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解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
葛腾飞
个人、社会、机构、规则、民族、国家等等，每一种在历史中生成并于现在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历史性。一切事物的历史性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历史性。
陈新：《西方历史叙事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对历史的更好理解是人更好地认识世界的一种必要基础，最终服务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此而言，历史研究确实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国际关系研究同样基于历史理解。
在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两种史学意义体系，即科学理性体系和历史理性体系，它们涉及人类历史的不同理解方式，但最终科学理性逐渐让位给历史理性，毕竟具有历史主义特点的历史理性体系更加突出了人在历史理解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性角色。从根本上说，历史理解的意义即在于寻找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包括人类对历史的某种总体性理解能力，对历史趋势的把握，对贯穿于世界历史的宏大主题的理解，以及人对历史进程能够起到的作用。而这个“人”，当然指的是以我为中心的现实的、当下的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无论黑格尔还是像柯林武德、克罗齐，历史哲学家们纷纷强调所有历史的当代性和当代意义。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也就是说，历史的宏大主题总是与特定的时空相联系，然而，这又使历史理解成为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既要求拥有一种足够广阔的智识视野，同时又要求对时空环境有足够敏锐的认知，如海登·怀特所说：“对历史于中产生并不断回归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般世界保持敏感。”
[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时殷弘教授指出，国际关系的真正历史理解需要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即“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智识恢宏性或广阔的视野。
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在这方面，将历史理解能力发展到极致的应是黑格尔。黑格尔认为，哲学的重大使命就是从思维的角度把握其时代，他的历史哲学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背后的“世界精神”，但最终仍然落入欧洲中心观、日耳曼中心观的窠臼之中。这说明受到特定时空环境制约的个人在理解时代根本理性上面臨的极大困难。黑格尔说：“如果理性的清晰观念在我们的头脑里还没有发育成熟，在研究世界历史时，我们至少应当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认为理性确实存在其中；并且那个智力与自觉意志的世界并没有放任自流，而是必须依据自我认知的观念来表现它自己。”
转引自[美]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19世纪后期德国历史学家蒙森则明确地说，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它不依靠什么理论，而依靠直觉。
转引自罗凤礼：《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演变》，《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然而，无论是信念还是直觉，如何去把握宏大主题，如何去认识历史，这些似乎陷入了本体论同时也是认识论的困境。
19世纪这种对人的主体性的过分弘扬，主观理性的过分发展，加剧了主客世界的二元对立，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甚至是蔓延世界的现实世界危机与冲突。面临这种从思想到现实层面的困境，20世纪以来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们基于某种历史主义的理解方式，对世界历史进程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探讨，至少有这样几种不同的历史理解探索路径。
一是哲学和历史哲学上的反思，导致在主体间性条件下对西方历史观的批判。在主体性得到极大弘扬的情势下，显然存在的问题就是：假如所有的历史知觉或者历史理解都取决于诠释者，取决于诠释者的处境，那么又何来这种知觉或者这种诠释的真实性呢？
[法]雷蒙·阿隆著，西尔维·梅叙尔编注，张琳敏译：《历史讲演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实际上较早关注历史与“理解”问题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威廉·狄尔泰通过将作为某种主体形式的“生命”置入既定的时空环境中，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各种个体的生命，都通过他们与他们周围的环境、与其他人、与各种事物的关系，而得到无限的丰富和充实”。这样，在生命的个体与周围世界的统一体中，主客体的对立消失了，并产生出“社会—历史世界”整个境遇的意义。
李强华：《狄尔泰历史哲学中的“生命”、“理解”和“意义”概念解析》，《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第31页。这实际上与胡塞尔随后的现象学思想有很大相通之处。
参见谢地坤：《狄尔泰与胡塞尔》，《哲学研究》，2000年第10期。以胡塞尔、梅洛·庞蒂等为代表的20世纪现象学哲学家们引入了主体间性的概念。梅洛·庞蒂强调，“历史感知或者历史经验只有在趋向实现‘一种真正的主体间性条件下才具有意义”。
雷蒙·阿隆：《历史讲演录》，第45-46页。这种主体间性的获致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解方面，显然具有极大的去西方中心论的意义。文化形态史学家斯宾格勒、汤因比等创作的思辨性历史著作，从文明比较的角度探讨了多元文明的历史演进进程，更为直观地表达了对世界历史主体间性发展进程的理解。
二是历史学家强调通过更具实在性的总体历史研究，去理解历史的深层次结构。在突出人的主体性的历史理解中，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历史往往只呈现出狭隘的一部分形态，常常是某种政治的形态，但更广泛、更细微的社会历史形态并没有得到关注。进入20世纪后，面临越来越壮阔激荡的世界性历史运动，社会公众越来越要求揭示掩藏在人类历史运动中的宏大主题和未来演进方向。因此，20世纪前期出现的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倡导一种更复杂、更全景式的总体史和跨学科叙述，以探寻如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历史进程的“深层结构”。可以说，新史学意味着产生了一种要求消解历史学家主体性历史理解的动力。如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所说，“这种广泛、深刻、长时段、开放和比较的历史学，是不可能由孤立的历史学家来完成的”。“历史学只有通过互助才能产生”。
[法]马克·布洛克著，黄艳红译：《历史学家的技艺·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5、16、19页。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促成这种历史研究共同体的形成，马克·布洛赫才提出了“历史学家的技艺”问题，强调要形成历史研究的一套专用术语体系，建立一整套历史认识工具和方法。
三是语言学转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得历史理解的艰巨任务存在某种新的转机。历史学家也试图通过话语的途径，通过以特定话语实现的历史叙述，实现对历史的理解。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便通过揭示出一种共有的诗性语言结构，分析了19世纪历史学背后的主题和意义。安克斯密特与怀特一样，也致力于考察历史叙述文本的生成过程，表现出反历史实在论的强硬姿态。但是，不同主体的历史理解和解释如何达成共识，如何化解主体与主体之间的隔阂，仍是一个问题。鉴于此，基于解释学的发展，出现了一种视阈融合的理論，试图化解主体与主体之间在理解话语结构上的差异性，探讨主体之间存在的共同理解范式。这同前述存在主义学派和布洛赫历史技艺论殊途同归，都体现了对主体间性的重视。
总的来说，20世纪以来，基于为了克服主体理性与客观世界的割裂，避免主体理性对世界的极端扭曲式的理解，基于为了克服主客对立造成的精神危机以及现实世界的困境，避免出现因这种危机和困境而造成的世界动荡，也基于为了寻求历史背后隐藏的更具合理性、经久性的趋势、结构和决定性因素，摆脱历史偶然性、不确定性的困扰，人们在对历史的理解进程中自觉地产生了不同方式的主体间性寻求，以加深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和把握，并探索对自身也是对人类更有意义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历史理解主体间性的获致具有相当明显的现实启示。在国际关系领域，对多元主体性以及国际行为体相互间平等性的强调，对国际行为体间的对话交流与共在关系的探索，一直都是主题所在。当然，国际关系研究的宏大主题似乎是双重的，一是基于世界整体意义的，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推动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一是基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维护本国家利益。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理解的双重艰难，即探索历史宏大主题同时又要基于特定时空背景的考虑，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双重使命是一致的。
一方面，经由这种主体间性的途径，国际关系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最为广泛的主体间平等交流，实现主体间的和谐。最大范围内的主体间性应是全人类的主体间性。
陈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若干问题》，《东南学术》，2003年第6期，第123页。很大程度上，秦亚青教授提出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代表着中国学者基于这种主体间性视阈而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的创建。
秦亚青：《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假定》，《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这种对主体间性关系的重视，有助于与特定时空环境相伴而生的主观理性克服和超越其狭隘封闭的一面，推动真正相互融通的人类共同体的生成。另一方面，也涉及正确、合理地看待本位主义意识，适度地将本位主义与世界观念置于一种可融通的理解框架之中。主体间性并非意味着主体性的湮没，“自我”作为主体间性的一个基本条件有其存在的必然意义，只是以一种更平和适度的心态来对待“自我”的主体性而已，并准备以一种更合理的体现自我意义的融通性框架来消解自我主体的狭隘性。
以自我所处的空间和时代为本位，关注自我立场，关注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展现出本国的利益、立场和主张之所在，正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项基本诉求。但强调自我立场，也并不意味着不探寻某种较具普遍性世界观念的意义，正是这种关注自我同时又将自我融入更大的世界整体意识中的思想弘扬了主体间性的意义。如果没有这种精神，那么，无论历史研究者，还是国际关系研究者，很可能也只能沦为海登·怀特所说的“一个世界上‘盲目的公民”。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第62页。
总之，历史研究其实是一种历史理解的过程，发掘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内在联系，理解并尽可能真实地、融入式地去探寻历史对象的活动，这是历史研究的旨趣之所在。国际关系史本身同样呈现出一种宏大复杂的世界性进程，作为具体的历史个案和作为个体的历史研究者如何不被淹没在这种历史洪流之中，就必然需要有一种清醒的大历史观，有一种宏观的国际史视野，有一种真正尊重历史对象的研究心态。无论历史研究者还是国际关系研究者，在作为作者的自我和研究对象之间、以及在研究对象相互之间，建立起一种更有效、合理、平衡、多元的联系框架，抱持某种谨慎畏惧的研究心理——深恐研究结果未能展现真实的历史旨趣，尽量减少那种常常会有的急切功利心态，并努力追求研究技艺的升华，这些或许都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