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社会主义论战
兖芳芳
【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社会主义的传播，一批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同时却受到了抵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反对派的重重阻挠，双方围绕国内外社会状况展开了各种形式的论战。本文试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受到重重阻碍的社会现实，以此探寻马克思主义深入发展的艰辛历程。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论战
【中图分类号】D23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10-0020-05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P.1471） 。虽然早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前，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通过留学等方式，在日本和法国学习研究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开始传播开来还是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尤其是五四運动爆发后，各种思想派别通过论战的方式轮番上阵，展开了思想的交锋。在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战中，一批初具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驳斥错误观点，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同时，论战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社会现实，增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为其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了广大的革命载体。
一、崩塌与重建——论战发生的的条件和背景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从传统的观念中走出来去认识西方。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宣布破产，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单纯以“强兵”为目的运动不能改变国家落后的局面。为了挽救国内政治危机，清政府被迫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尽管清末新政使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清政府的顽固保守，改革并没有实际改变社会状况，挽救政权危机。辛亥革命的发生，打破了晚清民国试图通过新政使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美梦，传统的封建帝制崩塌之际，新的政治社会制度尚未建成，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依然萦绕着追求社会变革的广大知识分子群体。
（一）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觉醒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1]（P.1513—1514）知识分子在经历过一系列追求物质器具和制度建设变革的失败之后逐渐认识到中国落败的原因不仅仅是“器”和“制”，不仅仅在于经济和国防实力，更在于国民精神和国家意志。有了进取的国民精神和坚强的国家意志，国家才可以由穷变富，由弱变强。梁启超曾感慨“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2]（P.253）。尽管辛亥革命唤起了国人建立新社会的希望，但是民国初年的社会现实与希望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用封建旧心理来嫁接西方的制度终究是不能成功的，应该由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向前推进，逐步深入其精神文化层面。
民国初期的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已经不是停留在该不该保存文化和要不要学习西方的层面上，而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和如何扬弃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因此，思想界急需一场文化思潮的洗礼，打破旧文化的束缚，解放人民的思想，改变旧心理，实现精神层面上的翻新。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彻底打破旧文化的一次思想运动。在运动初期，对儒家旧有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儒家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君臣伦理观念为基础的文化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旧的传统儒家思想将要被推翻，新的社会思想却尚未找到，加之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动荡，使士大夫与贫民百姓都感到精神空虚，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有新的思想支撑，重新构建文化信仰，培育中国人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思想启蒙
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民族复兴为己任，致力于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民族精神。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运动者，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分别在思想战线和文学战线上积极展开活动。1919年12月，陈独秀曾在《宣言》中指出那些在政治上、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旧观念中的不合理部分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因此，想要社会进步，“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3]（P.103）陈独秀在这里指的不合情理的部分就是指那些阻碍社会发展的旧观念。李大钊发表文章批判旧礼教、旧道德，被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次提出了文学改良的主张，即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白话文学代替仿古文学。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了反对封建文学的主张，并提出了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即：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真正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鲁迅等人通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等，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无情鞭挞，树立了文学革命形式，促进了内容的统一。
新文化运动是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人发起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革命运动。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受运动初期时代性和阶级局限性的束缚，知识分子们使用的思想武器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政治学说，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其所倡导的社会观主要是进化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因此，新文化运动初期还是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为主的文化革命运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一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发生了转变，运动逐渐由初具无产阶级觉悟的知识分子来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亟待引入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重振国民精神。新文化运动初期在思想和文学战线上极力主张清除旧文化、旧道德，倡导新文化和新文学，这些都真正体现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内涵，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二、博弈与妥协——论战的开展及其内容
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从与苏俄政府的交往中增加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主张普罗大众平等的观念正契合中国人民欲求摆脱帝国主义压榨下不平等地位的诉求。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反对派展开了各种形式的论战，在论战中驳斥了反对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曲解，论战的开展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快速推进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到来。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问题与主义”之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出现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单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4]（P.700）十月革命发生后，在接触了更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专著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纷纷由带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成初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然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贬低“主义”重要性的同时自身却打着“实验主义”的旗号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服务。
五四运动发生后，胡适在肯定五四运动激发学生爱国热情的同时发表了大量消极性的言论，指出学生运动“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故这种运动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却不可长期存在的。”[5]（P.71）胡适在指出学生运动弊端的同时并未真正认识到社会现存的深层次思想理论匮乏问题。陈独秀被捕后，胡适接办《每周评论》，使刊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把革命的号角收起来，大谈实验主义。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随后担任《国民公报》的蓝公武发表了长篇文章《问题与主义》，文章对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言论进行反驳，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随后，李大钊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继续对胡适的文章进行分析和反驳。针对蓝公武与李大钊的反驳，胡适又连续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与《四论问题与主义》二文，详谈了自己主张，对蓝公武和胡适二人的反驳进行了回应。
关于外来“主义”是否有用的论战。胡适指出：“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6]蓝公武指出今日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应该相互借鉴，对于外来的主義我们有选择应用上的问题，但是和是不是从外界输入则没有太大利弊关系。“取长补短，以补他种主义之不足，亦未尝无效力可言。要在能否运行，研究他亦正不妨。”[7]外来的主义并不等于极端主义，按照胡适的说法则有以偏概全之嫌。李大钊也对此论道：“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8]驳斥了胡适以偏概全的观点。
关于“主义”与抽象的名词之间关系的论战。胡适认为某人某派将自己的主张变成主义的同时也将具体的计划变成了抽象的名词。譬如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与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却用“社会主义”这一抽象名词统一概括。因此，胡适指出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家的人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针对胡适认为“主义”即抽象名词的看法，蓝公武在论战中指出很多“主义”的重要部分不在于其变成抽象名词的过程，而在于他的未来。“世间有许多极有力量的主义，在他发生的时候，即为一种理想，并不是什么具体方法。”即使是具体方法变成主义的时候也是需要经过理想洗练炮制的，“故理想乃主义的最要部分。一种主张能成主义与否，也全靠这点。”[7]这就对胡适将“主义”简单归咎为抽象词语的提法进行了反驳，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中国人民经过对比选择的，它不是一个抽象名词，而是寄托着我们对中国社会美好未来的期待，是我们努力实现的社会现实。
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之道的论战。胡适指出“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6]胡适认为主义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之道，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这就割裂了主义与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之间的联系。李大钊认为只有社会上大多数人对某个问题达成共识，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良好的解决。“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要让大多数人达成共识，没有对主义的宣传和了解是不行的。与此同时，李大钊又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指出，“如果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做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8]这就批判了那些过于注重经济基础，从而忽视观念和学理的人。李大钊主张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数人的努力来解决，要解决问题必须要有共同的主义和理想，而社会主义是符合这一需要的。
关于“主义”是否具有危险性的说法。蓝公武指出主义本身是没有危险的，危险存在于贯彻主义的方法问题，方法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主义不过是一种标准和趋向。“譬如罗盘针虽是航海的趋向标准;但同一方向的海路，本不只一条，海中间所有的危险，也不只一途。”因此可以说“问题与主义，并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东西。”[7]李大钊更是一针见血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要想把他所主张的主义发挥影响，必定会努力将他的精神性的东西适应于实际环境，从主义的本性来说它是有这个适应性的。主义本身并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是被专门擅于空谈的人利用了。因此，“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8]这就消除了人们对主义的误解，更愿意将主义与实际需要相结合，为我所用而不是听之任之。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第一次纷争，尽管有争论，但是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点。胡适在掀起论战时就声明其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主义和学说，他承认学说和主义是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在文中只是想警示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6]李大钊在读了胡适的文章后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8]问题与主义之争使人们更加清晰理解了问题与主义之间的关系，解决问题固然重要，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理论作指导，很有可能走向歧途;但是光有理论也是远远不够的，更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种觉悟正是促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论争——社会主义论战
各种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反对阶级的恐慌，他们绝对不愿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自己独立的力量。1920年下半年，中国思想界又掀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即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论战。此次论战是继“问题与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者维护社会主义主张在中国发展的又一次论战，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继续和深化。此时，双方谈论的焦点不再是要不要主义，而是要什么主义的问题。
受来华演讲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时任《时事新报》主编的张东荪于1920年11月5日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掀起了论战。张东荪等人不是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以狡猾的两面派面貌一方面否认中国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否认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在中国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等;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社会主义，承认社会主义在未来社会中实现的可能性。他们主张先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实业的方式发展生产力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也被称为社会改良主义者。
关于实行社会主义条件的争论。增加富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是知识分子的共识。张东荪认为由于中国极其贫乏，“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底余地。”[9]（P.01）。张东荪以中国贫穷落后为由来提倡发展实业是正确的，但是以此为由来反对主义的传播则毫无逻辑。《正报》记者爱世先生反驳道，“只顾增进物质文明，却不讲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都能享物质文明的幸福，结果物质文明还是归少数人垄断，多数人仍旧得不着人的生活。”[10]（P.02—03）增加物质财富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大多数人幸福，如果社会财富增加了，却集中在了少部分人手中，广大人民依然处于贫穷的状态，那么这样的社会生活是没有改变的。与此同时，改良主义者以国家缺乏支撑社会主义大厦的劳动阶级进一步反驳，他们认为中国劳动阶级力量弱小，几乎没有阶级意识。张东荪更是认为在缺少真正劳动阶级的社会强行搞社会革命，“只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11]（P.11）他们以贫民衣食尚不果腹为由来否认其有追求保障社会公平的法律和政治的资格，以劳动阶级缺乏来否定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带有主观主义的色彩。
关于发展实业的争论。双方争论的焦点不是是否发展实业而是如何发展实业的问题，即通過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实业还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发展实业。张东荪等人认为，依据现今的世界形势来看，共产主义的革命在数年内还未必发生，而在资本主义尚未衰败之前，“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实是竞争中之第一优胜者，无论什么他都胜过去的。”[12]（P.30）因此，他们认为在中国缺乏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应该顺应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自然趋势选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实业。张东荪认为，中国有史以来不断遭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盘剥，在外国资本的压迫下，中国真正的资本家已经很难产生，如果再将这仅有的资本家消灭殆尽，那外国势力则更容易侵入。因此，改良派认为“盖中国民不聊生急有待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13]（P.09）这就机械地将发展实业与资本主义之间画上了等号。
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当今中国之贫穷，但是并不认可发展实业只能用资本主义的方式，结合中国现今官僚士绅骄奢淫逸生活现状后指出：“假如再听他们包办实业，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官僚武人绅士土豪的幸福越发增加，多数人的幸福感越发无望。”[10]（P.02）这就揭露了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方式开办实业的实质，破除了研究系分子主张让帝国主义与官僚财阀开办实业的阴谋。针对开发实业便不能谈论社会主义，邵力子反驳指出这种做法是资本家自私自利的行为，“社会主义是真正‘开发实业底方法，是真正‘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底方法;现在中国穷到极点和谈论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谈论社会主义者也正急欲救穷。”[14]（P.06）而张东荪等人断言用社会主义发展实业必无结果的说法是较武断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的争论。我们也应看到研究系成员并不是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性，张东荪在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反驳的文章后，指出“在世界全体之变化未成熟以前，中国不能有多大变化。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必须积极地研究社会主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总当认为最后的标的，宜努力随着各民族的共同研究去创造。”[15]（P.57—58）梁启超也指出：“资本阶级发生，则劳动阶级亦成立，然后社会主义运动乃有所凭借。”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向性。他们也并不是完全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剥削性，也主张对资本家采取一定的纠正措施，“对于资本家采矫正态度，在现行经济制度之下，徐图健实的发展。”[16]（P.25—26）张东荪也指出资本主义企业在未来存在威胁，但是其认为，对于处在贫困阶段的中国人民来说“我们没有法子破坏他的缘故，亦就在他能利于目前。我们若在此时即破坏他，便是我们认题未清”[12]（P.29）。这就一定程度上区分了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利弊，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在学习中辨别，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藩篱，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理解。
除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之外，马克思主义者与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其他派别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论战，例如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战。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资本家政府又反对劳农政府的主张，马克思主义者李达等从自由放任的政府将置社会于无序状态的角度出发，指出了中央集权管理下社会生产的有序性和协调性，反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
三、论战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巴黎和会上的不平等条约击碎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进一步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知识分子的民族爱国情怀。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的舞台，社会各界纷纷抵制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广大人民群众走上了坚决与帝国主义决裂的道路。与此同时，五四运动后，谈论主义蔚然成风，各地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活动也争相上演。在众多主义面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经过考察，基于俄国国情与中国国情的相似性，通过学习和研究，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通过论战的形式展现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揭露了其他各种主义的缺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争，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注重切合实际去研究中国的问题，社会主义被广为关注。通过论战，先进知识分子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实践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这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更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主体，他们通过联系工农群众，开办工人夜校和工会组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提高中国工人阶级思想觉悟和推进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加速了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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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雅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