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铁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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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火种随着铁路线的延伸播撒到中国大地，大批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憧憬与渴望的中国青年也通过这条“红色之路”踏上了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中东铁路在为共产国际指导东北亚各国共产主义组织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的同时，也对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东铁路;红色之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图分类号】D23?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11-0020-06
中东铁路于1898年8月开始修建，1903年7月全线通车，是沙俄为了与日本争夺对远东地区的控制权，进一步掠夺中国东北的经济资源而修建的。这条铁路经清政府力争取名“大清东省铁路”，1920年进入民国时期后更名为“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一直沿袭下来。
哈尔滨作为这条铁路线上最重要的交通中转站，很快成为中国经由满洲里或绥芬河出境前往欧洲的交通枢纽。大批欧洲移民，尤其是建筑工程技术人员的集中涌入，让哈尔滨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远东地区最著名的大城市之一，被誉为“东方莫斯科”。
不可否认，这是一条见证了晚清政府丧权辱国的铁路。中东铁路建成后，沙俄和日本对中国东北霸权的争夺达到白热化，双方甚至在中国领土上兵戎相见（日俄战争于1904年2月8日爆发，1905年1月2日俄方在投降书上签字标志着战争结束）。
但令侵略者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企圖依托其掠夺更多财富的运输线，最终成为一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红色之路”。
中东铁路不但为中国带来了马列主义的成功实践经验，更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它被称为“红色之路”的主要原因。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指导下，在探索中前行并不断发展壮大，大批共产主义者通过这条铁路往返于中俄（苏）之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红色之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中东铁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程，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火种沿着这条铁路播撒到中国大地;二是作为共产国际指导东北亚各国共产主义组织的重要桥梁，对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东铁路在客观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程
随着中东铁路的延伸，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火炬很快传入中国东北，在以哈尔滨中东铁路总工厂工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队伍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日俄战争结束不久，俄国铁路工人大罢工迅速席卷全国，这种影响也延伸到哈尔滨，中东铁路总工厂的中俄工人也随之举行了罢工。沙俄控制的中东铁路当局强令工人复工，引发强烈反抗。在当年年底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铁路工人数次火烧铁路局和总工厂，影响深远。1907年5月14日（俄历5月1日），数千名中俄工人在江心岛（今太阳岛）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早举行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
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沿着中东铁路传到哈尔滨后，更加坚定了广大无产者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决心。以三十六棚为中心的中东铁路工人，先后发动了四次全路工人大罢工，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力量。
1919年列宁领导创建的共产国际成立后，中东铁路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向东北亚各国传播的大动脉。共产国际历史上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维经斯基、优林、尼克尔斯基、李德、加伦、鲍罗廷、崔可夫等人都曾通过中东铁路来到中国。
这是一条令广大中国青年充满憧憬与渴望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通道。瞿秋白是通过这条“红色之路”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信仰，进而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典型代表。
1920年春，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初，在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上学的瞿秋白接到通知，与两名同学李宗武、俞颂华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俄考察采访。
瞿秋白的苏俄之行让他的好朋友们感到十分高兴，郑振铎等人特意为瞿秋白写了送别诗：“汽笛一声声催着，车轮慢慢地转着。你们走了——走向红光里去了！新世界的生活，我们羡慕你们受着。”[1]（P.25）
10月20日晚上八九点钟，瞿秋白一行抵达哈尔滨（中东铁路经满洲里进入俄国的各种手续都要在此办理）。本以为在哈尔滨中转一下就可以经由满洲里奔赴苏俄，不料，此时正赶上苏俄红军和谢米诺夫白匪军发生激战，满洲里至赤塔一段铁路交通临时中断。这个原因导致瞿秋白一行在哈尔滨停留了五十余天。
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和中转站，所有赴俄旅客必须在此停留，但一般就是几天时间，瞿秋白等人在哈尔滨停留这么久纯属特殊情况。
在哈尔滨停留期间，飘荡在哈尔滨这座城市上空的共产主义气息给瞿秋白留下深刻印象，“自从到哈尔滨一个半月，先得共产党的空气……”[1]（P.51）
他在参加哈尔滨工党联合会庆祝十月革命纪念会时，在哈尔滨第一次听到《国际歌》，精神为之一振。在《饿乡纪程》中，他详细记述了当时的经过：“我当时还在行止未定，得一俄国友人的介绍去参观他们的庆祝会。会场是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劳工大学的新房子，那天居然得中国警察厅的许可，召集大会。会场里拥挤得不得了，走不进去。我们就同会长商量，到演说坛上坐下。看坛下挤满了的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轰然起立唱《国际歌》（International），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到俄国之后差不多随处随时听见，苏维埃俄国就以这歌为国歌……”[1]（P.45-46）
在哈尔滨第一次听见的《国际歌》对瞿秋白影响非常大，加之他在苏俄期间的耳濡目染，更触动了他将《国际歌》译成中文的热情。1923年初回国后，他很快就将译成中文并配有简谱的《国际歌》发表在当年的《新青年》第一期，成为中国第一位将《国际歌》的曲谱与中文歌词完美结合的翻译者。
中东铁路哈满段交通恢复通行后，瞿秋白一行于12月10日启程奔赴莫斯科。他激动地在报告文学中写道：“启程了，启程了！向着红光里去……快走了！快走了！快到目的地了！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独裁机关，——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可以有研究的机会了！而还没有研究。请先得共产党一点空气（atmosphere）……”[1]（P.45）
瞿秋白到达莫斯科后，他多次目睹列宁演讲的风采，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被苏俄热火朝天的革命气氛深深感染。“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执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火山……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1]（P.116）
同年11月7日，瞿秋白参加了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举行的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庆祝大会，列宁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瞿秋白以激动的心情记述了当时的场景：“集会的人，看来人人都异常兴致勃发。无意之中，忽然见列宁立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像是奇愕不胜，寂然一晌，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1]（P.143）
在苏俄实地考察的实践经历，给瞿秋白的思想帶来了巨大冲击，他看到了苏俄人民在列宁的领导下为摆脱贫困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进而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1922年2月，深受苏俄巨大变化影响的瞿秋白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同年11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彼得堡（后移到莫斯科）举行。瞿秋白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在聆听了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后，他及时将其译成中文，寄回国内报社发表。
瞿秋白在苏俄考察期间，亲眼目睹了苏俄发生的巨大变化。这让他逐渐认识到，要想使中国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也要走共产主义道路。1923年1月，被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瞿秋白回到国内，随即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
位于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的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共产国际合作培养中国革命者的摇篮，也是负责输送革命青年赴莫斯科留学的基地。
俞秀松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建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第一任书记）。1921年初，党组织委派他作为留学生代表先行赴苏俄接洽相关工作，同时参加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俞秀松赴俄的路线是：上海—北京—奉天（沈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莫斯科
1921年3月29日，俞秀松从上海出发，于次日晚抵达北京。在北京处理一些事情后，俞秀松从北京乘火车前往哈尔滨。4月4日，俞秀松到达哈尔滨，并在哈尔滨停留四天。
在哈尔滨停留期间，俞秀松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除了向父母报平安外，也非常清晰地说明了他此行的路线：“我于三月廿九日从上海乘快车北上，卅日到北京，稍有些事，住了三天。四月二日夜八点半从北京乘京奉通车赴奉天，三日夜七点钟在南满站换乘日本人所管辖的南满车赴长春，四日早七点四十分到长春，再换乘俄人所管辖的中东铁路的车，上午八点四十分从长春开车，下午五点半到哈尔滨。我现在住在道里（中东铁路直贯哈尔滨的腹部，铁路之西北处叫做道里，外国人多在这区居住，空气较为清洁;铁路之东南处叫做道外，道路极不清洁，为南方所罕见的。）中国三道街中华栈，拟住一二天后，即行再进……”[2]（P.226）
俞秀松在哈尔滨办完出国手续后，经中东铁路从满洲里出境赴苏俄。
俞秀松走后不到两个月，受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派遣，任弼时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培训的赴俄留学生们也开始分批、陆续踏上了赴俄的行程。
不过，任弼时等人的赴俄路线与俞秀松并不相同。他们是“乘日本邮轮从上海取道日本长崎到海参崴赴苏俄留学。同一批赴俄的还有萧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刘少奇、彭述之、罗亦农（罗觉）、卜士琦、吴芳、谢文锦、蒋光慈等”。[3]（P.21）
俞秀松作为“探路者”顺利抵达苏俄，为什么任弼时、刘少奇这批赴俄留学生却改变路线了呢？
原因是：“当时，从上海赴苏俄，有三个途径：一是走陆路，坐火车到哈尔滨，经满洲里改乘苏俄列车到赤塔西行。这是一条捷径。但是，在满洲里外的十八里站，军阀政府的边防站盘查‘过激派很严，即使持有护照也很难通过。二是走水路，坐船到海参崴后，乘火车到伯力西行。当时，苏俄的远东共和国管辖范围只及于伯力，伯力以南的滨海省，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着，赤白交界，双方相持，旅途要冒一定风险。三是从黑龙江溯江而上到赤塔，盘查虽然较松，但河道冰封，要到五月中以后才能通航。赴苏俄的留学生，第一批走的是陆路，到满洲里以后，就被军阀政府逮捕了。第二批十二人改走水路，四月十一日从上海坐船出发，幸而成功，到达伯力后来电报告，并在伯力等候第三批留俄的同学们。第三批的任弼时、萧劲光等便决定走海路。”[4]（P.33-34）
任弼时在登船启程当天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5]（P.30）
1921年初，维经斯基在接到回国任职的指令后离开广州，踏上了返程列车。经上海抵达北京后，维经斯基与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再次聚首，两人相互通报了上海、北京两地党组织的发展情况，此时他们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老朋友。
在北京停留期间，维经斯基多次会见李大钊和其他北京党组织成员，谈到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共产党的基本信念及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问题。经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决定派张太雷与维经斯基同行赴俄，到伊尔库茨克工作。
在度过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后，维经斯基一行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共产国际驻满办事处。休整几天后，从哈尔滨出发，经中东铁路由满洲里出境到达伊尔库茨克。
在伊尔库茨克，维经斯基和张太雷一起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国支部的工作。
鉴于中国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共产国际很快又向中国派出另一位代表——共产国际“二大”被选为执行委员的马林。与维经斯基不同的是，马林是乘船走海路来中国的。
马林来华是列宁向共产国际推荐的，任务是继续维经斯基离开中国之后尚未完成的工作。列宁在推荐书中写明了马林来华的任务：“斯内夫利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8]（P.225）
1921年4月，肩负重要使命的马林从奥地利维也纳出发，乘船经地中海，通过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
尽管在途中遭到沿途各国警察的监视、检查，马林还是历尽艰险从遥远的欧洲来到了中国。
1921年6月3日，马林乘“阿奎利亚号”抵达上海。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早已暴露，所以马林在上海几乎全程处于密探的监视之中。这在1921年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的信中有清晰记述：“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利亚号到达上海，住在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德烈森。”[10]
在马林抵达上海的当天，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这是另一位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有直接关系和重要影响的共产国际代表，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是15位中共“一大”参加者之一。
尼克尔斯基是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来中国的。来中国前，尼克尔斯基刚刚加入俄共（布）不久，英语说得也不流利。他沿着维经斯基来中国的路线，经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到达中国上海。
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取得联系后，又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秘密会面。
马林根据李达和李汉俊汇报的情况，提出了尽快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据李达回忆：“6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克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議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11]（P.10）
李达对中共一大开幕时间的记忆并不准确。1921年7月中下旬，从全国各地五十多名党员中推选出的中共一大代表先后抵达上海。他们分别是：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代表王烬美、邓恩铭;广州的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陈独秀委托的代表包惠僧。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7月30日晚8时左右，法租界巡捕突然闯进中共一大会场。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将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召开。
1921年8月3日下午六点左右，中共一大代表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完成了中共一大的全部议程。（中共一大闭幕时间有多说，本文采用“8月3日说”。[12]（P.98）通过了党纲、决议和宣言后，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从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航者，带领中国人民走上追求独立、繁荣的自强之路……
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度决定了两个组织之间人员往来的频率和密度。处于蹒跚走路阶段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从已经取得成功的苏俄学习经验和做法，大批党内干部被送到苏俄学习和培训。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后，也需要经常参加共产国际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的工作指导，乃至从那里获取维持政党运行的经费支持。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的这些客观需要，让中东铁路变得不再寻常。张太雷、俞秀松、张国焘、王烬美、邓恩铭、高君宇、林育南、李大钊、陈独秀、彭述之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曾先后取道中东铁路去莫斯科“取经”。
1921年10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去苏俄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他此行的主要任务除了参加这个会议外，还要“将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向共产国际汇报，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研究苏俄和其他各国的革命经验。”[13]（P.147）
张国焘从上海出发经中东铁路在满洲里过境，然后辗转到达伊尔库茨克。
他在《我的回忆》中详细地记述了赴俄的经过：“我依照陈先生所说的地址，到北四川路的一条弄堂内去找尼科罗夫斯基……他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用不露行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过境等等……第二天，我便搭上火车，经由南京、天津、奉天、哈尔滨，直趋满洲里……”[13]（P.147）
中东铁路历经沧桑，见证了中共党建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1924年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8年中共六大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8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绥芬河举办纪念党的六大召开80周年研讨会，对绥芬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作出了评价。“绥芬河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国际红色通道，担负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为党的发展壮大，为安全迎送‘六大代表，為保持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为东北抗战、为苏联出兵东北打击日寇乃至全国解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4]（P.15）绥芬河是中东铁路众多站点的一个缩影，将这个评价用于中东铁路似乎更为恰当。
综上所述，中东铁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成功实践经验，将马克思主义这颗火种实实在在地从遥远的欧洲播撒在中国大地，照亮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前行的道路，开启了中华儿女战胜一切困难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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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