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恒心”与“恒产”之关系论析
内容摘要：孟子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提出“恒心”与“恒产”的概念，并通过对“士”与“民”对比，突出“恒产”对普通百姓的重要性。在“恒心”与“恒产”的关系上，孟子试图让齐宣王信服，“恒产”是“恒心”的必要条件。这一思路逻辑上虽不严谨，但却体现了孟子对百姓的深切同情与理解。在“恒产”的实现上，孟子以“五十者”“七十者”为着眼点，体现了孟子举重明轻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孟子 恒心 恒产
一.“恒心”“恒产”的提出
孟子对于“恒心”“恒产”论述集中表现在《孟子·梁惠王上》一章。面对齐宣王“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的提问，孟子给出的却是“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的回答，不厌其烦地向齐宣王展示自己的仁政理想。他说：
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1]17
希望能够说服齐宣王弃霸道、行王道，使百姓安居乐业、四方来归。在孟子的循循善诱之下，齐宣王终于愿意一试，说道：“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1]示意孟子给出给出具体方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孟子提出了著名的“恒心”“恒产”的论述。他说：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1]17
关于“恒心”，朱子的解释是：“恒，常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2]211“恒心”即是常存的善心。孟子说：“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矣。”人无“恒心”，就会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在孟子看来，使民有“恒心”是行王道于天下的前提。在提出“恒心”之后，孟子又进一步引出“恒产”的概念。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对于“恒产”，朱子又解释道：“产，生业也。恒产，可常生之业也。”[2]211“士尝学问，知义理，故虽无常产而有常心。民则不能然矣。”[2]211可见，“恒产”即是可以维持长期生活的产业。对读书明理的“士”来说，“恒产”不是必须的，无“恒产”亦可有“恒心”;可对普通的“民”而言，“恒产”却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看出，孟子关心的并不是“恒心”“恒产”的概念本身，其内心关切的始终是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而将“士”与“民”对比，更为了让齐宣王明白“保民而王”重在“民”，即要使民有“恒心”;而要使民有“恒心”，必要先使其有“恒产”。如此，孟子便將难以把握的“恒心”落实到了可切实操作的“恒产”上。
二.“恒心”与“恒产”的关系
对于“恒心”与“恒产”的关系，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朱子注：“此即言民有常产而有常心也。”[2]211明君对待自己的百姓，必会使他们吃饱穿暖，父母妻儿皆有所养，然后再引导他们向善，百姓也容易接受。这是孟子从正面论证，有了“恒产”的物质保障，百姓才容易向善，获得“恒心”。
为了进一步说明“恒产”与“恒心”的关系，孟子又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朱子注：“此所谓无常产而无常心者也。”[2]211只是现如今，百姓生活困苦，上不足以赡养父母，下不足以抚养妻儿，基本的生存尚难以保障，有哪有工夫来修德习礼呢？这是孟子从反面论证，百姓之所以没有“恒心”，一个首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恒产”。孟子试图让齐宣王接受，“恒产”是“恒心”的必要条件。
那么，孟子这一逻辑是否严密呢？在此，我们不妨先看一下朱子的那两句注解，即“此即言民有常产而有常心也”与“此所谓无常产而无常心者也”两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句中都出现“而”，然而值得注意却是，这两个“而”字的含义是不同的。
在朱子的第一句注解“此即言民有常产而有常心也”中，“而”字表顺承关系，可解释为“然后”，即有“恒产”，然后有“恒心”。在这里，“恒产”与“恒心”是相关关系，但尚无法证明“恒产”是“恒心”的必要条件。比如，就存在“士”这种例外，“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当主体是“士”的时候，“恒心”并不需要以“恒产”为前提。对此，朱子理解为，“士尝学问，知义理，故虽无常产，而有常心”[2]211。这似乎是说，“恒产”与“恒心”并不是直接相接的，“知义理”才是产生“恒心”的关键。如果是这样，那么孟子关于“恒产”是“恒心”的必要条件的主张就是不严密的，因为不一定要使民有“恒产”，使民“知义理”一样可以实现民有“恒心”。
而在朱子的第二句注解“此所谓无常产而无常心者也”中，“而”字却是表因果关系，可解释为“因而”，即没有“恒产”，因而没有“恒心”。这似乎又是说，“恒产”就是“恒心”的必要条件，而这与我们根据第一句注解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不一致的。如果说朱子的注解即是孟子的原意，那么就意味着孟子的思路是有逻辑漏洞的。
其实，细想一下便会发现问题所在。“没有恒产因而没有恒心”这一思路是孟子根据经验中的现象得出来的，他发现，现实中那些没有“恒心”的人都没有“恒产”。我们且相信孟子所观察到的这一现象确是事实，但这是否能说明这之中必然有因果关系呢？“无恒心”是由“无恒产”导致的吗？如果是，那么没有“恒产”的人便都没有“恒心”了。可是，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士”无“恒产”，却有“恒心”，这就说明“无恒心”并不是由“无恒产”导致的。在此，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恒产”确实不是“恒心”的必要条件。
既然孟子“恒产”是“恒心”的必要条件这一思路是有逻辑漏洞的，那么是否代表这一思路是没有意义的呢？如果不是，其意义又何在？
为了理解孟子的意图，我们不妨再一次回到孟子的话语本身。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孟子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我们可以看到，孟子是将“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放在“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之前的。也就是说，孟子清楚地知道在所有人当中，存在着“士”这种特殊情况，他们与一般的“民”是不同的。“士尝学问，知义理”，他们获得“恒心”的方式是“学问”，通过“学问”获得“义理”，而“恒心”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因而，对于“士”来说，他们获得“恒心”才不需要以“恒产”为前提，孟子当然是知道这一点的。而一般的“民”不仅没有“士”那样的成长环境和学习经历，而且在人数上占绝大多数。所以，摆在孟子眼前的问题其实是，如何让普通百姓获得“恒心”。
孟子说：“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驱而之善”即是为了让使百姓“知义理”。可见，对于“知义理”才是产生“恒心”的关键这一点，孟子是心知肚明的。那么，孟子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恒产”呢？孟子似乎早知我们会有此一问。他说，若民无“恒产”，“此惟救死而恐不善，奚暇治礼义哉？”如果没有“恒产”，百姓连生存都无法保证，更无心知书学理，那么空谈“恒心”将是没有意义的。
至此，我们才终于明白了孟子的逻辑：“恒产”固然不是士人获得“恒心”的前提，甚至也不是普通百姓获得“恒心”的前提，“知义理”才是;但“恒产”对百姓却是至关重要的，对他们能否进入“知义理”的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孟子的最终结论是：要想解决百姓的“恒心”问题，必须先解决他们的“恒产”问题。
理解了孟子的这一内在思路之后，我们回过头再看孟子的“恒产是恒心的必要条件”这一主张，就会发现，此主张虽然逻辑上不严密，但其背后的用意却是可以接受并理解的。孟子对百姓有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他没有选择用“士”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民”，因为他深知，道德应该是个人自发的选择，而不应该变成一种强制的手段。
三.“恒产”的实现
既然“恒产”对百姓而言如此重要，那么，如何使民有“恒产”呢？孟子说：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7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一句中，“本”的含义与前段中“盖亦反其本矣”一句是不同的。前文中的“本”指的是“发政施仁”，而此处的“本”指的则是“使民有常产”，统领下文“使民有常产”的具体举措。朱子认为：“使民有常产者，又发政施仁之本也。”[2]212清人吕留良在他的《四书讲义》中亦专门对此部分做过评议：“‘王欲行之节，是起下文，不是结前文。前‘反本指发政施仁，此节指下节，乃发政施仁之本也。”[3]669与朱子的看法相证。
从整体上看，该段为孟子向齐宣王提出的具体方案，并向齐宣王展示了这一方案的最终目标，即“王”。从具体措施上看，孟子提出了四项举措，分别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这四项措施看似简易朴实，然而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段话在《孟子》原文中出现过两次，另一次出现在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中，除个别字词稍有差异外，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朱子在此特别附上了赵氏的注解：“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为齐、梁之君各陈之也。”[2]212可见，此四项措施并非是孟子的随口一说，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那么，这些措施有什么作用呢？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可以看到，每提出一项措施，孟子都向齐宣王展示了对应的预期的效果，即“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无饥”、“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然而，我们或许会有疑问，孟子为什么要提出这四项措施，这之中是否有特别的考虑？仔细看我们便会发现，孟子的这四项措施是层层递进的：先是解决个人的温饱问题，即“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然后是保證全家的温饱，即“八口之家可以无饥”;最后是实现社会整体精神素质的提高，即“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逻辑上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
但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似乎仍有疑问：孟子在这里明明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为什么要以“衣帛”“食肉”作为判定标准呢？这个标准是否过高了？对此，朱子解释道：
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2]204
七十非肉不饱，未七十者不得食也。衣帛食肉但言七十，举重以见轻也。[2]204
少壮之人，虽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于饥寒也。[2]204
人到五十，身体渐衰，只有帛衣才能保暖;人到七十，只有食肉才能饱腹。也就是说，对于“五十者”“七十者”而言，衣帛食肉亦只是得以维持温饱的最低标准。而帛与肉贵而不易得，孟子在这里只提及“五十者”“七十者”的温饱问题，正是举重明轻。因为“五十者”“七十者”维持温饱最困难，但如果连他们这些最难以满足的基本需求都能够满足，那其他少壮之人的基本需求必定也都能够满足了。百姓都能维持温饱，就意味着民有“恒产”的目标已经实现，此时就可以“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百姓“知义理”，进一步获得“恒心”了。
而使民有“恒心”之后，行王道于天下的条件就满足了。于是，孟子向齐宣王承诺：“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再次告诉齐宣王使民有“恒产”的重要性。
四.总结
综上所述，孟子为了向齐宣王推行自己的“仁政”思想，引入了“恒心”与“恒产”的概念，并通过对“士”与“民”对比，突出“恒产”对普通百姓的重要性。在“恒心”与“恒产”的关系上，孟子提出了落实“恒心”需要先实现“恒产”，试图让齐宣王接受，“恒产”是“恒心”的必要条件。这一思路虽然不严谨，但是体现了孟子对百姓深切的同情与理解。在“恒产”的实现上，孟子提出了四项使民有“恒产”的举措，并采用举重明轻的方法，确保民有“恒产”的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17.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吕留良著清.四书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7：669.
（作者介绍：陈倩，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