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教育融入深度社区治理：精准供给机制的探索
王燕枝 王韵睿
【摘 要】社区教育融入深度社区治理的重点在于激发自下而上的内生力量。以成都市6个基层社区案例为典型样本，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发展经历了居民参与、融合、自治三个阶段，社区教育在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供给特征，分别为搭建平台营造社群、培育社区领袖激发共同行动、引入专家团队助力居民共商共议共解决的供给机制。
【关键词】社区教育;社区治理;供给机制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20）02-0033-05
【作者简介】王燕枝（1983—），女，河南安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王韵睿（1989—），女，山东淄博人，硕士，主任科员四级，研究方向为社区治理。
城市社会空间的碎片化和社会个体的原子化，网络社会的高度分化和高政治性，都给我国社会转型的战略关键时期带来了高度风险，社会秩序的变迁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社会生活领域，进一步扩大民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社会事务，赋予人民在城乡社区治理和基层公共事务中更多责任成为改革共识。[1]在当下，中国社区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地整合社会中的各种治理要素和治理资源，[2]在治理重心下移的导向下，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要素，[3]在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当前社区建设发展到了社区治理发展阶段，如何在开放、流动的基层社会中重构社会关系是治理重点。[4]城市化带来了基层社区的巨大变化，商品楼房里是全国各地因“业缘”聚在一起 “新”居民，并没有真实的社会联系。在出现利益冲突时，如恰遇渠道不畅通，公民意识的崛起与无“自组织”现实之间产生张力，将导致社会矛盾聚集发酵。由政府推动社区建设的路径依赖，造成“行政有效而治理无效”的后果是基层负担过大和治理难度与成本的增加，基层治理体系和结构的再造成为社区治理的重点。
从201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颁布《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到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和民政部等十余个部门印发《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教育的社会性被越来越多的提起。教育关乎社会的未来，是社会整体进步的动力。在我国传统教育初期，不仅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齐治平”“学而优则仕”“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是以王者设庠序， 明教化， 以防道其民”，[5]更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这些思想都强调教育的社会性。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开展的“平民教育实验”及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村治实验”，都是教育融入地方治理的实践。习近平同志在《我们应怎样办好教育》中指出：“必须站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思考教育问题。”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包含了对教育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创造美好生活也需要不断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择其要者是优先发展教育。教育和公共服务作为社区治理的途径，是“软性公共品”的公共服务。以社区教育作为完善社区公共服务、扩大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目标，很好地呼应了现实问题。现代技术理性的无限扩张，反映在社会中的“技治主义意识”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非常机械和僵化。[6]在终身教育领域，当下社区教育以及学习型社区创建也存在疲软乏力现象。[7]所以，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观念一经提出，学术界便展开了从社区治理角度考量社区教育的广泛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探讨“推进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首先要放置于社区治理所面临的两大挑战，即“缺少理念上的共识和集体认同”和“如何实现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相伴和融合”。[8]国内社区的形成多由城市规划和行政划分而来，居民之间没有亲近感和协调感。滕尼斯提出，“community”是“在共同的感观和精神上和谐的形式”。中国民政部定义社区为“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由此，“共同体”成为社区的基本内涵。[9]教育是现代社会每个人都不得不参与的社会体验，所以，社区教育在培育“共同体”意识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教育过程中“学习共同体”的社群活动可防范和克服社会的原子化，增进社会互信和合作氛围，凝聚的社会资本可一定程度平衡国家（政府）权利，提升政府效率，弥补政府失灵（包括反应的迟钝）。[10]对居民个体而言，一方面，社区教育所营造的合作氛围契合社区的“情感特征”，它可为陌生人建立沟通渠道，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居民间增进人际互动和了解彼此，对营造和谐氛围、增强社区归属感、缓解社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社区教育育人的本体性功能对治理主体而言，社区教育不仅能提供家政、养生保健、医疗常识等职业知识和技能，还包括社区治理所需要的公共精神、协商意识、风险意识、法制意识、环境安全等教育内容。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及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对提高居民个体素质和生活品质、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都大有裨益。社区教育通过作用于社区居民而对社区治理产生有益影响，从治理角度而言，社区的发展需求是开展社区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闫加伟认为，社区治理在“兴趣活动型”“议题型”社区治理后，已经到了“公共品”的深度型治理阶段。社区治理的理想状态是由对相关事件特别关心的社区居民组成自治组织主导项目推进，社区居委会和上级相关部门对自治组织进行指导，促使问题解决。但现实状况是居民对社区没有归属感，也不信任业委会。如何动员居民“组团”，强化居民作为社区主人的意识并促使其自觉履行作为社区居民的应尽义务，是现代城市社区必须全面面对的深度社区治理。长期以来，社区发展与社区教育割裂，[11]社区教育内容主要以趣味学习类、文体娱乐类、教育培训类和游学实践类为主，表现为社区教育供给内容单一同质，缺乏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衔接，没能真正做到与公共意义上的社区生活、社区事务、社区发展及社区治理接轨。[12]在此背景下，如何提供社区教育融入深度社区治理成为需探讨的课题。
二、文献分析
文献调研社区教育融入社会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融入的现实困境（郭仕，2019;左璐，2019;）、意义与功能逻辑（邵晓枫，2019;陈艳莉，2018;黄琳等，2018;刘纬度等，2017）、改革发展方向（袁梦，2019;許晓星等，2018;何智伟，2018;钱荷娣等，2018;袁淑玉，2018）、历史演绎（鲁文，2019）。对于“社区教育如何融入社区治理”，李晓婷等（2019）根据对北京地区的调研，认为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有党建融入、学社融合、社会组织融入、文教融合以及公共议题融合五种路径;[13]唐宁（2019）分析了厦门社区教育供给的书院模式，“以总部、指导中心和村居社区书院三级管理服务的组织架构”，“集学习教育、文体活动、群众议事于一体”，[14]探索了社区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王巍（2019）分析了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实践，得出社区教育以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为依托，[15]通过建构社区共同体的意识实现社区治理的共建共商共享目标;陈会全（2018）从农村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逻辑出发，提出社区教育的实施目标、内容、方法、组织形式及师资配置。[16]可以发现，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基本是从社区教育的定位出发，宏观层面探讨社区教育的发展方向、运行机制以及社会政策等。
社区教育工作作为社区服务体系中的一环，应置于社区建设的大背景下。李强（2017）根据各地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案例，总结出城乡社区治理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社会自治、专家参与四种模式。[17]不同治理主体发挥的作用程度不同，动员和利用社区治理资源的方式也不同，但共性是都注重激发社会的活力，其中，社会自治模式最为艰难。俞祖成（2019）在调研了日本东京等城市的社区并进行了田野调查后发现，日本社区治理中颇具特色的现象之一是“以居民高度义务感为内生动力”的社区治理机制，提出要通过联动学校教育以及普及社区居民教育等手段，强化居民作为社区主人的意识并促使其自觉履行作为社区居民的应尽义务，从而打破了目前普遍存在的“居民理性无知”。[18—19]推动社区居民自治成为社区治理领域的主题，社区教育应促进自下而上社会力量的产生，以解决社区治理的深层次问题。
三、成都市典型社区实践做法调研
成都市的社区治理从社区营造开始，在各区、市、县商品楼的物管小区和老旧院落小区陆续开展。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与治理，需引导和提升居民的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在调研成都市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时发现，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存在分阶段的不同供给做法：
1.参与阶段：通过兴趣类社区教育搭建居民交流平台，倾听居民需求，营造社群
青羊区运用社区治理保障资金，引进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教育活动，提高居民融合度和参与度。如府南街道锦屏社区是商品楼小区，有着一切新小区治理中存在的“陌生人”社会的挑战现象。社区通过一系列教育培训活动，提高了居民的融合度和参与度。如通过“主题式学习”，在传统节日进行主题学习和宣传，增进新老邻里欢聚、增加居民间的邻里情同时，收集居民的心愿心声。
新都区新军街社区是化工、水泥厂等企业单位破产改制的老旧院落，社区开展文明指数测评拆除违章建筑，社区定期开展种植培训，并在进行群团组织教育活动的契机下，邀请社区居民春天在鲜花丛中举办家风家训分享会，秋天举办赏菊读诗会，为前来参访人员进行社区营造分享。
青羊区苏坡街道清源社区开设针对老年人的声乐舞蹈、按摩理疗等教育培训课程，开设针对成年人的英语、瑜伽类培训课程，开设针对青少年的武术、围棋、书法、国学、机器人等课程，开设针对幼儿的早教类亲子活动课程等，使社区各个年龄段的居民都有机会和兴趣参与。针对社区里年轻父母较多的特点，搭建“源缘空间·益起读”平台，提供亲子空间，建立社区微图书馆，以书会友;搭建“源缘空间·益起学”平台，开设各项技能培训和体验活动，提升居民文化素养，拓展就业空间。通过开展此类兴趣班和文体活动，促建了清源妈妈互助会、清源夜跑队等自组织21家，在社区换届、综治、安全、环保、助残、为老等社区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融合阶段：激发居民共同行动目标，培育“社区领袖”，推动社区自下而上的内生力量生成
激发居民自发形成的群团组织活力，通过参与式调查、头脑风暴、工作坊等形式协商议事。通过兴趣教育发现和发掘院落居民骨干、院落领袖、居民能人达人等社区治理关键人物，明晰社区公共空间管理、社区协商议事规则，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建立。新都区新军街社区种子小组召集楼栋居民，大家一起商议讨论了院落公约，划分了院落有机堆肥区、苗圃培育区、院落议事区等，院落环境从脏乱差、无人问津变为鲜花盛开、人气爆棚、环境优美、邻里互助的有温度院落。
同时，培训社区领袖的责任意识和自组织能力，“把社区两委和自组织带头人当作社区营造专家一样培训”。青羊区府南街道锦屏社区通过“体验式学习”，带领30名院落骨干到战旗社区参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战旗村视察时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心得分享”交流中增强了居民骨干的意识、责任观念，激励居民骨干在社区事务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之后，又通过对自组织提供服务方案书撰写、分工及经费预算等一系列培训服务，增强社区居民参与自治社区能力。
简阳市平泉镇荷桥村作为成都“东进”战略的主战场之一，是省定贫困村，村委会提出“要做到扶贫与扶志，精神扶贫是内生动力，是方向”。组织支委会、党小组、村民骨干共同学习省委市委 “乡村振兴”会议讲话精神和市委“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的要求，村民开始逐渐树立“扶贫不是发福利、脱贫关键靠自己”“脱贫靠勤劳、不能等靠要”等意识。在“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中，先后组织村“两委”成员、党员代表、居民骨干等参访学习郫都区的战旗村、蒲江县的两河村和明月村、彭州市的宝山村等先进经验和做法，在“微党校”教室内开展讨论，使村民和党员深受感触。在此基础上，培训村民“大耳羊”饲养技术、农家乐的经营管理和农家菜的烹饪等专业技术知识，积极培育村民积极分子。
3.自治阶段：引入专家团队，引导居民深度参与，促进社区“公共品”深度治理
开设社区公共事务“微课堂”活动，将矛盾摆上台面，外聘党校教师、大学教授、媒体记者等观察员，增设提问和互动环节，通过争议讨论，最大限度保障各方合法需求和利益。金牛区驷马桥街道恒德路社区是一个以居住院落为主体的典型老旧城区，居民自我服务意识较弱，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愿望不强。党委召开了多次研讨会，经过社区社会组织、辖区单位、党支部、专家等反复商讨，最后采用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路径，对居民进行持续社区教育。首要发动居民建立自治机制，建立“三张事务清单”，张贴公布“社区事、院落事、家里事”，教育居民逐步增强自我判断力。“社区事”找社区协商解决，“院落事”找邻里协助解决，“家里事”自行解决，并通过持续的社区教育过程让“三事分流”在实施过程中取得居民的认识和认同。对于“社区事”和“院落事”，搭建区、街道、社区、院落（小区）四级社区提案平台，由居民15人联合提名或是社区内的机构、社会组织、学校等提出提案，对绿化、建筑、治安、环境卫生等公共议题发起讨论，根据议题的难易程度，从院落一级级往上推，提案人全过程参与，直至问题解决。在开展集体行动时，培训居民有效组织，建立有序规范。此方案已在金牛区黄忠街道商住小区金沙国际社区正在实施的“增强小区绿地绿化功能”议题中得到成功试点，此议题中居民全过程参与，经过业委会、物业公司、辖区商家、社会组织协商，已达成解决方案。
四、不同治理阶段的社区教育供给机制
通过调研可知，社区教育在对社区自治内生力量培养、打造社会资本的链接、带动社区资源整合、打造共建共治的格局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社区教育供给的重心随着社区治理的不同阶段目标而变化。根据社区治理阶段，可以得出社区教育在不同阶段的供给机制（表1）。
1.社区参与阶段
在社区营造初期，社区教育供给目标利用“趣缘”建立共同理念，形成群团组织。策划一系列教育活动，旨在为居民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打破社区陌生人际关系。通过社区教育吸引居民参与，摸清社区情况，了解社区居民的意愿和诉求。此阶段的重点是根据社区特点，找到居民需求共同点，凝聚社区共识，找到治理切入点，让更多的居民参与进来，成为行动者，最终促成社区居民自组织的成立，建立多样化居民自组织网络。老旧小区一般是过去国有制单位大院，其居民有对过去青春岁月和单位文化的历史记忆。在社区环境改造项目中，老旧墙体的改造和美化是重头戏，可通过打造墙绘主题活动，找回居民对于过去的记忆，添加文化元素描绘今天的美好生活，推动居民参与社区营造的共同行动。如青羊区府南街道同德社区为使居民参与到社区街巷文化墙绘活动中，专门组织居民进行花鸟画创作培训，在学习不同花型的构图方法、颜色深浅渐变、纸张控水等基本技能后，将居民创作的花鸟画作品作为本社区墙绘的素材，使居民体验到了参与社区活动的意义，增强了社区的亲切感和归属感。
2.社区融合阶段
社区教育供给目标是促进社区居民在相互联系、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社区事务规则。营造社区共同体意识，组织大家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如社区环境整治、社区花园改造设计等社区事务的意见，引导居民参与院落公约、协同商家行业公约等规则的制定，实现居民对社区事务进行自我管理和教育，以协商讨论的方式推动社区议事会的产生，化解社区矛盾，促成积极沟通和理解的良好成效。这个阶段，在激发居民形成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同时，重点是对领袖骨干的意识和能力的培训，通过参访交流、专家讲授、互动沙龙、个性化辅导等培训方式，在规则建立、协商民主等方面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激发社区骨干的公益情怀，动员更多的居民参与和行动，促进社区内生力量的成长。
3.社区自治阶段
社区教育供给目标是促成居民与社区的深度连接，社区议事走向制度化，将方案落实为行动。深度社区治理涉及地方各职能部门统筹协调、社区共有产的管理机制、资金筹措、社区居民观念等多方面问题，难度系数较高。多个利益主体间的博弈，更需要居民共谋共建共治，通过群策群力，共同解决社区治理事务。社区教育从培育居民“我提出，你办理，我收益”的观念到“我主张，我参与，我推动解决”的思想转变，从遇到问题自行判断是否是社区事务，到推动成为公共议题，形成共识方案并落实及后续管理，都需要各利益方全程参与。这个阶段的社区教育需要专家参与，通过提供咨询或者教育培训的方式参与社区事务，针对社区事务涉及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问题进行教育培训，为社区的治理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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