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档案思想研究
谭小勤
摘? 要：沈兼士是我国民国时期研究明清档案的专家，也是近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沈兼士早年求学于日本，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故宫博物馆文献馆馆长等职。沈兼士较早地提出了“档案学”这个词语，在档案的理论思想和管理思想方面创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尤为重视档案材料的编纂和利用，他的档案思想值得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即从沈兼士生平的档案工作、档案思想的主要内容、档案思想的影响这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关键词：沈兼士;档案思想;明清档案;历史档案;档案编纂
Abstract： Shen Jian-shi was an expert in the study of Ming and Qing archiv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also a famous linguist in modern times.Shen studied in Japan in his early years.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he served successively as dean of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curator of the Palace Museum.Shen jianshi put forward the term "archival science" earlier， and put forward his own ideas in the theory and management of archives， and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ompil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rchival materials. His archival thoughts are worth further study and discuss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rchival work of Shen JiaShi's life， the main content of archival thoughts and the influence of archival thoughts.
Keywords： Shen jianshi; Archival though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chive; Historical archives; Archives compilation
沈兼士（1886—1947），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在语言文字领域有着非常卓越的成就，著有《广韵声系》和《段砚斋杂文》等著作。除此之外，沈兼士还是明清档案理论研究和档案整理的奠基人，为我国近代档案学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沈兼士在任职北京大学文学院的时候，就拯救了一批明清时期非常珍贵的档案，而在任职故宫博物院时则将全身精力都投入到了明清檔案的整理中，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关于档案整理的许多理论，这些是其档案思想的精髓所在。[1]对沈兼士档案思想的研究，不仅能够深入了解民国时期优秀的档案学者为近代档案学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有利于从他们的档案思想中吸收经验，并应用到新时代的档案工作中。
1 沈兼士生平档案工作概述
沈兼士1886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县，曾于早年留学日本，当时正值章太炎先生在日本东京为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讲授国学知识，沈兼士也是其中一名学生。他在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也曾经主持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献馆。[2]民国刚刚建立时，当时清廷内阁大库转移出来一部分档案，相传有八千麻袋的档案散落于民间，这就是所谓的“八千麻袋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广大的文人学士面对这一现象无不痛心疾首。
1922年，沈兼士开始主持北京大学文学院，为了保护清廷内阁大库剩下的“未加造作之珍贵近代史料”[3]免于被再次损坏，使其能够用于史学研究，沈兼士多方斡旋，最终使这批剩余的档案材料全部收归到北京大学，由北京大学负责具体的整理。在沈兼士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专门成立了档案整理会，吸纳了许多当时著名的学者进来，比如说魏建功等人，参与到了档案整理工作中。在整理档案的过程中，沈兼士他们从中发现了许多宝贵的档案材料。在沈兼士看来，“档案与一代政治学术盛衰者极大”。[4]通常来说，当时所收藏的明清档案绝大多数都是官府修订的档案，真实记录了明清两朝的统治情况，是研究明清两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情况不可或缺的材料。与此同时，沈兼士还认为近代史学研究应该侧重于公家档案和民间习俗方面。随着大批明清档案被公之于世，这样可以“有效佐证书籍中的正误，从而为学者们开辟一条新的研究途径”。[5]
1925年10月，北洋政府在北京成立了故宫博物院，设立了图书馆和古物馆，在图书馆下面又设置了文献部和图书部，沈兼士担任档案馆副馆长的同时兼任文献部的主持者。1929年2月，沈兼士担任文献馆的副馆长，并于1934年成为文献馆的馆长，随即对明清时期的一切档案材料进行收集整理。这个过程中，他领导文献馆的档案学者整理编目，利用摄影技术进行编辑，最后将大量的明清档案保管陈列。“九一八”事变不久，故宫博物院及所收藏的文献就由北京搬迁到了上海，文献馆中的档案也被运离了北平。“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完全沦陷。1942年，敌伪政权接收了故宫，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故宫博物院和文献馆才搬回北平，仍由沈兼士担任馆长。[6]
2 沈兼士的档案思想
2.1 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档案学”的概念。20世纪之初，随着研究档案的论著逐渐增多，关于档案的学术成绩也日渐积累，所以有学者在论述档案和档案管理时提出了“档案学”这一概念。根据学界研究成果来看，沈兼士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档案学”概念的。[7]沈兼士在《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序》中明确提出了“档案学”一词，“吾国研究档案学之著述，要不得不以此编为梯桄”。[8]沈兼士在《故宫博物院整理档案报告》中指出当时整理档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如果没有办法将档案按照一个系统整理出来的，档案学就更没有成立的希望”。[9]这里再次提到了“档案学”一词。由此可见，沈兼士当时对近代中国档案学寄予了重大的希望，认为将明清档案整理好是开辟近代中国档案的先决条件，这使得沈兼士对建立“档案学”学科已经有了很强的主体意识。[10]1935年开始，他主持下的文献馆计划每年都编辑一本学术刊物，上面专门发表了他们在整理明清档案后撰写的学术论文，这使得当时的文献馆在明清档案的理论研究上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表明沈兼士创建“档案学”学科的决心。他不仅提出了这一概念，并且领导其他的档案工作人员一起深入这个领域进行探索。
2.2 档案整理思想。沈兼士认为“档案整理是以普遍整理为基本原则，要不避繁琐和不求速效”。[11]在他看来，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材料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全面、系统的材料才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面貌。档案只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因此，遵循普遍整理的原则是切合档案工作实际的，所以沈兼士在倡导普遍整理档案资料时，对当时北大普遍流行的“以珍奇史料取胜”的做法是坚决批判的。
沈兼士认为“整理档案须要弄清楚它在未归档之前的作用、性质以及手续的连续性”。[12]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档案都是明清政府流传下来的，所以要弄清楚这些档案产生的机构、彼此之间的联系、档案的作用等要素，这在档案整理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只有弄清楚了档案身后的隐形信息，才能够确保档案整理更加明确有序。整理档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档案，如果整理过程中忽略了档案内容的连续性，则会给后来的利用者带来极大的不便，所以沈兼士强调整理档案应该确保档案资料的连贯性。对于整理档案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沈兼士曾经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整理时只重视形式而忽视内容导致，并且指出如果没有将档案整理出一个系统，则中国没有成立档案学的希望。
沈兼士还认为档案整理的前提是编目，而编目的前提则要弄清楚明清档案中的职掌和职责。在整理档案的过程中，沈兼士认真分析了图书和档案的编目的不同，认为要确定正确的编目需要先弄清楚官府的职掌和职责，还要弄清楚公文的程式和沿革，还有档案术语。[13]时至今日，沈兼士的观点也是非常可取的。
沈兼士不仅在工作的时候身体力行，他在主持故宫博物院时也同样要求其他档案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要求整理檔案，从而促使近代档案整理更加规范化。
2.3 档案史料思想。我国自古就有编史修志的传统，所以这些典籍档案才能够代代相传到民国时期。但在古时候，人们并没有明确界定史料，沈兼士则是最早认识到明清档案的重大价值，并主持整理和研究明清档案的学者之一。[14]在沈兼士看来，档案是没有“掺水”的史料。他认为，“周官有五史，章一切政教出纳之记载”。[15]古时候是学在官府，史官执掌着政府为政与为学的总汇，并认为档案室关系到政治和学术盛衰的关键因素。正因为秉持这样的观点，沈兼士才能够在任职北大和故宫博物院的时候领导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
清廷内阁大库明清档案被视作为我国近代史料四大发现之一，这是研究明清历史的最权威的资料。沈兼士始终坚持“史皆档案”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有了原始的档案材料、组织技术以及研究者的判断能力之外，将几个元素组合在一起就能够构成一篇富有价值的佳作。民国时期的大学普遍都重视档案史料的价值，除了因为有沈兼士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代表人物以外，也和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有关系。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刚进入民国时期，中国大量的文物和档案资料遭受列强们野蛮地夺走。对于这一现象，沈兼士也十分痛心，“中国京师图书馆虽亦存储若干，然仅外人与私家割弃徐剩之物耳……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16]沈兼士对于我国古代传承下来的大量档案资料被掠夺非常痛心，所以在后面的整理档案的过程中始终秉持严谨、规范的态度，因为他知道要想把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学术发扬光大，则必须要立足传承下来的典籍档案，只有立足于“史皆档案”这个观点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2.4 档案管理思想。沈兼士主持并领导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对于这些平凡而又珍贵的档案资料，在整理后如何更好地管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付诸了实际行动。要做好档案管理工作，则需要建立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和吸纳更多的人才。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时，沈兼士即担任图书馆的副馆长和主持文献部的工作。自此之后，故宫博物院下设机构也在不断变化，而他所执掌的文献馆也从最先的图书馆下面的掌故部发展为文献馆，并和图书馆、古物馆并列为博物院下面三个独立的机构，由沈兼士担任文献馆的馆长。在这个过程中，沈兼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他不断地努力，使得文献馆的地位不断提升。为了使故宫博物院可以更加规范地发挥作用，他参与并主导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的制定，并在此基础之上组织成立了文献馆专门委员会，[17]吸纳大量当时的饱学之士进入委员会，对档案整理和管理工作提供指导。
对于档案管理具体操作，沈兼士也同样创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936年召开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一届年会，在这届年会上，沈兼士和他所领导的文献馆的同仁们提出了关于档案管理的三条提案。[18]这三条提案的内容分别认为：从省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档案应该保存在当地，不能随意丢弃;各部院应该将前清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档案都收归到故宫博物院统一整理和保管;我国驻他国的大使馆应该将已经失去时效的档案运回国内，由故宫博物院统一整理。沈兼士和他的同仁们所提的提案从时限、地点和空间等方面都对档案的规范管理和整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除此之外，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倒卖档案的现象，还上呈行政院，恳请他们下令禁止档案出售，违令者给予相应的处罚。在沈兼士看来，这些珍贵的档案一旦流失到国外，对我国的文化研究是重大损失，只有保管好这些珍贵的档案，才能够使我们的传统文化永久延续下去。[19]
2.5 档案编纂和利用思想。档案编纂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而古代社会档案编纂都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很多编纂成果违背了档案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近代史料也有新的发现，这一时期的档案编纂已经不同于古代社会。[20]沈兼士认为档案编纂先要做好档案编目和陈列工作，所以他在文献馆的整理报告中专门列出了如何进行编纂和陈列。对于档案编纂，沈兼士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观点：一是要对各种史料加以编辑;二是编制史料中的大事索引;三是要考证档案名称;四是校订官修史书和私家著作。[21]沈兼士非常重视对档案的日常保护，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自然和人为因素对争议档案的损害，他经常亲自参与到档案编纂工作中，并在这个过程中指导青年档案学者如何甄别有价值的档案史料。
除此之外，沈兼士还强调要陈列出档案材料，要建立专门的陈列室和普通的陈列室。专门的陈列室为了专门给专家提供服务的，沈兼士认为这类陈列室要根据政府下面各个不同的机构以及皇室御用的物品来进行陈列。[22]这样可以通过多种类型的陈列档案反映出来。普通陈列室则是为了给广大人民服务的，是为了增强他们对档案的认识设置的，所以在具体陈列时更多是强调种类的多样性，陈列不同的档案有利于避免单调，也能够使参观者的体验度加深。沈兼士这里详细说明了档案在编纂之后如何开放利用，从而为档案利用奠定了基础。[23]但是，因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初期还缺少比较完整的档案编纂计划，平时编纂的档案史料很多都是阶段性或者拼凑的，即便是档案汇编也不是按照索引编制，导致在后来的利用过程中很不方便，制约了工作的开展。得益于沈兼士在档案利用方面独到的见解，使得明清档案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用。
3 沈兼士档案思想的影响
沈兼士档案思想促进了明清历史的研究。沈兼士非常重视档案的价值，当时出现了“八千麻袋”事件，这让他无比痛心，但随着这部分档案失而复得，使他们这批早期档案学者更加认识到了档案史料的珍贵价值。1931年，沈兼士在铺仁大学任教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档案的价值，并认为只有越来越多的像陈垣这样的积极为整理档案奔波努力的学者，才会有这么多珍贵的档案材料保存下来。在任职故宫博物院的时候，沈兼士更是将这些档案材料视为珍宝，倍加爱惜。正因为有沈兼士等人的大量努力，才有如此大量的明清档案传世。这些明清档案材料可以对所有关于明清时期的学术研究进行佐证，为后世研究明清时期历史、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沈兼士档案思想为近代中国档案学发展奠定基础。明清档案中关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记载折射了国家发展的轨迹，民国时期开始对明清档案进行整理，这为近代中国档案学发展奠定了强大的人力、物力和思想基础。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档案价值的认识不断加深，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愿意从各个方面为我国档案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沈兼士和他领导的同仁们在档案理论、档案行政以及档案管理等方面都开展了理论研究，并且吸纳了西方先进的档案管理思想。与此同时，沈兼士在主持文献馆工作的同时，还培养了大批的档案人才，而且也获得了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使得明清档案整理工作不断完善，从而在人力、物力等方面为我国档案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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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来稿日期：2020-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