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魔幻之间：胡里奥·密谭电影对西班牙历史与文化的想象性探讨
于明明 解林红
胡里奥·密谭是西班牙的“鬼才导演”，1992年凭借其处女作《牛的见证》（1992）进入公共视野，此后执导了《红松鼠杀人事件》（1993）、《人间昆虫记》（1996）、《极地恋人》（1998）、《露西娅的情人》（2001）、《存在动机》（2004）、《乱世安娜》（2007）、《罗马的房子》（2010）、《七天哈瓦那》（2012）、《妈妈》（2015）等一系列具有强烈风格化的影片。对胡里奥·密谭影片的评价可以简单概括为：超现实、神秘主义、意识流、象征等几个关键词，但其故事的核心却立足于现实生活，惊异的视觉图像与浓厚的宿命意识下潜藏着对历史文化的深刻见解。
一、现实叙述：历史镜像与文化记忆
胡里奥·密谭的创作根基主要建立在西班牙历史与文化的土壤中，他创造了一种历史情境，让观众得以进入他的历史迷宫探寻隐秘。他擅长运用影像技术表现西班牙的历史风云，将历史史实与真假难辨的幻境相结合，在虚构与真实之间找到话语表达的平衡点。但胡里奥·密谭影片所表述的历史并不是连续发展的历史事件，而是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被嵌入影片，借此来创造历史的寓言。他把现实世界与非现实世界融为一体，变现实为魔幻而又不失其真，《牛的见证》《乱世安娜》等影片中所嵌入的战争故事都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他通过对西班牙客观的历史进行重新编码，经由个人记忆的追寻以及对重大历史的过滤构造出一种影像叙事形态，而历史作为影像表意的一部分衔接着各个故事的链条。
《牛的见证》由“懦弱的伐木手”“斧头”“发光的深洞”“树林中的战争”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讲述了西班牙的两次战争。但在密谭精心营造的历史镜像中，一些为民族战争做出巨大牺牲的英雄人物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远离历史中心的边缘个体生命却成为影片的主角。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电影不再担负起解决现实矛盾的艺术重任，转而表现人的苦难与精神的萎缩。《牛的见证》表现了发生在西班牙的两次战争——1875的第二次卡勒斯特战争和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创作者截取了这六十年间种的若干片断，展现了西班牙乡土上三代人之间的爱恨纠葛。密谭的创作意图并不是谱写一部宏大的家族史，而是试图在情欲和伦理的巨大張力中以现代意识观照西班牙乡土上的沉重，从现实走向历史的深处，在基于乡村经验的叙述中见证普通人的生存。胡里奥·密谭以全局的角度回溯西班牙半个世纪的历史，以魔幻的风格细叙西班牙民族记忆中承载的思想底蕴，西班牙历史的镜像在这种动态观照下有了更全面、更深层的展示。《乱世安娜》叙说的是女性在男权文化下的悲苦命运，女性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传达出了文化的本质。在催眠术的作用下，安娜的意识回到了两千年前的历史现场，拥有了前世的记忆，但每一世她都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死去。在安娜滞重的身体里灵魂是没有重量的，进入历史洞穴的安娜无论进入哪一个时空，结局无一是走向毁灭。安娜越想逃离，却越接近自己的源头，她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寻找到男性暴力统治下的女性的自由。当人的生命现象结束后，安娜的灵魂能进入另一个有机体，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潜意识中她在集聚向男性复仇的力量。然而这力量是如此的微不足道，经历两千年的转世与轮回，安娜只能通过自己的身躯与死亡来承受这无休止的痛苦，即使在影片的最后她化身为一名战士，与象征着男权的暴力统治作抗争，最终也无法战胜强者，安娜的宿命就是影片开篇那被老鹰残杀的白鸽的命运。这部影片所表现的宿命与轮回，男性的暴虐与女神的悲悯，正是人类社会矛盾的外在表征。密谭在安娜的身体里注入了众多被损害的女性魂灵，并建构了大地母神的原型，这意味着建立在人性废墟上的权力并不能泯灭人的良知。他通过回忆与现实的交织叙事揭示出人类文明中不忍直视的“兽性”，通过安娜回溯人类历史经验指斥暴虐的政治，表现了女性的愤怒与反抗的无力。胡里奥·密谭在竭力创造一种历史层面的寓言，在为柔弱者发声的同时表现人类发展的现代性焦虑。
胡里奥·密谭的每一部影片都试图在跨时空叙事中，呼唤一种救赎的力量。这可能是对历史症候的救赎，也可能是对人性沉沦的救赎。作为一个影视工作者，他内心忠诚于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文化的追溯，冷静地聆听民族前进的脚步与身后深重的哀痛，在虚构的维度中感知真实的社会与个体的苦痛。观看他的电影，一种跨越地域与时空、不受生死界限阻隔的浩渺感总是牵动着观众的每一根神经，而他在冷静与淡定之下所产生的历史感和爆发力又是如此的深沉。
二、魔幻叙事：“象征”与“意识流”的交融
魔幻叙事的特点并不在于虚构人以及存在的世界，而在于发掘人与世界的神秘关系，用神秘表现客观的真实，是魔幻叙事的主要路径。胡里奥·密谭受到马尔克斯等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将西班牙的历史与当下社会的情感现状放置在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环境中加以表现。他电影中所表现的神奇，是基于西班牙本土社会对现实事物的叙述和加工。胡里奥·密谭在影片中大量采用了隐喻、象征的手法，既有现实主义的情节，又有离奇的梦境，幻想与现实相结合表现出一种魔幻的现实。
在《牛的见证》中，胡里奥·密谭立足于神奇的西班牙土地，展示了两个家族三代人之间充满神奇色彩的故事和西班牙这个民族六十年间的历史。而这些故事的见证者却是“牛”。牛见证了曼纽尔的死里逃生，图画上的牛在流血、在打仗，其实是对西班牙历史现实的预示。牛是西班牙民族精神的象征，代表了生活在西班牙土地上的一代代农民。在《罗马的房子》中，阿尔芭和娜塔莎在极具历史感的罗马酒店中以身体触碰相互试探、互诉衷肠，最终实现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结合。密谭通过古老的宗教故事将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女人的生活观和爱情观联系在一起，神秘的宗教色彩为这部影片增添了浪漫的气息。在影片中现实和梦幻相互缠绕，两个女人在对对方身世的理解与同情中惺惺相惜。
《红松鼠杀人事件》围绕“记忆与遗忘”的命题展开了人性的思索，胡里奥·密谭通过镜头的闪回，将梦境、回忆穿插在线性故事情节中，造成一种亦真亦幻的观影体验。故事主要讲述了苏菲亚骑摩托车掉下沙滩失去了记忆，赫塔试图重新编织记忆试图掌控苏菲亚，殊不知苏菲亚早已恢复记忆，男性/女性、欺骗者/被欺骗者的身份随着故事的展开而产生了巨大的转变，最终两人在心甘情愿的欺骗中获得了圆满的爱情。影片中最值得回味的是“红松鼠”这一意象，正如电视解说的那样，松鼠的性情狡猾，胆子小却善于诱人上当，人们往往不知道，松鼠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当赫塔谎称电台广播播报的关于苏菲亚的寻人启事是假的时，树上一个大松果掉下来砸在了他的头上，像是对他编造谎言的惩罚。当赫塔最终在动物园找到苏菲亚并表明心意后，画面上出现一只小松鼠，正灵活地转动着眼珠。“红松鼠”以上帝的视角提示观众故事并不简单，苏菲亚如同一只“红松鼠”，她魅力十足却十分狡猾，在已知事情真相后仍然沉浸在对赫塔感情的玩味中，在无形中扭转了掌控的局面，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而导演对梦境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苏菲亚被催眠后，镜头转向了丈夫菲利克斯寻找自己的画面，而菲利克斯的寻找是揭开这场“骗局”的主因;苏菲亚失踪后，赫塔发现他与爱人的合照背后的行人正是苏菲亚，照片中的苏菲亚提醒赫塔去求助她的哥哥。扑朔迷离的故事终于在回忆与梦境的辅助下渐渐清晰起来，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巧合设计，让观众获得了一种超现实的快感。
《露西娅的情人》这部影片运用“意识流”的叙事手段，在倒叙中不断植入想象与回忆，从而编织出一个戏剧性的奇情故事，探讨了人生的偶然性与宿命论。男主角洛伦索是一位陷入写作瓶颈期的作家，情与欲的纠缠让他无法分清虚构的小说世界与真实的现实世界。镜头的往复切换让整部影片在现实与梦幻中游离，使观众置身于一种错乱的时空之中，不知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其中，多次出现的“洞”的意象涵括了影片的玄妙哲学，小岛上有无数的洞，掉进去仍可游回原来的地面，影片中不断穿梭的回忆与幻觉就如同掉进洞里，最终都回到现实的故事叙述中，回忆中的人与现实中的人也将汇聚在一起，这种循环往复的结构设定与幻觉、臆想等非理性因素的交织，使得整部影片在亦真亦幻中呈现出魔幻般的审美感受。甚至在2015年的新作《妈妈》这部描写普通人与病魔作斗争的影片中，胡里奥·密谭也没放弃对超现实主义的应用，深处俄罗斯冰川深处的娜塔莎与患有乳腺癌的母亲肚子里的婴儿在超越地域与时空的情境中产生对话，给影片蒙上了一层温暖的人性光辉。
《牛的见证》中“牛”对三代人历史的见证、《红松鼠杀人事件》中反复出现的“红松鼠”意象、《乱世安娜》鹰与鸽的寓言、《人间昆虫记》能带来生命的潮虫，等等，这些动物意象组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这既是对久远时代的神话回响，也是对某种人类行为的指涉。魔幻叙事表现的是神秘，指向的却是现实，在审美形态上，它表现的是怪诞的美学风格。胡里奥·密谭将动植物意象、预言、梦境、神秘玄虚的场景等带有非理性色彩的元素带入电影之中，将对客观世界的奇异认识投射到影像思考中，创造了电影叙事的多元化路径。他透过魔幻叙事的表层到达历史和人性的深处，挖掘出深埋于图像中的深层思想内涵，使影片呈现出一种神秘奇特的审美风貌。
三、沉重的叹息：无处逃脱的宿命色彩
在后现代意义上，宿命意识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不存在所谓机会之类东西的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死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呆滞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连贯、不相关或碰运气的。相反，一切事物都是命中注定的，都是令人赞叹地关联着的——不过不是按照理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命中注定的也非令人赞叹的），而是按照一种持续不断的变形循环来关联着。”[1]宿命论认为人与人、人与世界存在着某种神秘关系。宿命意识深深植根于各个民族群体的潜意识之中。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人的生死祸福都是注定的，人生活在摆布一切的神秘力量之下只能听天由命。
宿命意识在胡里奥·密谭的艺术世界里已经积淀为一种无意识，他的影片始终表现出认同某种“宿命意识”的创作自觉。他的宿命感无关乎某种是非善恶，只是创作者精心安排的巧合，影片中的宿命式的暗示往往就是命运本身，比如《乱世安娜》中凶猛的鹰与善良的白鸽的故事就是女神安娜与无数强权较量的预兆。《红松鼠杀人事件》中处处都是如梦如幻的暗示，那些若隐若现的命运提示并不为影片中的人物所捕捉，只为全知全能的观众所知晓。宿命的结果早已在出现在影片开始，每个人物的结局都难逃命运的框架，所以相约在北极圈相见的奥拓与安娜终其一生也无法跨越伦理的鸿沟，完成感情的结合（《极地恋人》）;安娜在一次次轮回转世后也无法摆脱被邪恶的“鹰”杀害的命运（《乱世安娜》）;爱神丘比特似乎一直在古老的罗马酒店中等待着阿尔芭和娜塔莎的相遇与相恋（《罗马的房子》）;洛伦索与露西亚在露水情人爱莲娜的旅馆相遇，一切真相浮出水面（《露西娅的情人》），这些悲喜剧的背后沉淀着一种神秘感与宿命感。人物或向困境屈服接受现实的生活，或以反抗的姿态创造完美的结局，都无法逃离命运的不可抗拒性。胡里奥·密谭一直以悲悯的眼光俯视这个世界，一种悲凉的宿命感在他的影片中挥之不去。人物始终在创作者设置的叙事中被命运所牵制，在冥冥中不期而遇，那些不甘放弃希望的人物，又表现出被命运嘲弄的无奈。在这背后，是生命无法承受之重，这些偶然性与宿命感比理性表征更具艺术魅力。
影片中那些放纵的欲望与生活的枷锁，是显而易见却为人忽略的。叔本华说：“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脱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目的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2]影片中那些偶然的巧合其实隐含着必然的合理性，看似模糊荒唐的故事却掩藏着坚定与真实的印记。在重构地域与时空中，胡里奥·密谭以犀利的眼光和怜悯的内心洞察人类的精神世界，那些虚拟的世界、梦幻的世界都成为他审视人的生存的最佳视角和方式。在胡里奥·密谭的创作观念中，似乎没有生与死、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活着可能是痛苦的极致，死亡可能是最完美的解脱，生命的存在如同在牢狱中画圈，时间的轮回与命运的相似性意味着新生命的匮乏。密谭以超然的态度完成对生命悲剧最冷峻的凝视，探讨宿命意识下循环往复的历史沉重和人性沉重。
结语
纵观胡里奥·密谭的系列影片，无论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叙述形式上，都具有浓烈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密谭精心构建的影像世界是一种变现实为神奇却不失真实感的艺术文本，他试图挣脱现实主义的规范与理性规则的束缚，在追求商业效率的同时扩大艺术的表现领域。近年来，他的作品多了一分针对现实问题的严肃性与精神上的慰藉力量，尤其在新作《妈妈》中，深受乳腺癌折磨的玛格达身上散发着巨大的母性光辉，为不同时空中的“娜塔莎”们带去人性的温暖。他表现出了西班牙这个民族特有的、自然而然的对生命的敬畏与爱的激情，为现实社会带来了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影片中延伸出来的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生命深度的渴望，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和艺術魅力。
参考文献：
[1][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55.
[2][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