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FDI与农民工城镇就业分析
韩燕雄 朱旭
摘 要：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使得基于外商投资的农民工城镇就业边际效应受到影响。据有关调查表明：FDI，特别是第三产业FDI对于农民工城镇就业增长率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且农民工城镇就业基于FDI产生的促进效果，并不受环境规制力度加大的影响。本文将对环境规制、FDI与农民工城镇就业加以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环境规制；FDI；农民工；城镇就业
0 引言
基于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经由工业化转变为城市化，成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因此，促进城镇化规模，促使农民工趋于市民化，将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稳定运行、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产业工人，是推进城镇化以及市民化建设进程的基本内容之一。但是，由于环境质量的不断下降，环境规制以及直接投资问题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热点之一。
1 环境规制、FDI与农民工城镇就业分析理论依据
据有关理论表明，FDI可经由于东道国建立新企业以及推进有关产业发展进程的方式，使相应国家的就业增长率提升。经由促进FDI流入的方式，有效促进相应区域的就业增长率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东道国就业所受到的FDI影响并非是消极的。其中，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外商所进行的直接投资会对中国整体就业情况产生较为明显的挤出效应影响，且只在基于滞后1期的背景下，才会使得相应年份中部区域的就业产生创造效应[1]。
同时，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存在较为显著的阶段性以及区域差异性，具体而言，起初阶段FDI的关注点为劳动密集型，且基于FDI技术水平及各相关企业发展质量的提高，FDI的直接就业效应也随之降低。现如今FDI可对中国就业产生的促进影响正在不断降低，且东部区域FDI对就业产生的促进效果明显性较低，反之对西部区域就业产生的促进效果明显性较高。
2 评估变量分析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及流动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转移主要是以就业为基础的，更为注重的是劳动力就业形式以及部门的改变，而流动则更为注重的是劳动力就业区域的变化。同时，FDI的主要职能为引导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并在相应城镇中就业，对推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解决进程具有积极意义。1998以后，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我国实际应用的FDI规模逐渐扩大，应用金额不断增加。
环境规制主要指的是一项具备较高必要性的社会规制内容，具体而言，即为政府经由出台措施以及政策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调控各相关企业进行的经济活动，进而避免基于企业活动而产生的环境污染负外部性提升，推进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进程[2]。
3 评估结果分析
经由总体角度而言，通过对环境规制、FDI以及FDI与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产生影响的考察以及分析得知：第一，FDI具有促进农民工就业的作用；第二，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大，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可能会使得企业生产的成本提升，进而降低对农民工的需求，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率的提升产生不良影响；第三，环境规制力度的变化以及FDI对农民工就业产生的作用，基于整体层面上而言，具有互补效应，即环境规制力度增大不会对农民工城镇就业产生促进影响。
此外，其他相关因素可对农民工城镇就业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第一，基于滞后1期背景下的农民工城镇就业规模会随着相应时间段内相应就业规模的增大而增大，简而言之，农村中余下的劳动力人口会基于自身慣性在城镇中进行就业，即相对应时间段内的就业转移受相近时间段内就业转移的影响
较大。
第二，农民工城镇就业的规模会经由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而变化，且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就业规模越大，反之则就业规模越小。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经由收入相对较低就业单位转移至收入相对较高就业单位的主要力量为相对更高的经济收益[3]。
第三，市场化程度越高，农民工城镇就业规模就会相对越大，其中，市场化指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将某地方区域对农民工等人口实施就业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开放性高低反映出来。同时，市场化指数倘若相对较高，那么相应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也会相对越高，进而使得农民工就业受到的各种约束减少，有助于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镇就业转移进程，促使农民工就业规模增大。
第四，产业结构和农民工城镇就业的规模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非农产值比重增大，则农民工城镇就业规模就会随之增大。具体而言，随着非农产值比重的提升，市场及各城镇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便会随之增大，促使农村中剩余的劳动力人口不断向城镇中转移，进而起到促进农民工城镇就业规模增大的作用。
第五，农民工城镇就业规模会随着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增大而增大。具体而言，相应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促使农村中剩余的劳动力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权，有助于促进其进入到城镇中就业，因此具有促进农民工城镇就业规模扩大的作用。
第六，农民工城镇就业规模受城镇失业率产生的不良影响较为显著，具体表现为：失业率提升，各企业、单位的劳动力需求降低，失业人数增加，对原本不存在就业优势的农民工具有不利意义，导致其在与城市人口竞争劳动力岗位时，无法占据有利地位，致使农民工的城镇就业难度以及风险不断提升，不利于促进农民工城镇就业规模的扩大。
4 分产业评估结果分析
据有关调查表明，第一、第二以及第三产业FDI强度的提升，均会对农民工城镇就业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可以得出，上述产业FDI均为推进农民工城镇就业规模扩大的主要因素，其中，第三产业FDI产生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同时，就对FDI农民工城镇就业边际效应所受环境规制影响进行的相关调查显示，虽然三种产业FDI的交叉项变量系数符号均为正，但实际上显著性较高的却只有第三产业。
究其原因，首先，第一产业FDI对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较为明显的积极影响，推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有利于农民工更主动的转移到城镇中就业。其中，基于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并未对第一产业FDI产生显著影响，所以，其与农民工就业基于第一产业FDI影响而产生的促进效果呈明显性较低的互补关系。其次，即使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对第二产业FDI比重的增长产生了不良影响，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有效推进了第二产业相关企业的产业转移优化进程。最后，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使得FDI转移至了第三产业，进而起到了有效推进农民工城镇就业进程的作用。
5 结束语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第一、第二以及第三产业FDI对有效推进农民工城镇就业进程具有积极影响，且第三产业FDI产生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环境规制力度的提升，对促进农民工城镇就业具有不利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推进第三产业FDI比重提升的作用。因此，对促进农民工城镇就业具有间接而积极的影响，由此可见，环境规制以及第三产业FDI在促进农民工城镇就业层面上，可产生较为明显的互补效应。
参考文献：
[1]孙学涛，戚迪明.就业地、社会融合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总体、分职业和分收入的回归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6（11）：44-55.
[2]赵蒙成，李丹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调查研究——苏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案例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11）：41-46+55.
[3]黄晓燕，万国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的现实效度分析——基于8个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实证调查[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4）：122-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