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民法典时代民商关系的立法反思
关键词 后民法典时代 民商关系 立法反思
作者简介：陈浩，长江大学文理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7.093
自我国成立以来，四次启动编订民法典的工作，但收效甚微，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究其根源，由于民法协调的社会关系相对丰富，加之法律制度设计繁琐，致使社会实践具有非完整性。当然，每一个国家编撰民法典并非一蹴而就，相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凝聚了民族精神，聚合了民众法律意识与观念。2014年10月，在相关会议中提出“修订民法典”，表明民法典编撰工作再次拉开帷幕。如何处理民商关系，看待商事立法的特殊性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上述问题能否妥善处理，会影响到民法的功能定位，甚至还会影响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全文对后民法典时代民商关系的立法展开深入研究。一、重审《民法总则》的基本原则
长时间以来，法典化的成文法被当成法律成熟的标志，特别是其编撰工作，开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法国民法典》相比来说，《德国民法典》更具严谨性，一度被其他国家所参照，其明确的总则和分则分离，并应用潘德克顿法律体系来编撰民法典[1]。在颁发的《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同时依照上述原则细分条文。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定义和要求
在编制民法典期间，立法部门和学术界均将焦点置于法律制度的设计，但却没有重视民法的作用边界与本体性定义，民法基本原则也不例外。由于法律具有传承性，使得民法基本原则被假设为一个常识性名词。按照学术界的解释，民法基本原则主要是指民事法律的整体框架，可以全面反映社会关系、民法理念，并为民事立法、司法等提供指導。该界定形式尽管简单概括了民法基本原则的特点、作用，却没有揭露本质。其他观点指出站在产生条件的角度，通常将民法基本原则当成指导思想，除了可以体现民法社会基础以外，还融于立法、司法等多个环节。总而言之，民法基本原则应包含多个层面的内容：（1）为民事活动的开展、保障民事权利提供参考依据;（2）充分体现社会活动的本质;（3）凸显民法独一无二的价值[2]。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作用，在超越法律条文的基础上，保障民事权利，正如布瓦斯泰尔所言：“民法典提倡尊重个人权利，实质上默认了法原则。”也就是说，民法基本原则为凸显民法价值、承担民法使命、指导民法制度的法律理念。
（二）民法基本原则在商事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
在《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了各项具体原则，比如“平等原则”“公平公正原则”“自愿原则”等。上述原则可以为民事活动的正常开展提供指导，维持民事交易秩序。可若是将其运用于商事活动中，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平等原则，难以适用商事活动。平等原则是指各主体间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具有平等性，明显区别于其他法律。然而，主体平等仅为民法对当事人地位所做的假设，实际上，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均具有差异性。在法律制度设计方面，由于民事主体的性质、适用范围不同，故将民事主体区分成自然人或法人。其中，法人被划分成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以上各种分类不光体现为主体资格的多元化，更表现为权利、行为等能力的不同。基于自然人，可将其划分成限制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人，各种分类代表权利和义务的不同[3]。这表明，在民事领域，各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存在差异性。该种差异性，在商事领域表现的更为显著。从整体层面来讲，商法和民法相分离，根源在于商人的行为具备特殊性，为保护商人利益产生的法律需求，进而严格区分民事主体与商主体。哪怕在商法内部，在制度设计方面大多针对主体的不平等性展开。也就是说，一味强调主体之间的平等性，不仅忽视了民商关系的差异性，还否定了商事法律制度基础。
为全面发挥民法的重要作用，首要任务是在其总则、分则中确定民事权利，优先解释民法的基本原则，同时将上述原则融于民法制度的设计中。二、回归民事立法的定位
（一）民法制度设计在商事活动中的适用限制
民法的基本制度同样会影响民法内容。结合民商合一的思路，在《民法总则》中明确了基本制度，主要是为约束民商关系。只不过，在商法领域的适用范围，和民法基本原则相类似，依旧会面临问题，比如因重大误解产生的可撤销制度是否能被运用于商法领域，需要展开研究。依照《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重大误解行为列属于可撤销行为的范畴，行为人具有阻止上述行为的权利。对于一般民事行为来说至关重要，而且满足公平的要求[4]。然而，在商法领域，由于受到外观主义的约束，许多商事行为不具备可撤销性。而在商事司法的实践过程中，因上述行为不具备可撤销性，致使投资者难以向仲裁机构提出撤销请求。之所以出现该行为，是因采取合法程序展开的证券交易不具备可撤销性。这表明，保障证券行为的真实性满足交易特征，当然，可撤销行为不包含在内，就连民法的多项制度与规则也不适用商事领域。
民法基本制度难以适用商法领域，根源在于商法自身的特殊性，尤其是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的性质、要求不同。一般来说，商事主体的表现方式为企业组织，民事主体的表现形态为自然人。企业组织与自然人在多个方面具有不同，具体表现为：（1）自然人的生存价值具备正当性，即生存权赋予天赋性;关于企业组织，除了需要办理登记手续，还应证明自身的行为。也就是说，自然人是否为社会做过贡献，都不会剥夺他们的生命;若是企业组织无法为社会创造财富，甚至损害他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国家有关部门会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强令要求关闭，不认可其存在价值。（2）所有自然人的行为均被假设为具备偶发性、任意性等特征，故有必要救济其非理性行为，基于此，设计可撤销制度。至于企业行为，需通过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决策，因而被认定为理性行为。又因法律对经济人、自然人的评价存在差异，致使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也存在不同。另外，自然人的主体结构单一，法律关系纯粹;相反，企业的组织结构繁琐，法律关系复杂，牵涉诸多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因民事立法的主体为自然人，商事立法的主体为企业组织，立法思路的不同致使法律制度设计不同[5]。在法律调整方面，民事主体的真实想法被重视，行为则被当成表达想法的手段，关注当事人的内心想法，提倡保障主体的公平;商事主体的外观效力大多被关注，要求程序公平，提倡实事求是。从当前立法表现来说，许多国家的民法制度仅适用自然人，却不适用其他主体。正因为如此，民法基本原则、制度均难以适用商事领域。换句话说，任何法律包含民法都具有一定局限性，不论如何涵盖全部社会经济关系。此外，民事立法也不需要一味考虑所有商事主体的适用需求，更不用过度关注民事制度在商事领域的适用范围，只需回归法律本质，自始至终坚持基本价值定位即可。
（二）坚持民事立法的人本主义定位
依照民法的本源，其作为商品经济、大众生活的基本法，设计民法制度时应坚持人本主义的价值定位。人本主义是指以人为本，人的价值、尊严承载最高价值。在民法典制度设计中，包括以下内容：（1）维持人基本生存需求的内容。人的生存权为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2）和人的尊严有着密切联系的内容。社会发展史又被称为人的解放史，揭示了人性的认识，提倡保障人的尊严。（3）推动人的全面发展[6]。人的发展和进步为社会制度演化的要求，更体现了人的价值。在法律保障下，人才得以自由发展，故民法典应涵盖保障人权的内容。三、优化后民法典时代的民商关系
（一）重建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
关于民商是否合一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民商合一主张考量理论的完整性和严谨性，民商分立提倡完善技术层，也就是协调现行法律。尽管两者存在联系，但不等于等同全部[7]。简而言之，商法的独立性并非指商法典单独立法，但也不否认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
目前，在遵循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基础下，梳理民商间的关系。要求立法部门依照上述立法体例，增强经济基础和商法之间的联系。其中，民法是以商品经济为前提，商法则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故商法必须依照民法的基本原则，选取适宜的立法体例。
（二）合理设计民法典的制度内容
科学处理民法和商法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于法典内容的选取，但必须遵从以下要求：第一，坚持民法的主体地位。第二，承认商法具有特殊性。在遵循以民法为主的条件下，承认商法的属性，即特殊性，同时调整私权关系，做到以民为主，以商为本，相互协调。第三，主张精简立法理念。避免民法典内容过于繁琐，应规范民事法律和商事法律[8]。民法典作为立法的载体，要求规范法律的普适性、原则性。四、结语
综上所述，民法典作为基础性法律，在保障民事主体合法权利、调整主体行为等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更是民族实现中国梦的载体。当前，编订民法典的工作已迈入攻坚阶段，协调商事立法和编订民法典间的关系亟待解决。基于此，应梳理民法和商法间的价值定位，要求重申人文主义属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基本权利。另外，始终依照商法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为规范、引导市场经济活动。相信不久以后，不论民法、商法还是其他法律均能共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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