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散文中的人文关怀
王思雨
【摘 要】季羡林，作为一名学者，他能继往圣绝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是“时代”的学者，忧民之忧，患国之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的散文处处透露着人文关怀。他理性地思考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用“天人合一”的思想来谋求发展;感性地思考人生，思忆往事，用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最动人心弦的“真情”。
【关键词】文化思考;生命言说;人生顿悟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07-0175-03
一、文化的思考
季羡林的诸多散文都涉及学术问题，其中以“文化”探究居多，但行文中从不正襟危坐地谈论学问，而是以文化、艺术的眼光审视人生，无论是记人叙事还是说文论世，都有生动流畅的文化精神灌注，弥散出一种雅趣，读起来温润醇厚，风雅迷人。
文化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文化有传播性、交流性的特点，为阐明这一观点，季羡林写道：“一旦文化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绝不独占山头，进行割据，从而称王称霸，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世袭珍藏，把自己孤立起来。文化是‘天下为公的。”[1]运用生动雅致的语言来进行学术探究，以散文的形式写作学术问题，使得纯理性的学术观点也更加具有审美艺术，形象而生动。他畅谈东西文化之分，极具摩登色彩。
（一）东方文化
季羡林的多篇学术散文涉及“东方文化”，但并不局限指代中国文化，而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主要解决三个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西方对自然的索取是强取豪夺，是征服，酿成许多天灾人祸，大部分是人祸;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讲究“天人合一”，《易经·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2]顺应大自然客观规律，友好相处。季羡林认为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天”“人”的关系逐渐失去平衡，越来越不和谐，因此，他认为“要用天人合一作指导思想研究科技。”他在《东方文化》中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哲学概括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直白而准确。关于人的“自身”，中国哲学史上争论最多的主题是性善论、性恶论。但季先生表示怀疑，他认为，“性即本能，无善、恶之分，生存、温饱、发展均是人的本能，但人人如此，则必有冲突，因而，善恶的区分标准在于冲突中能否为别人着想，一个人能60%以上替别人着想，就可以认为是善者。”[3]他所谓的“善”是压制本能，为别人着想。
（二）东西方文化差异
季羡林文化散文的题材与主题广泛多样，非晚世学者之所能及。在学术散文《倡议编纂》中将文化分成四大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以及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之后他又将其扩大，认为全人类文化可分为两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东西方文化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其差异性的根源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合二为一，综合出技术;西方文化则注重分析，一分为二，分析出理论。简单来说，西方的哲学思维就是，只见滴水，不见江河;仅仅是从个别细节上着眼，穷极分析，而对这些个别细节之间的联系缺乏宏观的分析与总体概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清如水。而中国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善于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这似乎更合乎辩证法的观点。季羡林曾在文本中以一个简单的例子阐明关于多元、宏观这一哲学观点，他说：“西医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而中医则是全面考虑、多方照顾，一服中药，药分君臣，症治关键，医头痛从脚上下手。”[4]
（三）东西方文化联系
季羡林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即东方文化必将取代西方文化，指导科技发展，“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但是季羡林指的“取代”并不是指“消灭”，而是一个此消彼长、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这几百年间，西方文化繁荣昌盛，极富创新。但弊端也随之出现，如季羡林所说“分析的方法有限度，要把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是办不到的。必须改弦更张、另求出路，这样人类文明才能继续向前发展。”[5]季羡林主张以西方文化的成就为基础，纠正其弊病，继承一切优秀的，用综合思维探索世界，把人类文明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生命的言说
季羡林的一生跌宕起伏，他经历过血腥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见证过坚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也遭受过“文革”的迫害。他的一生都处在变动中，变动的社会性质，变动的世界格局，变动的文化信仰，唯一不变的是他的人生哲学与面对荣辱的淡然。他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无所谓悲，无所谓喜，宠辱不惊，巍然不动，就像二月兰一般，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他爱花爱草，爱自然万物，将自己与万物融合在一起，达到“万物与我为一体”的超然意境，是真正的“天人合一”。
（一）草木寄情
季羡林是个多情之人，他钟情于身边的一事一物，甚至可以说是多愁善感。刘熙载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艺概·书概》）俗话说，文如其人，在季羡林的散文中，悲情更甚于欢意。他喜爱动物花草，自认“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气。”[6]他哀叹于马缨花的寂寞，更对藤萝树的悲伤痛苦感同身受;他有感于牡丹、香橼的振奋精神，与“季荷”、夹竹桃望而乐之;与兔子同病相怜，与老猫相互安慰。在他眼里，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
在季羡林的花园里，有如火焰般浓烈怒放的枸杞树;有如红雾般清香满溢的马缨花;有怡然自得，笑对春风的二月兰;有随风飘零，“含冤逝世”的西府海棠;有花影迷离，叶影参差的月下竹桃……它们如同人一般有着自己的悲欢离合，人同它们一般淡然面对人生的阴晴圆缺。在季羡林的世界里，人和自然，不知谁是主，谁是客，颇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感。“现在居然有这样一棵虬干的老枸杞树站在我面前，真像梦;梦又掣开了轻渺的网，我这是站在公寓里吗……我做着天真的童话般的梦。我梦到了这棵苍老的枸杞树——这枸杞树也做梦吗？”（《枸杞樹》）如庄周梦蝶般，季老也分不清“何者为物何者为我”了。
然而，花草同季羡林的命运一样，在那人妖不分、是非颠倒的年代失去了光彩。养花被看作是“修正主义”，“四人帮”先批人再砍花，几十年上百年的老丁香树被砍伐殆尽，屡见于清代笔记中的几架古藤萝也被斩草除根，枝干繁茂绿叶葳蕤的西府海棠也在劫难逃。“在茫茫人世中，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哪里有闲心来关怀一棵古藤的生死呢？于是，它只有哭泣，哭泣，哭泣……”（《曲径悲剧》）不知是花在哭，还是人在哭？
（二）动物情怀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社会纷繁复杂，光怪陆离。人的一言一行往往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与人相处，往往没有与动物相处那般轻松自在。季羡林在《牛棚杂忆》自序中曾说：“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绝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他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有生命的物种，乃至花草树木都有生存的权利。
季羡林先生从小就非常喜爱小动物，总觉得同小动物在一起，就会有另外一番滋味，它们是那样的天真自然，率性而为;有吃就会抢吃，有喝就会抢喝;不会谄上瞒下，也不会互相推诿;受到惩罚，忍痛挨打;受到奖励，欣喜若狂，但一转眼间，依旧我行我素，纯任自然。 所以，和率真纯朴的动物相处，季先生更能感受到来自心灵深处的淡然与自得。不像同人相交，吹捧迎合，斟酌词句，虚与委蛇，矫情做作。作为一个多情的学者，季羡林爱护每一株花草，亲近每一个动物，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每一个生命。但是，在混乱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许多文人墨客、学者教授都成了“不可接触者”，很少有人敢与之交往。季羡林也不幸成为了这类人，他说：“我虽为人处世，实为异类。”季羡林只能将美好的感情寄于动物，他说：“人视我为异类，它们视我为好友，从来没有表态，要同我划清界限。”[7]简单而直白的文字，却使人感到心酸与无奈。所以，他更爱天真无邪的动物了。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自认还有一点儿力量、一点儿权威的话，应当向敌人和坏人施展，不管他们多强多大。”[8]在季羡林朴实的认知里，向弱者发泄，算不上英雄汉。所以，尽管当时季老已是耄耋之年，但还要匍匐在床下桌下清扫猫屎，往往累得氣喘吁吁，却仍尽心尽力，乐此不疲。他自己也满足于这种状态，说“心里乐滋滋的。”
他爱动物不仅爱它们的天真率直，更爱它们淡然的“动物生”态度。它们不会因环境而改变自己，不媚上，不瞒下，率性而为，在它们的世界里，“众生平等”。面对生死，它们也有自己的哲学。猫在寿终前会“离家出走”，决不让主人看到而感到悲伤。在动物的身上，季羡林看透了生死的哲学，即有生必有死，方死方生，这是自然万物都要遵循的规律，谁都逃不过。生死都能坦然面对，又何况荣辱？
三、人生的顿悟
季羡林的散文追求“真情流露，纯朴自然”，其文一气呵成，流畅自然，读之如行云流水，畅快淋漓。他写散文主张“想怎样写就怎样写，愿写则写，愿停则停，毫不费心，潇洒之至。”[9]因此，遣词造句毫无生铸硬造之态，又处处流露出“真情”，使读者受其影响，只觉心旷神怡。他自己就用“四真”来概括，即真实、真切、真诚、真挚。
（一）历史沉思
艺术源于生活，对于季羡林来说，人生的顺逆都是他宝贵的财富，生活的磨砺使得他的内心更加坚强。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宠辱不惊，贫贱不移，他将自己一生的感情都倾注于笔端，洋洋洒洒数十万字，年至耄耋，笔耕不辍，为中国文坛及学术界留下了珍贵的宝藏。无论是被尊为“国学大师”，还是被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他都能淡然处之，不喜不悲，虚心写作。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学者都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唯恐自己的言行有“越轨”之处，随后便是又一场灾难。然而季羡林对文学的执着已然超过了对灾难的恐惧，在那混乱的十年里，他偷偷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此书记录了“文革”十年他所遭遇的荒谬事实，是用血泪写成的一部“史书”。季羡林曾说：“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
季羡林所有的回忆都以“真实”为基础，讲述的皆是真人真事真情，绝不弄虚作假，无病呻吟 。他在作品中毫不避讳地指出“文革”的政治错误，毫不掩饰自己关于阶级与“右”倾的错误，顶得住压力，担得住责任。他在多篇散文中都提到了“文革”期间的荒谬遭遇：“特别是‘十年浩劫中，我胆大包天，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戴上了种种莫须有的帽子，被‘打成了反革命，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至今回想起来还毛骨悚然的折磨。”[8]
在21世纪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历史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不能掩藏回避当时的错误。季羡林的作品真实再现了当年的社会，为沉溺于安乐中的我们敲响了警钟。
（二）昔人旧事
季羡林笔下的人物真实而感人，字里行间充斥着浓浓的深情。他有一条金科玉律：未情动于心，绝不妄动笔墨。在他的散文世界里，有慈爱温柔的母亲;有执着可怜的乡间老妇;有生命顽强的瓦匠;有善良诚恳的女房东;有遭受苦难的波兰女孩;有勤劳善良却一生悲苦的王妈;有“没有架子”却遭遇不幸的学校教授;有贫困潦倒却懂得感恩的瞎眼乞丐。他笔下的人物形形色色，没有阶级，没有人种，没有雅俗，他们是一个个鲜活而丰满的“人”，贫困潦倒的瞎眼乞丐，吃不上饭、住破坟洞，却记着“我”的恩惠，回报我以自己种的扁豆;善良诚恳的女房东，勤劳老实，对我颇为照顾，却对犹太人与天主教有着偏见。他们不是绝对的正义，但都是“善”的形象，平凡又不平凡。
他们平凡无奇，有的是农村老妪，有的是家庭妇女，有的是邻家女孩，有的是流浪乞丐，有的是文人学者……平凡的他们过着平凡的生活，经常为平凡琐事所扰。但他们又高贵伟大，因为每一个人物都有一颗真诚而朴实的心。一位长着蝙蝠形棕黑面孔的孤寡老人，生活困窘，住在废弃的坟洞里。最可能绝望的他却始终不放弃希望，每一次见面，他都会更狼狈，但是从他眼里总能看到生命的光，神秘而坚定，仿佛又在前方看到希望，看到花。这是一个农民对生命的渴望，对命运的反抗，是人生最真实、最朴实的渴望。就如《清塘荷韵》里所写的：“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御。”
刘勰曾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不管是抒情还是叙事，散文真正的精神在于真实，只有真实地写身边的琐事，才能真正拨动人们的心弦，净化人们的灵魂。天下最伟大之爱莫过于母爱，无论贫穷与富贵，爱都是最真实最珍贵的。乡间的老妇人，每天絮叨她的儿子，村里人只当她疯了，只有“我”能对失去亲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所以季羡林写道：“我们同样是被厄运踏在脚下的苦人，当悲哀正在啃着我的心的时候，我怎忍再看你那老泪浸透你的面孔呢？我为你祝福！”最简单的文字，却是世间最真诚的祝福。可怜天下父母心，季羡林在《赋得永久的悔》一文中讲述了自己对母亲的愧疚与思念，感情充沛，读之使人心伤，品之使人落泪，使得读者与作者产生来自灵魂的共鸣。他以最朴素的文字抒发着最真实的情感，千万愁思凝成一段话，“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親，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的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在《母与子》中也写道：“每棵树上都有母亲亲自砍伐的痕迹;在给烟熏黑了的小厨房里，还有母亲没死前吃剩的半个茄子，半颗葱;吃饭用的碗，随时用的手巾，都印有母亲的手泽和口泽……就在十天后的现在，我却只看到母亲躺在这黑匣子里。”寥寥数语，没有巧妙修辞，没有华美的辞藻，却能道出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悔恨，道出最令人肝肠寸断的思念。
四、结语
自古以来，庄子的汪洋恣意，贾谊的纵横捭阖，赋予了学者散文一种独特的审美特征。季羡林作为学者散文的代表作家，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其理严谨，其情动人。作为一名学者，他能继往圣绝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是“时代”的学者，忧民之忧，患国之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的散文处处透露着人文关怀。他理性地思考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用“天人合一”的思想来谋求发展;感性地思考人生，思忆往事，用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最动人心弦的“真情”，读之，让人心驰神往;品之，让人回味无穷。
参考文献：
[1][3][4][5]季羡林.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2]周甲辰.传统文艺鉴赏理论的现代观照[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
[6]季羡林.季羡林品生活[M].北京：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2015.
[7][8]季羡林.季羡林谈人生[J].北京：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2015.
[9]季羡林.季羡林谈写作[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6.
