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理论的贡献

    蔡蕊

    摘 要：蔡和森作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以“极端马克思派”自居，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洪流之中。蔡和森根据革命的发展形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探讨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前途、依靠力量和斗争策略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由此逐步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

    关键词：蔡和森;中国化;革命理论

    中图分类号 D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0）04-031-04

    在尚未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前，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征程，蔡和森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社会主义潮流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被推上先进思想的前岸。蔡和森较早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将之作为改造中国、变革社会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投身中国革命洪流中，蔡和森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的革命理论。

    一、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及前途

    （一）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

    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1]（P.633）蔡和森考察了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的中国地位，认为中国在帝国主义“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协定关税”“治外法权”的殖民政策下，实际上不是独立之国了，“已经被国际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2]（P.76）。蔡和森分析了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东方各国社会的状况，即旧的生产体系已经崩坏，经济仍然停留在农业经济，政治独立日渐丧失，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本国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不能发展而沦为他们原材料的产地，旧的小手工业者和农民逐渐流为土匪，蔡和森因而明确提出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3]（P.10）的概念。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确把握，是蔡和森科学地探讨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起点。

    （二）革命的对象和主要任务

    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后，蔡和森对帝国主义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方面侵略中国人民的种种恶行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谴责，在《向导》上响亮地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他精辟地指出，“中国自最近八十年以来，已无日不在外力干涉之中，无时不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宰割之下，国境以内，租借厘然，水陆要塞，大半割让;各大都会，莫不有外兵驻扎;长江内河，简直任外舰横冲直撞;海关盐政早已共管，铁路交通，现又继之;外交内政，无一事能容中国人之自主;文化教育也几乎全归外力支配……”[2]（P.292）帝国主义如此地占据、宰割、压迫、侵略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不能独立发展的总根源，是山河破碎、军阀割据、内乱外患的原动力，是民主革命的首要对象。中国的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成为其统治的傀儡和机器，引导帝国主义的支配势力侵入中国政治经济骨髓，使中国愈加陷入国际帝国主义的奴隶地位，是全国人民之仇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互取利益，共同欺压民主革命，“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2]（P.69），“中国十二年来的往事，就是明证”[2]（P.187）。蔡和森将买办阶级比作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产下的反革命“私生子”，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异常困难的原因之一，因此买办阶级也是革命的对象之一。大革命失败后，蔡和森提出，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还要加上反對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推翻国民党的统治”[4]（P.189）。

    虽然蔡和森没有认清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成分，但是他正确的认定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以及买办阶级为革命对象，基本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主要任务。

    （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中国的革命性质“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的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P.194），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做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革命的前途为社会主义前途。他对比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差别，认为资产阶级革命以资产阶级为领导主体，为推翻封建制度建设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为目标，其无产阶级力量还比较弱小，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势力，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法国革命以及19世纪欧洲各国革命运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农民组成工农联盟反对封建制度和不彻底的自由资本主义，肃清资本主义发展一切障碍，夺取工农革命的胜利，建立工农民主独裁制度。1905年至1917年的俄国革命便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典范。蔡和森认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在历史上的任务是一致的，而在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效果是不同的”[4]（P.195）。

    第一，领导阶级不同。资本主义后进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因此反封建的任务继续进行，加之财政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耦合使得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经济上息息相关，资产阶级革命体现出不彻底性和半途而废的可能，因此革命的领导阶级应由无产阶级承担。第二，强调农民在资产阶级性质民权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第三，革命的成功需要工农携手反抗不彻底的自由资本主义。第四，革命的果实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果实而非资产阶级的成果，未来创建的政权是实行工农民权主义独裁制而非资产阶级专政。第五，革命的前途必定要转向社会主义社会。蔡和森又进一步阐析社会主义革命，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创造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权性质革命不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不与农民平分政权。他强调，革命的性质是“无条件的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4]（P.199），并且认为“中国革命将成为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模型”[4]（P.199），只有“在民权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才能开始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5]（P.785）。

    （四）革命的步骤

    蔡和森否定了“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的谬论，认为“二次革命”是中国原始的孟什维克倾向，“一次革命”混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无产阶级政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任务，忽视向下一步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衔接条件，因而也是不正确的。中国的革命应该怎样进行呢？蔡和森认为，“在资本主义后进国，无产阶级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把民权运动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事而把这一最低度党纲（争民主共和）从最高度党纲（争社会主义）排除出去。无产阶级只有坚决的与农民联合引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在民权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之下，才能开始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4]（P.196）蔡和森进一步分析，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就更加开辟了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前途——即社会主义前途”[4]（P.204），这种社会主义前途不仅有“历史的可能，而且有历史的必要”[4]（P.204）。蔡和森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运动胜利后，在经济方面和农业方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并且认为有和平转变、顺利转变的可能。

    综上可见，蔡和森关于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前途的认识和分析符合当时具体实际，对革命的发展阶段以及民权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和步骤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证实了蔡和森对中国革命发展大势判断的正确预见性。

    二、中国革命的动力、同盟军及领导权

    蔡和森对中国革命的动力和同盟军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和完善的过程。蔡和森把辛亥革命以前的革命称作旧阶段革命，他总结了太平天国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的成败并从中分析阶级关系，认为中国的买办阶级是反动的，农民虽有自发的运动，但是由于缺乏真正的无产阶级参加最终归于失败。他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分析出：资产阶级力量很小不能领导革命，农民有很大的势力但是国民党没有利用和推动，无产阶级虽然参加但不是自觉的指导者，领导阶级为国民党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由于不明确革命的性质因而也失败了。蔡和森认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使中国的革命运动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国民党老了，快要死了，不能领导革命了。”换言之，中国的革命亟需一个新党，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革命。后来，蔡和森侧重工人运动和强调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力量，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真势力”。经过“二七惨案”后，他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软弱，认识到孤军奋战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因而更多地关注工农联合，寻找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他还研究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情形与特点，深入考察了农民运动，看到了农民迫切要求革命的愿望，做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准确判断，认为“农运是整个革命根本问题”，提出“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即可得天下”[6]（P.234）的精辟见解。蔡和森认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使然，认为“我们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3]（P.42）。

    因而，蔡和森将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根本动力，蒋汪叛变革命后，他将整个资产阶级排斥在外，认为革命的动力只剩下无产阶级和农民。

    蔡和森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任务、动力以及发展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革命领导权。一方面，蔡和森肯定了工人阶级较之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所具有的独特优点，肯定了无产阶级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革命政党，肯定了无产阶级是工人運动中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蔡和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批判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同资产阶级妥协，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导致革命的重大失败。因此，蔡和森坚持和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及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领导者”[4]（P.191），“只有无产阶级能巩固在整个民权运动及工农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地位”[4]（P.206）。

    三、中国革命的道路、斗争方式及内容

    （一）革命的道路

    蔡和森在早年给毛泽东的信中极力主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行俄式革命道路”，阐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并希望国内的毛泽东尽早做中国的俄国十月革命准备，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的方式来改造社会。他分析了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可能性，但同时也认识到了“中国行俄式革命反动较俄大”的因素。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大资本家大地主少，而中小资本家居多，因此反动数目较大。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个人经济比较独立，受到政治影响甚微，而一旦集中产业，反动必然大。实际上，蔡和森这个分析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尽管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中国整体的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而并非和他分析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蔡和森从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出发，就中国的革命之路进行了可贵地探讨。

    （二）革命的斗争方式

    蔡和森逐步认识到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权势为中国人民的根本祸殃，而且认为近30年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都是由这二者欺压所激发。因此，“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植中国军阀的外国帝国主义。”[2]（P.169）如何将这种革命运动发动成功呢？蔡和森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政治上应当联合苏俄，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压，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走上独立、自由、解放的道路;经济上联合苏维埃和已经解除武装没有侵略能力的德意志，引进外资发展中国大工业，获得其先进的机械与技术;还强调与国民党建立革命民主的联合战线。采取何种方法获得革命运动的胜利呢？蔡和森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的落后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乱源在于军阀，唯一的选择就是彻底坚持民主革命，用强有力的政党，结合伟大革命群众的势力进行武力解决，实现革命的统一。同时，蔡和森还反复强调与天下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形成世界革命的浪潮。

    （三）革命的主要内容

    蔡和森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革命的性质，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内封建残余深厚没有民主政治，在外又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民族独立，加之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因此中国的革命之路与资本主义发展充分的国家不同，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大革命初期，蔡和森曾提出过“武装工农”“土地问题”的观点，在大革命后期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以“武装斗争”“农民问题”“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为核心内容的中国革命发展道路。蔡和森认为，中国独一的出路就在于贯彻革命，要实行“武装斗争”。他提出“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末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统治没有不崩倒的”[2]（P.75），

    用革命的武裝推翻反革命的武装，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翻封建旧军阀的旧支配阶级。蔡和森认为，中国革命的关键是否能够放手发动广大农民，而农民参加革命的症结在于是否分到适量的土地，因此他强调继续进行土地革命运动，以稳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枢”。随着革命形式的急剧变化，反革命的活动与日俱增，蔡和森提出“两湖决议案”，试图拯救大革命失败的危局。“两湖决议案”里面强调号召湖南湖北两省的农民武装起来，抵制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继续没收土地，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中央，建立乡村革命政权，实行“赤色恐怖”。蔡和森的“两湖提案”把农村、农民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农村根据地建设放在一起，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和局面的开创提供了有益的思想素材。后来毛泽东回忆蔡和森的提议时深刻地指出，如果当时蔡和森的提议被采纳，“苏维埃一开始就可以在南方大事发展，并且获得一个根据地”[7]（P.50）。蔡和森的“两湖提案”和毛泽东后来总结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比较接近，因此有学者认为蔡和森关于创建两湖根据地已经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萌芽。蔡和森对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认识逐步深化并且初步论证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要形式，其中农民武装要实行游击斗争，创建乡村政权，以农民运动配合工人运动推动城市的发展。虽然当时没有完全摆脱“城市中心论”，但是仍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作了积极的探索和贡献。

    蔡和森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探索性地回答了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道路、性质以及前途。蔡和森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实际，契合了中国革命的现实所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蔡和森文集（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3]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 蔡和森文集（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5]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 李永春.蔡和森年谱[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

    [7] [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刘中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