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陈一洪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通过优化金融供给结构来适应实体经济发展，适应新的需求结构。城商行作为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坚守“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市场定位，聚焦主业，回归本源，通过积极增加或优化有效金融供给，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加快从以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带动增长为主的要素结构向以技术要素、制度要素驱动增长为主的要素结构转变，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城商行经营困境凸显
从历史性框架下观察城商行的发展可以发现，其资产规模的扩张与产出增长并不匹配，在资产规模实现年均超过24%的高速增长的同时，盈利增速呈现逐年下滑趋势。自2012年起，城商行的净利润增速从26.5%逐年下滑至2015年的7.2%，增速减缓趋势明显，与资产规模每年保持在20%以上的增速相比差距明显。尤其是2015年，城商行净利润增速多年来首次跌到个位数。中国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城商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911亿元，较2019年同期下降124亿元，创下十多年来新低，这既受到了疫情冲击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减费让利实体经济的影响，更是城商行自身盈利能力下降的结果。
区域及行业风险暴露，挑战城商行资产质量。经济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经济及产业结构调整，短期内导致过剩产业资金链紧张，经营困难加剧，新兴产业又因尚不成熟而存在较大投资风险，部分地区风险暴露。城商行区域化、行业化的经营布局导致信用风险由单个企业向产业链再向行业、区域进行横向及纵向传递，加大了城商行资产质量管控的压力和难度。与此同时，受当前风险处置手段较为单一、存量风险化解速度较慢的影响，城商行整体资产质量持续承压，面临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双升，而拨备覆盖率持续下行的压力。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从2016年一季度的1300多亿元快速增长至2020年三季度的4500多亿元，五年时间里增加了3000多亿元;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一季度末的1.46%攀升至2020年三季度末的2.28%，上升了82个bp，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已经显著超过同期大型银行（1.5%）以及股份制银行（1.63%）的水平。
传统利差收入模式考验城商行盈利持续性。城商行相对单一的收入结构在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利差水平不断收窄的情况下，盈利空间不断被压缩。城商行资产利润率由2016年一季度的1.08%下降至2020年三季度的0.66%（2017年为0.83%、2018年为0.74%、2019年为0.7%），呈现持续下行的态势。2020年三季度城商行0.66%的资产利润率较大型银行低22个bp，较股份制银行低15个bp。对传统利差收入的依赖，导致城商行在利率市场化加快推进的外部环境下，盈利空间被持续压缩，盈利能力得不到修复。与此同时，不断承压的资产质量以及为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而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进一步侵蚀了城商行的利润空间。
粗放扩张模式下的人均产能增速明显放缓。随着城商行规模及业务的扩张，其人员及营业网点也在不断增长。以规模最大的北京银行为例，其营业网点的数量从2009年的170余家增加至2019年的670余家。为支持营业网点开设、人员增加及业务扩张，城商行的营业费用也在持续增长。显然，以增加营业网点及劳动力要素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式扩张模式无法有效支撑城商行产出的增长，而不断扩张的成本及费用支出则进一步为城商行的利润增长带来压力。
传统经营模式受到新金融业态较强烈的冲击。以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金融的快速发展给城商行的传统经营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冲击。技术的进步以及智能手机等终端电子设备，创造了不受时空限制、便捷高效、扩展性强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与服务，全方位提升了客户服务体验，增强了客户黏性，也使客户对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预期大大提高。而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目前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入不足、竞争力较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获客及客户维护，新金融对城商行客户资源的分流更加明显。
城商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机制
通过分析城商行当前的经营困境可以发现，随着宏观经济红利减少，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新金融业态对城商行传统经营模式的冲击，劳动力、资金等资源配置效率、供给效率的下降，依靠粗放式扩张模式已经无法支撑规模越来越大的城商行的高速增长，也无法为城商行带来可持续的利润增长。
从长期来看，城商行增长的潜力和趋势是由其内部各要素变化共同作用的，具体体现在资本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制度资源等要素资源在不同业务、不同机构间的配置，而不同的资源配置构成所带来的差异化的业务发展模式势必会带来不同的生产效率。因此，要素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城商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及内在驱动力，城商行要在优化劳动要素、资金配置的同时，加快从传统的以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带动的规模扩张为主的要素结构向以技术要素、制度要素驱动增长的内涵式发展的要素结构转变。
城商行传统以劳动力、资金驱动的增长模式最直接的表现是网点不断扩张、从业人员持续增加、贷款规模快速增长，但是，产品及业务结构同质化、产品附加值低、产品创新性不足、产品与科技融合度不高等问题导致其缺乏自身核心竞争力。传统要素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导致城商行可持续发展能力偏弱、盈利竞争力不足，城商行已然进入必须依靠技术创新、资源重新优化配置才能持续发展的新阶段。这就需要城商行在技术、制度等领域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变革及创新，在不增加劳动力、资本等资源要素数量的条件下，通过对制度及组织架构体系的优化、金融科技等新技术的运用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制度及组织架构体系的创新包括制度流程的优化、管理工具的创新、管理机制的完善、组织体系的变革等，通过好的制度及组织架构体系，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积极性，发挥资源使用效益，提高组织运转效率。而金融科技等新技术的运用主要体现在生產运营方面，通过对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生物识别技术等具有前景的金融科技的运用并配之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架构，强化金融科技支撑，使业务、管理与金融科技深度融合，大力创新和完善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可以实现在不增加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条件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效增加产出。
当然，要素结构的升级并不是否定传统要素在城商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是通过制度、技术等创新要素的应用，使之与传统的劳动要素、资本要素等相融合，充分挖掘与释放传统要素的生产力，实现传统要素供给效率的有效提升。随着制度、组织、技术等要素在企业产出增长中的作用不断被发现和重视，上述要素已不再作为产出增长的外生变量或者说固定常量，它们本身和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一样作为供给侧的投入变量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的结构优化及转型升级过程中，制度优化与创新、金融科技等技术要素水平的提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提高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对城商行产出增长的贡献，优化升级城商行产出增长的要素结构，提高整体产出增长的质量，能够实现城商行规模、结构、效益等多维度协调和可持续增长。
城商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选择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
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全员专业素质。城商行要高度重视提升全员专业化水平，把教育培训作为实施“人才强行”战略的重要手段。城商行可以建立派遣人员到先进同业或国内外高等学府进修学习并将学习成果纳入绩效考核体系的常态化机制;有条件的城商行可以尝试建立银行学院或网络培训学院，使人才培训更加常态化、系统化;有针对性地加强人员在风险管理、业务流程、政策法规等专业领域的培训，切实提升人员业务水平和风险合规意识;出台政策鼓励全员参加专业任职资格考试并合理运用到绩效考核及员工胜任力评价体系，提升人员自身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为城商行业务拓展及生产率提升提供强有力的人力保障。
优化激励约束，激发全员内生动力。城商行要建立健全覆盖不同岗位类别员工的绩效考核体系，坚持市场化导向，构建激励有效、科学合理的薪酬激励及约束体系，逐步完善前台市场化、中后台专业化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和薪酬管理体系;同时，坚持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结合、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重的导向，努力提升绩效激励的对内激励性和对外竞争性，充分释放各类人才的工作热情和经营活力。
优化业务及要素结构，提高价值创造能力
探索并专注优势业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城商行应基于现有业务模式寻找真正具有竞争优势的利基市场，协调并集中资源发展优势业务，同时要坚决退出缺乏协同效应、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非核心业务，专注优势业务，提高业务资源配置效率。具体来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城商行应结合自身优势以及“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市场定位，进一步下沉业务，在小微金融、社区金融、农村金融等领域努力实现业务的专营化、客户的小微化和管理的创新化，在激烈竞争的市场夹缝中开辟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调整与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多维度、精细化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城商行应顺应资金和资产价格的变化，主动调整与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加强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建设及全额资金管理，提升多维度、精细化资产负债管理能力。负债端，城商行需围绕资金成本更低的一般性存款尤其是结算性存款发力，通过更加优质的客户服务及财富管理能力增强对一般性存款的获取能力，着力调整协议存款等高成本存款占比较高的负债结构，降低负债端成本;在合规经营的前提下，合理运用多元化负债工具，持续优化非存款负债结构，稳定中长期负债来源，降低高成本负债。同时，城商行要完善内部市场化资金使用机制，加快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及全额资金管理体系建设，加强负债成本定价管理;根据资产收益率在全行范围内科学配置外部融入的主动负债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构建良性可持续的负债内生增长环境。资产端，城商行要更加注重资产业务的提质增效，着力统筹好存量业务与增量业务、信贷资产与非信贷资产、表内资产与表外资产，提高资产配置效率;要抓住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所带来的机遇，加强信贷资产行业结构和客户结构调整，提升信贷业务质量，合理配置资源。
立足轻资本、高效率发展模式，实现发展价值。城商行可通过推动中间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实现结算类、银行卡类、代理类、投行类等中间业务多维度共同发力，多源拉动中收增长，实现轻资本发展价值。一方面，城商行要做实传统中间业务，通过整合各种内外部资源，丰富服务场景，综合运用线下网点、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扩大代理业务、贸易结算等传统中间业务的服务规模，夯实传统中间业务根基;另一方面，城商行要坚持拓展创新业务，围绕资产管理、基金托管、财富管理、投资银行、交易银行等业务领域，积极拓展创新型中间业务，不断提升与丰富中间业务服务内涵，构建技术含量更高的金融服务模式，打造持续稳定的业务增长点。此外，城商行要注重提升中间业务服务质效，强化系统支撑，为客户提供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并加强中间业务精细化管理，完善价格体系，规范服务收费，不断提升服务质效。
加快金融科技发展，提升组织运行效率
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城商行通过数字化分布式技术的应用将大量的金融数据计算信息传递职能分散到各个网络节点，能够极大地提升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从而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在重塑终端消费者行为模式的同时，也为城商行利用新科技提升服务效率提供了有效手段。数字化在大数据处理及信息挖掘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让城商行能够提前准确预测客户的需求，提升城商行金融服务的精准性，提高客户服务体验度，从而增强客户黏性，为城商行获取稳定的基础客群以及低成本资金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力度。适度而持续的金融科技投入是城商行加快金融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城商行可学习招商银行，将金融科技投入占税前利润，或者将营业收入一定比例写进公司章程，明确将其作为事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战略。除了对金融科技的资金投入外，人力资本的投入同样举足轻重。金融科技发展对城商行原有的信息科技人才队伍总量和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在有效融合业务、营销及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方面更加迫切。城商行在金融科技人才的培育方面要坚持“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相结合的方式。
加快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城商行要积极拥抱金融科技，以客户驱动为出发点，聚焦目标用户与核心业务，深耕重点场景，重塑用户旅程与业务模式，加快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城商行一方面要加快对传统数据仓库的重新梳理，另一方面要加快核心系统的升级改造。金融科技引致的客户需求和城商行业务领域的变化对城商行核心系统的拓展性、响应速度、迭代性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适應金融科技发展转型目标，城商行需要从客户体验一致性的高度出发，对信息科技、业务模式、管理模式进行全面重构，打通部门数据壁垒，构建企业级数据库和“分布式+集中式”融合架构的新核心系统，从而形成全行统一的客户视图，实现组件式的快速产品创新，构建起全方位的核算体系以及全新的业务运营体系。
（作者单位：泉州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