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亢虎“新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井辉
[摘要]江亢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且身份复杂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尽管如此，他的思想与活动对晚清民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动向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对江亢虎在五四运动前后思想进行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考虑到他这一时期一直致力于推动的“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思想理论，因此将其看做一个整体而不是割裂进行讨论是合适的。
[关键词]江亢虎;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
江亢虎（1883—1954），原名江绍铨，字康瓠，祖籍安徽旌德，1883年7月18日（光绪九年六月十五日）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城西陶湾江家村，在家中六兄弟中排行老大。江亢虎出身仕宦之家，祖父父亲都曾官至一州知府，江亢虎本人也曾“荫生刑部主事，改法部保升员外郎，加四品衔”①，是个不折不扣的四品京官，但他并沒有被其所束缚，相反，动荡的政局形势和长年旅居国外的经历，使他的思想非常开放，没有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这是他能自发从一个官僚世家荫蔽下的“世家子”成功转变为“光绪庚子后北京社会上倡导维新运动第一人”②。自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初，近三十年时间里他的思想总是独领风骚，尽管他的“三无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其“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思想都备受争议，但毫无疑问，三十年代以前的江亢虎的思想无疑充满着智慧的光辉。
一、江亢虎“两新主义”的思想源泉
江亢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其在辛亥革命前后所提出的“三无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三无主义”思想是其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泉，他为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也是江亢虎的“两新”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原因所在。
江亢虎的“三无主义”思想，包括“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三个方面，最早提出是在1909年以“徐安成”为笔名在《新世纪报》上发表了《无家庭主义》的文章，引起了较大的轰动，之后又先后发表了《无家庭主义意见书》《三无主义悬论（上篇）》及《中国无政府主义之活动及余个人之意见》，并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三无主义理论体系”。从本质上来说，“三无主义”思想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江亢虎看来“宗教、国家、家庭云者，非天然物，而人造物”，是后天创造的，因为人才能产生③，尽管宗教、国家、家庭的出现使“人安乐矣”，但是这是针对古人而言的。对于今日的人民来说，这些都有着各自让人困苦的东西，宗教有选择多神教和一神教的痛苦，国家有选择立宪还是共和的痛苦，家庭有自由还是结婚的痛苦，与其活在痛苦里，不如抛弃宗教、国家、家庭，从而来满足个人的幸福。江亢虎的“三无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在“无家庭”这一核心之上，江亢虎对此指出：“人生斯世，无不愿求快乐者。而苦恼之来，千态万状。究其原委，约有三端，即政府之压迫，宗教之锢蔽，家庭之牵制是已。就中家庭为害尤甚。”他认为“古今中外，死于家庭之手十倍百倍于战争瘟疫所死之人。即使未被害死的，亦抑无生趣。所谓家庭之乐，殆如狸秆中人，苟免敲补，则侈为寄幸而飞”，故而“甚矣，夫妇家庭之敝也”④。家庭是“无真亲爱”“无真自由”“无真平等”这种痛苦局面的缘来，所以，“欲求亲爱、自由、平等等快乐着，必先破家庭。破家庭较之废宗教、倾政府，论事则根本之图，而程功则嗟嗟立办”。正因为认识到家庭、宗教、国家给人们所带来的痛苦，江亢虎才最终将“大同之世”作为终极追求目标，“人人终身处公共社会，无夫妇，故无父子兄弟;无家庭，故无继续法。生时所蓄余资，死则收入公中，教养诸费资焉。”在此基础上，江亢虎形成了“遗产归公，教育普及”思想。
笔者之所以认为“三无主义”是“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理论源泉，一方面是出于这一时段江亢虎个人经历及思想发展变化的基本状况来考量。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江亢虎正在欧洲游学，旅欧期间，他广泛地接触了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幸德秋水、片山潜等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先驱和当时正在欧洲活动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张继、吴稚晖、褚民谊等，这使得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当时在第二国际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江亢虎脑中产生了交集，而且无政府主义与社会（共产）主义之间本身也有其相通性。这就导致了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从一开始就带有无政府个人或集体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思想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本位，以“大同之世”为理想追求的社会思想，这与其“三无主义”思想特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江亢虎“三无主义”本身就以个人自由作为“世界之单位”，把个人的自由作为的第一位目标，而他最终倡导的是实现古代大同治世，恋爱自由、遗产归公、教育普及，这些与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不谋而合。对于社会主义，江亢虎称它是“正大光明之主义、大同之主义、世界通行之主义、人类共有之主义”⑤，在长期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他逐渐形成了“新社会主义”的思想观，提出资产公有、劳动报酬、教养普及这三大手段，而这与“三无主义”所推崇的“遗产归公，教养普及”目标是一致的，“两新”社会主义是江亢虎在十余年社会主义探索后对他个人过去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观的一次升华，是一个从过去的完全空想通过实践走向部分实际的阶段性成果。
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另一大思想来源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效吸收。“三无主义”带有极大的空想性，并不能很好的进行社会改造。于是，江亢虎选择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在中国进行社会改造的重要武器。江亢虎三次留学日本、两次游历欧洲，其在北美旅居的经历使得他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认识和理解比较深刻，而他在与社会主义人士接触及社会主义相关理论研究过程中，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现行制度的弊端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使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学说更具调和性。与列宁所主张的激进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所不同，江亢虎在充分肯定“资产公有”和“劳动报酬”“各取价值”这一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前提之下，更主张通过对经济、政治、国际三方面对社会制度进行调节乃至改造，从而实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就让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更多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改良思想的理念。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强调实行政党政治、民主宪治，主张“选民参政”“立法一权”，一方面却又对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进行批判，认为世界各国代议制存在“六大弊端”，而主张“职业代议”。他对资产阶级所一贯倡导的“三权分立”大肆抨击，认为“司法乃行政之一种，立法与行政界限不清，冲突时见，名为互相监督，实则互相牵掣，一事不行”⑥，因此他主张“立法一权”，“国会、省会、县会等各互选行政委员，处理中央及地方政府之事，司法亦为其一部，而皆由所属之立法机关产出”⑦。按照他的设想，“立法一权”方案使“权既不集于少数，而政亦不出于多门，理论、实际两无窒爱，远胜旧制也”⑧。江亢虎在“外观事变，内审国情”中，对他的民主主义观和社会主义观不断深化，最终形成了“选民参政”“职业代议”“立法一权”的“新民主主义”和“资产公有”“劳动报酬”“教养普及”的“新社会主义”思想，“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思想相互影响，协同发展，分别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共同构成了江亢虎“两新”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江亢虎的“两新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兼纳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和民主社会主义中的思想，这就使得他的思想具有极强的调和性，他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适当的资本民主政治化改造，使得社会主义思想在民国政治体制中能找到生存的空间，也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发展成长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道路。
江亢虎的“两新主义”的第三大思想来源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为江亢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本土生存发展提供了“土壤”。在江亢虎眼里，“社会主义之学说，中国古来有之”⑨，但是因为长期隔绝自闭才让外界以为中国没有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就是一种朴素社会主义思想，这也是他认为社会主义能在中国生存发展原因之所在。江亢虎在1914年写了著名的《中国古来社会主义之思想》一文，从学说、制度、风俗三个角度论证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一直都存在。学说上，他认为孔子“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近似，黄老学说则与托尔斯泰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比西方更早出现，只是一方面一直处于“理想”状态，“而未进入科学”;一方面“多属道德、伦理、政治方面，而未注重于经济方面”;另外，中国古代朴素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多属哲學家、文学家、政论家”，“而未普及于实业家、劳动家”。在江亢虎看来，正因为这三方面原因，中国社会主义虽然早有思想，但在成立、流传、发达具体学说上皆落后于西方。江亢虎一方面承认了中国古代社会主义思想的不足，但他并没有抛弃这套思想而完全将他的思想放置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下，他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扬弃”使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充满了“新”意。
江亢虎“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思想第四大来源是他长期居留欧美并与社会主义者的广泛接触。辛亥革命前后，江亢虎取道日本先后游历访学了英、法、德、荷、比、俄诸国，时间跨度长达一年。在此期间，他与社会主义者密切接触，这其中就包括幸德秋水、片山潜等日本社会主义先驱。他甚至还以非正式代表身份参加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第二国际会议，在同欧美社会主义者接触过程中江亢虎的思想开始向“社会主义”靠拢。民国三年，他又一次游学美国，并在美国呆了整整七年，在美期间，他多次和旅美的社会主义者接触，并参加他们集会、演讲等活动，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进行了深深地思考，最终将社会主义作为唯一的“出路”。他在二十年代初甚至还前往苏俄，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这些丰富的经历使得他的思想没有被桎梏，而他在思想上的解放也让他擦出了“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这样充满智慧与想象力的“火花”。
二、江亢虎“两新主义”中“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关系思辨
正确认识和理解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就必须要正确把握两者之间内在逻辑关系。首先，不可否认的是，“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两者并非是孤立存在互不关联的，它们是统一的有机的密切联结整体。在江亢虎认知里，“新社会主义”毫无疑问是最终奋斗目标，而“新民主主义”则是这个最终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某一重要的阶段目标。这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目标的确定上思路方式上是存在一致的。需要指明的是，“新民主主义”并非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种简单变形，把“新民主主义”片面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毫无疑问是肤浅而错误的。尽管“新民主主义”中有着资产阶级代议制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元素，但它并非是其复制品。江亢虎对资产阶级代议制中的不足进行了思考，并在此启发下形成了精英参与，立法至上，以行业划分选区的“新民主主义”，虽然具有鲜明理想色彩，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并且在操作上具有极大困难性，但不可否认是，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代议制批判的前提之下，是在对近代中国未来民主化道路上的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思考，他的部分思想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也得到了印证，这从侧面也反映出江亢虎“不切实际”的“想法”也并非一无是处。
其次，“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是江亢虎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江亢虎在1922年8月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思想主张时就强调自己是抱着“一生九死之精神，向我垂毙同胞进此最后瞑眩之剂”而提出的⑩，他将“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作为引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条新生道路。他认为，“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解放思想”这一目标，“民主主义为政治解放之新思想，社会主义为经济解放之新思想”，这两种主义将会在今后五十年引领世界?。他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分成了三个时期，认为“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就是这一发展的第三时期，是政治与经济全面解放的结果。
最后，“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之间并不冲突矛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新民主主义”主张选民参政、职业代议、立法一权，强调对社会制度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有机改造，但这与社会主义并不冲突，“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主张只是为经济上实现资产公有、劳动报酬、教养普及创造条件，在他看来，政治上不民主，经济上的公平环境就不可能出现。在江亢虎的眼里，“新民主主义”是实现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他在五四运动、五七与五九国耻、五卅惨案等一系列事件中深刻反思，最终得出“新社会主义不实行，劳资两阶级利害冲突不可避免”这一结论，并明确解决这一局面的唯一出路就是“新社会主义取资本主义而代之，新民主主义取帝国主义而代之”?。这一时期的江亢虎，就已经把“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视为引领中国摆脱危难走向新生的出路。
不可否认的是，江亢虎“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其本身具有“空想性”，在操作上存在着较大的困难性，但这并不影响其思想本身具有的价值。作为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的先驱，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本身就具有着极大的价值所在。虽然他的思想并不成熟，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之处，然而他的这种探索，引领了更多的有志青年探寻新的道路，这就让他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充满了无限光芒。
[注释]
①汪树德，汪拔群等篡.弋阳县志（第十三卷），1925年版.
②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江亦光绪庚子后北京社会上倡导维新运动之一人，与我家夙有来往，我深知其为人底细。”
③江亢虎.三无主义悬论（上篇）.1911年7月.
④江亢虎.无家庭主义.新世纪报（第93号），1909年4月17日.
⑤江亢虎.社会主义研究会宣言.1911年7月.
⑥⑦⑧江亢虎.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说明书.1922年8月.
⑨江亢虎.中国古来社会主义之思想.1914年.
⑩江亢虎.第二次欧洲回国宣言.1922年8月.
?江亢虎.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1923年.
?江亢虎.五月特刊感言.1926年5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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