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讯角色论
陈闻高
内容摘要：侦讯角色是一种法律身份，也是双方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犯罪嫌疑人很难有角色认同感。对策角色是一种心理角色，具有不确定性，需随侦讯态势调整。侦查员的角色塑造，除了常规角色，重要的是对策角色。侦讯角色的情境性，在特定的案侦背景和话题情景中形成。侦讯角色的互动性，表现出话语主动权，体现在话题情境的动态中。它们都需用讯问记录固定之。侦讯对抗性，会造成角色的冲突、偏移，甚至在刑讯逼供中转化。侦讯对策需要一些小伎俩，但更需要大真诚。如何对待嫌疑人，侦查员能否守住自己的职业操守，侦讯活动便是一块试金石。
关键词：侦讯；侦讯角色；犯罪嫌疑人；侦查员
角色，指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和戏曲演员专业分工的类别，也比喻社会生活中的某类人 ，即“社会角色”。这里，就指社会角色，它构成了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在社会关系中，角色是与人们身份地位相一致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是公众对具有特定身份者的行为期待。在社会心理上，角色又是人们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认同感。人们须经社会化，才能使外在的行为准则内化为心理标准，这是社会交往的基础。侦讯活动中的角色，与被害人、证人等法律角色具有广泛的联系性，但最主要的是侦讯双方——侦查员和犯罪嫌疑人。他们的角色定位，涉及社会的教化过程，也涉及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过程。
在侦讯活动中，犯罪嫌疑人和侦查员都是特定的社会角色。大家对侦查员的期望是神速破案，实现法律公正；对嫌疑人的期待是积极配合警方查清其涉嫌的案情，澄清罪案事实。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他们都在扮演着多种角色。侦查员与同事之间，会有上级、下级、平级等角色定位；与家人还有父亲、丈夫、儿子等角色扮演，他们会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犯罪嫌疑人，当然也是这样。侦查员和犯罪嫌疑人，都承担着生活和工作中的许多角色，他们都是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角色丛。这里，主要论及他们在侦讯活动中体现出来的角色问题。
一、侦讯角色的概念
侦讯法律活动，规定了双方特定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侦讯角色，主要表现为一种法律身份，它是侦讯双方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在涉及犯罪案件的法律性对话中，侦查员和犯罪嫌疑人都具有相应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双方都有特定的法律地位和一定的行为模式。侦查员群体是司法组织的一个基础，一般地，他们会按照社会的期望，运用其公权力来履行其社会职责，表现出公众对他们行为的期待。
侦讯活动的谋略性，还需要侦查员根据讯问情势，扮演各种各样的对策角色。侦讯中的侦查员就是生活中真实的性格演员。对策角色不能仅是侦查员单方面的一厢情愿，关键是要能得到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认同。犯罪人的角色，则相对更复杂，主流社会没有去教化他们成为犯罪人，也没有人甘愿自领罪名。但犯罪嫌疑人并非就是被动的角色，其角色认同，是在与侦查员的冲突中形成的。如果侦查员的讯问失当，还不一定能够让其认同他们的嫌疑人角色。这使侦讯对策角色具有动态性，在特殊情况下，还具有不确定性。
侦讯是一种能够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法律性对话。侦查员占有把握讯问环境的上风，嫌疑人处于不得不配合调查的下风，其讯问态势的法律地位是不对等的。侦查员的执法地位是一种常态，他们有相对固定的角色意识，其角色扮演也就具有职业的惯性。但侦查员不可能随时抱着法律本本办案，法律也不可能规范千变万化的每一个情境，侦查破案需要跟随案情的变化运作对策。侦讯活动中的对策角色，随着讯问情势而变化着；这种心理角色，需随时调整。这就要侦查员随机应变地塑造多种心理角色，哪怕这种角色是短暂的、临时的。侦讯中的犯罪嫌疑人，则更具有复杂性。强制措施是暂时的侦查手段，犯罪嫌疑人是一种临时角色，他们的心理认同度往往很低。在他们之中，还可能有无辜的嫌疑人，他们更不会认同其角色地位。侦查员及其讯问活动，在强烈的进攻态势中，则试图要把他们变成长久的，甚至是固定的罪犯角色。在侦讯互动中，这使其角色的相互关系，产生的内心认同，变得十分复杂和微妙。
二、犯罪嫌疑人的角色认同感
侦讯是一种刑事法律对话，侦查员的角色定位，自然是执法者、司法者 。犯罪嫌疑人，不管他们此前的社会角色是什么，都是被刑事调查的对象。在警方掌握其涉嫌刑案证据材料的情况下，他们必须配合调查，没有价钱可讲。如不配合，警方便有对其实施强制措施的权力，强制其到案接受调查和讯问。但是，这只是法律层面迫不得已的角色，而在他们内心，却有长期生活环境形成的角色认同感。除了惯犯累犯等犯罪恶性深的人，他们多不甘愿认同其犯罪人的角色定位。犯罪恶性不深的人或过失犯罪人，多不认同自己就是罪犯，他们往往认为自己只是犯了点错，而谁又不犯一点错呢？无辜的犯罪嫌疑人，则更不承认自己就是罪犯。面对无助无依的困局，他们会有许多心理挣扎。就象浙江二张叔侄案中，张高平从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15年，侄子张辉从死刑改死缓，他们就完全不服。在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期间，张高平会干活，但一直不认罪，不承认自己是罪犯。在监狱里，他不报告，不唱歌，不作思想汇报，甚至拒绝申请减刑 。在他们内心，就一直没有认同其“罪犯”的角色定位。哪怕这已经既成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角色，他们也拒不认同。
侦讯活动中，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会轻易认同其法律地位。他们或是不懂法，或是觉得自己有冤情，或有种种憋屈的难言之隐，需要情感宣泄。他们认为，这是警方或侦查员强加于自己的角色，他们不承认，哪怕它们已经是客观事实。这就象性别认同，有些人内心始终不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而老想着要做变性手术，哪怕生理是自然存在的。这种心理认同，也是一种社会角色的认同。就是真正的作案人，他们往往会产生许多心理防御机制，为之找出种种不得不如此的“客观理由”，自觉不自觉地在为其减轻罪恶感，甚至美化其犯罪行为。在侦讯中，要他们心服口服地认罪伏法，是非常困难的。
侦讯中的犯罪嫌疑人，在顾忌社会名誉的时候，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想到自己在同事、朋友、邻居等中的形象；在考虑利弊、选择供认与否的时候，他们又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在家庭中作为儿女、夫妻、父母的疑虑……他们在自己的多种社会角色中转换与思考，而不仅是法律所标示的嫌疑人身份。他们会自我安慰，眼前的不利处境会很快过去，而在努力地将自己的内心角色“正常化”。这种心理调整，会使他们免于心理崩溃。
三、侦查员的角色塑造
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丛，他应该注意其各种角色的扮演，这才合于社会规范。面对犯罪嫌疑人，侦查员说话要注意自己执法者的身份和形象，这种“注意”就是角色塑造。否则，就会让人觉得“不象话”，不适合其职业规范，甚至违反其职业道德。
（一）侦查员的常规角色及其偏离
面对案件侦办，侦查员需要冷静客观的视角，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于无辜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应该扮演青天角色，能够在案侦中明察秋毫，解救无辜者；而对于确实负有罪责的犯罪嫌疑人，侦查员应该扮演迷途者的导师，能够为他们指点迷津，挽救罪人 。侦查员在这里既是法律的捍卫者，又是心灵的救赎人。这种常规角色的扮演，是本职工作的要求。对于一个职业化的人，这应该是一种本色行为。
侦查活动的职业要求，既是一种法律标准，又是职业道德标准。但现实的侦查员，很难完全进入这样的职业状态，而有不同程度的角色偏离。他们的素质，并没有达到职业角色的要求。甚至有些人具有特权意识，以权谋私，办人情案，权力寻租，滥用警察权，搞刑讯逼供，等等。这些低素质人员，时常是一些冤假错案的制造者。在他们心里，未必就认同主流社会要求其的角色定位。他们有些人，明知是违法犯罪行为，仍然要搞。在他们心里，认同的是亚文化的潜规则，表现出来的却是角色伪装。以“为了工作、为了破案”等正当的借口进行心理防御，以抵消知法犯法所引起的惶恐不安。
（二）侦查员对策角色的扮演
侦查员仅有执法者和司法者的角色，还是不够的。侦讯是一种活体对抗，只是依法操作讯问程序，是难于突破口供的，谋略的运作也就势不可免。侦讯的谋略性，使讯问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能向犯罪嫌疑人暴露案侦情况，更不能让其摸到警方掌握证据的底细。这就需要侦查员精心谋划侦讯环境，布置好审讯室，设计讯问技巧，承担编导者角色。而且，侦查员自己还需要亲临讯问现场，实践其设想和谋划，他们又具有表演者的角色 。
侦讯中的有利条件是：警方可以根据案情，依法采用强制措施，阻断嫌疑人获得外部信息的通道，操控讯问环境，创造彼暗己明的态势。侦查员虽然不完全清楚整个案情，但侦查的隐蔽性，使他们成为案侦的知密者。许多情况下，他们掌握了一些知情面非常小的案件细节，甚至是只有作案人才可能知晓的细节。另一方面，嫌疑人最清楚自己与案件的真实关系。如果他们是无辜的，他们就不会知道这些细节。讯问双方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是侦讯和戏剧表演不同、也同模拟审讯相区别的地方。它们成为侦讯双方知密与守密的焦点，也是侦讯对策成败的内核。如果侦查员不乱抛证据，也不用之于指供、引供，也就容易据此判明嫌疑人对案情的知情度。这就既有利于甄别无辜，也有利于向案犯传递警方掌握其案件证据的信息。侦讯也就可以隐己露彼，演出一台有声有色的大戏。
这种自编自导自演的侦讯活动，使侦查员承担了双重角色。侦讯活动的编导者，需有对策科学性与对话艺术性相结合的创造才能；审讯室里的演员，需有真实生动、富有激情的表演。这两种角色的素质要求，有一定差异。编导者需要足够的理性和思辨能力，他们需要客观冷静地分析案侦情况，谋划和确定讯问的方向和重点，使侦讯具有计划性和超前性。表演者需要丰富的感知经验与直觉顿悟，娴熟地控制其表情达意的动作和非言语情态，具有临场发挥、随机应变的行为能力。
在侦讯舞台上，侦查员除了本色的表演，还可根据对策的需要，临机扮演各种心理角色。这就需要他们像演员塑造角色一样来塑造自我形象，在真实的心理沟通中，与嫌疑人进行有效交流。这种对策角色，崭露于具体的现实情境中。情境真实了，角色演啥像啥，才会产生心理认同，成为嫌疑人认可的性格演员。
四、侦讯角色的情境性
（一）角色与情景
侦讯角色的心理认同，与他们所处的情景直接相关。情景指感情与景色，也指情形和情况 。侦讯情景中的“景色”，可以是审讯室的实体环境，也可以是视频中虚拟的布景和双方头脑中的心象。无论是侦查员或者犯罪嫌疑人，其侦讯情景角色，都是与案侦和案件相联系的。他们的认知和情感与眼前的景象交融在一起，形成了特定的具像的侦讯情景。在这种情景中，他们会感受到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
（二）情景与背景
侦讯情景和其案情联系，也就具有了案件背景。背景是衬托主体事物的景物，也指对事态的发生、发展、变化起重要作用的客观情况 。这里的案件背景，指对案侦和侦讯双方起制约作用的法治状况和现实环境。眼前感知的侦讯情景后面，具有法治的历史大环境和案侦的现实小环境。侦讯法律对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情景中展开的。除了具体的案情追踪，会使侦讯背景具有个性；新《刑诉法》确立的律师会见不被监听、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律师辩护取证、非法证据排除等一系列制度，也会让侦讯背景具有时代共性。双方在具体权利义务中感知的情景，也就一定要打上时代烙印。侦讯中的小情景，折射出法治的大背景。
（三）背景与话题
侦讯对策的展开和侦讯背景的利用，都需要寻找适当的话题。话题指谈话的题目，谈论的主题，它们是谈话的中心 。侦讯中的话题，可能没有明显的题目，但却有谈话的中心。它们一般有程序性的过场话，也有实体性的事实陈述，多涉及案件的法律问题。案件与案侦的状况，都是侦讯对话中的话题背景，尤其是取证情况，构成了侦讯重要的具体背景，它们使侦查员的问话有其法律趋势。当然，侦讯对话也不限于以案件法律内容为中心的话题，它们还可能有服从于谋略需要的多种多样的话题。这些话题与案情的广泛联系性，需要以双方的个性和知识沉淀为心理背景。有些话题表面上比较凌乱，没有什么中心，但在侦查员心里则是应该有中心、有思路的。否则，就不具有谋略性。双方的计谋和算计，也构成对策性话题的心理背景。它们需要侦查员根据千变万化的侦讯情势，随物附形，如行云流水，不留痕迹。关键是要找准嫌疑人的心理疼点和情感刺激点，适时切入案情，使嫌疑人吐露真情。这是侦讯的难点和重点。
（四）话题与情境
侦讯话题的设计和捕捉是情境性的。侃房价，可能摸到嫌疑人赃款的去向；聊小孩上学难，可能触动嫌疑人脆弱的爱子情结；说人生遭遇，可能产生情感共鸣，等等。这个时候的一个眼色、一点暗示，就是一种情景。与案情相关的话题，能够制造出一定的有利于讯问的情景，这是侦讯对策的重要功能。而侦讯对策，就在运作与案件背景相关的环境，比如审讯室的布置和使用等。它们同特定的案件相关联，就构成一定的侦讯情境。
在一定时间内，情境是各种情况相结合的境况。它包括情景、境地、环境等情况 。在逻辑上，情境包含了情景。情景是情境的一部分，偏重于主观感受的那一部分，情境则是主客观环境的产物。在侦讯对话中，与案件相关的情境构成了潜在的语境；而审讯室里的场景，则构成了具体语境。它们既是产生对策性话题的背景因素，又是运作对策的环境要素。侦讯对策，需要凭借案侦形成的客观条件和侦讯的心理环境，去捕捉沟通双方情感的话题。这种沟通的桥梁就是智谋。侦查员运用侦讯谋略，就可以架起形成特定语境的桥梁。侦讯的现实情境，产生内外语境，形成双方沟通的平台。凭借这一平台，侦查员就可延伸一定的话题，去达到其对策目的。
（五）情境与角色
侦讯情境是在侦讯活动中形成的，情境的客观制约和主观创造，也在塑造着侦讯角色。同时，侦讯角色们，也都在有意无意地创造侦讯的气氛和情景。侦讯角色不是抽象的概念，一定是具体境况中的个体，具有相当的情境性。侦查员的角色塑造，一定要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才能使嫌疑人信服，也才能使讯问成功。在侦讯中，没有不同一定境况相关联的角色，也没有脱离具体角色的情境。
个案都是情境性的，犯罪过程总与一定的情境相关联。尤其是激情犯罪，情景气氛就是巨大的行为推手。犯罪现场的一支鲜花、一个暖瓶、一份礼品、一瓶好酒，都可能因特定的情境给作案人留下深刻印象，形成特定的案侦线索。侦查员若能发现它们，并在侦讯中使用它们，唤起和开掘作案人的情境性心理痕迹，就能有效地扩大他们的心理现场。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形成内在的心理证据，成功地将嫌疑人置于供述角色的位置，使之意志动摇。这时候，缓和气氛，就有了心理接触的条件。适时地缓和紧张气氛，可在心理上让嫌疑人搭梯下楼。面对嫌疑人的心理挣扎，侦查员给其倒一杯水、点一支烟，都是一种缓和紧张气氛的情境设计。有了符合侦讯情境的角色设计，侦查员也就把握了对策性话语权，能够逐渐完成其引导供述的角色塑造。
五、侦讯角色的互动性
法律对话的强制性，使侦讯双方的角色定位是相对固定的。侦查员除了其法律捍卫者的本色定位，最关键的是其对策角色的心理塑造，哪怕其是临时角色。除了“是青天还是酷吏”之类的法律角色，双方在对方的心理角色是什么，是缺乏同情心的陌生人，还是长者、兄弟、友人，这需要在对话情境的互动中实现。对话的互动性，使双方的话题与角色也呈现动态性。侦讯对策角色的扮演，会随着话题内容的情景而变化。
（一）侦讯对话的动态性与主动权
侦讯的情景是动态的，它源于侦讯对话的互动性。这种互动性的话题，体现了一定的话语权。在侦讯对话中，侦查员与嫌疑人的话语权当然是不对等的。在法律角色的表层，侦查员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他可以掌控对话环境，设计对策情境，嫌疑人则是在被动地接受调查和讯问。但实际上，如果侦查员一点都不了解案情真相，没有扎实的证据作为秘密武器，他们的话语权就会大打折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侦讯工作尤其是这样。侦讯随着对话的逐渐深入，双方都可能言多有失。侦查员也可能暴露了不掌握证据的弱点，而丧失主动权。当然，如果侦查员对策恰当，也可能隐其弱点，占据主动。同理，犯罪嫌疑人如果言多有失，就会更加被动。无辜嫌疑人也许并不忌讳这个，他们没必要撒谎，一般也就不怕言多。有罪嫌疑人出于逃罪心理，则会用谎言进行防卫。然而，一句谎话，则需要用十个谎话去圆它。这就会言多必失。因而，心怀鬼胎的犯罪人必然会管着自己的嘴，言语谨慎，少说为佳，或用沉默来加强戒备。
嫌疑人的沉默无语，会使侦讯气氛沉闷凝滞。这是他们在进行心理防御，以守为攻，争取主动。如果侦讯在沉默中僵持下去，侦查员也就被打败，丧失了其讯问主动权。侦讯对策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设计适应这类情势的有效话题，使对话能够真正地互动起来。互动起来，才有希望发现讯问战机，找到出击之点。
（二）话题情境与侦讯角色的互动
侦讯的成功互动，需要不同程度的角色转变。比如，嫌疑人缺乏父爱母爱，年长的侦查员就可运用生活关照等来进行长辈角色的扮演；嫌疑人年轻气盛，年轻的侦查员就可从情感理解等来寻找共同话题，进行哥们角色的扮演，等等。总之，对话中的角色创造，需要一定的亲和力。侦查员要善于利用亲近效应、共同效应等心理技巧，缩短与嫌疑人间的心理距离。让他们产生角色认同感，才能一定程度地缓解其抵触情绪，转变他们的态度，以形成便于交流的气氛。
在侦讯活动中，案件的背景及其情境信息，都会在角色话题的互动中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在一起妻子离奇失踪案中，警方勘验其家，没有找到任何痕迹，只发现妻子准备出差的包还留在家里。而先前，其丈夫却说她已拿包出差了，显然说了谎，具有重大嫌疑。但警方苦于没有其他证据，案件一时无法调查下去。不久，妻子尸体在离家不远的街面下水道里被发现。当警方再次讯问丈夫时，他还是以被害人家属身份辩解，但却说漏了话：“我要是害她，也背不动她呀！”这与警方掌握的案情十分吻合。抛尸现场十分狭窄，在里面爬行十分吃力。侦查员开始发现的，是无头的上躯干；搜索到前头，才又找到头和腿。丈夫下意识的辩词，暗合了抛尸的现场情境和碎尸方式的案情背景。这个高度保密的情况，只有警方和案犯才知晓。嫌疑人辩解唤起的联想和情境，形成了侦讯双方共同的感受和领悟。在情景互动中，侦查员确认了丈夫就是杀妻的凶手，由此撕开了这起失踪案的缺口。
在侦讯互动中，侦查员时常要站在作案人角度换位思考，在头脑中还原案件事实。有时，还要将自己幻化成作案人，与嫌疑人进行暗合案情的对话，以唤起其有关犯罪过程的联想。在角色互动中，激活他们的犯罪心理痕迹，捕捉隐含在其心理现场中与案件信息有关的蛛丝马迹。这就需要侦查员掌握知密度较高的案情，在侦讯对话中去感受和探寻嫌疑人内心的秘密。
（三）对策角色情境的固定
对策角色的互动，构成了侦讯情景的一个内容。在特定案侦情况和讯问条件的背景下，供述就具有相当的情境性。嫌疑人在这种情境下痛快地供认了，换了一个环境，他们可能就会犹豫，甚至否认和翻供。在角色互动的情景中，侦查员就应将固定口供作为重要的对策内容。
固定口供情境的技巧：一是利用同步录音录像，记录当时当地的具体情景。给公诉留下诉诸感官和直觉的“情态证据”，以便检察官和法官的“内心确证”。二是利用过细讯问，问明案情细节。细节越具体、越具有个性，其证据价值越高，越难于推翻。尤其是那些只有作案人才可能知道的关键性案情，其细节的知密度越高、守密性越强，越能证明他就是作案人。三是利用其他的人证物证去印证供词，尤其是痕迹物品的佐证。有了同伙的口供、被害人的陈述、他人证言的印证，就能补强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有了作案手段、作案工具、现场痕迹等物证及其科学鉴定的佐证，嫌疑人就很难翻供。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做好侦讯记录，利用多种先进的记录手段，有效地固定口供及其对策情景。记录使角色互动具有真实性，才能提高侦讯证据的可信度。
六、侦讯中的角色转化
面对社会，侦查员和犯罪嫌疑人都是一种公众形象，而侦讯的事实角色却是具体的形象。公众形象是外在的角色印象，它们往往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事实角色的具像性，则使其形象大于概念。事实角色具有其内在逻辑，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侦讯的直接对抗性，使讯问活动面临巨大的职业风险。许多时候，真相大白于天下，事实往往会令人大吃一惊。案侦事实是客观存在，侦讯双方内心角色的认可度，却是一种主观存在。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由于侦讯的冲突性，对话的难度具有普遍性。对话难度对侦查员的心理压力，会使非法讯问时常游走其间，直至发生刑讯逼供。如果嫌疑人是无辜的，他们的角色就会出人意外地相互转化。
一旦出现冤假错案，犯罪嫌疑人变成了无辜的被害人，侦查员就成了掩盖事实真相、制造冤假错案的推手，他们的职业角色就会被颠覆。我国《刑诉法》第50条，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不得强迫其认罪的条款。《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从重处罚。侦查员的公众形象，本来是追溯案件事实真相、追究犯罪人的执法者与护法者的角色，而他们也往往以此名义将一些非法引供、骗供合理化。这种“合理化”，还可能使一些侦查员知法犯法，沦为犯罪人。不依法办案的结果，侦查员很可能把自己也办进监狱去了。所有的冤假错案中，都有刑讯逼供。不同程度的逼供行为，在侦讯中也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严峻形势形成的职业风险，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客观地说，公事公办，侦查员都不愿为了工作犯错误，更不用说触犯刑律。但职责所在，他们得千方百计地侦破案件。这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也是为了急于证明其“侦办能力”。这点成就感是无可厚非的，许多人也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是，他们的角色定位并不因此固定不变，侦讯中的一些瑕疵，会使之发生角色偏移。侦讯环境是封闭的，这使嫌疑人无力自保的同时，也促使侦讯行为放肆。对于非法讯问，一些侦查员抱有侥幸心理，直至胆大妄为，为所欲为。从法律定位的角度看，侦讯角色的互动性，可能从量变到质变，使侦讯双方的角色位置发生变化，或者完全转变。有些侦查员是因业务素质低，应该避免而没有避免导致过失；有些侦查员是违法引供诱供成习惯，其不合法不道德的行为，他们心知肚明，却做得较为隐蔽。法律一时半会处理不了他们，其行为还在行业自律范围的容忍度内。一句话，他们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有些侦查员则用刑讯逼供对付犯罪嫌疑人，他们明知这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还是要去触犯刑律。这就是用犯罪行为对付罪犯，或者用犯罪行为对付无辜，侦查员这时的角色都是犯罪者角色。“佘祥林杀妻案”中的一位主办副局长，在5天5夜的刑讯逼供中，就当着数名干警的面公然说：“老子知道你没有杀人，不置你于死地，你出去了又要告老子！”同时，将佘所写的日记、上诉、申诉底稿全部搜走 。这种践踏法律的公然性，说明刑讯逼供在行业内是一种公开的秘密，几乎有其潜规则。这种明知故犯，是将一己私利置于公正执法之上。其故意犯罪的动机，与他们的公众形象大相径庭。这种事实真相一旦被揭露、被曝光，对公安司法人员的杀伤力就很大，对其公众形象就是一种致命的损害。同时，它也极大地损伤了公安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公众的同情，也就全部在犯罪嫌疑人一边了。这种角色转变，也就发生了惊人的大逆转。
七、结语
侦讯要达到突破口供的目的，就要在对策铺垫中使犯罪嫌疑人产生角色认同。在这个过程中，侦查员有自己的本职角色。同时，他们也要注意塑造各种对策角色，才能与嫌疑人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在有效的心理接触中，达到获得真实供述之目的。侦讯对策是对付犯罪嫌疑人的，但侦查员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相关素质，对付自己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不管临时的心理角色如何演变，侦查员对付了自己的杂念，才能最后地忠实于其本职的角色位置。
侦讯角色是互动的，侦讯对策需要一些小伎俩，但更需要大真诚。侦讯谋略的界限，就在侦查员本职角色的自我认同度；在努力修炼业务能力中，坚守其职业道德和法律底线。如果他们将法律当儿戏，没有敬畏之心，而将自己放在以暴制暴、以黑控黑、以罪治罪的位置，其执法者的角色，也就迟早会变质会变味。如何对待嫌疑人，侦查员能否守住自己的职业操守，侦讯活动突破口供的过程，便是一块试金石。
内容摘要：侦讯角色是一种法律身份，也是双方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犯罪嫌疑人很难有角色认同感。对策角色是一种心理角色，具有不确定性，需随侦讯态势调整。侦查员的角色塑造，除了常规角色，重要的是对策角色。侦讯角色的情境性，在特定的案侦背景和话题情景中形成。侦讯角色的互动性，表现出话语主动权，体现在话题情境的动态中。它们都需用讯问记录固定之。侦讯对抗性，会造成角色的冲突、偏移，甚至在刑讯逼供中转化。侦讯对策需要一些小伎俩，但更需要大真诚。如何对待嫌疑人，侦查员能否守住自己的职业操守，侦讯活动便是一块试金石。
关键词：侦讯；侦讯角色；犯罪嫌疑人；侦查员
角色，指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和戏曲演员专业分工的类别，也比喻社会生活中的某类人 ，即“社会角色”。这里，就指社会角色，它构成了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在社会关系中，角色是与人们身份地位相一致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是公众对具有特定身份者的行为期待。在社会心理上，角色又是人们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认同感。人们须经社会化，才能使外在的行为准则内化为心理标准，这是社会交往的基础。侦讯活动中的角色，与被害人、证人等法律角色具有广泛的联系性，但最主要的是侦讯双方——侦查员和犯罪嫌疑人。他们的角色定位，涉及社会的教化过程，也涉及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过程。
在侦讯活动中，犯罪嫌疑人和侦查员都是特定的社会角色。大家对侦查员的期望是神速破案，实现法律公正；对嫌疑人的期待是积极配合警方查清其涉嫌的案情，澄清罪案事实。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他们都在扮演着多种角色。侦查员与同事之间，会有上级、下级、平级等角色定位；与家人还有父亲、丈夫、儿子等角色扮演，他们会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犯罪嫌疑人，当然也是这样。侦查员和犯罪嫌疑人，都承担着生活和工作中的许多角色，他们都是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角色丛。这里，主要论及他们在侦讯活动中体现出来的角色问题。
一、侦讯角色的概念
侦讯法律活动，规定了双方特定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侦讯角色，主要表现为一种法律身份，它是侦讯双方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在涉及犯罪案件的法律性对话中，侦查员和犯罪嫌疑人都具有相应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双方都有特定的法律地位和一定的行为模式。侦查员群体是司法组织的一个基础，一般地，他们会按照社会的期望，运用其公权力来履行其社会职责，表现出公众对他们行为的期待。
侦讯活动的谋略性，还需要侦查员根据讯问情势，扮演各种各样的对策角色。侦讯中的侦查员就是生活中真实的性格演员。对策角色不能仅是侦查员单方面的一厢情愿，关键是要能得到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认同。犯罪人的角色，则相对更复杂，主流社会没有去教化他们成为犯罪人，也没有人甘愿自领罪名。但犯罪嫌疑人并非就是被动的角色，其角色认同，是在与侦查员的冲突中形成的。如果侦查员的讯问失当，还不一定能够让其认同他们的嫌疑人角色。这使侦讯对策角色具有动态性，在特殊情况下，还具有不确定性。
侦讯是一种能够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法律性对话。侦查员占有把握讯问环境的上风，嫌疑人处于不得不配合调查的下风，其讯问态势的法律地位是不对等的。侦查员的执法地位是一种常态，他们有相对固定的角色意识，其角色扮演也就具有职业的惯性。但侦查员不可能随时抱着法律本本办案，法律也不可能规范千变万化的每一个情境，侦查破案需要跟随案情的变化运作对策。侦讯活动中的对策角色，随着讯问情势而变化着；这种心理角色，需随时调整。这就要侦查员随机应变地塑造多种心理角色，哪怕这种角色是短暂的、临时的。侦讯中的犯罪嫌疑人，则更具有复杂性。强制措施是暂时的侦查手段，犯罪嫌疑人是一种临时角色，他们的心理认同度往往很低。在他们之中，还可能有无辜的嫌疑人，他们更不会认同其角色地位。侦查员及其讯问活动，在强烈的进攻态势中，则试图要把他们变成长久的，甚至是固定的罪犯角色。在侦讯互动中，这使其角色的相互关系，产生的内心认同，变得十分复杂和微妙。
二、犯罪嫌疑人的角色认同感
侦讯是一种刑事法律对话，侦查员的角色定位，自然是执法者、司法者 。犯罪嫌疑人，不管他们此前的社会角色是什么，都是被刑事调查的对象。在警方掌握其涉嫌刑案证据材料的情况下，他们必须配合调查，没有价钱可讲。如不配合，警方便有对其实施强制措施的权力，强制其到案接受调查和讯问。但是，这只是法律层面迫不得已的角色，而在他们内心，却有长期生活环境形成的角色认同感。除了惯犯累犯等犯罪恶性深的人，他们多不甘愿认同其犯罪人的角色定位。犯罪恶性不深的人或过失犯罪人，多不认同自己就是罪犯，他们往往认为自己只是犯了点错，而谁又不犯一点错呢？无辜的犯罪嫌疑人，则更不承认自己就是罪犯。面对无助无依的困局，他们会有许多心理挣扎。就象浙江二张叔侄案中，张高平从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15年，侄子张辉从死刑改死缓，他们就完全不服。在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期间，张高平会干活，但一直不认罪，不承认自己是罪犯。在监狱里，他不报告，不唱歌，不作思想汇报，甚至拒绝申请减刑 。在他们内心，就一直没有认同其“罪犯”的角色定位。哪怕这已经既成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角色，他们也拒不认同。
侦讯活动中，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会轻易认同其法律地位。他们或是不懂法，或是觉得自己有冤情，或有种种憋屈的难言之隐，需要情感宣泄。他们认为，这是警方或侦查员强加于自己的角色，他们不承认，哪怕它们已经是客观事实。这就象性别认同，有些人内心始终不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而老想着要做变性手术，哪怕生理是自然存在的。这种心理认同，也是一种社会角色的认同。就是真正的作案人，他们往往会产生许多心理防御机制，为之找出种种不得不如此的“客观理由”，自觉不自觉地在为其减轻罪恶感，甚至美化其犯罪行为。在侦讯中，要他们心服口服地认罪伏法，是非常困难的。
侦讯中的犯罪嫌疑人，在顾忌社会名誉的时候，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想到自己在同事、朋友、邻居等中的形象；在考虑利弊、选择供认与否的时候，他们又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在家庭中作为儿女、夫妻、父母的疑虑……他们在自己的多种社会角色中转换与思考，而不仅是法律所标示的嫌疑人身份。他们会自我安慰，眼前的不利处境会很快过去，而在努力地将自己的内心角色“正常化”。这种心理调整，会使他们免于心理崩溃。
三、侦查员的角色塑造
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丛，他应该注意其各种角色的扮演，这才合于社会规范。面对犯罪嫌疑人，侦查员说话要注意自己执法者的身份和形象，这种“注意”就是角色塑造。否则，就会让人觉得“不象话”，不适合其职业规范，甚至违反其职业道德。
（一）侦查员的常规角色及其偏离
面对案件侦办，侦查员需要冷静客观的视角，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于无辜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应该扮演青天角色，能够在案侦中明察秋毫，解救无辜者；而对于确实负有罪责的犯罪嫌疑人，侦查员应该扮演迷途者的导师，能够为他们指点迷津，挽救罪人 。侦查员在这里既是法律的捍卫者，又是心灵的救赎人。这种常规角色的扮演，是本职工作的要求。对于一个职业化的人，这应该是一种本色行为。
侦查活动的职业要求，既是一种法律标准，又是职业道德标准。但现实的侦查员，很难完全进入这样的职业状态，而有不同程度的角色偏离。他们的素质，并没有达到职业角色的要求。甚至有些人具有特权意识，以权谋私，办人情案，权力寻租，滥用警察权，搞刑讯逼供，等等。这些低素质人员，时常是一些冤假错案的制造者。在他们心里，未必就认同主流社会要求其的角色定位。他们有些人，明知是违法犯罪行为，仍然要搞。在他们心里，认同的是亚文化的潜规则，表现出来的却是角色伪装。以“为了工作、为了破案”等正当的借口进行心理防御，以抵消知法犯法所引起的惶恐不安。
（二）侦查员对策角色的扮演
侦查员仅有执法者和司法者的角色，还是不够的。侦讯是一种活体对抗，只是依法操作讯问程序，是难于突破口供的，谋略的运作也就势不可免。侦讯的谋略性，使讯问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能向犯罪嫌疑人暴露案侦情况，更不能让其摸到警方掌握证据的底细。这就需要侦查员精心谋划侦讯环境，布置好审讯室，设计讯问技巧，承担编导者角色。而且，侦查员自己还需要亲临讯问现场，实践其设想和谋划，他们又具有表演者的角色 。
侦讯中的有利条件是：警方可以根据案情，依法采用强制措施，阻断嫌疑人获得外部信息的通道，操控讯问环境，创造彼暗己明的态势。侦查员虽然不完全清楚整个案情，但侦查的隐蔽性，使他们成为案侦的知密者。许多情况下，他们掌握了一些知情面非常小的案件细节，甚至是只有作案人才可能知晓的细节。另一方面，嫌疑人最清楚自己与案件的真实关系。如果他们是无辜的，他们就不会知道这些细节。讯问双方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是侦讯和戏剧表演不同、也同模拟审讯相区别的地方。它们成为侦讯双方知密与守密的焦点，也是侦讯对策成败的内核。如果侦查员不乱抛证据，也不用之于指供、引供，也就容易据此判明嫌疑人对案情的知情度。这就既有利于甄别无辜，也有利于向案犯传递警方掌握其案件证据的信息。侦讯也就可以隐己露彼，演出一台有声有色的大戏。
这种自编自导自演的侦讯活动，使侦查员承担了双重角色。侦讯活动的编导者，需有对策科学性与对话艺术性相结合的创造才能；审讯室里的演员，需有真实生动、富有激情的表演。这两种角色的素质要求，有一定差异。编导者需要足够的理性和思辨能力，他们需要客观冷静地分析案侦情况，谋划和确定讯问的方向和重点，使侦讯具有计划性和超前性。表演者需要丰富的感知经验与直觉顿悟，娴熟地控制其表情达意的动作和非言语情态，具有临场发挥、随机应变的行为能力。
在侦讯舞台上，侦查员除了本色的表演，还可根据对策的需要，临机扮演各种心理角色。这就需要他们像演员塑造角色一样来塑造自我形象，在真实的心理沟通中，与嫌疑人进行有效交流。这种对策角色，崭露于具体的现实情境中。情境真实了，角色演啥像啥，才会产生心理认同，成为嫌疑人认可的性格演员。
四、侦讯角色的情境性
（一）角色与情景
侦讯角色的心理认同，与他们所处的情景直接相关。情景指感情与景色，也指情形和情况 。侦讯情景中的“景色”，可以是审讯室的实体环境，也可以是视频中虚拟的布景和双方头脑中的心象。无论是侦查员或者犯罪嫌疑人，其侦讯情景角色，都是与案侦和案件相联系的。他们的认知和情感与眼前的景象交融在一起，形成了特定的具像的侦讯情景。在这种情景中，他们会感受到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
（二）情景与背景
侦讯情景和其案情联系，也就具有了案件背景。背景是衬托主体事物的景物，也指对事态的发生、发展、变化起重要作用的客观情况 。这里的案件背景，指对案侦和侦讯双方起制约作用的法治状况和现实环境。眼前感知的侦讯情景后面，具有法治的历史大环境和案侦的现实小环境。侦讯法律对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情景中展开的。除了具体的案情追踪，会使侦讯背景具有个性；新《刑诉法》确立的律师会见不被监听、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律师辩护取证、非法证据排除等一系列制度，也会让侦讯背景具有时代共性。双方在具体权利义务中感知的情景，也就一定要打上时代烙印。侦讯中的小情景，折射出法治的大背景。
（三）背景与话题
侦讯对策的展开和侦讯背景的利用，都需要寻找适当的话题。话题指谈话的题目，谈论的主题，它们是谈话的中心 。侦讯中的话题，可能没有明显的题目，但却有谈话的中心。它们一般有程序性的过场话，也有实体性的事实陈述，多涉及案件的法律问题。案件与案侦的状况，都是侦讯对话中的话题背景，尤其是取证情况，构成了侦讯重要的具体背景，它们使侦查员的问话有其法律趋势。当然，侦讯对话也不限于以案件法律内容为中心的话题，它们还可能有服从于谋略需要的多种多样的话题。这些话题与案情的广泛联系性，需要以双方的个性和知识沉淀为心理背景。有些话题表面上比较凌乱，没有什么中心，但在侦查员心里则是应该有中心、有思路的。否则，就不具有谋略性。双方的计谋和算计，也构成对策性话题的心理背景。它们需要侦查员根据千变万化的侦讯情势，随物附形，如行云流水，不留痕迹。关键是要找准嫌疑人的心理疼点和情感刺激点，适时切入案情，使嫌疑人吐露真情。这是侦讯的难点和重点。
（四）话题与情境
侦讯话题的设计和捕捉是情境性的。侃房价，可能摸到嫌疑人赃款的去向；聊小孩上学难，可能触动嫌疑人脆弱的爱子情结；说人生遭遇，可能产生情感共鸣，等等。这个时候的一个眼色、一点暗示，就是一种情景。与案情相关的话题，能够制造出一定的有利于讯问的情景，这是侦讯对策的重要功能。而侦讯对策，就在运作与案件背景相关的环境，比如审讯室的布置和使用等。它们同特定的案件相关联，就构成一定的侦讯情境。
在一定时间内，情境是各种情况相结合的境况。它包括情景、境地、环境等情况 。在逻辑上，情境包含了情景。情景是情境的一部分，偏重于主观感受的那一部分，情境则是主客观环境的产物。在侦讯对话中，与案件相关的情境构成了潜在的语境；而审讯室里的场景，则构成了具体语境。它们既是产生对策性话题的背景因素，又是运作对策的环境要素。侦讯对策，需要凭借案侦形成的客观条件和侦讯的心理环境，去捕捉沟通双方情感的话题。这种沟通的桥梁就是智谋。侦查员运用侦讯谋略，就可以架起形成特定语境的桥梁。侦讯的现实情境，产生内外语境，形成双方沟通的平台。凭借这一平台，侦查员就可延伸一定的话题，去达到其对策目的。
（五）情境与角色
侦讯情境是在侦讯活动中形成的，情境的客观制约和主观创造，也在塑造着侦讯角色。同时，侦讯角色们，也都在有意无意地创造侦讯的气氛和情景。侦讯角色不是抽象的概念，一定是具体境况中的个体，具有相当的情境性。侦查员的角色塑造，一定要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才能使嫌疑人信服，也才能使讯问成功。在侦讯中，没有不同一定境况相关联的角色，也没有脱离具体角色的情境。
个案都是情境性的，犯罪过程总与一定的情境相关联。尤其是激情犯罪，情景气氛就是巨大的行为推手。犯罪现场的一支鲜花、一个暖瓶、一份礼品、一瓶好酒，都可能因特定的情境给作案人留下深刻印象，形成特定的案侦线索。侦查员若能发现它们，并在侦讯中使用它们，唤起和开掘作案人的情境性心理痕迹，就能有效地扩大他们的心理现场。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形成内在的心理证据，成功地将嫌疑人置于供述角色的位置，使之意志动摇。这时候，缓和气氛，就有了心理接触的条件。适时地缓和紧张气氛，可在心理上让嫌疑人搭梯下楼。面对嫌疑人的心理挣扎，侦查员给其倒一杯水、点一支烟，都是一种缓和紧张气氛的情境设计。有了符合侦讯情境的角色设计，侦查员也就把握了对策性话语权，能够逐渐完成其引导供述的角色塑造。
五、侦讯角色的互动性
法律对话的强制性，使侦讯双方的角色定位是相对固定的。侦查员除了其法律捍卫者的本色定位，最关键的是其对策角色的心理塑造，哪怕其是临时角色。除了“是青天还是酷吏”之类的法律角色，双方在对方的心理角色是什么，是缺乏同情心的陌生人，还是长者、兄弟、友人，这需要在对话情境的互动中实现。对话的互动性，使双方的话题与角色也呈现动态性。侦讯对策角色的扮演，会随着话题内容的情景而变化。
（一）侦讯对话的动态性与主动权
侦讯的情景是动态的，它源于侦讯对话的互动性。这种互动性的话题，体现了一定的话语权。在侦讯对话中，侦查员与嫌疑人的话语权当然是不对等的。在法律角色的表层，侦查员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他可以掌控对话环境，设计对策情境，嫌疑人则是在被动地接受调查和讯问。但实际上，如果侦查员一点都不了解案情真相，没有扎实的证据作为秘密武器，他们的话语权就会大打折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侦讯工作尤其是这样。侦讯随着对话的逐渐深入，双方都可能言多有失。侦查员也可能暴露了不掌握证据的弱点，而丧失主动权。当然，如果侦查员对策恰当，也可能隐其弱点，占据主动。同理，犯罪嫌疑人如果言多有失，就会更加被动。无辜嫌疑人也许并不忌讳这个，他们没必要撒谎，一般也就不怕言多。有罪嫌疑人出于逃罪心理，则会用谎言进行防卫。然而，一句谎话，则需要用十个谎话去圆它。这就会言多必失。因而，心怀鬼胎的犯罪人必然会管着自己的嘴，言语谨慎，少说为佳，或用沉默来加强戒备。
嫌疑人的沉默无语，会使侦讯气氛沉闷凝滞。这是他们在进行心理防御，以守为攻，争取主动。如果侦讯在沉默中僵持下去，侦查员也就被打败，丧失了其讯问主动权。侦讯对策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设计适应这类情势的有效话题，使对话能够真正地互动起来。互动起来，才有希望发现讯问战机，找到出击之点。
（二）话题情境与侦讯角色的互动
侦讯的成功互动，需要不同程度的角色转变。比如，嫌疑人缺乏父爱母爱，年长的侦查员就可运用生活关照等来进行长辈角色的扮演；嫌疑人年轻气盛，年轻的侦查员就可从情感理解等来寻找共同话题，进行哥们角色的扮演，等等。总之，对话中的角色创造，需要一定的亲和力。侦查员要善于利用亲近效应、共同效应等心理技巧，缩短与嫌疑人间的心理距离。让他们产生角色认同感，才能一定程度地缓解其抵触情绪，转变他们的态度，以形成便于交流的气氛。
在侦讯活动中，案件的背景及其情境信息，都会在角色话题的互动中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在一起妻子离奇失踪案中，警方勘验其家，没有找到任何痕迹，只发现妻子准备出差的包还留在家里。而先前，其丈夫却说她已拿包出差了，显然说了谎，具有重大嫌疑。但警方苦于没有其他证据，案件一时无法调查下去。不久，妻子尸体在离家不远的街面下水道里被发现。当警方再次讯问丈夫时，他还是以被害人家属身份辩解，但却说漏了话：“我要是害她，也背不动她呀！”这与警方掌握的案情十分吻合。抛尸现场十分狭窄，在里面爬行十分吃力。侦查员开始发现的，是无头的上躯干；搜索到前头，才又找到头和腿。丈夫下意识的辩词，暗合了抛尸的现场情境和碎尸方式的案情背景。这个高度保密的情况，只有警方和案犯才知晓。嫌疑人辩解唤起的联想和情境，形成了侦讯双方共同的感受和领悟。在情景互动中，侦查员确认了丈夫就是杀妻的凶手，由此撕开了这起失踪案的缺口。
在侦讯互动中，侦查员时常要站在作案人角度换位思考，在头脑中还原案件事实。有时，还要将自己幻化成作案人，与嫌疑人进行暗合案情的对话，以唤起其有关犯罪过程的联想。在角色互动中，激活他们的犯罪心理痕迹，捕捉隐含在其心理现场中与案件信息有关的蛛丝马迹。这就需要侦查员掌握知密度较高的案情，在侦讯对话中去感受和探寻嫌疑人内心的秘密。
（三）对策角色情境的固定
对策角色的互动，构成了侦讯情景的一个内容。在特定案侦情况和讯问条件的背景下，供述就具有相当的情境性。嫌疑人在这种情境下痛快地供认了，换了一个环境，他们可能就会犹豫，甚至否认和翻供。在角色互动的情景中，侦查员就应将固定口供作为重要的对策内容。
固定口供情境的技巧：一是利用同步录音录像，记录当时当地的具体情景。给公诉留下诉诸感官和直觉的“情态证据”，以便检察官和法官的“内心确证”。二是利用过细讯问，问明案情细节。细节越具体、越具有个性，其证据价值越高，越难于推翻。尤其是那些只有作案人才可能知道的关键性案情，其细节的知密度越高、守密性越强，越能证明他就是作案人。三是利用其他的人证物证去印证供词，尤其是痕迹物品的佐证。有了同伙的口供、被害人的陈述、他人证言的印证，就能补强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有了作案手段、作案工具、现场痕迹等物证及其科学鉴定的佐证，嫌疑人就很难翻供。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做好侦讯记录，利用多种先进的记录手段，有效地固定口供及其对策情景。记录使角色互动具有真实性，才能提高侦讯证据的可信度。
六、侦讯中的角色转化
面对社会，侦查员和犯罪嫌疑人都是一种公众形象，而侦讯的事实角色却是具体的形象。公众形象是外在的角色印象，它们往往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事实角色的具像性，则使其形象大于概念。事实角色具有其内在逻辑，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侦讯的直接对抗性，使讯问活动面临巨大的职业风险。许多时候，真相大白于天下，事实往往会令人大吃一惊。案侦事实是客观存在，侦讯双方内心角色的认可度，却是一种主观存在。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由于侦讯的冲突性，对话的难度具有普遍性。对话难度对侦查员的心理压力，会使非法讯问时常游走其间，直至发生刑讯逼供。如果嫌疑人是无辜的，他们的角色就会出人意外地相互转化。
一旦出现冤假错案，犯罪嫌疑人变成了无辜的被害人，侦查员就成了掩盖事实真相、制造冤假错案的推手，他们的职业角色就会被颠覆。我国《刑诉法》第50条，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不得强迫其认罪的条款。《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从重处罚。侦查员的公众形象，本来是追溯案件事实真相、追究犯罪人的执法者与护法者的角色，而他们也往往以此名义将一些非法引供、骗供合理化。这种“合理化”，还可能使一些侦查员知法犯法，沦为犯罪人。不依法办案的结果，侦查员很可能把自己也办进监狱去了。所有的冤假错案中，都有刑讯逼供。不同程度的逼供行为，在侦讯中也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严峻形势形成的职业风险，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客观地说，公事公办，侦查员都不愿为了工作犯错误，更不用说触犯刑律。但职责所在，他们得千方百计地侦破案件。这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也是为了急于证明其“侦办能力”。这点成就感是无可厚非的，许多人也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是，他们的角色定位并不因此固定不变，侦讯中的一些瑕疵，会使之发生角色偏移。侦讯环境是封闭的，这使嫌疑人无力自保的同时，也促使侦讯行为放肆。对于非法讯问，一些侦查员抱有侥幸心理，直至胆大妄为，为所欲为。从法律定位的角度看，侦讯角色的互动性，可能从量变到质变，使侦讯双方的角色位置发生变化，或者完全转变。有些侦查员是因业务素质低，应该避免而没有避免导致过失；有些侦查员是违法引供诱供成习惯，其不合法不道德的行为，他们心知肚明，却做得较为隐蔽。法律一时半会处理不了他们，其行为还在行业自律范围的容忍度内。一句话，他们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有些侦查员则用刑讯逼供对付犯罪嫌疑人，他们明知这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还是要去触犯刑律。这就是用犯罪行为对付罪犯，或者用犯罪行为对付无辜，侦查员这时的角色都是犯罪者角色。“佘祥林杀妻案”中的一位主办副局长，在5天5夜的刑讯逼供中，就当着数名干警的面公然说：“老子知道你没有杀人，不置你于死地，你出去了又要告老子！”同时，将佘所写的日记、上诉、申诉底稿全部搜走 。这种践踏法律的公然性，说明刑讯逼供在行业内是一种公开的秘密，几乎有其潜规则。这种明知故犯，是将一己私利置于公正执法之上。其故意犯罪的动机，与他们的公众形象大相径庭。这种事实真相一旦被揭露、被曝光，对公安司法人员的杀伤力就很大，对其公众形象就是一种致命的损害。同时，它也极大地损伤了公安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公众的同情，也就全部在犯罪嫌疑人一边了。这种角色转变，也就发生了惊人的大逆转。
七、结语
侦讯要达到突破口供的目的，就要在对策铺垫中使犯罪嫌疑人产生角色认同。在这个过程中，侦查员有自己的本职角色。同时，他们也要注意塑造各种对策角色，才能与嫌疑人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在有效的心理接触中，达到获得真实供述之目的。侦讯对策是对付犯罪嫌疑人的，但侦查员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相关素质，对付自己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不管临时的心理角色如何演变，侦查员对付了自己的杂念，才能最后地忠实于其本职的角色位置。
侦讯角色是互动的，侦讯对策需要一些小伎俩，但更需要大真诚。侦讯谋略的界限，就在侦查员本职角色的自我认同度；在努力修炼业务能力中，坚守其职业道德和法律底线。如果他们将法律当儿戏，没有敬畏之心，而将自己放在以暴制暴、以黑控黑、以罪治罪的位置，其执法者的角色，也就迟早会变质会变味。如何对待嫌疑人，侦查员能否守住自己的职业操守，侦讯活动突破口供的过程，便是一块试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