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料信息的三个层面和九个要素

    张汉林 邓敏

    

    关键词 史料,提取信息,历史信息

    中图分类号 G63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3-0030-05

    在当下的历史教学与考试中,史料的地位日益显要。在解读史料时,历史教师总会谆谆告诫学生,要充分地从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那么,如何才能充分获取史料信息呢?笔者认为,史料信息是由三個层面和九个要素构成的。三个层面是指显性的信息、隐性的信息和概括的信息。九个要素是指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观念、意图、内容、形式和价值。时间、地点、人物属于显性的信息,常可于史料中直接获取;事实、观念、意图属于隐性的信息,一般需读者在史料内外钩沉索隐;内容、形式、价值属于综合的信息,往往是在其他要素的基础上概括而成。要充分地从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可由这三个层面和九个要素入手。

    所有的史料,都是关于特定时间、特点地点和特定人物的材料,没有一则史料涉及所有时间、所有地点和所有人物;如果有,那也只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是我们所谈的史料。这一点看似平淡无奇,但却事关重大。往小处说,注意到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特定性,不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往大处说,历史学科的特质就建立在这种特定性的基础上,因为历史学研究对象之一恰好是个别的、特殊的事物。

    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界定了特定历史人物所生活的时空情境。要想理解古人的一言一行,必须将其还原到特定的时空情境中。

    下面试以例言之。

    据统计,武昌起义爆发至1913年,以“民主”“民权”“民国”和“国民”等命名的报纸,“全国达五百余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

    民国初年,“读报者虽限于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议论,几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

    ——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②

    这则材料,往往被解读为辛亥革命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其实,如果注意到这则材料的时间(民国初年)、地点(城镇)和人物(读报者,有文化),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民国初年,部分城镇的部分市民受到了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这种获取信息的办法,就叫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1914年)前月旅行北省某地,作登山游,时予着日本衣……入一小村农家乞饮。农家老视予良久,问曰:子为清国人乎,抑为日本人乎?……予正色对曰:予中华民国人也。农家老忽作惊状,似绝不解中华民国为何物者,曰:子其革命党乎?予曰:何故?农家老曰:中华民国人,非革命党而何?予拂然作色曰:然则子亦革命党,因子亦为中华民国人也。农家老茫然惶然,连声曰:我非革命党,我非中华民国人。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①

    这则材料,往往会被用来证明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其实,如果注意到这则材料的时间(民国初年)、地点(农村)和人物(老农),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民国初年,部分农村的部分农民对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所知有限。有限材料得出的认识亦有限。

    那么,这两则材料是不是一正一反的关系呢?恐怕不是,因为它们所涉及的地点和人物不同。将这两则材料综合起来,能够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民国初年,辛亥革命对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群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但我们的解释不应停留于这种表面现象,否则历史研究是没有意义的。研究历史的意义在于:怎样理解这种不均衡呢?此时,时间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材料所述的现象属于思想史的范畴。按照布罗代尔的时间理论,历史时间可区分为地理时间(对应人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史)、社会时间(对应经济、社会、国家、文明的历史)、个人时间(对应传统的事件史)。②地理时间几乎静止,社会时间变化缓慢,个人时间变化迅疾。思想史不同于事件史和环境史,它应该属于社会时间。也就是说,它的变化相对缓慢。要让一个民族的思想从专制保守整体转向民主共和,短短几年时间显然是不够的。故此,不宜因为民国初年部分人的愚昧无知而对辛亥革命横加指责,因为这是辛亥革命无法完成的任务。相反,我们应该承认,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之旅的成功开始。

    史料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其中蕴含有可供钩沉的事实,可助后人重构历史。同样值得警醒的是,史料所述的事实,不可能是全部的事实。由于作者的立场、角度、价值观、获取信息渠道的影响,甚至是由于篇幅所限,史料所呈现的往往只是事实的某个侧面。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不要犯盲人摸象的错误。此外,史料所记述的事实并非都是直白的,它往往是扭曲的,甚至是颠倒的、荒诞的,需用矫正镜方可看个明白。

    下面试以例言之。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史记·周本纪》③

    这段史料看似荒诞不经,毫无事实可言,但是,它却以神话的形式折射出周族最早的社会形态——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化。除了周族始祖弃外,商族始祖契也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生的(简狄食鸟卵而孕)。两人的共同点是:其一,知道母亲的名字;其二,出生方式很神奇。按照《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弃虽不知父亲的名字,但是,自弃之后,周族的父子传承关系一目了然;相反,母亲的名字倒是阙而不录。显然,弃出生时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自弃开始,周族进入父系氏族。那么,出生的神话该怎样解释呢?弃作为父系氏族的开创者,不知父亲的名字,但总要对其出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神话就应运而生,不仅说明了其出生,还赋予了神圣化的色彩。其实,不独中国如此,世界许多民族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美国学者摩尔根考察了希腊上古时期的氏族,发现“他们保留了氏族始祖的母亲的名字,并认为始祖是由他的母亲同某位神祇交合诞生的”。④

    史料不同于自然物,它们都是人工制品,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制作者的观念。尤其是文献材料和图像材料,或多或少、或直或曲、或显或隐地存在着作者的观念。即使材料所述纯粹为事实,但在字里行间,事实的取舍与组织方式仍在顽强地表达着作者的观念。

    下面试以例言之。

    及(后稷)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饹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

    ——《史记·周本纪》

    这段材料,几乎纯为事实的描述,但纵然如此,字里行间也隐藏着史料编纂者①的观念。周族列祖列宗,自后稷至古公亶父,凡十三人。除了后稷、公刘和古公亶父,其余十人唯有“立”和“卒”,几乎没有其他记述。后稷、公刘和古公亶父流传下来的事迹很多,详加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点——“务耕种”。而其余十人,“去稷不务”“奔戎狄之间”,带领族人过着居无定处的游荡生活。

    为什么史料作者对务耕种者不惜笔墨,而对其他人惜墨如金呢?其实,这反映的是史料编纂者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观念:农耕的定居生活是文明,渔猎的游荡生活是野蛮。带领周族走向文明的祖宗自然要大书特书,而险使周族走向“邪路”的祖宗自然要为尊者讳。

    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将史料分为有意证据和无意证据。②所谓无意证据,即作者无意而为之。如家庭账册,是家庭主妇记录给自己看的,不是为了影响当时人或后世历史学家。有意证据则相反,作者故意而为之,或者欲以自己的观念影响当时人,或者想为后世留下自己的最佳形象。绝大部分的文献材料和图像材料都属于有意证据,最典型的有意证据是演讲、漫画、宣传画等。在理解有意证据时,不能不详加考辨,否则就会在无意识中成为其意图的俘虏。下面试以例言之。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1937年7月20日)③

    这则材料流传很广,尤其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被后人视为抗战名言。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蒋介石所做的抗战总动员。其实不然。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庐山面向国内党政人士、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发表讲话,此即著名的“庐山谈话”。7月20日,该讲话稿经过精心修改,发表于各大报纸。既然是公开发表,那就是想传达某种意图。因此,问题关键在于,蒋介石的预期读者是谁?如果是中国民众,那当然就是在做抗战总动员。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在发表庐山谈话的同一天,蒋介石在日记里记载:

    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

    ……

    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①

    1937年7月21日,也就是各大报纸发表庐山谈话的次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

    倭寇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过今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精神战胜者十之八,而形式胜利尚在其次。②

    由此可见,《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是蒋介石对日本发动的一场“精神战”,其真实意图在于展示“战而不屈之决心”,希望日本知难而退,争取最好的结果——避免战争。

    史料的内容由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观念、意图等要素概括而成,常以“这是一则关于什么的材料”的样式来呈现。比如,上文所述的《史记·周本纪》,综合其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观念、意图等要素,我们可以推断,这是一则关于周族起源、世系和早期发展的材料,它反映了周族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内容。

    史料的形式是指材料属于一手材料还是二手材料,有意证据还是无意证据,文献资料、图像资料、实物资料还是口碑资料等。再具体一点,史料的形式还包括漫画、宣传画、新闻报道、演讲、日记、碑刻、铭文、墓志铭、家谱、奏章、档案、遗迹遗址、家庭账册、雕塑、地图、照片、绘画、民谣、民间传说、标语,乃至音频和视频等。

    之所以深究史料的形式,是因为史料的形式关系到史料的可信度以及解读方法。比如,一手材料虽然不能视为当然可信,但它们无疑蕴含着更多的来自历史现场的气息,甚至包含有一些无意证据,让人收获意外之喜;二手材料经过后人遵循一定的准则进行了加工、转写、缩写,甚至改写,因此使用之前最好要核对原文,以免出现讹误。

    文献材料重在养成对文字的敏锐性,从字里行间发现历史的隐秘信息;图像材料则要格外注意其外在形象和象征符号,因为它们往往是打开时代精神面貌和作者观念的钥匙;报纸材料不仅要注意报道的内容,更要注意报社的一贯立场;日记材料要区分私密日记还是写给别人看的日记;民间传说的内容虽然不尽可信,但却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的心态;照片材料不仅要注意照片中的人,更要想到照片外还有一个人(即摄影者)。

    下面试以例言之。

    这幅漫画常被用于解释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法国农民深受特权等级的压迫,具有反抗性。这种解释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认真推敲的话,也会发现不少问题。

    首先,法国大革命不是从农民阶层兴起的,主要表现形式也不是农民斗争,而是城市暴动。

    其次,法国农民受压迫的程度在整个欧洲来讲并不是最严重的,俄罗斯农奴的命运比法国农民的命运更悲惨,但他们却安之若素,因此,受压迫的程度与反抗的强度并不必然成正比。这种解读,潜意识中是把漫画当作了一种客观现实,而忽略了漫画是一种主观现实。

    其实,漫画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忠实地反映了客观现实,而在于它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心态与普遍观念。亦即,要将漫画放在心态史的角度去解读。这幅漫画的作者已不可考,但可以合理推测,他(她)应该不是农民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有觉悟的特权等级(法国大革命中有不少贵族反叛了自己所处的阶级)。故此,这幅漫画体现的是,当时法国已经有人认识到等级制度的不合理,法国启蒙运动已经结出硕果。一个制度不合理,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表示反对(如当时的沙俄),这个制度将继续存在下去;而当有人认识到这个制度的不合理并大声疾呼,这个制度离瓦解之日势将不远。

    史料的价值可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从宏观层面来讲,史料的价值在于它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历史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从微观层面来讲,史料的价值取决于问题,这也是本文所讲的史料价值。史料的价值建立在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观念、意图、内容、形式等要素的基础上,但是,史料自身并没有价值。当它被用来回答问题时,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观念、意图、内容、形式等要素就活起来了,史料的价值因此得以凸现。故此,史料的价值取决于它与问题之间的关联。问题提对了,史料就有价值;问题提错了,史料就没有价值。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①如果用伪材料来回答其伪托的时代及作者的思想,这将导致南辕北辙之谬误;但如果用伪材料来回答作伪时代及作者的思想,那么该材料将极富价值。再如神话和传说,看似荒诞,但只要问对了问题,它也有很大的价值。正如上文中的《史记·周本纪》,如果我们能提出问题:“为什么弃知道母亲的名字,而不知道父亲的名字?”“为什么弃之后的父子传承关系一目了然?”“为什么周族列祖列宗的事迹有详有略?其标准是什么?”史料就会向我们揭开诸多史实神秘的面纱。

    当然,并非所有的史料都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觀念、意图、内容、形式、价值等三个层面九个要素的信息,如无意证据就不包含意图。但这三个层面九个要素,作为获取有效信息的分析框架,是基本合用的。至于获取方式,有直接提取,有合理推测,有核实查证,甚至有综合判断,皆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作者简介】张汉林,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教育、教师教育。

    邓敏,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