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文献外宣翻译的诠释学路径研究
王跃 姜力维 张东东
摘要：诠释学是对翻译研究影响最为持久且最为深远的哲学流派，以诠释学为方法论，探索抗联文献的外宣翻译的机制，有助于提升抗联文化外宣效果、更好地讲述龙江故事、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文章选取了诠释学中三位代表人物的思想，讨论了抗联文献外宣翻译的三条路径：作者为中心、文本为中心、读者为中心。
关键词：抗联文献;外宣翻译;三条路径
抗联文献是记载抗联历史与文化物质载体，是抗联精神的文化符号，此种文献属于复合型文本，包含信息型、呼唤型、表达型三种文本类型。加强宣传抗联文化、弘扬抗联精神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做好抗联文献的外宣翻译。在诸多璀璨的哲学思想中，诠释学同翻译的关系最为密切，希腊神话中信使“赫尔墨斯”是诠释学一词的来源，该哲学流派对翻译的影响最为深远，备受研究者们青睐。经文献检索发现，目前诠释学同抗联文献外宣翻译的结合存在巨大空间，探讨诠释学视阈下的抗联文献外宣研究，可为此体裁的文本翻译拓开一条新的途径。
一、主要诠释学类型
诠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学科，在以前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属于语文学。诠释学与翻译有着不解之缘，诠释学的核心是理解，而理解又是翻译的基础，“翻译即理解”，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诠释学成为翻译研究者青睐的哲学理论。
在现代诠释学研究中，“作者—文本—读者”的关系是其主要讨论的对象之一，依据侧重点不同，可将现代诠释学分为三种类型。（1）作者中心论。这一派研究认为诠释者应努力追寻作者的原意，应用移情法，把自己置身于作者的写作状态和世界中，去构建最符合作者原始意义的解读。代表学者为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2）文本中心论。这一派强调文本意义的独立性，认为文本自身具有独立的客观意义，其先于理解而独立存在。其代表学者为利科尔。（3）读者中心论。该流派认为读者的“前结构”和“偏见”是其对文本理解的前提，读者在理解中总是带有自己的视域，同文本的历史视域融合在一起，“意义”不是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在理解主体的过程中得以构建的。其代表学者为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是诠释学研究中缺一不可的，三个流派的研究只是侧重不同，并不是极端强调某一要素，而忽略其他要素。
二、诠释学观照的抗联文献外宣翻译路径
原文作者的原意、目的语读者的理解、翻译文本的地位，是译者在翻译中所要面临的几个终极要素，翻译中是以原作者为重、文本为重，还是以读者为重，是译者一直以来在翻译中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翻译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
（一）以原作者为中心的翻译路径
施莱尔马赫将“误解”作为其诠释学思想的基点，他有一句经典的论述“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诠释学”，该观点被广泛引用。他也曾将诠释学开阔为：避免误解的技艺学。他认为误解是普遍存在的，人们在接触文本时，通常情况下是误解而不是直接的理解。在施莱尔马赫之前的诠释学家认为，误解是偶然和个别情况，施氏颠倒了这种看法，认为解释是必要的前提条件。施氏之所以主张误解是普遍的普遍性，是因为主体间交往的中断，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作者与解释者在时间、语言、历史背景和环境上的差异。施氏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部艺术作品的重要基础是其扎根于它的根底、基础和周围的环境之中。当一部艺术作品从它原来的环境脱离出来转入到交往中，就像是一种从火中救出来的具有烧伤痕迹的东西一样。这里所说的烧伤的痕迹就是指的时间、语言、空间上所造成的异化。根据其观点，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遥远过去的文本，即使在当前的文本会话中也会出现。
为了避免误解，施氏提出了两种重构，即：客观重构、心理重构。针对此，其计出两套解释规则：语法解释规则（针对客观重构）和心理学解释规则（针对主观重构）。施氏的诠释学思想对现代翻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他的两种翻译途径：一是以作者为中心，简称为疏远法;二是以读者为中心，简称为亲近法。后来韦努蒂所提出的异化和归化就如同其翻版。施氏倾向以读者为中心。他认为，翻译不是要把原文翻译的就好像是用译入语所写的，而是要让目的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读原文时同样的感受，一切以原文本的语言和内容为核心，在译语中保留一份陌生感，翻译才能更好地改变旧观念、传播新思想，才能更好地服务和发展译入语民族语言。实际上，施氏所说的翻译是指从外语到母语的翻译，而抗联文献的外宣翻译是从母语翻译成外语，如何能以外国民族易于接受的方式，在译语中保留中国的文化气息，传递抗联精神，还需要技巧性的处理。
（二）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路径
根据利科尔的文本解释理论，文本是将话语固定为书写形式，话语本是瞬间形式，但由于书写而变成为固定不变的文本。文本取代话语后语境产生了两种改变，按利科尔的术语即“接触原来的语境关系，重建新的语境关系”。“谈话—回答”的关系变为“书写—阅读”的关系。这种关系产生了间距化，按利科尔的观点，可将间距化看做理解及解释的条件，是具有建设意义和生产价值的积极要素，解释的心理学由此提升为理解的诠释学。他分别对四种间距化形式予以了分析：1.通过所说的意思达到对所说事件的超越;2.书写话语中，说话主体的意愿与所说话语的意义分离;3.书写话语读者不固定，摆脱了原来文本的社会历史条件语境关系，对无限制的阅读开放;4.文本的意义从直指的指称关系中解放出来。利科尔把前两种间距化形成视为第一个解释的辩证法的运动，指出文本的客观意义为某种与其作者主观目的不同的东西，本文的意义应当被看作是读者的猜测和建构。后两种形式被称为第二个解释辩证法运动。由于原话语的语境在书写中发生了变化，对其的解释中便产生了开放性及无限性。为此，利科尔提出了“占有”概念，即把自己交付给文本，使占有者进入文本而丧失自身，直接自我的理解被由文本的世界所中介的自我反思所代替，理解就是在文本前面理解自我。
根據利科尔有关文本解释的理论，在文献翻译中翻译的客体应是“本文”，其根本任务是译者对文本的诠释，其目标是在另一语境中重新创作同一的文本。这样译者就需要考虑翻译中“间距化”问题，以及自己及译文读者的理解开放性问题。葛浩文翻译的成功之处正是利科尔诠释学思想完美的展现。葛浩文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策略是，首先作为读者诠释他者的文本，然后，进行自我创造，成为译文的作者。他不依照原文，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是按照美国人审美观点，对原作品整体诠释后再生成译文，这种方式翻译的作品深得西方人喜爱。抗联文献的推介翻译同葛浩文对中文文学作品翻译具有很多共性之处，翻译中可以借鉴其成功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