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
姚曦 姚慧兰 冯莉
【摘 要】 文章以2010—2016年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我国制度背景，探讨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有效增强公司会计稳健性，但是，党纪委对公司治理的不同参与方式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存在差异;进一步将样本按产权性质分类，结果显示，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结合反腐的制度背景发现，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大，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对会计稳健性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总之，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能有效提高其会计信息质量。
【关键词】 会计稳健性; 党纪委监督; 国企党建; 反腐; 十八大效应; 公司治理; 会计信息质量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05-0037-09
一、引言
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一直受到财务报告预期使用者的高度关注。企业的盈余质量越高，越能够让信息使用者了解公司真实的运营状况，从而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投融资决策，提高资本市场运作效率。公司治理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量的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Beekes et al.[1]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结构会显著正向影响会计稳健性水平，不同的董事会构成、高管激励水平和外部监管环境等都会对会计稳健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国内学者分别从债务契约、股权性质、股权激励、公司治理等角度对会计稳健性进行研究，孙锋等和刘凤委等发现，公司债务比例越高会计稳健性越好;刘运国等发现，债务期限越短，会计稳健性越强;陈少华等研究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较好，而王露等[2]研究认为，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与会计稳健性呈倒U型的关系;刘振彪等提出股权激励会降低公司的稳健性水平;韩琳等[3]發现，股权质押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现有研究还发现，公司治理机制会影响盈余平滑度，独董、监事会、非执行董事等监督机制越好，对管理者的监督越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的盈余平滑度[4]，从而提升公司会计信息质量[5]。
近年来，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深化改革的政策，其中2017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要将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结构有机统一，明确党组织是基层组织，巩固和落实国企党组织内嵌于基层公司治理结构的地位，在公司基层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与领导核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议上也进一步要求，党组织务必成为国企公司治理主体，参与公司治理并与企业的治理结构相互融合与促进，以进一步强调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020年12月30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中，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央企业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的若干意见（试行）》。习总书记在会议中强调，中央企业党委（党组）是党的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领导作用。要完善体制机制，明确党委（党组）在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正确处理党委（党组）和董事会、经理层等治理主体的关系，坚持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党组织一般采取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进入公司治理结构中[6]。党组织成员与董事会、监事会或管理层交叉任职后，可以在公司运营管理中享有话语权，并且对公司的人事决策、重大决策、薪酬制定等方面有重要影响。而且，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强了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在反腐的大背景下，党纪委监督对公司的治理效果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截至2016年底，14.7万户国有企业中93.2%建立了党组织，273万户非公有制企业中67.9%建立党组织，10.6万户外商投资企业中70%建立了党组织。可见，党纪委组织不仅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作用，而且在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也逐渐提高。现有研究发现，党组织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体制下，党组织的嵌入能够提升公司治理水平[6-7]，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8]，提升公司绩效[9]。那么，党纪委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否提高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呢？这不仅仅是与外部投资者息息相关的问题，也是当前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本文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等为基础，选取2010—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我国制度背景，探讨党纪委监督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将样本按照产权性质进行分类后发现，党纪委监督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基于反腐的大背景，分析了反腐对于党纪委监督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作用，研究发现，随着我国力度的加大，党纪委监督对会计稳健性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增量贡献体现在：第一，将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素研究从契约、税收、管制、诉讼风险，会计制度，公司治理，股权质押行为[3]，扩展到党纪委监督，从而丰富了有关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文献。第二，以往对党纪委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性领域，并且关于党组织参与治理的经济后果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结论，有的研究认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会带来负面影响——降低公司绩效[10]、承担较多的冗员[7]、不利于并购交易的顺利进行[11];当然，研究也发现企业中党纪委组织具有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正面效应[6]。因此，从实践角度来看，本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实践中企业党纪委组织的作用，为治理结构改革中党纪委组织的正确定位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第三，考虑到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将反腐机制纳入到研究框架中，旨在检验反腐背景下，党纪委监督对会计信息质量治理效应。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我国拥有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政治环境与国情，并且与国外的政党轮流执政或每年竞选的情况不同，中国执行着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的体制。所以，最初对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性领域，例如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开展党组织建设活动等等，并且这些研究多以理论探讨为主。
随着改革开放，对党纪委组织的研究逐渐扩展到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如何融合的问题，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决策合理性、公司高管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及经济后果研究。Chang et al.[10]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参与程度与公司绩效呈正向关系，即国有企业党组织可以凭借国家授予的决策制定的相关权力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干预，公司持股人牟取私利、损害公司权益的动机会受到抑制，进而能够提升公司的经营绩效与公司价值。马连福等[6]、王元芳等[8]提出在国企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体制下，党组织嵌入能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同时随着党组织参与程度的提升，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成本，即导致冗余雇员规模增加，管理者的绝对薪酬下降，高管获取超额报酬的行为被遏制，进而能够缩小管理者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王元芳[8]实证研究发现，政党合一制度应该被充分考虑到现代企业制度中去，进而能够缓解我国国企普遍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陈仕华等[11]从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角度探讨了党组织嵌入的作用，发现党组织嵌入公司可以提高出售股权或国有资产的并购溢价水平，进而抑制了并购事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吴秋生等[12]认为党组织参与治理水平与公司内部控制水平是“倒U型”的关系。
而且，近年来对于党组织治理效应的研究渐渐从国有企业延伸到民营企业中，李世刚等[13]认为民营企业是我国资本市场上不可或缺的组织集合，并且党组织也广泛存在于民营企业中，其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的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收到“不利”审计意见的概率成负相关关系，公司加强党建工作可以进一步强化党组织嵌入董事会对审计意见的治理效应。
纪委是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服从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现有关于纪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发挥公司纪委的监督效用、加强纪委反腐败等方面的理论探讨[14]。仅有少数学者实证研究纪委参与公司治理的治理效应，陈仕华等[15]研究了国企的纪委嵌入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私有收益的作用，發现纪委的嵌入能够有效抑制高管的非货币性收益，而对高管的货币性私有收益无显著影响。李春花（2016）考察了国企纪委监督对内部控制与高管腐败关系的调节作用，提出纪委监督可以提升内部控制对隐性腐败的治理作用，并且纪委参与治理的方式为监事会治理时，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不同于党委在公司重大决策中的作用，纪委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事后监督中。
（一）党纪委监督与会计稳健性
在公司中，管理层职位的升迁、薪酬的高低都与其任职期间公司的经营成果联系紧密，而契约的非完备性会导致公司管理层牟取私利。在牟取私利的过程中，管理层有天然的内在的动机去高估企业的利润与收入并延迟确认费用，进而导致违背会计稳健性的原则。而董事会与监事会的监督机制能有效抑制高管的自利行为以及寻租行为，使管理者在决策中保持谨慎，降低财务业绩的水分，进而提高会计稳健性。一般来说，私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水平会大大低于上市公司;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较好;董事会中独立董事越独立，董事股权越多，会计稳健性越强;高管激励水平会对会计稳健性产生不同的影响，股权激励会降低公司的稳健性水平;知青董事长的上山下乡经历塑造了他们风险规避的经营风格，从而降低了知青董事长任职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提高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水平[16];卖空机制引入后，标的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显著提升，且这种影响在债务水平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明显[17];如果面临严苛的外部监管，那么公司会自觉加强自身的内部公司治理，进而提高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1]。总之，大量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结构会显著正向影响会计稳健性水平[1]。
我国党纪委组织嵌入到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7，11]，甚至大量的民营企业也开始主动在企业内部设立党组织[13]，这种现象是我国公司治理拥有的“中国特色”。党纪委组织的治理参与可以抑制大股东掏空公司，保护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10]，有利于公司治理水平尤其是董事会治理效率的提升[6-7]。双向进入与交叉任职是公司基层的党纪委组织基本要求，党纪委组织成员兼任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能够实现代表政治立场的党纪委组织与基层的企业经营管理相结合，从而实现党纪委组织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党纪委监督可以通过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10]、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7]等方式来加强公司治理水平，而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提高会计稳健性水平[1]。
综上，党纪委组织以书记、副书记等形式嵌入到企业基层，和董事会、监事会或管理层职位相互融合，能够将党纪委组织的使命和意志体现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从而更好地监督管理层。党纪委组织可以称为法人治理结构的形式之一，而内部治理的产生是为了降低代理成本，以期限制管理者隐藏不好消息的能力，提高公司盈余信息质量，挤出会计盈余的“水分”，进而提高公司会计稳健性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1。
H1：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可以增强企业的会计稳健性。
（二）股权性质的不同影响
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民营企业同样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作用。但是，不同股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水平、经营效率、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进而能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已有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内部存在着“内部人控制”“所有者缺位”等问题，面临着严重的“预算软约束”以及受到更多的政府干预。由于存在上述原因，更容易为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必要的条件[18]，导致会计稳健性水平较低以及较高的盈余平滑度[19]。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其公司治理的市场化程度要优于国有公司，公司在投融资政策、会计操纵等方面会受到市场、银行各方的监督与高度关注，进而民营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越稳健[19]，进而会计信息质量也就越高。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正是党纪委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深刻地影响国有企业行为[15]。但是，民营企业的党纪委组织成立和治理参与一直较弱，自2015年起，大量民营企业也开始自主建立基层党组织。党纪委组织嵌入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能够进一步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6]，从而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影响，但是对于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党纪委监督的影响会有一定的差异。具体体现在：相对于会计信息质量较好的民营企业，党纪委监督会显著改善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中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更大。
三、研究模型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一）模型设计
为检验假设，构建模型1检验党纪委监督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模型如下：
其中，C_score是会计稳健性，DumParty为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指标，Controls为控制变量。
（二）变量的计量
1.党纪委监督的度量
本文参考马连福[6-7]、陈仕华等[11]的做法，将党纪委组织参与公司治理（DumParty）按4个变量衡量：党纪委参与治理变量DumParty，若党纪委成员兼任董事会、监事会或管理层成员取1，否则取0。为了进一步分析党纪委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形式，将设置下列3种分指标：党纪委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变量（DumParty_1），即企业党纪委成员是否兼任董事会，是取1，否取0;党纪委组织参与监事会治理变量（DumParty_2），即企业党纪委成员是否兼任监事会成员，是取1，否取0;党纪委组织参与管理层治理变量（DumParty_3），若企业党纪委成员兼任管理层，是取1，否取0。
2.会计稳健性的度量
本文采用Khan et al.[20]改进的C_score模型计量会计稳健性，计算公式如下：
结合具体情况，模型2的变量定义如下：Espi，t为i公司t年每股基本收益;Pi，t-1为i公司t-1年末的收盘价;Reti，t为i公司t年考虑现金红利的年个股回报率;Di，t为虚拟变量，当Reti，t>0时取值为0，否则取值为1;εi，t为随机误差项。对上述模型分年度回归，得到系数λ1至λ4，然后将其代入公式3中，计算得到每个公司年度的稳健性指数C_score。C_score是一个正向指标，即变量C_score值越大，说明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越高。
3.控制变量
据已有的大量研究会计稳健性的文献[4，21]，本文主要控制了以下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净资产收益率（ROE）、销售增长率（Growth）、有形资产比率（Tang）、现金存量（Cash）、董事会规模（Bsize）、独立董事比例（BInd）、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Owner）、股权集中度平方（Owner_sq）、四大审计（Big4）、上年度审计意见（Audi）、所有权性质（SOE），并且控制行业（Ind）和年份（Year）。
主要变量定义见表1。
（三）描述性统计
1.样本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沪市、深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剔除所在行业属于金融业、保险业的上市公司、ST公司和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将所有变量数据匹配后得到13 745个年度观察值，对极端值样本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本文使用的党纪委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中的“董监高个人特征文件”，对于数据缺失或者不全的公司董、监、高任职资料则通过手工查找巨潮资讯等网站进行补充，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资料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
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会计稳健性（C_score）的均值为0.011，中位数为0.014，呈现为正态分布且大于0，表明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较为稳健;党纪委组织参与公司治理（DumParty）的均值为0.283，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有28.3%的党纪委成员兼任董事、监事或管理者的职责。公司规模（Size）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22.050和1.277，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差异不大;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437和0.217，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率差异较小;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059和0.842，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水平相差不大，且样本公司的总体经营情况较好;现金存量（Cash）的均值和中位数为0.193和0.142，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普遍较低;董事会规模（Bsize）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8.782和1.743，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的人数相差不大，符合《证券法》等相关法规的要求;独立董事比例（BInd）的均值和標准差分别为0.372和0.055，说明上市公司的独董比例相差不大，大都符合独董比例不低于1/3的要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Owner）均值为0.355，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持股较为集中;国际四大审计的虚拟变量（Big4）的均值为0.056，表明我国只有5.6%的上市公司选择四大进行审计。
四、实证检验结论与分析
（一）党纪委监督与会计稳健性关系的实证检验
表3是党纪委监督与会计稳健性的多元回归分析表，（1）列—（4）列分别报告党纪委组织参与公司治理（DumParty）、董事会治理（DumParty_1）、监事会治理（DumParty_2）和管理层治理（DumParty_3）的回归分析结果。
（1）列显示，党纪委监督（DumParty）与会计稳健性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总体上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水平，H1得到了验证;（2）列—（4）列分别检验党纪委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和管理层治理对会计稳健性的作用，结果显示，党纪委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DumParty_1）和监事会治理（DumParty_2）与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均显著正相关，而党纪委组织参与管理层治理（DumParty_3）与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并不具有显著性。上述实证结果的可能原因是：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主要职责都在于监督管理层，其中董事会是通过参与公司决策来进行事前监督，监事会是事后监督，党纪委组织参与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可能会防止管理层自利行为的发生，从而可以提高会计稳健性;而管理层是执行机构，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可能会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薪酬契约，高估公司利润进而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稳健性。其他主要的控制变量中，RO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公司盈利水平越高，会计稳健性水平越低，这与孙光国等的研究结果一致;Siz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公司规模越大，会计稳健性越强;Owner_sq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与Shen等的研究一致，并且上述4组回归的拟合度较好，说明模型具有解释力。
（二）股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为了进一步分析股权特征对党纪委监督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的影响，将样本分为国有样本（SOE=1）和民营样本（SOE=0）进行分组回归。表4是不同股权性质下党纪委监督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表。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在（1）列国有样本中DumParty的系数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在（5）列民营样本中DumParty的系数为正值，但是不显著，这说明党纪委组织的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也就是说在国有企业中党纪委监督对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好，H2得到了验证。同时，分指标的结果显示：（2）列国有样本与（6）列民营样本中DumParty_1的系数均为正值且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党纪委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在国有企业中作用更明显;（3）列国有样本中DumParty_2的系数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7）列民营样本中DumParty_2的系数虽为正数但不显著，这表明党纪委组织参与监事会的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才能体现;（4）列国有样本与（8）列民营样本中DumParty_3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党纪委组织参与管理层治理对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提高没有太大影响。综合以上结果说明，党纪委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三）进一步研究
在反腐败的大环境下，反腐会很大程度影响党纪委组织如何体现党的政策，如何在企业的重大问题决策与经营管理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完善了深化改革的内容，强调党纪委组织嵌入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要将国家反腐败机制推陈出新，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强化党纪委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十八大效应”不仅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而且也对我国上市公司产生公司治理效应。“十八大效应”抑制了贪污腐败现象，对于腐败现象严重的公司（政府官员的在职消费、受贿等），公司股价和公司价值骤降[22]。反腐的大环境下，企业对于创新资金的投入也会有所增加[23]。王茂斌等[24]从企业微观行为来考察“十八大效应”的经济后果，对处于腐败现象严重地区的上市公司来说，其现金持有的市价会增加，并且财务报告质量与会计信息质量也会显著提升。因此，随着党领导作用的增强，党对公司的治理效应也会加强，进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加强党的领导也会强化党纪委组织的治理效应，强化党纪委监督与会计信息质量的正向关系。
从党纪委组织参与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角度来看，在反腐的过程中，党建工作不断加强，公司基层的党纪委组织拥有了更多场地设备、活动经费等物质保障，政策方针、指导思想等精神层面的保障。这些物质和精神上的保障可以提高党纪委组织治理参与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更好地发挥企业党纪委组织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与重大问题决策的作用和党纪委组织对企业组织内部的政治监督作用，进而增强了党纪委监督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从而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和会计信息质量。
从管理者进行决策来看，反腐力度空前强大，“十八大效应”进一步强化了党的领导作用，而党纪委组织在基层企业内部是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党纪委组织会在企业内部的日常管理活动中加强反腐工作，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因此管理者会面临董事会、监事会更强大的监督，管理者自己会主动在投资决策中保持应有的谨慎性，以防在生产经营上出现较大的纰漏，从而提高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因此，在反腐的制度背景下，党纪委监督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会得到强化。表5是反腐、党纪委监督与会计稳健性关系的回归结果表，旨在检验反腐对党纪委监督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表5结果显示，Post与会计稳健性（C_score）显著正相关，说明反腐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从信息披露的角度来说反腐是卓有成效的。结合表3的结果分析，在（1）列中DumParty与Post交乘项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党纪委监督对会计穩健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这一结果也与假设相一致。进一步分析党纪委监督的三个分项指标可以看到，反腐以后，党纪委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DumParty_1）、监事会治理（DumParty_2）和管理层治理（DumParty_3）与企业会计稳健性之间的作用都进一步加强。以上结果说明，反腐对党纪委组织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党纪委组织参与董事会、监事会或管理层的方式时都能体现。
（四）稳健性检验
依次执行如下敏感性测试以消除统计偏误的潜在影响：（1）党纪委监督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模型设定中某些难以观察到的公司特征的影响，借鉴陈仕华等[11]的方法，在稳健性检验中采取固定效应模型来控制公司特征，重新进行回归;（2）借鉴李青原[5]的方法，对盈余平滑度指标进行重新衡量，然后代入模型进行回归;（3）对会计稳健性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将新变量纳入模型重新回归;（4）设置党纪委监督的程度变量，党纪委成员是否兼任董事会、监事会或管理层成员，是取1，否取0，将兼任成员数相加即为Party，同理设置其他三个变量的程度变量，以程度变量代入模型进行回归。总体而言，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面的结论没有实质性差异，前述研究中得到经验证据支持的研究假设在稳健性测试中仍然获得了验证。
五、结论
本文以2010—2016年间A股上市的公司数据为基础，结合我国制度背景，探讨党纪委监督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主要的结论如下：（1）党纪委监督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即党纪委监督能够有效增强公司会计稳健性程度;结果也显示，党纪委监督的不同参与方式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存在差异。（2）进一步将样本按产权性质分类，研究结果显示，党纪委监督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3）结合反腐的制度背景发现，反腐对于党纪委监督与会计稳健性的调节作用是正向的，也就是说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强，党纪委监督对会计稳健性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结构中，其特色之处在于将党的领导嵌入到现代企业公司治理中的各个环节，把党纪委组织嵌入到法人治理结构中去。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中国特色的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对我国上市公司和政府机构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明确党纪委监督能够起到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积极作用，企业必须明确党纪委组织参与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方式和程序，并将其进一步细化和落实，从而有效提升公司会计稳健性，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其次，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强反腐的斗争，将反腐相关的法律法规落实到企业基层。在健全的有关反腐的法律法规的条件下，党纪委组织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进而党纪委监督能有效抑制管理者的自利行为，从而提高公司会计稳健性水平，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财务报告质量。最后，党纪委组织应该将党建工作与企业的特色文化相结合，营造良好的企业环境，让管理层自觉履行应有的责任，减少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进而提升公司会计信息质量。
【参考文献】
[1] BEEKES W，POPE P，YOUNG S.The link between earnings timeliness earnings conservatism and board composition evidence from the UK[J].Corporate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Review，2004，12 （1）：47-59.
[2] 王露，王飞.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与会计稳健性[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18，40（5）：589-594.
[3] 韩琳，孙乾，魏泊芦.股票质押行为会增强会计稳健性吗？[J].华东经济管理，2019，33（4）：120-129.
[4] 陆正飞，胡诗阳.股东—经理代理冲突与非执行董事的治理作用——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5（1）：129-138.
[5] 李青原.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资本配置效率——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9，12（2）：115-124.
[6] 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中国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内部人控制”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2（8）：82-95.
[7] 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冗余雇员与高管薪酬契约[J].管理世界，2013（5）：100-115，130.
[8] 王元芳.中国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效性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9] 黄文锋，张建琦，黄亮.国有企业董事会党组织治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公司绩效[J].经济管理，2017，39（3）：6-20.
[10] CHANG E C，et al.Political control and performance in Chinas listed firm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4（32）：617-636.
[11] 陳仕华，卢昌崇.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能够有效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吗？[J].管理世界，2014（5）：106-120.
[12] 吴秋生，王少华.党组织治理参与程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基于国有企业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8（5）：50-58，164.
[13] 李世刚，章卫东.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的作用探讨[J].审计研究，2018（4）：120-128.
[14] 钟纪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01-21（005）.
[15] 陈仕华，姜广省，李维安，等.国有企业纪委的治理参与能否抑制高管私有收益？[J].经济研究，2014，49（10）：139-151.
[16] 周冬华，黄雨秀，梁晓琴.董事长上山下乡经历与会计稳健性[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41（7）：108-124.
[17] 白雪莲，张俊瑞，马云高.卖空机制与会计稳健性——基于债权人视角的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8，33（6）：58-70.
[18] 孙光国，赵健宇.产权性质差异、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会计稳健性[J].会计研究，2014（5）：52-59.
[19] 刘运国，吴小蒙，蒋涛.产权性质、债务融资与会计稳健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0（1）：43-52.
[20] KHAN M，WATTS R L.Estima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firm-year measure of conservatism[D].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MIT，Cambridge，2007.
[21] AHMED A S，DUELLMAN S.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board of director characteristics：an empir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7，43（2-3）：411-437.
[22] 钟覃琳，陆正飞，袁淳.反腐败、企业绩效及其渠道效应——基于中共十八大的反腐建设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6（9）：161-176.
[23] 党力，杨瑞龙，杨继东.反腐败与企业创新：基于政治关联的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2015（7）：146-160.
[24] 王茂斌，孔东民.反腐败与中国公司治理优化：一个准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16（8）：159-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