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于湖词承继东坡词之关键
许林菁
内容摘要：张孝祥是南宋致力于凌轹苏轼并在词的创作上卓有成就的第一人，于湖词继轨东坡词，“寓以诗人句法”，用诗体之自由章法，用诗体之用典，将诗“兴观群怨”的多种功能赋予词体，使其词具有“骏发踔厉”的风格特点。
关键词：骏发踔厉 于湖词 东坡词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廷试擢进士第一，有《于湖居士文集》《于湖居士长短句》。张孝祥受苏轼的影响颇深，谢尧仁在《于湖先生文集序》中就直言张孝祥有“凌轹坡仙之意”[1]，于湖词同样也受到了苏轼词风的影响。缪钺认为，“张孝祥在南宋初期词坛中，所作兼有清旷与雄豪两种长处，上承东坡，下开稼轩，在词的发展史中有相当重要的位置。”[2]下文将从“寓以诗人句法”与“骏发踔厉”风格两处着手，讨论于湖词与东坡词的承继关系。
一.“骏发踔厉”的内涵与外延：“豪放”、“寓以诗人句法”
乾道本《于湖先生长短句》收录了汤衡所作之序，在序中汤衡认为于湖词“如歌头、凯歌、登无尽藏、岳阳楼诸曲，所谓骏发踔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3]，将“骏发踔厉”作为于湖词风的概括，这一提法在后世词论中接受度极高，毛晋《于湖词跋》就直接搬用了此句。“骏发踔厉”一词虽精炼，但所指的具体含义却幽微难明，其词之内涵与外延需详加考辨。
“骏发”，最早见于《诗经·噫嘻》篇“骏发尔私”句，郑玄笺云，“骏，疾也;发，伐也”，其意是“使民疾耕发其私田”[4]。“骏”也可通“俊”，如《文心雕龙》中有“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5]句，“俊发”其意便为英俊风发，指才识、情性、文采充分地表现出来。“踔”，《说文解字》解为“踶也”，本义为踢、踏，引申为腾起、跳跃意。“厉”，程度词，凶猛意。“踔厉”，其本义当为猛起跳跃，故而有奋发、雄健意。“踔厉风发”，与“骏发踔厉”颇为相似，其词义也可作为参考。《重编国语辞典》释其义为“文气奋扬或议论风生的样子”[6]，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有“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7]句。故而就词义而言，“骏发踔厉”指的是一种奋发、雄健，具有蓬勃气势的风格特点，并且这种风格与作者于作品中充分地展示其才识、情性、文采有莫大的关联。
就此而言，骏发踔厉不免使人联系到在论词时颇常提起的另一风格——“豪放”。“豪放”自东坡始，内涵不断扩大，今已成为与婉约相对的词体风格之一。简单而言，“豪放”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不拘法度，豪放不羁、纵情放笔的写作状态，二则是豪迈的气概。[8]“骏发踔厉”所指的奋发、雄健、气势蓬勃，是包含在豪迈气概之内的。而词人在词作中充分展现其才识、情性、文采，正是要通过不拘法度、豪放不羁、纵情放笔的写作状态来实现。汤衡所举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水调歌头·凯歌奉寄湖南安抚舍人刘公》《水调歌头·汪德邵无尽藏》《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四首词，确实也可以划分为豪放词。“骏发踔厉”与“豪放”并非毫无区别，但其差异是微妙的，严谨来说，“骏发踔厉”包含在“豪放”之内，“豪放”的外沿更广，“骏发踔厉”所指更为细化。
讨论于湖词“骏发踔厉”风格的外延，还需回到汤衡《张紫薇雅词序》“骏发踔厉”句的前后语境之中。汤衡的序中“骏发踔厉”后紧跟着“寓以诗人句法者也”一句，而此处“诗人句法”并非是此序中第一次出现。前文就有“其后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于湖紫薇张公之词，同一关键”[9]。可见，在汤衡看来，“骏发踔厉”与“诗人句法”有关联，而“诗人句法”，正是于湖词承继東坡词的关键所在。前文已提及“骏发踔厉”与“豪放”之关系，“豪放”可以说本自苏轼始，故而于湖词“骏发踔厉”的风格与东坡词之关系，已然明了。在讨论“骏发踔厉”与“寓以诗人句法”的关联前，还需对“寓以诗人句法”有进一步的了解。
汤衡并非是使用“寓以诗人句法”来论词的第一人，他应该是受到了黄庭坚的直接影响。黄庭坚在《小山集序》中就用此来论晏殊之词，“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10]黄庭坚论诗颇讲求“句法”之学，其所言的“句法”，“含义甚广，既指诗的语言风格，又指具体的语法、结构、格律的运用技巧，而其精神，则在于对诗的法度规则与变化范围的探讨。”[11]《小山集序》中“寓以诗人句法”后所言的“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指向的是晏殊词之语言风格。但是在汤衡的《张紫薇雅词序》中，“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所指是词坛风气。“所谓骏发踔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此句所言又涉及到了于湖词的风格。故而，汤衡将“诗人句法”的内涵扩大了，“诗人句法”既指词在语言风格、句法技巧上对诗体的学习，也指由于这种学习而带来的词之风格、词坛风气的转变。所以，“骏发踔厉”与“寓以诗人句法”的关联，可以理解为张孝祥作词对诗体进行了借鉴，正是这种借鉴，促使其词形成了“骏发踔厉”的风格。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汤衡所言于湖词的“骏发踔厉”，与“豪放”的内涵相近，是指词人作词时纵笔展示其才识、情性、文采，故而其词气势蓬勃，有奋发、雄健之风。并且，于湖词“骏发踔厉”风格的形成与其对东坡词的学习、借鉴有莫大的关联，这种学习、借鉴的关键之处，就在“寓以诗人句法”，而正是因为“寓以诗人句法”，于湖词形成了“骏发踔厉”的词风。下文就从词的章法、用典、兴观群怨三个方面，讨论于湖词的“寓以诗人句法”、“骏发踔厉”的词风，以及两者的关联。
二.“骏发踔厉”风格与诗体之章法
按字数多寡，可将词分为小令、中调、长调。词中的引、近多为中调，慢曲则归为长调。字数的长短，也对词的章法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小令字短，易出警句，对词的章法不会有太多要求。而中长调词，尤其是字多调长的慢词，就要求词人在慢词的结构上进行精心布置。北宋初期词人中，柳永是在慢词创制发展的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位词人，他将赋体文学的铺叙手法带入慢词中，放纵笔势，层层铺叙。到了苏轼，东坡词向诗中的长篇汲取养分，将长篇诗之章法带到慢词的创作中。于湖词对诗体的学习，正是承继自东坡词。
苏轼在诗歌创作中追求“自然”与“自由”，豪放畅达、自由挥洒是其诗歌创作的主导风格。苏轼赞赏谢民师之诗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2]苏轼谈及自己的创作也言，“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13]并称赏诗僧辨才“平生不学作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14]，反对如巧人织绣般作诗。诗之创作要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直抒胸臆，浑然天成，这就形成了苏轼诗在章法上自由奔放的特点。
苏轼胸中书卷繁复，才气横溢，创作如行云流水，冲口而出。故而相比小令，慢词篇幅之长，更适合苏轼的发挥，自由的诗歌章法也被苏轼带入到了慢词的创作中。试以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为例。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15]
词之上片问天，“明月”两句，陡然发问，破空而来，虽从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听杯一问之”[16]而来，但苏轼其问，语意更为陡峭。“不知”两句，承接上问再发一问，既不知明月几时有，亦不知天上年岁。前之两问皆不得其答，才有“我欲”句，愿乘风归去一探其究。“又恐”两句一转，担心高处寒冷不能胜受，所以决定就在月下起舞。从陡然发问，到“我欲”、“又恐”，再到月下起舞，这其实是词人的思索过程，是他心理状态的起伏变化。词之下片问月，换头承上写月，并落至眼前。“不应”两句，颇有埋怨明月无情之意。“人有”三句一转，又是替月开脱之言。“但愿”两句，以美好的愿景来自我宽慰。从眼前之月到怨月，到为月开脱，再到自我宽慰，下片写出了词人情绪变化的过程。由思想而起伏、随情感而变化，这是诗的章法，“这首词是诗的写法，是长篇抒情诗的写法，接近于李白的《行路难》、《将进酒》等长篇乐府诗”。[17]
简而言之，苏轼于词之章法上的创新，就是抛弃了柳永“以赋为词”的铺叙写法，转而学习诗体由思想而起伏、随情感而变化的自由章法。于湖作词正是学习了苏轼词这种由诗而来的自由章法，试以汤衡于序中所举四首词其一《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为例进行分析。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与《水调歌头》相比，《六州歌头》词调更长，字数更多。然于湖此词并未有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之感，就在于其词没有在其所见所闻过多描画，而是将词的笔墨重点放在了词人之所思所想上。词的上片仅用寥寥数言写眼前之景，“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接着词人就从眼前之景进行了发散，追忆“当年事”，并由古至今，感慨当今时局。下片从时局而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感慨，而报国无门的原因竟是朝廷的求和，又引出了词人对时局的批评和看法，最后回到词人本身，以“情”作结。词人以思运笔，尽情挥洒。
陈廷焯评此词“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18]。苏轼的《水调歌头》是破空之奇思妙想，于湖的《六州歌头》则是满壑之忧思与愤慨。张孝祥与苏轼一样，有着天人之才气，在诗文创作中纵情放笔。谢尧仁评价张孝祥之文，“其文章如大海之起涛澜，泰山之腾云气，倏散倏聚，倏明倏暗，虽千变万化，未易诘其端而寻其所穷。”[19]这与苏轼行云流水的创作追求是一致的，汤衡提及于湖作词“未尝著藁，笔酣兴健，顷刻即成”[20]，《张于湖先生集序》称其“每见于诗、于文、于四六，未尝属稿，和铅舒纸，一笔写就，心手相得”[21]，都表明于湖豪纵的创作状态。这种笔酣兴健、一挥而就的创作状态，使于湖词之章法，起伏波澜，如惊涛出壑，气势蓬勃，尽显其胸中才气，故而其词有“骏发踔厉”之风格。
三.“骏发踔厉”风格与诗体之用典
苏轼是在词中用典的里程碑人物，东坡词中的典故出入经史子集、神仙志怪，包罗万有，典故的使用也成为了苏轼“以诗为词”的重要特征。汤衡说于湖词“未有一字无来处”，固然有夸张之处，但也说明了于湖词继承了东坡詞爱用典的这一特点。
于湖词偏爱用史书之典，就《水调歌头》（雪洗虏尘静）一词来说，“湖海平生豪气”用《三国志·陈登传》陈元龙之典，“剩喜燃犀处”句用《晋书·温峤传》温峤至牛渚矶之典，“香囊未解”句用《晋书·谢玄传》谢玄少时好佩罗香囊之典，“我欲乘风去”句用《南史·宗悫传》宗悫乘风破浪的志向之典，“击楫誓中流”句用《晋书·祖逖传》北伐渡江时中流击楫之典。仅一词就用了五处来自史书中的典故。除史书之外，经部如《孟子》、子部如《庄子》、集部如《楚辞》、志怪小说如《集异记》《商芸小说》、佛道典籍如《楞严经》，其中诸多材料皆为于湖所驱使，融会至其词中。语典方面，唐人诗句、屈原与苏轼的作品，于湖词中多有化用。
将诗歌中的用典带入词体中，这对于湖词骏发踔厉词风的形成也产生了影响。一方面，援经据典本身就是词人纵笔展现其才气的表现。就典故本身而言，典故能用寥寥数言，表现出更丰富、多层次的内涵，这实际上是对词的言语世界进行了拓展，而言语世界的扩大就给了词人以更多的空间进行发挥，词人之才情能够得到充分地展现。如于湖词《浣溪沙·坐中十八客》，“同是登瀛册府仙”用唐太宗设文学馆，将十八学士的图像立册藏之馆内之典，“今朝聊结社中莲”句用晋慧远集高僧、名儒十八人结白莲社于庐山东林寺之典，此两句所用之典都切十八之数，其意更是将坐中十八客比典故中的学士、高僧、名儒，用典既合人数，又合词律，词意也绝妙，词人之才情、笔力展现无遗。
另一方面，援引典故的方式、典故的内容，也会影响到词风。如张孝祥为其父张祁祝寿作《水调歌头·为总得居士寿》一词，词首两句“隆中三顾客，圯上一编书”，就直接用了刘备三顾茅庐与张良圯上受兵法两个典故，其内容本身就是乱世英雄事，连用放至词首，气势顿起。紧接着“英雄当日感会，馀事了寰区”两句，是对所引两个典故的议论之言，由典故内容引申到英雄感会，再到统一大业，词的气势更加蓬勃、奋进，而非一般祝寿词能比拟了。
由于典故的使用，词句的表达发生了变化，这也是词风变化的又一因素。虽然典故同意象一样，能够增加有限语言的丰富意蕴，但两者于词中的使用还是存在差异。意象是静止的，必须镶嵌于句中才能组成完句（“列锦”此类特殊的修辞手法除外），主要作用也是营造意境。典故却颇为自由，能够延展至一句甚至几句之中，在表达上一般不是为了营造意境，而是发议论之语。《花庵词选》曾记载这样一则词话，“秦（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句。坡云‘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秦问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词说楼上事。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燕中楼。晁无昝在座云：‘三句说尽张建封燕子楼一段事，奇哉！”[22]此段对话或出于后人杜撰，其中内容却颇有意思。秦少游与苏轼词句皆为十三字，同言楼上事，表达方式却不相似。秦少游两句用“小楼”、“绣毂”、“雕鞍”意象，是静止的铺叙。而苏轼三句则是用典，“佳人何在，空锁燕中楼”，一问一叹，却是议论。
于湖词中也多有以典故来发议论之语的词句，如《水调歌头·过潇湘作》一词中有“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句，其三句都用屈原的典故，《九歌》为《楚辞》篇名，屈原曾任三闾大夫，“还与日争光”句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赞屈原其志能与日月争光的语典，此句既是借用《史记》之语赞美屈原品格，就承接前两句“唤起”、“拂拭”的主体而言，这亦是词人对自我人格的追求。《浣溪沙》（一片西飞一片东）有“结习政如刀舐蜜，扫除须著絮因风”句，“刀舐蜜”用佛经典故，词人用此典发议论之言，用来嘲戏友人马梦山不忍与妓离别。缪钺论诗与词之差异，认为“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诗尚能敷畅而词尤贵蕴藉”[23]。苏轼与张孝祥在词中大量用典，正是将诗质言表达之直以及敷畅带入了词体中，这使得词能够如诗文一般雄辩恣肆、议论纵横，具有非凡气势。
四.“骏发踔厉”风格与诗体之兴观群怨
刘熙载在《艺概》言，“张孝祥安国于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致感重臣罢席，然则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24]诗之兴观群怨出自于孔子，《论语·阳货》篇记孔子之言，“小子何莫学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25]“兴”侧重指诗歌对个体情志的感发，“观”则是指诗歌对社会的认识作用，观民风，见政治之得失。“群”是指诗歌有协和群体的作用，“怨”指怨刺上政。刘熙载所说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于湖在此词中写建康城战后的萧条，淮河岸战备之空，讽刺朝廷求和，抒发自己壮志难酬之愤慨。论其内容，确实有孔子所说的“兴”与“怨”。
刘熙载提出于湖此词之兴、观、群、怨，指向的是词能表现的内容世界得到了拓展，故而词亦能够具有与诗歌同样的功能。在于湖之前的苏轼，“以诗为词”，对词体进行的改革，就包括了词之内容。“苏轼词叙说报国志向和仕途风波险恶、关心民生疾苦、袒露人生旅程中种种复杂心态、诉说亲朋好友之真情。诗歌能够触及的题材，在苏轼笔下皆可入词。”[26]于湖词之题材，同样宽广。送别词、祝寿词，席间酬唱所作之词，怀古词，甚至用以表现民俗、战争之词，都能在其词集里搜检出来。
但于湖词在题材上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于其词将东坡词之题材往现实生活更推近了一步，将时代的忧患囊括至词的表现范围内。苏轼所处的北宋熙宁前后，固然有朋党之争，有国政之弊，但不曾有国土破碎之愁思，也不会有外敌窥伺之忧思。而张孝祥所处的时代，在靖康之变后，南宋定都临安与金对峙，外有金兵虎视眈眈，不时来犯。宋高宗赵构却无意于收回北方失地，选择偏安一隅，与金和议。至宋孝宗，朝堂内和、战两派之争极为激烈，宋孝宗在两派间举棋不定。张孝祥力主抗金，其宦海之沉浮，也多与此两派之争有关。谢尧仁在给《于湖先生文集序》中言，“盖先生之雄略远志，其欲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27]于湖此志在其词中，也多有体现。前所举《六州歌头》即是席间酬唱之作，然其词满载壮志与忧思，毫无燕笑之语。其呈友人之词，如《水调歌头·凯歌奉寄湖南安抚舍人刘公》中致贺刘珙平乱之功后，亦不忘抗金大業，希冀刘珙能够运筹帷幄，“一举朔庭空”。在听到采石矶之战大败金兵的消息之后，张孝祥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词的结句“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以豪迈的笔力写出了词人之卫国壮怀。
可以说，时代带给词人的忧患与壮志，是于湖词“骏发踔厉”风格的情感内核。宛敏灏认为于湖词“大抵激于爱国热情，发抒忠义之气者，则如惊涛出壑，是于湖词的主要部分”[28]，爱国的热情、忠义之气，被于湖以豪迈的笔触写进了词中，所以其词作具有着一种奋进、激昂之气势，这正是骏发踔厉的风格产生的原因之一。东坡词开豪放之风气而新天下耳目，但豪放词在东坡词中所占只是一小部分，张孝祥有意学苏轼，把东坡词之豪放与时代的忧患结合在一起，这是于湖词有别于东坡词的关键所在。
用诗体之自由章法，用诗体之用典，扩大词的表现内容与功能，“寓以诗人句法”正是于湖词承继苏轼词的关键所在，于湖词“骏发踔厉”的风格也由此形成。于湖在文学创作中一直致力于凌轹苏轼，虽然总体上而言，于湖词之成就不及东坡词，但张孝祥“骏发踔厉”的词风对转变南宋词风，尤其是对辛弃疾词风的影响，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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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莫砺锋：《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以诗为词”》，《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
注 释
[1]（宋）张孝祥著;徐鹏校点：《于湖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第1页.
[2]缪钺、叶嘉莹：《灵谿词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3]（宋）张孝祥著;宛敏灏校笺：《张孝祥词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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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宋）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9页.
[11]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12]（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版第1418页.
[13]（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版第2069页.
[14]（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版第2136页.
[15]（宋）苏轼著;（清）朱孝臧编年;龙榆生校笺;朱怀春标点：《东坡乐府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页.
[16]（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集注》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3页.
[17]孙维城：《宋韵——宋词人文精神与审美形态探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18]（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19]（宋）张孝祥著;徐鹏校点：《于湖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第1页.
[20]（宋）张孝祥著;宛敏灏校笺：《张孝祥词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1页.
[21]（宋）张孝祥著;徐鹏校点：《于湖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第3页.
[22]（宋）黄升选：《花庵词选》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4页.
[23]缪钺撰：《缪钺说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4]（清）刘熙载撰：《艺概》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2页.
[25]杨伯峻注：《论语译注》，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页.
[26]诸葛忆兵：《“以诗为词”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7]（宋）张孝祥著;徐鹏校点：《于湖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第2页.
[28]（宋）张孝祥著;宛敏灏校笺：《张孝祥词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