“于是，如何矫治学生的胡编乱造，就成为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这表明学生写作学习犯错是难免的，教师应针对学情和错误开发相关写作知识技术，矫治学生的错误。以此推论，教师教学生使用写作技术，会有部分学生产生新问题，但新问题也是可以通过继续学习来解决的。写作技术和写作知识一样，本身都是中性的，有利于提高写作质量就可以尝试引入写作教学，不能因为学生会出错就因噎废食。

    倡导交际语境写作的荣伟东说：“写作应该主要属于科学和技术范畴。”还说应正视当前现实：“应试作文俗招、作文模式和流派畸形繁荣，写作教育目标混乱，写作教学理论僵化，应试作文和‘小文人语篇（王荣生语）泛滥。”这给我们带来启示，教学生写作不能把道德教育和写作技能训练混为一谈，也不能不按照写作的科学规律而只教经验、俗招和模式，而应该从写作及其教学的学理、方法和技术层面作以探索，找准目标、革新理论，提高写作及其教学的质量。当然，我们可以在结果写作、过程写作和交流写作的整合中，从写作的知识技术入手，从写作的陈述性知识转向写作的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开发出好学、精到、有效的知识和技术。

    理想的写作教学，在本质上是一種因材施教、查找既有问题而有针对性教学的过程。限于写作课学生众多、课时有限的实际状况，写作教学至少可做到因生分类施教：第一类，写作动机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端正并且写作技术好的学生，应当鼓励其从知识、生活、心灵等多个地方拓宽写作源头，同时增强其利用写作服务社会、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朝着写作立言、立己、立人的使命前进;第二类，写作动机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端正但写作技术欠佳的学生，要加强写作技术的针对性指导和训练;第三类写作动机和情感态度价值观不端正但写作技术好的学生，要从写作道德规范、写作价值方面引导和培养其写作人格，使其端正做人作文的态度;第四类，写作动机和情感态度价值观不端正并且写作技术欠佳的学生，教师要先激发其动机、端正其态度，再加强写作技术的针对性指导和传授，教师对其做人作文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写作是一种需要学习的高级技能，有其动机、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非技术性层面的因素，也有其技术性层面的因素。这两者各有其作用，不可混为一谈，既不能以其中一方排斥或否定另一方的作用，也不能以其中一方代替或包办另一方作用，两者应当是各安其位、共生互促、美美与共的状态，避免出现“五官争功”之类的笑话和闹剧。否则，很容易导致不良后果：其一，只奉行技术主义，陷入唯技术论的境地;其二，轻视排斥写作技术而不教写作技术，造成学生有素材也想写却缺乏相匹配的技法而写不了、写不好;其三，想教情感态度价值观而难教，又没有教学生写作技术，最终导致学生写作学习这两方面都落空。

    写出、写好一篇文章是多因一果的事情，写作技术只是多因中的一因。“写作教学一要引导学生掌握一种明确示意表达的技术，二要把让读者明白作为写作的一个基本要求。”我们不能无限夸大写作技术对学生写作学习的作用，但也不能断然否定写作技术对学生写作学习的必要，关键是教师如何开发和利用写作技术促进学生写作学习。“除了技能和前面提到的独立思考能力外，写作课是否应该训练学生如何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说一篇文章好，除了技术和形式上的标准以外，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它的思想内容？这些都是一个写作教育者应该考虑的。”

    〔本文系海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立项课题“高中语文教学目标落实学科核心素养路径的研究——以新教材新课文为例”（课题编号：QJH2019101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通联：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