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人民军队阵地战的发展
宁学峰
【摘 要】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作战对手变化、敌我力量对比、我军的作战能力和任务以及战争形势的发展，辩证地看待阵地战这一作战形式，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思想，对于我军阵地战理论的发展起了指导性作用，毛泽东阵地战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作战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军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阵地战经验，逐步形成了我军阵地战的系统理论，阵地战能力实现了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的发展，从不具备打阵地战到能够打现代化阵地战的能力。总结毛泽东阵地战理论与我军阵地战发展历程，对于我军在新时代发展阵地战理论，履行历史使命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军事思想;人民军队;阵地战;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D23?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9-0027-06
阵地战是军队依托阵地进行防御或对据有阵地之敌实施进攻的作战形式，是从进攻和防御这两种基本作战类型中衍生而来的。阵地战作为人民军队历史上三种作战形式之一，与运动战、游击战一起紧密配合，灵活运用，反映了人民战争战场作战的全部内容。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战略阶段，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作战对手变化，敌我力量对比，我军的作战能力和任务，以及战争形势的发展，对于阵地战作用的认识存在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即从“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到“打大规模的阵地战”[1]（P.275），但是贯彻其军事思想始终的是反对消极防御指导下的阵地战，打阵地战必须要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导下进行，为战争和战役全局服务。人民军队阵地战实践及其理论的发展从时间顺序上可以划分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国防建设时期。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人民军队根据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正确认识阵地战的作用和阵地战与其他作战形式的辩证关系，积累了丰富的阵地战经验，逐步形成了我军阵地战的系统理论，阵地战能力实现了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的发展，有效的打击了敌人。本文将根据时间顺序阐述和分析毛泽东阵地战思想对于我军阵地战发展所起到的影响。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长期存在的实际，原则上反对打阵地战，只有在极为有利或不得不打的情况下进行阵地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军技术装备差，火力贫弱，物资匮乏，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不具备进行大规模阵地战的条件，因而，毛泽东指出：“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2]（P.749）毛泽东的这篇著作是对于土地革命战争的总结，从整体上阐述了那一时期阵地战对于我军的地位和作用，即：在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下，我军以运动战和游击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阵地战只是必要的补充，是为打赢运动战和游击战创造一定条件，是在积极防御框架下为积极防御战略服务的，“并不是拒绝必要和可能的阵地战”，“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到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2]（P.751-752）毛泽东这里所反对的阵地战是反对将阵地战作为革命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特别是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的阵地进攻战和消极防御思想下进行的阵地防御战。
从实践上看，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阵地战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阵地战主要是战术和战役级别行动，阵地战的次数在总的作战次数中所占比重较小，实施阵地战的兵种单一（步兵）。就战役层面而言，我军先后进行了11次阵地战战役，其中阵地进攻战役5次，阵地防御战役6次，而同一时期我军总共进行过88次战役。[3]（P.395）根据我军在1930年夏实行第一次军事战略转变，开始由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转变，我军阵地战的发展可以划分为游击战时期和正规战时期。
（一）武装起义和游击战时期的阵地战
1927年8月到1930年夏，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数百次武装起义，先后创建了10多块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进剿”与“会剿”。这段时期的阵地战发展经历了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在大规模武装起义时期，由于受城市中心论和“左”倾盲动主义思想影响，相当一部分武装起义的目标为夺取城市，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因而遭到很大挫折。随着农村游击战争的开展，毛泽东等人根据革命战争特点和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下进行游击战的作战思想，摒弃了盲目进行阵地战的思想。在游击战时期，我军进行的阵地战规模较小（营团规模作战为主），其中阵地防御战的主要任务是在国民党军进剿和会剿时，坚守内线利用有利地形消耗与迟滞敌军进攻，为主力部队外线机动歼敌创造条件;阵地进攻战主要是对外线敌军孤立分散，守备力量薄弱的据点或城镇的进攻。在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阵地防御战是红4军1928年的黄洋界保卫战，红军以不足1营兵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通过阵地战击退敌军3个团的进攻;规模较大的阵地进攻战主要有1929年红4军转战赣南闽西时的长汀战斗，三打龙岩战斗等。
（二）正规战时期的阵地战
从1930年夏到1937年初，我军进行了相当数量的阵地战，正反两方面经验皆为深刻，既有在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进行的成功战役战斗，又有大量受错误路线干扰而失利的作战行动。实践证明，这一时期阵地战只能作为我军运动战的必要補充，如果以阵地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必然会遭遇重大挫折。
1930年到1932年，是革命战争发展阶段，我军在此阶段进行的成功的阵地战主要是利用反“围剿”的胜利，对根据地内部的敌军据点（如中央苏区打土围子运动）或根据地周边孤立分散的据点进行有限的阵地进攻战，取得了巩固根据地的效果。红4方面军在苏家埠战役中的阵地战运用具有亮点，此战，我军通过构筑严密的工事体系以少量兵力围点，保证主力集中优势机动兵力用于打援。少量在外线进攻作战中成功攻取敌军城市，据点的行动，取决于通过运动战打垮敌军主力，趁势攻取敌军阵地。如红3军团1930年7月第一次攻打长沙的作战行动，取得了我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攻占省城的胜利。
1932年到1934年10月，是革命战争受挫阶段，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我军进行了大量不顾客观实际的阵地战，尤其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以阵地战取代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革命战争遭到重大挫折，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这段时期凡是对坚固设防之敌的阵地进攻战大多失利，比较典型的败仗如1932年的赣州战役，1933年的硝石战斗等;凡是在消极防御思想指导下的阵地防御战也都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反面典型，第五次反“围剿”时，中革军委不但要求红军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处处设防，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来顶住敌军。毛泽东曾经指出：“1932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2]（P.721）
1934年10月到1937年初，在红军主力长征时期，为配合高度的机动战，战役规模的阵地战进行过5次，外加大量战术级别的阵地战。这段时间阵地进攻战的特点是突破堵截之敌的拦阻，阵地防御战主要是对围追和侧击之敌进行阻击。与前期阵地战相比，我军阵地战增加了一些新的样式，如对山地隘口之敌进攻（如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江防作战（如强渡大渡河等）。長征结束后，我军没有实施战役规模阵地进攻战，但是在一系列运动战战役中包含了一些阵地战战斗，如东征战役对晋绥军黄河河防堡垒线的突破等;西路军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下于河西走廊同优势之敌进行了一系列的阵地防御战（古浪，高台，倪家营子等），最终消耗殆尽，遭遇重大失败。
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持久战战略和敌强我弱的实际，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反对打消耗性的阵地战，阵地战在战略反攻阶段是重要作战形式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在持久战思想指导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游击战是主要作战形式。阵地战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地位较低，“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4]（P.97）“防御的和进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5]（P.328）在战略反攻阶段，我军对敌军据点发动大量阵地进攻战，阵地战的比重和地位显著上升，“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5]（P.293-294）“没有我之有力的阵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将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5]（P.328）
（一）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
从实践上看，我军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执行的阵地进攻战主要有以下类型：对根据地内部及主要交通线周边敌军据点的拔点攻击;对仓促转入防御，孤军深入之敌的野战阵地攻击;对国民党顽军城镇的进攻。阵地防御战主要有：在对敌实施歼灭战时对增援之敌或突围之敌的阻击;遇敌包围的情况下坚守村落或有利地形顶住敌军白昼进攻，为夜间突围做准备;在战斗失利的情况下阻击，迟滞敌军进攻，为主力部队，后方机关以及群众的转移争取时间。从作战规模上看，阵地进攻战一般规模较大，如对日军大队规模兵力的进攻往往动用师级规模部队;阵地防御战则规模较小，参战部队至多团级规模。从作战持续时间上看由于敌军（主要指日军）火力，机动力，战斗力都较强，为减少伤亡和消耗，作战时间普遍较短，一般不超过两昼夜。这一时期我军进行的阵地战是从属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的，是为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服务的，加之阵地战能力欠佳，特别是弹药匮乏，如果规模打得太大，打得太急往往会增加许多不必要的损失与消耗，如1942年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以大规模攻克敌据点为主要内容，第三阶段对关家垴岗崎大队的阵地进攻战，偏离了八路军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存在一些失误。
（二）战略反攻阶段
我军的战略反攻分为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两个阶段（1943年底开始），针对日伪军兵力不足，配置极度分散，同时我军有了很大发展的现状，我军从局部反攻中后期起开始大量采取阵地进攻战的攻势作战，攻击日伪军驻守的城镇据点（中小城镇为主）;全面反攻开始后，我军在全线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全面进攻。这段时期在敌后战场仅战役规模阵地战达79次，占71.8%。[3]（P.471）这一时期我军阵地战规模较之前有较大提高，一次集中七八个主力团乃至十几个主力团的兵力进行较大规模阵地战成为常态;阵地战的地位显著提升，开始出现运动战配合阵地战的情况;阵地战技战术水平有了很大进步，开始出现诸兵种合同战术和运用火力，爆破，突击密切配合的战法;阵地战的指挥水准显著增强，能够指导一些大规模阵地战;开始具备了攻克较大面积城市（如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克张家口）和重兵驻守城镇据点的能力（主要是伪军），具备打歼敌万人以上的阵地战的能力（如新四军两淮战役）。需要注意的是我军阵地战整体水平还很原始，火力、保障能力、技战术水平较为低下，难以歼灭完成防御部署的大队建制以上日军。
三、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迅速转变和不同阶段我军任务的实际，逐步提高了阵地战在三种作战形式中的地位，总结了一系列阵地战的原则和方法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我军力量的增强，装备的改善，技战术水平和保障能力的提高以及战争形势的发展，阵地战逐渐发展成为重要作战形式，“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6]（P.1373）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关于阵地战的理论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关于阵地战的地位和作用，在过渡阶段和战略防御阶段强调以歼灭敌有生力量的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不主张以攻守地方为目的的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7]（P.270）战略进攻及以后各阶段，强调阵地战具有的重要地位，“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P.1999）“要准备打阵地战（以后运动战将大大减少）”。[9]（P.264）二是关于打阵地战的原则和方法，“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10]（P.317）“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11]（P.249）“阵地战必多，应多带炮弹”。[12]（P.258）三是关于打阵地战的能力建设，“学会近迫作业，善于攻坚”，[9]（P.264）“应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军事学校应继续办理，着重技术人才的训练”。[13]（P.897）
解放战争时期的我军阵地战类型主要有四种：阵地进攻战，城市进攻战，阵地防御战，城市防御战，各种类型的阵地战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阵地进攻战
战略防御阶段敌强我弱的特点明显，因而该阶段阵地进攻战比较初级，主要是对驻止、临时占领阵地、立足未稳或仓促转入防御之敌的攻击，以打分散守备之敌夺取中小城镇为目标。战略进攻阶段阵地进攻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指挥能力显著提升，经验更加丰富;参战兵力和歼敌数量进一步扩大;与之前相比，野战阵地攻击作战的比重增加;开始具备在宽大正面上同时作战的能力。战略决战阶段有了巨大的发展，具备了歼灭兵团规模依托野战防御阵地体系固守之敌的能力。战略追击阶段，具备了从宽大正面突破了凭借长江天险布防的敌军阵地，并开始出现对敌岛屿阵地的渡海登陆作战，海南岛战役是我军唯一一次对大型岛屿的战役进攻行动，取得了大兵团在没有制空权和不具备海上作战优势的情况下对敌坚固海岸阵地成功突破的经验。
（二）阵地防御战
解放战争时期的阵地防御战通常是阻击任务，主要是通过坚守要点，构成对外正面，阻击援敌和被围之敌的突围，为战役全局服务，较大规模的阻击战有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徐东阻击战等，一般而言在历次战役中都有运用。在实战中总结并发展了作战部署，通常采取梯次部署，将兵力构成若干梯队，构筑三至四道野战防御阵地，每道阵地依托村落或高地构成支撑点，留出大部兵力作为预备队，形成具有较宽正面一定纵深的防御体系。到战略进攻阶段在作战能力上已经能够抗击敌重兵集团优势火力下的陆空协同进攻，具备了一定的反坦克作战能力，合同防御战术有所发展。
（三）城市进攻战
城市进攻战主要是指对敌大中型城市的攻坚战，在战略防御阶段虽然进行过一些攻城作战，但只是作为在某一次进攻战役中的一个阶段而实施的，规模不大，数量有限。从战略进攻阶段起，我军的城市进攻战开始成为重要作战样式，作战规模与数量明显增加（19次城市进攻战占战役总数三分之一，歼敌过万的就有10次）。[3]（P.565）在战略决战阶段我军城市进攻战有了巨大的发展，特点是：参战兵力多（均在25万以上）;歼敌规模大（普遍10万人以上）;已具备攻克敌依托永备阵地坚固设防，重点守备的大城市的能力;合同进攻战术有了新的发展，步炮工装诸兵种协同作战能力显著提升，炮兵作战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如太原战役投入1300余门火炮），装甲兵以一定规模参加战斗。在战略追击阶段取得了在不对城市造成严重破坏，攻克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胜利。
（四）城市防御战
我军的城市防御战集中在过渡阶段和战略防御阶段，由于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我军的城市防御战一般以迟滞消耗敌军为目的（如延安保卫战），固守城市的作战行动往往遭遇失利（如四平保衛战，第二次涟水保卫战），但是也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以第一次涟水战役为例，我军参战兵力28个团，抗击国民党美械部队整编74师又一个旅的进攻，历时14天，歼敌7千余人，此战我军以城市为依托，主力部队在城外运动歼敌，同时适时投入预备队发起反冲击，粉碎敌军多次进攻。
四、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场的特殊实际以及我军现代化作战和保障能力的巨大提升，适时将阵地战提高到战略高度，阵地战首次成为我军主要作战形式
抗美援朝战争按作战形式分为运动战和阵地战两个阶段（1951年夏为结点），我军进行了大量阵地战实践，阵地战在整个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第二阶段成为主要作战形式，上升到战略高度。毛泽东根据战场实际和敌我双方优劣，为我军作战提出一系列指导意见：第一，根据战争形势发展（从战略反攻到战略防御），适时提出主要作战形式从运动战向阵地战的转变，“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正在节约兵力，物力和财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14]（P.517）第二，充分估计了困难，对有工事依托之敌打小歼灭战，“零敲牛皮糖”。第三，总结了阵地战的经验，高度评价了坑道防御体系的意义，“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战斗，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14]（P.484）第四，充分肯定了我军阵地战的作战能力，“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15]（P.102）
（一）运动战阶段
在运动战阶段，我军的阵地战主要是在局部战线实施防御，保障主攻方向的进攻，自第三次战役起，我军进行运动战时也保持一条战线，依托战线进行攻防，阵地战的地位和作用较之于国内战争时期有了显著提高。这一时期的阵地进攻战主要是突破敌军战线，为运动歼敌创造条件，以及对依托野战工事仓促转入防御的被围之敌的攻击。由于敌军拥有极强的火力，机动力且掌握绝对制空权，我军对敌阵地攻击困难极大，难以成建制消灭美英军部队。阵地防御战主要是依托野战工事，采取带有坚守性质的机动防御，部署上“兵力配备前轻后重，火力组织前重后轻”，在第二线保持强大的预备队，与敌反复争夺，但是伤亡巨大，难以保持防御稳定性。
（二）阵地战阶段
在阵地战阶段，阵地战的地位上升到战略地位，成为主要作战形式，规模由局部战线发展到整个战线，沿三八线附近形成了稳固的战线;阵地性质由一般野战工事发展为坚固的筑城阵地，特别是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攻防兼备的阵地体系;在阵地战进程中，由防御为主逐步发展为攻防并重，战争结束前更发展为以进攻为主;诸兵种合同战术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技术兵种在阵地战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阵地进攻战方面，作战任务从战术反击发展为战役进攻;作战规模从战术规模发展到战役规模;作战能力从打敌连，营防御支撑点发展到打敌军团战役防御体系;战斗力构成上由集中兵力发展到集中相对优势的火力;进攻距离上从挤占前沿发展到对敌防御纵深实施一定的深远突破。在阵地防御战方面，作战类型由打野战阵地机动防御转变为打坚固阵地坚守防御，形成了完整的坑道战战术体系，迫使敌人只能实施有重点的进攻，无法进行宽大正面突破;从打步兵发展到打坦克，探索出依托反坦克网状阵地抗击敌装甲部队进攻的战术;从平面防御向立体防御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进行了抗登陆，反空降的作战准备。
五、国防建设时期，毛泽东根据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可能情况，认为阵地战是重要但不是主要作战形式，同时也要加强一定的阵地战准备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错综复杂的险恶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对如何抗击外部敌对势力的大规模入侵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丰富和发展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对于阵地战，毛泽东认为应当配合运动战和游击战运用，“战争初期，先打些小规模的阵地防御战，主力则藏起来，等看清情况，时机成熟了再使用”。在一定时机下在某些重地要打阵地战，“该顶的地方还是要顶，而且要顶相当一段时间。但顶的目的是为了消耗敌人，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利用城市打也是个办法，要打像斯大林格勒那样的战役”。[14]（P.548）在战略要点和重要的作战方向，要重点设防，重点守备，加强战场建设，“这些纵深要地，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有山的要堆点山，做点工事”。[16]（P.404）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军根据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在重点方向进行了大量的国防工程建设。60年代中期之前，沿东部沿海地区和重要岛屿群进行国防工程建设;60年代中期开始，展开了以三北地区为重点的全国性国防工程建设，在三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有战术，战役价值的要点，构筑起永久性防御体系（适应现代战争需要，具有一定的三打三防功能），组建了一批担负要点守备任务的部队。在实战方面，阵地防御战主要是岛屿防御战，抗击国民党军袭扰，获得了依托永备工事抗击敌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特别是反空降作战的经验;阵地进攻战主要有进攻沿海地区敌占坚固设防岛屿和对入侵外敌的还击作战，获得了三军联合跨海登陆作战（1954年一江山岛战役）和在高原环境下对敌坚固据点的进攻（1962年对印作战），以及与民兵协同收复远海敌占岛屿的成功经验（1974年西沙作战）。
六、结论
从毛泽东阵地战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的看待阵地战这一作战形式，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对于我军阵地战理论的发展起了指导性作用。从我军阵地战实践上看，坚持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正确指导下的作战大体上取得了成功;受错误路线影响，没能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作战行动都遭遇失利。从我军阵地战发展历程上看，我军从不具备打阵地战到能进行世界水准的阵地战，经历了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的发展，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整套合乎实际的阵地战理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信息化战争时代，从世界范围看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阵地攻防战已不再是主要作战形式，但是对于我军而言，针对大型岛屿登陆作战任务需要，必须与时俱进的发展阵地战理论，实事求是的分析敌我优劣，既要发挥我军优势，又要下大力气加强能力短板建设。发挥体系作战优势，实施诸军兵种联合进攻;发展立体进攻能力，由兵力主导型向火力主導型特别是精确火力发展;发展新型作战力量，提高侦歼一体，信火一体的打击能力，从注重硬杀伤向软硬摧毁并举转变，在全时全域瘫痪敌作战体系，粉碎敌依托海岸既设阵地和大都市顽抗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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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